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隋唐五代是福建的轉折時期。此前的福建人口稀少，文化落后；而在五代以后的福建，則以繁榮、文化發達聞名于東南。發生轉折的重要原因是：中唐以后，在全國逐漸進入戰亂時期的背景下，福建保持了長期的安定局面，北方民眾紛紛南遷入閩，他們與本地越人后裔融合，逐漸形成了福建文化的基本特征——將中原文化與閩越文化融鑄為一體，并形成自身的區域文化特點。福建區域文化的形成應是在五代的閩國時期。

【關 鍵 詞】福建/唐五代/中原文化/閩越文化

和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原區域不同，福建的開發主要是在唐代以后。尤其是中唐以后，隨著北方移民的南下與開發，福建從不發達區域一躍為國內文化較發達的區域之一，從而出現了福建發展史上最關鍵的轉折。

一、隋唐五代福建史的發展階段

隋朝是經歷了四百多年的割據后，重新建立的一個全國性的政權。但隋朝和秦朝一樣，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短命政權，它建立于公元581年，滅亡于公元618年，前后僅存在38年。隋軍于589年滅亡統治南方的陳朝，從而將其統治范圍覆蓋閩中。正如八百多年前秦朝的統一將閩中的命運與中原地區聯系在一起一樣，隋朝的統一，也再次將閩中與中原地區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此，閩中的變化就與中原地區的息息相關。

隋朝是一個著名的刑罰嚴峻的朝代，隋代的民眾動輒受到朝廷的懲罰；隋朝征收的稅收也是非常多的，老百姓在朝廷的重壓下茍延殘喘。顧炎武在《日知錄》一書中說，隋朝之富為歷代所無，朝廷在洛陽的含嘉倉等地方，筑起了巨大的倉庫，運來各地繳納的糧食，在隋末農民戰爭中，占據含嘉倉的數十萬農民軍，在這里生活數年，也未將含嘉倉的糧食吃完。然而，國富的另一個極端必然是民窮，隋朝的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因此，隋代的農民起義也是罕見的。隋朝統治福建以后，發生了兩次農民大起義，第一次起義，是因為隋朝統一南方后，將其嚴苛的制度施行于南方，引起了民眾的反抗，福建是抗隋軍隊最后堅持的地方。第二次大起義發生于隋末，燃遍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烈火將隋朝推翻，福建民眾也起來攻城略地，共同摧毀了隋朝的統治。總之，在隋朝統治福建的30年內，以動亂為其特點。不過，就像秦末農民大起義將閩中與中原的歷史聯系在一起一樣，隋代的兩次農民大起義，也使閩中的民眾與中原民眾的命運息息相關，從此，再也沒有力量將其分開。

隋代福建與的關系大有發展。其時，從中原到閩中沿海多走水路，隋朝在征服閩中過程中建立了一支海師，這支海師巡邏于臺灣海峽，有人發現了遠方有一大片陸地，即是名為琉球的臺灣。大業三年，隋朝的使者來到當地，雙方來往數年后，隋煬帝大業六年（610年），“二月乙巳，武賁郎將陳、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官”（注：［唐］魏徵等：《隋書》卷3之《煬帝楊廣紀》，中華書局1973年標點本，第74頁。）。其時，福建人口稀少，擄掠來的臺灣人口，應是補充福建地區。明代何喬遠的《閩書》記載：“福廬山，……又三十里為化南、化北二里，隋時掠琉球五千戶居此。化里，則皇朝大學士葉向高之鄉”（注：何喬遠：《閩書》卷6之《方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點校本，第139-140頁。）。可見，當時隋軍從臺灣擄掠而來的人口，主要在福清等地定居。至于隋朝究竟從臺灣擄得多少人口，《隋書》各章的記載不一，東夷傳說是數千人，而上引隋煬帝紀謂17000多人，而《閩書》則說有五千多戶，若取其折中的數字，即有17000多人。隋代閩中僅設四縣，朝廷所掌握的戶數不過12420戶，因此，從臺灣引來17000余人，是福建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從唐朝建立的618年到755年安史之亂爆發，福建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隋末割據中，占據江南的李子通將其統治范圍伸展到閩中，李子通降于唐朝后，唐軍于武德四年進入閩中。唐朝對南方的統治吸取了隋朝失敗的教訓。隋朝剛統一南方的時候，馬上將在北方中原地區實行的統治移植到南方，但南方的整合程度一向比不上北方，民眾習慣了散漫隨意的生活。朝廷一下子在南方貫徹北方式的嚴厲管制政策，南方民眾無法適應，從而起來造反。唐朝建立后，改變了隋朝的苛政，朝廷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徹底放棄隋朝從民眾刮取的錢財的指導思想。即使不得已要增加賦稅，唐朝也注意到區域的差異。對于南方人口稀少的區域，唐朝的賦稅一向較少，縱然有加稅，也很少在南方區域打主意。唐朝一代，福建的上貢不過是生姜、鯊魚皮之類的土特產。唐朝賦稅的壓力，主要是由中原地區所承擔的。因為唐朝的輕稅政策，福建山峒的許多民眾都感到：倘若從自由的狀態進入唐朝的管理之下，對本地的開發利大于弊，所以，于是，一個又一個山峒的豪強，率領其民眾，主動投靠唐朝在福建的官府，古田、尤溪諸縣，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這種變化，顯然大大鞏固了朝廷對南方的統治。這也是唐代福建較少動亂的原因。

唐代前期福建的發展體現于州縣的建立。在南朝時期，福建已經有了三郡并立的建制，這就是閩北的建安郡，閩東的晉安郡，閩南的南安郡，隋代將三郡并為一郡，名為閩州，后又改為建安郡。唐朝建立后，逐步恢復了三郡并立的建制，而后又成立了漳州與汀州，于是，福建有了五個州郡，即福州（又名長樂郡）、建州（建安郡）、泉州（清源郡）、漳州（漳浦郡）、汀州（臨汀郡），新縣的設立也很突出，盛唐時期，福建已經有25個縣了。開元二十一年（733年），設福建經略使，領福、泉、建、漳、潮五州，這是“福建”之名首次見于歷史。福建的人口，從政府掌握的數字看，也在盛唐時期達到高峰，開元年間，福建五州共有109311戶，比之隋代，增加了幾倍。

有關陳元光開發漳州，是福建學術界爭議較多的。爭議表現在：陳元光的籍貫、陳元光部下來自何處、唐代漳州的開發程度等等。對于以上學術爭議，我們的立場是一切以原始資料為準。具體地說是以明代中葉以前的福建方志及史書記載為準。關于陳元光的籍貫，有河東說、固始說及嶺南土著說。但從明代以前的史志記載來看，陳元光為河東人；陳元光的部下，有人說來自嶺南，有人說來自固始縣，但在宋代的仙溪志中，我們找到了陳政與陳元光在當地居住的史料。這一史料證明：陳政父子應為唐朝派駐福建的駐軍首領，他們來自北方，因此，其部隊的核心應為北方人，但沒有史料證明他們是固始人。陳元光入漳作戰，且招且戰，其部下應有不少當地土著。陳元光與蠻僚的矛盾，應當看作是定居農業民眾與游動不定的蠻僚之間的矛盾，唐代的漳州不過幾千戶人家，這些人，應為唐朝可以控制的農業戶口，在他們之外，尚有不可計數的蠻僚生活于漳州山區。陳元光率領定居農業人口與蠻僚為爭奪漳州控制權進行了長期的戰爭，雙方交戰的最后結果，定居農業民眾控制了漳州沿海一帶，而蠻僚控制了漳州的腹地。所以，對唐代漳州的開發程度，不可估計過高。實際上，直到北宋時期，漳州還是屬于落后的地區。漳州的發展，是在南宋進入頭一個高潮，而其具有世界性，則是在明代。

從安史之亂發生（755年）到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是隋唐五代福建開發史的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北方的戰亂延續不斷，而福建及其他南方地區成為一片安定的綠洲，因此，這一時期中國的開發開始重心轉向南方。在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大趨勢之下，福建的開發也有了新的成果。其表現是北方人口進入福建，水利的建設，農田的開辟，以及文化事業的發展。但是，在這一時期，福建也存在著許多問題，例如，人口買賣嚴重，而且閹童的買賣尤為突出。唐朝廷皇宮王室每每從福建輸入閹童，導致了福建許多家庭的悲劇，唐代宦官多為閩人，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我們知道：晚唐已經有大量北方移民入閩，可是，晚唐福建人口增長速度不快，朝廷所掌握的福建人口數，比盛唐時期尚有下降，這應當與人口買賣的習俗有關吧？

從黃巢入閩的公元878年到宋朝統一福建的978年，福建歷史進入了一個戰亂與發展都很突出的時期。乾符五年，黃巢率其部下掠過福建，進入嶺南。數年后，黃巢打入長安，幾乎摧毀了唐朝的統治。黃巢過閩，是福建歷史上的一大事件。過去，人們將其當作農民起義的領袖，每每對其有不符合事實的夸飾。但實際上，黃巢過閩對福建造成極大的破壞。黃巢入閩，其志在攻入嶺南，并沒有在福建長久駐扎的打算，因此，他每到一處，都焚掠一空。建州與福州二大城市，都遭到黃巢部下的破壞。我們現在不知道黃巢為何要這樣做，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黃巢要將其部下帶入嶺南，必須鏟除部下偷安于閩中的思想，將福建城市焚掠一空的好處在于：其部下無法在福建停留，只有跟他走。

黃巢過閩，也造成閩中政治權力的真空，唐朝委任的官員面臨黃巢的大軍紛紛逃竄，而建州土著陳巖依靠自己組織的九龍軍最終成為福建實際的掌權者。但陳巖在各地土豪自行割據的背景下，并沒有切實掌握福建，他只能控制建州與福州。唐僖宗光啟元年（885年），來自北方光州與壽州的一支移民隊伍進入福建。這支隊伍的首領原為壽州人王緒，但其部下以光州固始人為多。在南安發生的兵變中，固始人王潮與其兄弟王審邽、王審知控制了這支移民隊伍的控制權，他們攻下泉州為根據地，在陳巖死后，他們又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攻下福州，從而統一了福建。這一時期，由黃巢起義開始的大亂已經波及全國，幾乎每一區域都有爭奪權力戰爭，每一塊土地都在流血，幸而王氏兄弟在奪取政權之后，以安民為其主要政策，福建保持了30多年的安定，從而使福建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期。在動亂中無法安居的民眾，紛紛進入福建避難，這導致了福建人口的大幅度增長，福建的農業、手、商業都在這一時期達到較高的水平，文化也有很大的發展，福建從此成為可與中原區域媲美的發達區域。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王審知去世，次年，其子建立閩國。從此，福建又進入一個政治上的動蕩不安時期。閩國的首腦多死于宮廷政變，王氏兄弟之間的矛盾后來發展成內戰，結果，在南唐保大三年（945年），王氏閩國被南唐滅亡，而吳越國也乘機侵入閩土，控制了福州地區。南唐與吳越爭奪福建，泉州的留從效乘機而起割據泉漳二州，于是，福建形成了閩土三分的局面。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在宋朝強大的壓力下，南唐被滅，吳越國的錢氏與割據泉漳的留從效繼承者陳洪進被迫向宋朝獻土，于是，宋朝于978年統一了福建。

隋唐五代福建的歷史，大約是安定多于戰亂，戰亂主要在頭尾的隋代與五代，中間多數時期福建處于安定的條件下，因此，這一時期福建經濟文化面貌的變化極大。

二、隋唐五代與福建歷史發展的轉折

隋唐五代是福建發展史的轉折階段，這一巨大的歷史轉折表現于政治、經濟、文化等許多方面。

從政治上來說，在隋朝統一福建之前，福建長期處于分裂的狀態中，地方割據勢力與朝廷之間，經常發生矛盾，往往演變為戰亂。兩漢六朝的閩中，一直不受重視，如果它進入了史冊，那么多半是發生了戰亂。就其著名的來說，有漢武帝與閩越國的戰事，東漢末年的賀齊入閩與山越人作戰；東晉末年的盧循過閩；陳朝時期的陳寶應之亂等等，小的反叛更是不可計數。隋軍入閩后，也發生了大規模的反隋起義。所以，當時官方對閩人風俗的評價是：“喜亂好斗”。但自唐代以后，閩中與中央的關系徹底變化。唐代中葉以后，北方中原地區陷于長期戰亂之中，而夙以“喜亂”聞名的福建，卻安然在唐朝廷的管轄之下，幾乎沒有大的動蕩。唐末的黃巢入閩，是北方的動亂因素影響到南方，其后成立的王氏威武軍割據政權，則是在天下割據的背景下，以擁護中央政權聞名的地方。由此可見，唐五代時期，福建與朝廷的關系發生徹底的轉變，從以對抗為主變為協調為主。政治環境的變化，為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從人口來說，在隋以前，福建是人口稀少的區域。一直到隋朝統一福建，整個福建僅設四縣——閩縣、建安、南安、龍溪，共有12420戶。但進入唐代以后，福建人口有了明顯的增長，盛唐時期，福建已經有了9萬多戶，宋代初年，福建人口上升到46萬多戶，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增長，主要是在唐末五代實現的。而其原因，則與晚唐五代時期北方民眾大舉移民福建有關。大致說來，唐朝的統一與驛路的修建，使福建與中原的聯系大大加強了。不過，在初唐與盛唐時期，中原經濟進入鼎盛階段，北方民眾安居樂業，很少有人移居遠方的。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發生后，北方形勢大變，連綿不斷的戰亂，從中唐時期一直延續到晚唐，而后又在唐末推出了黃巢之亂，進一步衍變成藩鎮之間的混戰，唐朝在戰亂中滅亡，取而代之的后梁也未能建立穩固的統治，梁、唐、晉、漢、周之間的更替，將中原的戰亂推到頂點。直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北方的戰亂持續了205年！長期性的動蕩不安的局勢，使北方人民無法安居，許多家族在動蕩的戰亂中消失，更多的家族為了自存，開始尋找可以躲避戰亂的桃花源。由于這一原因，在中唐以后，有許多北方家族南遷，其中，進入福建的家族不少。從閩人的族譜來看，中唐時期，有一些人因為各種原因進入閩中，而后不再愿意回到動亂的北方，從而在福建定居；迄至晚唐，則有不少家族整族南遷入閩；迨至唐末，更有光州、壽州二州之民在刺史的率領下南遷入閩。移民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使福建人口驟增，逐步接近發達區域的水平。宋朝以后，福建一直是國內人口較密集的區域，從人口稀少到人口密集，唐代是一個轉折時期。

從居民的民族屬性來看，唐代也是福建的一個轉折時期。福建是以閩越人的居住區進入北方漢人視野的。兩漢六朝時期，閩人逐步漢化，陶潛的《搜神記》提到：當時的晉安郡已經有士人。士人即為掌握儒家經典的學人，他們的出現，表明當地人已經有相當的文化水準，不能再將其視為“蠻夷”。不過，漢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閩人漢化的水平是一回事，旁人眼中的閩人形象，則又是一回事。實際上，六朝時期，北方人對閩人的歧視仍然存在。于南朝齊、陳之間割據閩中的陳寶應，被北方人視為“渠帥”，“渠帥”是當時人對少數民族首領的歧視性稱呼，陳寶應被視為“渠帥”，表明當時的閩人與北方漢人之間還是有民族隔閡存在。直到唐代的《開元錄》，還說福州與建州之民的林黃二姓，多為“蛇種”，“蛇種”是對閩越人的貶稱。《尤溪縣志》說：“唐以前民率巖居谷汲，怙 險蠕選，觀望不內屬，中國賓之”（注：李文袞等：嘉靖《尤溪縣志》卷1之《地理志》，上海古籍社影印天一閣藏本，第1頁。），這條史料也說明尤溪縣在唐以前以少數民族居多。由于以上原因，唐代前期，福建還被視為蠻荒地帶。但到了唐中葉以后，北方民眾大量移民福建，他們與閩人雜居一處，相互通婚，彼此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少。迄至固始人王審知在閩中掌權，閩中興起以籍貫固始為驕傲的風氣。迄至宋代，不論是林姓、黃姓還是陳姓，還是其他姓氏，幾乎所有的閩人都說自己的祖先是從北方遷來的。對這一事實，許多學者都指出其中就有不少冒充的成分。但對一個民族來說，它的辨認，最為重要的不是血緣的真實關系，而是文化的認同。既然這一的閩人都認為自己是北方移民的后裔，那就表明他們完全混同于漢族。因此，就文化實質而言，宋代閩人的主體已經是漢人，而從閩越人到漢族的文化認同的變化，最重要的轉折點是在唐五代。

從經濟而言，唐五代的福建經濟進入了大開發時代。由于唐代福建人口的增長及北方移民南下，農田的開墾成為這一時代的特征。福建沿海有四大平原，福州平原歷來是福建的政治經濟中心，早在晉代即有水利建設，五代時期，王審知整修了以西湖為核心的水利樞紐，福州平原的數十萬畝農田大都得到灌溉；莆田平原在隋代還是一個長滿蒲草的沼澤地，唐代莆田舉行了數次大的水利工程，北部平原變為良田，莆田因而成為福建最發達的區域；晉江平原也在唐代進行了煙浦埭工程，水稻田的數量大增。閩北的水利工程以攔溪筑陂為其特點，“陂”這個字有三個音，在作池塘之意時，應當念作“bei”，南方攔溪筑陂是常見的，但只有閩北人能念準“陂”，其他地區的人大多念不準這個音，這說明“陂”這個字發源于閩北地區。這進一步證明：“攔溪筑陂”這一技術是由閩北人發明的，而后傳播到其他地區。閩北地區沒有大平原，農田多分布處于山谷之間的小盆地，為了澆灌盆地上的農田，農民發明了筑陂技術，也就是在上游攔溪筑陂，引水灌溉，從而將閩北建成福建的糧倉。因此，雖說唐代閩北有記載的水利工程不多，但閩北農田的開發并不亞于閩東南沿海。整個福建糧食產量的提高，使福建在唐代成為南方著名的水稻產區。晚唐朝廷在安南作戰，特意從福建調去糧食，而韓愈對福建大加贊語：“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我們知道：福建自宋以來一直是缺糧的省份，這是由于福建人多地少的緣故。不過，唐代福建人口較少，而農田的數量大增，所以能成為產糧區，這是福建能吸引北方移民入閩的重要因素。

除了農業之外，福建的手工業大有進步。唐代初年，福建進貢的土產不過是鯊魚皮、生姜之類的東西，但到了五代時期，福建進貢的產品中，已經有了“錦文織成菩薩幡”之類的高級絲織品；建安生產的北苑茶也在唐末聞名于天下，逐漸成為御茶；唐末福州城建設了中國第一座磚砌城墻；福建建造的大海船遠航海外，運來海外各種珍奇商品；唐代福建出土的龍窯是中國最長的龍窯，反映了當時福建青瓷生產的規模。總的來說，唐代前期福建手工業產品水平不高，但到了唐末五代，福建手工業產品的質量，已經不亞于北方，這應與北方移民南下帶來先進技術有關，也與南方民眾融匯貫通中原技術有關，考古學界認為：從唐代福建出土的文物來看，其制作技術已經不亞于北方了。

在文化方面，唐朝也是閩人文化大發展的時代。唐代前期，福建應有一些學人，但其文化水準不是很高。神龍年間，福建出了第一位進士——薛令之，考之薛令之的族譜，他的祖先是浙江溫州人，只是到了他父親這一輩才到閩東福安定居。薛令之之后，他的家族也遷回溫州，所以，薛令之中舉，可以說是福建文化發展的先聲，也可以說是溫州文化南漸對福建的影響。福建文化真正的發展是在唐代中葉，其時，唐朝廷所轄北方領土都被藩鎮分割，原來不受重視的南方成為唐朝賦稅的主要來源，因此，唐朝廷在中唐以后，越來越關注南方的開發。為了鞏固朝廷對南方的統治，唐代官員在福建境內傳播儒學。其中著名人物有唐宗室李椅及前任宰相常袞。常袞以宰相的身份與閩中士人平輩論交，這給閩人的震動是極大的，于是，閩中儒學蔚然成風，福州、泉州一帶，有許多人家教子讀書，位于福州與泉州之間的莆田，成為學人出產最多的區域。獨孤及評說福建：“縵胡之纓，化為青衿”，可見福建崇儒的風氣給北方文學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福建學人也在中原揚名，歐陽詹與韓愈同榜中舉，劍浦陳陶的詩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被譽為唐詩中最杰出的一聯。唐末黃滔與徐寅的詩賦，在長安傳誦一時，贏得許多人的贊美。五代時期，人們評說這一時代的人物，南方勝于北方，而南方數國中，閩國至少可以排在南唐、蜀國之后，位列第三。可見，迄至五代時期，福建已經成為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區域之一了。宋代福建才子名揚海內，這一基礎是在唐代奠定的。

唐五代也是福建宗教發展的時代。唐代科舉錄取的人才較少，因此，許多士人沒有出路，進入佛道二教領域，而以佛教人物最多。閩籍名僧中，第一個在國內享有聲譽的佛教界人士是百丈懷海，他制定的百丈清規，是迄今為止僧人治理寺院的基本條規，與他同為名僧馬祖道一傳人的大珠慧海，揚名于浙江一帶；百丈的弟子中，黃檗希運是影響最大的僧人之一，他與宰相裴度等人交往，并受到重視。黃檗希運的弟子臨濟義玄，開創了臨濟宗；與黃檗希運齊名的又一閩籍名僧是溈山靈祐，他是禪宗五宗里溈仰宗的開創者之一；迄至唐末，駐錫于雪峰的義存成為一代高僧，他的弟子與再傳弟子中，云門文偃開創云門宗，清涼文益開創法眼宗；再如閩僧曹山本寂開創了曹洞宗。總之，佛教禪宗中最著名的五個流派，都與閩籍名僧有關，這反映了唐代福建佛教在國內的地位。除了佛教之外，五代時期道教的重要人物譚紫霄也是福建人。他所寫的《化書》，是道教的重要經典。

在方面，唐代福建也出現了一個飛躍。從建筑藝術來說，雄偉的華林寺大殿，是唐宋之際木構建筑的代表，福州的堅牢塔（烏塔）反映了唐代福建的石構建筑藝術，堅牢塔上的佛像，線條洗練，具有較高的水平。在王審知墓出土的碑銘，端莊清麗，反映了當時閩人極高的書法藝術；最有代表性的是劉華墓出土的陶塑，生動的人物塑像，是唐代雕塑藝術的代表性作品。總的來說，在唐中葉以前，福建少有精美的藝術品，但在晚唐五代，隨著閩人文化水平的提高，藝術品的精美化，也成為閩人的追求，因此，福建各地都有了一些高水平的藝術作品，反映了閩人文化修養的提高。三、王審知治閩與閩人文化性格的形成

唐五代是福建區域文化的關鍵時期。自閩越族被漢武帝遷至江淮之后，迄至隋朝統一南方以前，生活于閩中的民眾尚未形成自己的文化特點。其一，這是因為福建人口稀少，無論是晉朝統計的8600戶，以及隋朝統計的12420戶，都表明福建是當時南方人口最稀疏的區域，平均每10平方公里才有一戶人家，人口太少，無法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其二，其時福建僅有幾個定居點，其中除了建安郡與晉安郡所在地擁有較多人口外，多數縣城只有幾百人到幾千人，以后世的標準，只能說是村莊。區域文化的形成，一定要有中心城市，在這種背景下，中心城市尚未形成，也就談不上區域文化了；其三，六朝以前，福建文化欠發達，僅有一些外來的文化名人，例如，顧野王定居于閩北，江淹為浦城（其時名為吳興）縣令，本土雖有一些士人，都不出名。沒有發達的本土文化，當然也不會有區域文化了。此外，在唐朝以前，福建的居民以閩越人后裔為主，他們的文化，尚為土著文化，與今天的福建文化有較大的距離，因此，我們不能說當時已經具備了閩文化的基本特點。

閩文化的基本特點是移民文化！她是唐宋時期中原文化的延伸。我們知道：從漢代到隋代，福建正式的人口長期在一萬戶上下。這一萬多戶人口并非純粹的閩越人后裔，其中已經有不少漢人的成份。如“永嘉之亂，八姓入閩”的傳說告訴我們的那樣，西晉時期已經有一些漢人渡江南下，其中一部分人來到福建定居。這一事實已被晉江一帶的考古證實。福建人口增長是在唐代，其時，北方人口陸續入閩，改變了福建人的血緣構成。其中，唐末光州與壽州數萬民眾入閩，對福建的最大。這些來自北方的移民，在福建建立了一個存在60多年的政權，從而徹底地改變了閩人的文化導向。唐代中葉，朝廷為了取得閩人的支持，專門在閩中為閩越王無諸立廟，其時閩人中若非有相當的閩越人血緣，唐朝是不會這樣做的。但在閩國統治期間，閩人形成了以固始籍貫為榮的習慣，閩人不再說自己是閩越的后裔，而是自稱為固始移民，迄今以來的閩人族譜，仍然大都以固始為自己祖先的籍貫。造成這種局面的出現，應與北方移民在福建的繁衍有關。早期的閩越是一個女多男少的地方，這里的男子身體較弱，早夭為多。北方移民經歷了千里跋涉來到閩中，生存下來的多為強壯的男性，由于王閩政權的影響，他們在閩中得到較好的、待遇，因此，他們有條件娶福建土著女子為妻。二者的結合，便產生了新一代的閩人。他們追溯自己的祖先，仍然以北方的籍貫為主，實際上，他們身上的南方血緣比重并不亞于北方。他們的文化，也呈現北方與南方結合的兩方面特點，一方面，他們保存了北方文化的主要傳統，另一方面，又延續了南方文化的許多。

第一，福建人的方言保存了隋唐中原音韻的風貌。的福建方言主要有五種，其一是福州話，其二是建甌話；其三是客家話；其四是閩南話；其五是莆仙話。這些方言各有特點，但其共同特征是保留了較多的唐宋中原語音。中原地區在上是一個民族的大熔爐，各民族帶來自己的語言，融匯于漢民族，因此，在歷史上，中原語音變化較大，語言學家將二千多年來的中原語音分為三代。第一代為秦漢中原音韻；第二代為唐宋中原音韻；第三代為明清中原音韻。對第一代中原音韻的尚不很成熟，我們只能知道它與唐宋中原音韻有較大區別，但其具體特點還很模糊。唐宋朝代中原音韻的特點保留在隋代陸法言所著韻書——《切韻》及成書于宋代的《集韻》，由于兩部韻書的存在，使我們有可能了解唐宋中原韻的基本風貌。明清的中原音韻早在元代即已經形成，明代朝廷頒布的《洪武正韻》反映了這一時代中原音韻的基本要素。當代普通話繼承的是明清時代的中原音韻。將《切韻》、《集韻》與明代的《洪武正韻》相比，就可看到：明清的中原語音與唐宋中原語音有巨大的區別，例如，唐宋中原聲調有八種，而現代普通話卻只有四種聲調；唐宋中原只有15個聲母，而現代普通話有21個聲母。中原音韻之所以發生這么大的變化，應是宋元之際北方民族大舉南下對漢民族語言產生沖擊的緣故。但北方民族南遷主要停留在中原，而中原漢民族受北方民族推動南下，定居在南方各地，因此，南方各地，保留唐宋中原語音更多于北方，其中，又以福建方言最多地保留中原語音的特征，這也是語言學界的共識。大致說來，《切韻》一書中的中原音韻有八種聲調，它是：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當代的普通話，只保留陰平與陽平，其他六種聲調中，陰上與陽上合并為上聲，陰去與陽去合并為去聲，而陰入與陽入二聲，已經徹底消失。但在福建方言中，大都保留著七種以上的聲調，據廈門大學語言學家的調查，福建的閩東山區，甚至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唐代的八種聲調！其次，從聲母來說，清代著名的音韻學家錢大聽指出：“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輕唇音即b、p、m、f四種聲母，舌上音即為zh、ch、sh、r四種卷舌音，福建人的輕唇音都歸入d、t、n、l，也沒有zh、ch、sh、r四種卷舌音，以上兩大特點說明了福建方言更接近于唐宋中原音韻。

第二，聚族而居的習慣。中國人重視血緣關系，這是商周時期即形成的風俗習慣，隋唐時期，中原民眾仍然保持著這種習俗，他們聚族而居，世代不遷。中原發生戰亂之后，許多家族聚族南遷，例如，唐末名詩人韓偓“挈其族南依王審知”；建陽著名的蔡氏、劉氏、翁氏等大姓，都是聚族入閩的。而唐末光州、壽州移民入閩，則是福建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聚族移民。福建宗族的戀土性很強，他們在某一地區定居，子孫繁衍，幾十代人不離鄉土。清代孟浩然說：“余世居閩中，見鄉井多聚族而居，數百年不變，其居城市者亦罕輕去其里也，不得已而遷徙，閱百十年子孫猶以為故居，敬其耆長，往來不衰”（注：孟超然：《瓶庵居士文抄》卷3，乾隆刊本。）。久而久之，福建便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習慣。如陳壽祺所說：“閩越之區，聚族而居。丁多者數千，少亦數百，其間有族長，有房長，有家長，有事則推族長為之主。有司有所推擇、征索，亦往往責成族長。此猶古人同族尚齒之遺也”（注：陳壽祺：《左海文集》卷6之《安溪李氏續修族譜序》，左海全集刊本，第63頁。）。福建人這種聚族而居的習慣，是唐宋時期中原民眾習俗的延伸。

第三，秉承中原重視儒學的文化傳統。儒學原是發源于中原的一種文化思潮，也是中原文化的核心。福建原為閩越人居住區域，本是不懂儒學的。但是，中原民眾的不斷移入，以及朝廷在福建等地提倡儒學的努力，終于使福建人形成了崇尚儒學的文化氛圍。如前所述，約在唐代中葉，福建的儒學有相當的發展，迄至唐末五代，福建的儒學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宋代福建出現了的巔峰——閩學，它的發展，與唐代福建儒學的奠基是分不開的。

第四，秉承中原的信仰傳統。首先從佛教談起。佛教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一個宗教。佛教發源于印度，在向東方傳播時形成兩大教派——大乘與小乘。大乘教派從陸路傳入中國，盛行于中原，而后傳播到南方各地；小乘是從海路傳到東南亞國家，其主要國家有緬甸、泰國、占城等等。從地理位置上說，福建其實是屬于古代東南亞的一部分，在歷史上也和東南亞國家有密切的關系，但福建接受的不是小乘佛教而是大乘佛教，這與北方文化對福建的影響有很大關系。約在南朝梁末年，印度的達摩法師從海路來到中國，而后北上少林寺駐錫。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開創了禪宗這一佛教流派。而后禪宗不斷向南方傳播，迄至六祖慧能，禪宗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六祖之后，禪宗的南宗學派逐漸成為佛教的主流，而在禪宗的南宗學派中，唐代的閩籍僧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前所述，唐代的閩籍名僧中，百丈懷海、大珠慧海、黃檗希運、溈山靈祐、雪峰義存、曹山本寂等人，都是享譽一代的南宗名僧。直到宋代，福建都以禪宗發達而聞名天下。從其源流而言，禪宗是發源于北方少林寺的。

在其他信仰方面，福建地區隨處可見中原文化的影響。中原最流行的泰山崇拜、泗洲佛、石敢當信仰，都由唐代中原移民帶入福建，從而成為福建最盛行的民間信仰之一。泰山神是齊魯一帶的冥司之神，在北方的傳說中，人死后首先要在泰岳廟中受到審判，因而，民間非常重視泰山神的崇拜。泰山神由光州、壽州移民帶入福建，福州最大的泰山廟是由閩國宮殿改建的。其后，東岳泰山成為福建最普遍的神廟，幾乎每個城市的東面，都有泰山行祠，民間所建泰山行祠也隨處可見。在房前屋后樹立泰山石敢當也是北方傳來的習俗。南方民間相傳有一種名為“煞”的惡氣，它會影響人的生活。南方陽宅風水的一個重要之點，就是避開煞氣。倘若避無可避，一種選擇便是在煞氣襲來的方向樹立一塊“泰山石敢當”，傳說泰山石敢當是一位勇敢的將軍，有他在此，任何煞氣都無法作惡。樹立泰山石敢當原是北方的習俗，原用于鎮邪驅惡。北方移民來到南方后，他們知道了南方有煞氣這一精怪，便樹立石敢當來對付煞氣。這種習俗，在福建一直流傳至今。

第五，傳播中原的風俗習慣。福建在許多方面都保留了唐宋時期中原文化的痕跡。清代周亮工的《閩小記》寫道：“閩素足女多簪全枝蘭，煙鬢掩映，眾蕊爭芳。響屐一鳴，全莖振眉。予常笑謂昔人有肉臺盤，此肉花盎也。繼在京師，見唐人美人圖，亦簪全蘭，乃知閩女正堪入畫，向者之評，謬矣”（注：周亮工：《閩小記》卷2之《閩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頁。）！周亮工在此提到清代福建仍然保留唐代仕女簪蘭花的風俗。

迄今為止，福建泉州帶的女性仍然有簪花的習慣。除此之外，周亮工在其文章還提到清代福建人著木屐的習俗，這一習俗直到幾十年前在福建還很流行，當時的閩人每人一雙木屐，在道路上走過，到處都是木屐聲。我們知道：日本人在歷史上也曾有這一習俗，其實，著木屐的習俗原是唐代中原的習慣，只是后來失傳了，僅在福建與日本等地保留這一習慣。再如，一百年前的福建婦女還保留盤蛇髻習俗，有人以為這是閩人崇拜蛇圖騰習俗的丫遺。實際上，盤蛇髻的習俗源于魏晉時期的宮殿。傳說魏宮中以美艷聞名甄后晨起面鏡時，每每有一只小蛇在其鏡前，盤繞出多種樣式。甄后從中得到靈感，每天都能盤繞一種新的發式，宮內外婦女爭相模仿，于是，這種起源于蛇的盤髻習慣，成為流行一時的花樣，閩女將頭發盤成蛇髻，其實是這一習慣的流傳。這也表明：福建在歷史上曾保留較多的中原習俗。

第六，崇尚唐代詩文的風氣。中國古代詩文以唐代為最，這是當代中國人的共識，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一共識的形成與閩人有關。在歷史上，唐人并不以為自己的詩是最好的，李白崇拜魏晉風骨，杜甫崇尚《詩經》溫柔敦厚的風格。首倡唐詩最佳并形成一套理論體系的，是宋代嚴羽的《滄浪詩話》，其后隨著元代閩籍詩人楊載、張以寧的宣揚，明初高秉等閩中十子的推波助瀾，唐詩為中國詩界最高成就逐漸得到大家的接受。在文章方面，中國文人一向崇拜儒學經典，所以，曾有人宣揚“文不讀秦漢以后”這種理論。明代福建文學大師王慎中卻主張文學中以唐宋八大家最好，其中又以唐代的韓愈、柳宗元為八大家之首，這一觀點，也逐漸得到了多數人的認同。

總之，以上史料表明：閩文化的形成與中原文化南傳有相當的關系，在福建文化中，保留著許多中原文化的傳統，而且構成閩文化的主流。從這一角度來說，福建文化是唐宋中原文化南傳的結果，而且基本定型是在五代的閩國時期。

由此可見，在福建人的文化傳統中，保存了許多唐代中原人民的習俗與風尚，這些習俗的保存，充分說明閩人的主體是北方移民，閩文化的主干是北方文化。北方文化南漸福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初年的閩越國。其時，無諸率閩越人北上中原作戰多年，返回閩土后，建立了閩越國。他們在中原的數年時間里，無疑受到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不過，閩越人北遷之后，閩地人口極少，雖有永嘉之亂，八姓入閩的傳說，實際上，一直到六朝末年，閩地的北方移民不多。而且，其時閩地長期處于割據南方的朝廷統治之下，與北方不便，中原文化對閩地的影響較小。隋朝統一后，將閩地置于中央朝廷的直接統治之下，因此，北方文化對閩地的影響大大增強。這類影響主要表現于兩個方面，其一，朝廷為了鞏固對南方的統治，有意識地在閩中傳播中原文化；其二，北方移民入閩，將其文化傳播入閩。其三，在唐末五代，福建出現了一個由北方移民建立的政權——威武軍政權，其后發展為閩國。本來，在割據時代，是土著意識發展的時代，可是，福建所建立的割據政權由北方人掌權，因此，福建地區在閩國時期受北方文化的影響更為強烈，閩文化的基本特點也在這一時期形成。從威武軍政權到閩國滅亡，北方移民對福建的統治長達60多年，在這一時期，閩作為南方的一個割據政權聞名遐邇，閩人的地域意識也在這一時期形成。由于閩國的主體族群是北方移民，因此，自隋唐以來北方文化對福建的影響受到鞏固，從中原傳來的北方文化在福建扎根，由此構成了閩文化的基本性格。

不過，在閩文化的形成過程中，也受到閩越文化的強烈影響。這是因為，福建畢竟是一個閩越人的區域，盡管閩越人在唐末五代基本漢化，成為新一代的福建人，但在其文化傳統中，不能不保留許多閩越文化的丫遺。

第一，從福建人的體質而言，主要是北方人與閩越人的混血。中國的北方人身材高大，南方人身材較瘦矮，這是我們熟知的體質區別。古代的閩越人是典型的南方人，他們身材瘦小，較像今天的馬來人種。而自北方人南下福建以后，形成新一代的福建人，他們要比南方馬來人種要高一些，但其高度又比不上北方人，呈現一種中間的過渡形態，這種狀況一直保持至今。這表明福建人并非純粹的北方人，或者說是純粹的閩越人，他們是典型的混血人種。我們說過，直到唐代前期，福建還有許多峒瑤之民，他們原來不受任何政權管轄，直到唐代前期，看到朝廷的政策有利于自身族群的發展，才接受了朝廷的統治。不過，一旦受朝廷管轄，他們便加快了漢化過程，迄至唐末五代，除了南方少數地區外，在閩越土著與北方移民之間，已經很難看出二者的區別，閩國末期發生了連續多年的內戰，但這些內戰，主要是在統治集團內部進行的，它反映了權力分配的矛盾，在其統治力量因內戰而削弱的時候，卻未發生因土著與移民的矛盾而引起的沖突，這說明在福州、建州、泉州三大城市的核心區域，土著與移民之間并無特別的矛盾，這一事實反映了移民與土著的同化。不過，土著居民是融入漢民族而不是消失了，因此，閩人的體質不能不反映出他們的體質特點，這是福建人在體質方面與北方人有差距的原因之一。

第二，新的福建人繼承了南方的水稻文化。在隋唐時期，中國北方的糧食種植以小米、麥子、高梁為主，南方以水稻為主。水稻在福建的種植，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的曇石山文化，當時的閩人已經種植水稻。其后，閩人的水稻種植作為一種傳統傳播下來。水稻的產量高，而且適應南方潮濕多雨的氣候，因此，北方民眾南下后，也以水稻種植為主。水稻是南方農業文化的核心內容，北方民眾一旦接受了水稻，也就接受了一系列的相關農業文化。他們為了擴大水稻的種植面積，必須圍墾沼澤，筑陂蓄水，育種插秧，中耕除草，收割打谷，筑碓舂米，從而展開了他們原來不熟悉的農業生產方式；由于他們以水稻為主食，他們也必須接受南方人有關稻米的制作技術。他們摘葉裹棕，釀米作酒，搗米作糍，完全接受了南方人的稻作文化。必須說明的是：這類稻作文化在南方許多地方都流行，在福建也有了數千年的歷史，他們相互之間溝通、交流，從而形成共通的稻作文化，所以，稻作文化并非惟有閩越人才有，但新福建人所繼承的稻作文化，當然是以閩越人為主的。

第三，新的福建人繼承了南方舊有習俗傳統。以劃龍舟這一習俗而言，流傳于南方許多地區，但在北方不太流行。這是由于：劃龍船一直是南方少數民族的傳統。它的產生，人們曾經將其追溯到戰國時期的屈原，有人以為：屈原投江后，當地民眾劃船去找屈原的尸首，因而形成了劃龍舟的習俗。其實，劃龍舟的習俗在東南亞國家十分流行，當地各民族都有劃龍舟的習俗，他們流行這一習俗不可能是從中國傳去的。從這一點看，劃龍舟習俗的產生不應是從屈原開始，而是一種南方普遍的習俗。它應與南方人的龍崇拜有關。在唐五代之際，新的福建人形成之后，劃龍舟也成為他們的傳統之一，這是南方習俗的影響。其次，以埋葬習俗而言，中國北方人流行的習俗是入土為安，棺葬是最流行的習俗。但自唐宋以來，福建民間一直存在著洗骨葬的習俗，這種葬俗的特點是：將死人入葬后數年，待尸體化解，便將葬地挖開，將死人的尸骨揀出，經焚燒之后，將骨頭裝入瓷罐中重新埋葬。這種習俗不見于北方，甚至南方其他省份也不多見，但這種葬俗在福建十分流行。據凌純聲的考證，東南亞一帶也流行這一習俗，說明它是一種南方少數民族的習俗，后來影響了福建人。

第四，信巫好鬼，多淫祀。古代閩越人信巫好祀，這是從漢代即有記載的文化傳統。《漢書》記載閩越國滅亡以后，越巫進入漢宮，漢武帝寵信越巫，讓他們用雞卜的方式卜卦，漢武帝擴建甘泉宮，據說也是受越巫的影響。可見，閩越人好巫術，在當時即十分有名。唐宋以來，福建人一直延續著這一傳統，在福建的民間信仰中，有一些是產生于唐五代時期的，諸如古田的臨水夫人，莆田的湄洲神女，閩北的馬仙姑，她們的生前，都是鄉村女巫。在福建人中流行這樣一種習俗：有病不求醫而是拜佛求神。他們認為：一個人生病，是因為他曾經不小心觸犯了某種精靈，只要將這種精靈驅逐，便能治好病。因此，他們生病不是看醫生，而是拜菩薩。這種習俗造就了巫師這一行業。因為，閩人拜神，多是由巫師作中介，巫師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溝通人與冥界、神界，從而得到神明的寬恕。這種習俗應是閩越文化遺存，因為，它與北方人淡于宗教的文化精神是不同的。北方人更重視人生，對神明抱一種若即若離、似信非信的態度，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是這種態度最典型的表示。他們并不否定神明，但對神明又不是十分相信，因此，唐宋以來福建人“信巫好鬼，多淫祀”的習俗，是從閩越人當中繼承的。

總之，唐宋以后形成的新一代福建人，他們的文化是一種混合體，一方面有北方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有閩越文化傳統。大致說來，福建人的雅文化是屬于北方文化傳統，如語言、儒學、佛學等等；但福建人的俗文化，如風俗習慣與民間信仰，多有南方文化傳統，南北文化交織，形成了新一代的福建文化。閱讀隋唐福建史，必須注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