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后全能主義政治和中國特色民主政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淡化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推行改革，走黨政分開之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經過改革，黨對整個社會的控制逐步弱化，公民社會的雛形逐漸形成，國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被喚醒，國民獲得越來越多的個人自由。黨和政府逐步承認國民的“人權”，讓“保護人權”的提法入憲法，還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這是一個巨大進步。正如著名文藝理論家黃海澄所言：“從前蘇聯來的把個人當做一架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的觀念和做法、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把人當做‘馴服工具’的觀念和實踐，都是扼殺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反人文主義的，依此，人不是目的，而成了純粹的工具，甚至工具的工具。其社會的危害性、對人的壓制和摧殘極為嚴重。必須重申人是最后的惟一的目的這一崇高的人文主義觀念。”［4］

在政治轉型氛圍中，中國影視也逐漸從黨的嚴密控制下解放出來，中國影視的定位不再只是黨的輿論宣傳工具，而是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可以走多元化發展的道路。事實上，當代中國影視已形成多元化發展的格局：為黨做宣傳、弘揚主旋律的影視作品仍占有一定的份額；貼近社會、貼近老百姓、貼近生活、走人本主義路線的影視作品越來越多，形成一股不可逆轉之勢；一些敢于批評黨曾經犯的錯誤的影視作品露出水面，引人關注。我們以電影《開國大典》、電視連續劇《我的丑娘》、電影《色?戒》、電影《活著》為例進行分析。 李前寬、肖桂云導演、1990年獲得第10屆中國電影金雞獎和第13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多項大獎的電影《開國大典》，以紀實手法回顧了開國大典的來龍去脈：舉世聞名的“三大戰役”勝利后，蔣介石率國民黨殘余部隊逃往臺灣，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毛主席為開國大典做最后的準備工作；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毛主席在隆隆的禮炮聲中，莊嚴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人們歡呼雀躍，整個廣場為之沸騰……該片是一部主旋律政治大片，其目的是宣揚黨、黨的領袖、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功勛。 單連全導演的電視連續劇《我的丑娘》近年來打動了眾多觀眾的心。該片講述了一個曲折的家庭倫理故事：村婦丑娘的丈夫英年早逝，她守寡一生，將兒子王大春拉扯長大；兒子進城打工后與城里姑娘趙小旭相愛，準備結婚；由于趙小旭看重相貌，王大春向她隱瞞了自己有丑娘的事實；丑娘得知兒子的婚事后，賣掉房產，來到城里，想為兒子操辦婚禮，卻不料被怕露餡的兒子拒之門外；遭遇車禍恢復后的丑娘費盡周折，成為兒子家的保姆，為了顧及面子，母子都向趙小旭隱瞞了丑娘的真實身份；丑娘的吃苦耐勞和默默奉獻感化了兒媳，也讓兒子內疚；在丑娘彌留之際，兒子受不了良心的折磨，向媳婦說出實情，媳婦驚愕不已，給了丈夫一記耳光，然后撲向丑娘，哭著說丑娘是天底下最漂亮的母親……該片完全沒有政治色彩，真正地“去政治化”、不戴政治帽子，是純粹的生活片，它關注老百姓的喜怒哀樂，表達了人們對真善美的呼喚和渴求。該片是眾多生活片的一個代表，它能夠橫空出世，廣為流傳，說明了我國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已經軟化，越來越有人情味。 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改編自張愛玲的同名小說。該片描述1930年末，一位女知識青年化身刺客，企圖用美人計刺殺汪精衛陣營中一位高級特務，雙方在政治、權謀、性之間爾虞我詐的故事。該片出現大量的裸露和性愛鏡頭，令人瞠目結舌，滿足了眾多觀眾的窺淫欲。這在改革開放前的政治化中國是無法想象、聞所未聞的，而在政治環境軟化的當代中國，越來越多的夾雜裸露鏡頭乃至色情的影視作品可以堂而皇之地被搬上屏幕。 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活著》透過主人公福貴的一生凄慘遭遇，表達人對自己在歷史中的命運無法掌握之痛。該片也包含對黨曾犯過的嚴重錯誤——“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批判，其中一個經典情節是人民公社化時期村長要砸福貴家的鍋拿去煉鋼時說的一番話：“村里辦了食堂，砸了鍋，誰都用不著在家里做飯了，省出力氣往共產主義跑，餓了只有抬腿往食堂門檻里放，魚啊肉啊撐死你們!”敢于批判黨犯過的錯誤的影視作品能夠拍攝和公映，這說明黨的胸襟和氣度，也說明中國政治的民主氣氛在逐漸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