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約翰·費斯克作為當代西方著名的大眾文化理論家，他在《解讀電視》中提出了電視在整個社會文化中，扮演了中古世紀的“游吟詩人”的角色，具有塑造集體文化的功能。美國電視劇作為一種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樣式，也在塑造著美國文化，向觀眾傳遞著美國的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

關鍵詞:約翰·費斯克;游吟詩人;美國電視劇;文化功能

美國著名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在其早期著作《解讀電視》中借用了“吟詠功能”(bardic function)一詞，來形容電視在文化中扮演的角色。“bard”是指中世紀的游吟詩人，他們“利用既有的語言，把當時社會的生活作息，整理組織出一套又一套的故事或訊息，并強化肯定了聽者對自己，以及對自己文化的感受”。[1]在費斯克看來，中世紀的游吟詩人和電視，這種現代化的大眾傳媒之間存在著諸多的相似之處，所以發展出“吟詠功能”的概念來說明電視在社會生活當中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具體有:“①明示文化成員對現實環境的共識;②鼓勵暗示個別成員對文化中強勢價值系統的支持;③歌頌傳布個別成員在外地(其他世界)的豐功偉績;④肯定該文化放諸四海皆準的適用性;⑤揭示文化自我意義與新環境之間的失諧之處;⑥說服眾人相信其文化能保證個人身份及認同;⑦藉以上種種管道傳輸文化成員的歸屬感。”[2]藉由這些功能，電視的運作就如同社會禮俗一般，泯沒了個別成員的差異，以達到一種塑造集體文化的目的。而電視的訊息也承受了“強調社會中心性”的特性，以散布滋生強勢支配階級的意識為主。次級文化或團體，如黑人、年輕人以及女性等等，在電視中聲音的大小，則依其與中產階級意識接近的程度而定。

美國作為世界上電視業最為發達的國家，其生產的電視劇不但數量廣泛，而且廣泛流傳于世界各地，特別是近些年，美國電視劇市場呈現出令人贊嘆的繁榮景象，如《欲望都市》(Sex and City)、《24小時》、《越獄》(Prison Break)、《迷失》(Lost)、《CSI》、《絕望的主婦》(Desperate Housewives)等等，它們成為電視擊敗其他媒體的收視率的新王牌，斬獲了艾美獎、金球獎等諸多獎項。可以說，美國電視劇已經成為社會大眾文化的核心議題， 它在穩定社會的文化認同方面發揮了巨大的影響。本文借助約翰·費斯克的電視媒介功能理論，分析美國電視劇(以下簡稱美劇)在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具體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美劇是美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表征。通過美劇，觀眾可以直接感受到美國的社會現實、價值觀念、時代風尚和文化潮流。不同于中國電視劇，美劇中的歷史題材劇比較少見，大多是反映現實生活的電視劇。它通過直接或曲折地反映現實社會的變化，向觀眾展示著不同階級、種族、地域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各式各樣的男女老少，講述著他們經歷的或驚險、或平淡、或嚴肅、或可笑的大小事件。20世紀8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的美國肥皂劇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現實生活。為此，“真實主義”成為它的一個基本創作原則，它用與真實生活近似的真實去模擬真實。在這種近似真實的環境中，使觀眾對自身生活形成一種觀照，從而達成對現實環境的一種共識。

同樣，美劇中的另外一種類型——情節系列劇，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它在傳統的題材類型中，加入了許多新的敘述元素，不再停留于單純浪漫的英雄故事和緊張激烈的外部動作，而是更注重表現現實生活的錯綜復雜、普通人面臨的種種現實困境以及產生的心理問題等等。例如:2005年受到觀眾普遍歡迎的倫理劇《絕望的主婦》，它以美國一個普通社區為背景，以4名頗具魅力的中產階級主婦為主角，審視她們在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困境以及她們選擇什么樣的態度去面對，內容涉及偷情、謀殺、丑聞、吸毒、同性戀等多種社會現實問題。而劇中人物所經歷的這些問題正是觀眾在實際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所以，對于收看的觀眾，特別是那些家庭主婦，就會在劇中找尋自己的影子，將自己的生活與劇中的人物、情節、場景和性格相對應，從而在這種自身的觀照中獲得對現實環境的共識，情緒上得到一種替代性的滿足和釋放。美劇正是通過將引起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搬演到電視屏幕上來，為電視劇和現實世界建立一個對應和互動的接口，使觀眾產生深刻的思索，進而審視該文化的內容，并思考出改變和修正的可能，以達到解決的目的。

第二，美劇中體現出對社會主流文化價值體系的支持。一般而言，一種社會形態中的文化形態可以分為主流文化、通俗文化或大眾文化，以及精英文化3類。其中，主流文化是以中心意識形態為基礎而形成的文化系統，它的話語特征就是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是主流文化的內核。電視作為一種傳播媒介，與生俱來就有一種意識形態的導向、宣傳功能。而在美劇中，由于商業因素的驅使，其意識形態性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一方面，它通過劇中領袖、英雄、榜樣等人物的設置，讓其成為承載和傳遞主流話語的符碼。另一方面，它又通過劇中人物的奮斗與追求，來體現出美國是作為一個宣揚“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而存在。中產階級作為美國社會中的中堅階層，他們是美國社會凝聚和團結的核心。在大量的美劇中，都是以中產階級的生活作為背景，以此取得美國民眾的認同和支持。例如:《絕望的主婦》里的生活場景就代表了中產階級的生活場景。美麗幽靜的紫藤郡街道，白色的柵欄圍著修剪齊整的草坪，在一座座漂亮整潔的房子里，優雅得體、衣著光鮮的主婦們享受著寧靜滿足的生活，這樣的景象形象鮮明地打上了“美國中產階級”的烙印。此外，其主流意識形態經常會在劇中以倫理化的形態展示，《絕望的主婦》第二季中，4位女主角居住的白人中產階級居住區紫藤郡搬來了一對黑人母子住戶，打破了該地區原來只能有白人住戶的無形規定，社區里的人包括女主角們一開始對黑人鄰居并不友好，后來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人們都覺得母子二人同樣值得尊敬，這位黑人男孩還與一位女主角的女兒談起了戀愛。這里種族平等的觀念隱藏在了倡導鄰里和睦的倫理話語之后。四位女主角的態度轉變也非常自然，符合現實世界的實際情況，她們自身的社會關系沒有被剔除，沒有被當作某一種品質的符號，而是放在日常倫理中來展現。所以，美國人在輸出他們電視劇的同時也輸出了他們的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價值。

第三，美劇中體現出鮮明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在美國的社會價值體系中，是非常推崇個人英雄主義。美國人對于個人與集體的思維是側重于從個人角度來看待集體，他們認為集體是由個人組成，強調個人的作用、能力、奮斗、拼搏等。因此，個人英雄主義是美國社會價值觀的一個重要組成因素。這一點在美劇中的西部劇以及罪案劇中體現的最為明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部劇中，主人公是英勇的牛仔，他憑借個人能力除暴安良，往往在做完好事之后，他們悄然而走，如同浪跡天涯的中國俠士一樣。西部劇作為美國電視劇的一種類型，其中英勇的主人公形象已經成為一種符號和象征。他們并不是再現歷史的真實寫照，而是創造著一種理想的高德規范，去反映美國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傾向。而后發展的罪案劇，其塑造的英雄形象雖然仍屬于個人英雄主義的范疇，但已經不同于傳統的西部英雄人物，而是有著更復雜的人性。這些作品在創造英雄的同時也在消解英雄，主人公不再是機智勇敢、高大完美、戰無不勝的英雄形象，而可能是一些小人物、小平民，他們有各自的生活困境，各自的喜怒哀樂，人物的內在性格得到開掘和展現。實際上，這樣的人物設置更符合藝術的真實，更具有現實性。2001年播出的罪案劇《24小時》和2005年播出的《越獄》可算作兩部典型的個人英雄主義劇作。《24小時》全劇都圍繞著美國洛杉磯反恐小組(CTU)主管杰克展開。正是他的一次次出生入死，瓦解了各路恐怖組織的恐怖活動。在劇中，杰克作為父親、丈夫和反恐小組主管的多重身份，承受壓力，擔負責任，不斷地化解危機，而這潛在的成為9·11之后重新站起來的美國國家形象的化身。另一部《越獄》中的英雄人物邁克，同樣也不是完美式的英雄形象。一方面，他的帥氣、高智商、冷靜、機智和膽識都讓人稱奇，但是在他身上又具有憂郁、自閉、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弱點。他像一個自負的青年，一個隨時經受著痛苦與自我折磨的現代人，他更貼近生活、貼近大眾、貼近這個時代的特點，所以這個角色身上作為一個男人的責任感和其背負的沉重壓力得到了大多數觀眾的認可，這種人性的力量使其具有了無可替代的魅力。 第四，美劇中傳遞的文化價值具有普世性。“美國的傳播學者在一部題為《Medai Are America》(《媒介就是美國)》)的書中說過一段話:下個世紀將是美國傳媒統治世界的時代，從巴黎到印度，從紐約到里約熱內盧，整個世界都將被美國的傳媒文化所淹沒。美國的模式就是世界的模式。”[3]目前，美劇不僅在我國乃至全世界范圍內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尋求原因，其中一點是因為美劇在表現現實生活的同時，加以概括與提升，傳達出人類的共通性。美劇中的主題基本上都具有普世性，因為“主題和準則的通用性和原始性使得節目在心理上容易接近”。[4]對于大多數觀眾來說，盡管劇中故事發生的社會環境與現實環境并不相符，甚至對其他國家的觀眾而言更具有陌生性，但觀眾卻能夠拋開各自的文化差異和社會背景之外而獲得一種基于人生基本命題上的共通與共鳴，“使他們感動的是在人物之間的關系中顯露出來的感情，這些感情對人類的境況可能具有普遍的適應性。”[5]例如:美劇中的主題經常是:對英雄的呼喚與頌揚;對勇氣與責任的歌頌與擔當;對自由和平的維護與向往;對人的生命的尊重與熱愛等等，這些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共同追求，所以必然會引發觀眾相應的思考和共鳴，進而能夠接受和認同它所傳遞的的文化和價值觀。另外，還應該注意的是美國文化本身的特點和優勢。“愛德華·霍爾將文化區分為強語境文化和弱語境文化。弱語境文化對來自其他文化的人要求并不高，如美國文化，它本來就是多元文化混合而成的，是一種不斷在沖突與妥協中熔煉出的文化，最后保留下來的必然是一些具有普遍可接受的文化因素。”[6]

美國電視劇正是通過以上的方式將自身所具備的文化意蘊傳遞到觀眾心中，引發出一種大眾共享的價值觀念、共存的人文精神，從而促使社會成員對該種文化產生認同與歸屬感。

注釋:

[1][2] J.Fiske&J.Hartley著，鄭明椿譯，《解讀電視》，臺灣遠流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5頁。

[3]吳輝、張志君:《電視劇社會學》，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頁。

[4][5] [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龍比著，張永喜、陳光明譯，《電視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8頁。

[6]單波、石義彬主編，《跨文化傳播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