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動力，經濟競爭力背后的支撐力之一是文化。浙江之所以成為經濟大省，與它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傳統密不可分。

溫州經濟發展模式是浙江經濟的一個縮影。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溫州的地域文化還有沒有以往的影響和作用——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文化

在溫州采訪，有個寓言故事頗耐人尋味：一個外星人來到中國，在上海，他立即被圈起來進行展覽，從中收取不菲的門票收入；在廣東，他馬上被人解剖了，分析他能不能食用、有沒有營養；而在溫州，他則競相被人邀請去吃飯，然后問：“你們那里什么東西最好賣？”

這個故事反映了溫州人的特性：不放過任何機會。他們的這種商業頭腦，就來自這里獨特的傳統文化背景。

溫州土地資源十分匱乏，人均耕地不足3分，史書記敘說：“溫居涂泥之鹵，土薄難植，民勤于力而以力勝。”在傳統的“農本”社會中，這里的土地養活不了這一方人，需要到溫州以外的地方去獲取資源。因此，溫州人自古就有強烈的市場意識，善于捕捉各種商業機會，勇于外出經營謀生。

據史載，北宋中期，溫州人口總數已有12萬多戶。到了南宋，大量北方移民的遷入，使這里的土地資源更加缺少，許多人必須在土地以外求得生存和發展。于是，這里出現了全國最早的個體工商戶：機戶。這是宋代紡織業中的小型作坊或機織家庭的專稱。他們以家庭為單位，生產并出賣紡織品。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生存環境迫使溫州人必須突破“重本（農）輕末（商）”的傳統觀念，離土離鄉，從事工商業。于是，甌越之地就較早地形成了商業文化，人們“富貴而不務本”，紛紛走上了經商之路。有史書描寫說，溫州“地不宜桑而織紉工，不宜漆而器用備”，“海育多于地產”。在南宋時期，永嘉縣的商業稅是全國各縣平均商稅的7倍多。

這種悠遠的經商傳統和深厚的商業文化，漸漸地滲透到人們的血液，成為溫州人的一種符號。有人說，溫州人的頭發都是空心的，每根頭發里都蘊藏著商業智慧。

根植于溫州人骨髓里的這種“商人基因”，一旦遇到適宜的氣候條件，就勃發為一種經濟現象。改革開放后，溫州經濟就發端于這種“草根層”的創業沖動，他們以家庭為單位，以血緣為紐帶，親幫親，鄰幫鄰，很快形成了勢不可當的商品經濟大潮。溫州市的一位經濟文化研究專家說，溫州經濟像一片浩茫的“灌木叢”，是在當地獨特的地域環境下自發生長的，因此具有非常強的群聚性和生命力。這就是溫州經濟的特色。

滲透到骨髓的“文化遺傳”

談溫州文化，不能不說“永嘉學派”。

“永嘉學派”是南宋時期能夠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理學相對峙的思想流派。出生于溫州永嘉縣的學者和思想家葉適，集中了“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和他之前已有的“永嘉學派”所倡導的“事功之學”，加以豐富和提高，形成了一種務求實效的思想體系，在當時和后代都產生重大影響。

永嘉是當時溫州的州治所在地。“永嘉學派”的精髓是反對空談性理，講究實效，主張義利并舉，“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表示應“以利和義”，而不是“以義抑利”。

從這種現實主義的思想出發，“永嘉學派”批判了傳統的“重本抑末”觀念，“夫四民（農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認為應該“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大力發展工商業。只有這樣，才能富國強民，收復中原，實現國家大一統的遠大理想。

應該說，“永嘉學派”和“事功之學”，是以溫州的社會經濟土壤為根基的。但反過來，“永嘉學派”講究實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價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強化了溫州這一地方的民間心理和區域文化傳統，構成了溫州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遺傳因子”。

文化傳統決定人們的價值選擇。“永嘉學派”雖是封建知識分子的學術流派，但表現的卻是當地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這種滲透在溫州人骨髓里的“文化遺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會得到承傳和表現。

19世紀末，被稱為“東甌三杰”的陳虬、宋恕、陳黻宸，就繼承了永嘉學派的“事功之學”，批判“漢宋儒者，名修孔教，乃不能深求富教之策，立達之方……空談心性，坐視國家之窮拙”，在民族危亡的嚴峻時刻，勇敢地站在時代前頭，傳播西學，宣傳維新，提出變法綱領，主張“齊商力，捷商徑，固商人，明商法”，發展現代商業，促進商品經濟發育。

因此，“永嘉學派”不僅奠定了特質鮮明的甌越文化精神，同時又為當代溫州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改革開放20多年來，溫州經濟的發展演進軌跡和制度創新模式，無一不深深地打上了重視工商的傳統文化烙印。

不棄“小土堆”的務實之風

溫州的重商文化源于這里的地域環境和生存狀態，是由生活需要而漸變為一種心理和文化積淀。因此，務實又是溫州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

“永嘉學派”所倡導的“事功之學”，實際上就是一種“經世致用”的生存哲學，它不作空洞的玄學討論，自始至終追求一種價值取向：“知之則必用，用之則必盡”。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實現效益的最大化。

“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非常明確地說：“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他認為，“道不可須臾離物”，物質是一切道德思想的載體。因此，明清時期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在概括“永嘉學派”的特點時說：“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

這種強調直面現實、尊重規律、有所作為的文化傳統，直接影響了溫州人的心理狀態和思維方式。

溫州的經濟發展模式一直是在風風雨雨中走過的，對它的是非論爭有時甚至非常尖銳。但身處矛盾旋渦的溫州人，卻從來沒有放下手中的生意，鑒別一下哪筆合同“姓社”、哪筆合同“姓資”。無論遇到什么事情，總以商人的眼光進行價值判斷和取向，這是“溫州模式”不倒的奧秘所在。

然而，與葉適同時代的大理學家朱熹對這種文化不屑一顧，他譏諷“永嘉學派”說：“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個小土堆子便上去了，只是小。”朱熹說的固然尖刻，但反映的卻是溫州人一切從現實出發的務實精神。

溫州人從不因為“小”而不為。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溫州現代經濟，就是從經營一顆紐扣、一枚徽章、一只開關開始的。實際上，溫州人志在登泰山，但不棄“小土堆”，而是一步一個腳印，才成就了今日溫州經濟的泱泱大潮。 適應競爭環境的文化精神

“報喜鳥”西服是在我國服裝市場競爭最酷烈的背景下崛起的。在談到企業的競爭優勢時，報喜鳥集團董事長吳志澤介紹了他們幾年來競爭方式的演變：數量競爭、質量競爭、品牌競爭，現在進入了設計競爭和文化競爭。

文化是經濟競爭的最高形式。就企業而言，是要把企業文化融入產品，形成自己的個性特點并為廣大消費者接受，成為消費者共同的價值取向。而對區域經濟來說，它的持久競爭力就來自文化的先進性和創新性。

溫州文化有沒有這種特質呢？回答是肯定的。這從溫州人最早“包天”、“包地”和以后的各種制度創新看得出來。

“通世變”，這是“事功之學”的一個重要觀點。意思是說，要時時把握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并根據這種變化和現實條件，不斷改變自己的路徑選擇，順勢應時，與時俱進，方能求得“真功”、“實效”。這種適應變化、主動調整的文化精神，非常適合市場經濟和市場競爭，所以具有現實競爭力。

最近幾年，有大批溫州人沖破地域限制，帶著資本和智慧到全國以至全球去辦廠。為什么？他們是趕赴一個新歷史機遇。

過去，溫州有政策相對寬松的小氣候，盡管他們的原料和產品市場都在外地，但企業要辦在溫州，這里較少行政干預，沒有政策風險，適宜企業生存。現在，各地都降低了門檻，政策環境已趨同，因而他們就義無反顧，走出原來的狹小空間，要在更大范圍配置資源，開拓市場。目前大約有160萬溫州人走出溫州，在全國和全球打天下。

現在，溫州企業家隊伍中有一種時尚：攻讀MBA，初略算算就有100多名。這是他們為應對入世和經濟全球化而作出的一個新選擇。溫州還流行一個新詞匯，叫“幸福創業”，意思是用他們與生俱來的商業頭腦，嫁接現代知識和國際眼光，在輕松愉快中完成“驚險的跳躍”。

“能握微資以自營殖”，這是溫州人的能耐，也是溫州文化精神所在。這種文化已經塑造了新一代溫州商人，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溫州將很快形成全新的經濟格局和全球競爭的能力。在未來的經濟競爭中，溫州將再度讓世界震驚。

文化，現代經濟的“發動機”

文化，是人類社會非常重要的現象。現代經濟擺脫了資本最初積累時的掠奪競爭狀態，逐步發展為融經濟、技術、文化、藝術等為一體的文明經濟，在這種經濟中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管理科學和人文科學，文化和知識滲透到經濟的各個方面，構成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重要內涵。

在經濟發展動力中，思想觀念、人文資源、文化設施對經濟發展的先導、促進作用空前突出。觀念處于文化的核心層，對經濟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導向和推動作用。人文資源比原材料和能源更重要，在某種程度上人文環境決定經濟環境、經濟效益。我國商品經濟發軔較早的溫州，并沒有什么自然資源優勢，但溫州歷史上有重商傳統的“永嘉學派”，溫州人長期延續下來的商業智慧，構成了“溫州模式”的文化底蘊。同樣，“蘇南模式”的形成與吳文化（有人稱水文化）流動、開放的傳統內涵不無關系。河北省鹽山縣大力開發“徐福千童文化”，近幾年受此影響而簽訂的合同和外資額占到全縣總量的40％左右。

商業文化的內涵有四個方面，商品文化、營銷文化、商業倫理文化、商業環境文化，其中起載體作用的是商品文化，它包括商品的文化內涵、文化附加值與文化特色———商品的構思、設計、造型、款式、裝潢、商標、廣告等。以服裝業為例，我國和意大利同為服裝出口大國，意大利靠先進的服飾文化和名牌，賺取的是高附加值，20世紀90年代初，意大利每噸服裝的換匯額高出我國5．8倍。近年來，我國服飾文化空前活躍，“服裝＝面料＋文化＋市場”的公式，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不僅國內市場成衣率大幅提高，而且出口創匯額增加到年200多億美元。從產業文化的意義上說，產品價值取決于產品的文化品位，產業的發展取決于產業文化的先導。因此，必須大力提高經濟組織的文化品位，不斷推動技術創新，把智力和知識注入到產品開發之中，提高文化、科技在投入產出中的貢獻率，提高商品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

在經濟價值的實現形式中，消費文化的比重日趨擴大，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種助推器。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從出行騎自行車、摩托車到租車、買車，從家用電器老三件、舊三件到新六件，此起彼伏的消費文化潮，不斷賦予經濟形態以現代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經濟既是一種經濟形態又是一種文化現象。

溫州的全國第一

第一個包產到戶的實踐者：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合作社和社員都要實行包工包產》的文章，時任永嘉縣農業書記的李云河眼睛一亮，萌生了一個新想法。同年5月，經上級批準，永嘉縣燎原農業合作社進行“包產到戶”試點，這年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戶經驗總結》問世。

第一座農民城：1983年1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準設立蒼南縣龍港鎮。當時，這里只是鰲江邊的一個港區，沒有居民，時任錢庫區委書記的陳定模主動請纓，要求到這個新鎮工作，得到縣委批準。1984年8月，經過一番艱苦的宣傳發動，申請到龍港落戶的農民、干部、職工有2000多戶，籌集資金1．2億元。全國第一座農民城就此啟動了。

第一例行政訴訟案：1988年8月25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蒼南縣影劇院公開審理“包鄭照訴蒼南縣政府賠償損失案”。這是全國第一起農民運用法律手段指控縣政府、法院依法受理并公開審判的行政訴訟案。這場官司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案件本身，標志著我國民主和法制建設的進步。

第一個在海外開辦商品市場：1998年7月，50多位年輕的溫州人飛越千山萬水，在巴西的圣保羅市開辦了一個專業市場——中華商城。這是我國在海外開辦的第一個專業市場，主要銷售服裝、皮革、眼鏡、電器等商品。通過這個市場，使我省的大量名優小商品流入國際經濟的循環體系。

第一家私人包機公司：1991年春節前夕，常年在外地跑供銷的溫州人王均瑤和一幫朋友包了一輛“大巴”回家過年。在翻山越嶺1200多公里的漫長路途中，王均瑤的腦袋中顛簸出了一個念頭：包飛機。同年7月28日，經過他的不懈努力，終于叩開了中國民航局的大門，承包了長沙——溫州的航線，首開中國民航史上私人包飛機的先河。

“永嘉學派”與“事功之學”

“永嘉學派”是南宋時期能夠與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成鼎足之勢的重要學術思想流派，創始人是薛季宣、陳傅良，他們分別是現在的溫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當時的州治所在地，故稱為“永嘉學派”。稍后的思想家葉適（永嘉人），繼承和發展了永嘉之學，進一步擴大了“永嘉學派”的影響，在當時的學術思想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永嘉學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認為“利者為義之和”，主張義與利的一致性，反對道學家空談義理。葉適是“事功之學”的集大成者，他不僅繼承了薛季宣、陳傅良的事功思想，還吸收了以陳亮為首的“永康學派”和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的事功之學，逐步建立起了“永嘉學派”的事功學說體系。

“事功之學”的學術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事功之學提出了“道不離器”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主張為學務實，關心世事，反對空談義理，認為“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關政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于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而不存于憂世，雖仁無益也”。

其二，在政治和教育上，事功之學提倡“學與道合，人與德合”，“實政與實德雙修”，認為杰出人物的“實德”是在“實政”的活動中培養出來的，強調“講實理，育實才而求實用”。

其三，事功學派的倫理思想是“義利雙行”，即“道義”與“功利”相結合，肯定人的物質利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主張“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其四，在推進經濟發展上，事功學派反對傳統的“重本抑末”思想和政策，“夫四民（指農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提倡大力發展工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