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李重庵：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了幾位專家，就文化建設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問題 進行座談。

文化是個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政府，對文化建設的認識 一直在不斷提高和深化。總的來說，我國的文化建設主要經歷了三個臺階：第一，開始 的時候，大家只是認識到經濟中的文化成分，認為文化搞好了對經濟建設有幫助。文化 是為經濟服務的，在不用的時候也可以沒有。第二，黨的十五大系統提出了黨在社會主 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規定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標 。這將文化提升到了與經濟、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是一大進步，但在具體工作的安 排上，文化仍扮演著拾遺補缺的次要角色。第三，2001年，江澤民同志在“七一”重要 講話中闡述了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他強調指出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 質要求”。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特別是在執政理念上的 體現，更使現在越來越多的干部開始重視文化建設。從更深層次上看，我們搞發展最終 目的是人的發展，特別是溫飽問題解決后，人的發展主要是文化問題。所以，隨著對科 學發展觀的認識逐步深化，對文化在整個國家生活中的地位的認識也有了提高。當然這 還不夠，對文化的認識還需進一步深化。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在全面落實科學發展 觀的過程中，如何落實文化建設。 比較而言，目前經濟和政治這兩件事情，關心的人比較多，而文化的位置或狀況相對 較弱，乃至讓人覺得有些憂患甚至危險。我們國家如何能夠幾十年、幾百年按既定方向 穩步發展下去，和平崛起，除了有經濟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制度的保證外，大概從深層次 上長期起作用的還是文化。前兩者在一定時間和形式上都總是動態地發展變化，但在心 靈深處，融化在人血液中起作用的仍是文化。中國13億人口如何能夠凝聚在一起，致力 于國家建設，民族復興，恐怕最根本的依然是文化。但這一方面我們覺得很空、很蒼白 。平時看不出來，但若碰到一些考驗的話，覺得還是不可靠。如果將來“三條腿”有一 條腿比較軟，并由于這條腿使整個大局受到影響、損失的話，問題很可能就出在文化方 面。 大家對這方面問題有何考慮，以及對新時期、新階段文化建設的大政方略有什么建議 都可以談談。希望大家在寬松的環境中充分交流，暢所欲言。

從國家的文明形態發展來看文化問題

楊義：長久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文化問題。一個現代大國如何在世界上樹立自己的形 象和旗幟，大國的學術、文化應該是什么樣?我認為應該從國家的文明形態發展來看文 化問題。我曾經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文化工程”，實際上是“人心工程”，涉及到 一個民族如何形成一個價值共識的問題。一個民族有沒有價值共識，十分重要，它是體 現綜合國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工程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同時它也要和當今世 界的總體格局相聯系，和我們文明的發展程度聯系起來；文化工程還有一個人群素質的 問題，我們的很多工作都不是在素質上下工夫，而是在一些形式上下工夫。另外，理性 思考和創造能力，對于一個民族來講，也是很重要的。 一種文明要有原創性(即創造能力)和共享性(即一個民族共享的程度)。一種文明創造 出來，不為民眾廣泛接受不行，但是光講共享性，不講原創性也不行。我們要形成一種 用原創性帶動共享性，以共享性培育原創性的體系。在原創性的問題上，文學理論界多 年來一直認為西方話語是強勢話語，怎么創造出一種中國的話語來，一直困惑了我們百 年。實際上從王國維、魯迅到錢鐘書應該說是創造了一些屬于我們自己的話語，但我們 自己并沒有認識到。同樣一個問題，可能我們中國的學者認識比較深刻，但是我們并沒 有把它發展下去，這也是一種民族文化創造的心理欠缺的一種表現。 在如何樹立對原創性，對文化創造、文化專利權的尊重方面獲得共識也很重要。如美 國的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體”，認為當宗教衰落時，靠印刷術的流行形成一種民族 國家的觀念。但我們看到，中華民族的形成決不是這樣。我們幾千年不曾中斷的歷史寫 作，我們“四書五經”這種核心經典的確定，或者是通過科舉制度形成的文官考試制度 ，還有漢族和少數民族長期以來這樣一種文化重于種族，在碰撞中融合的歷程，充分顯 示了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其實是一個血與火的實踐共同體。像這樣的問題，范文瀾先生 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經研究和提出過。斯大林當時講民族問題是資產階級形成過程中產生 的一個問題，而范文瀾先生卻敢于提出，中華民族的問題是在秦漢時期形成的，這在當 時應該說需要很大勇氣。但是現在的學者思考外來的新觀念時，自己卻沒有建構一個開 放的、平等的對話舞臺，而是采取一種完全照搬的姿態，往往不因時因地因人因研究對 象而異，那么它是否可以不經調整就適合中國?哪些地方可以借鑒，哪些地方應該超越 或揚棄?比如當前文學界關于“現代性”的問題，這在西方也沒有統一的看法，那么它 是否真的適合中國?是否需要按照西方價值觀論定我們自己的實踐?仍需要我們作進一步 的思考。我認為，中華民族幾千年，尤其是近百年的歷史，世界任何一個民族的學者都 不能代替我們去作整體的、深層次的了解。所以不應限于標語口號上，要從深層去做“ 人心工程”。 另外，這些問題還應加以制度化。比如“四個同等重要”，即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 學同等重要。這些理念應變成一種社會所遵循的制度，通過運轉將理念變為實際。在文 化創造(哲學、社科)領域，制度問題也應作為重要問題來對待?，F在的很多制度不是那 么適合。首先，人文社會科學自身的規律是應該考慮的。比如目前爭博士點，研究機構 會議繁雜，以及很多專家為了得到相應的待遇不得不做行政工作的現象，都值得我們深 思?？煞裼兄贫葋肀Ｕ线@些專家學者少開會，少從政，專攻于研究?記得鄧小平同志曾 經說過：“科研人員應該有5/6的時間來搞科研。”但我們現在很多學者連1/6的時間都 不到。 還有，是不是所有優秀的專家學者都適合于從政?在從事行政工作的過程中，是不是可 以不讓他們在復雜的環境中應對，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而讓他們的學術才華充分表 現出來?這需要體制的保證。我們并不是說具體的工作單位沒有實現制度改革，畢竟進 步還是很大的。但是在基本制度的問題上，我們沒有全國性和通盤性的考慮，制度上缺 乏全國性的規劃。 還有一點，目前按規定，博導60歲就“一刀切”退休，經過努力才能保留幾個。這樣 的做法還是人事行政管理的方法。錢鐘書先生擔任社科院副院長的時候，已經是72歲了 。而我們現在的副院長要45歲以下。我們不禁要思考，這個職務是學術標志還是行政級 別?我認為領導職位要根據文化工作不同的領域分類和制定，不是所有的領域都適合年 輕化，搞“一刀切”。比如一些大的研究所所長，由50多歲的人來擔任可能比40多歲要 好，因為他在學術界已經有了影響，也沒有過多的利害沖突，在功成名就時出來，也比 較超脫。而年輕的剛冒頭，就不得不參與行政，更多是做人事關系協調，就會忽略了學 術研究。各領域規律不同，對于這種問題我們要多研究。這種分析性的思考，對文化建 設是不是會有好處?科學管理是針對不同的對象和規律分析出來的，而不是“一刀切” 切出來的。 我一直思考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文化是完全靠宣傳還是學術研究?二者是相互代替 還是各有所長，互有補充?我認為二者有一致性，但是學術的話語和宣傳的話語應有所 區別，更強調要建立在渾厚的文化底蘊基礎之上。宣傳是要把現成的結論加以放大，讓 更多的群眾理解。但學術研究是要追求沒有現成結論的東西，追求創新，其本質是追求 新領域的發現，以推動原有理念的與時俱進。這就有一個如何處理好文化宣傳和文化學 術創新的問題。將二者混為一談，不利于全民族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發展。 如何使現代的大國在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過程中，建立有民族原創性的精神，建立民 族的文化價值系統，我覺得還要有制度上的提高。應該說這20多年，大家對我們的文化 工作敢于發表意見了，甚至是一些創造性的意見。這種氣氛是很好的，但是要把這種創 造變成現實，還是要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關于公共哲學的思索

何懷宏：近半個世紀前，美國思想家李普曼在其著作《公共哲學》(The Public Philosophy 1956)中談到西方社會復興公共哲學的必要，認為這種公共哲學在古代曾經 維系了城邦和帝國的生存和繁榮，在近代以來也曾被那些偉大的啟蒙者和自然法理論家 認為是不可或缺，但大部分內容還是沒有得到明確的闡述，而現代懷疑以致否定的精神 卻已經在深深地腐蝕公共哲學的根基。

“public”有“公共”、“公眾”、“公開”等多層面的含義。后來，美國社會學家 貝爾又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6)中談到“公眾家庭”(public household)的含義 ，它不僅在于利益的共享，而且必須對共同利益達成某些一致的見解。從其原本的意義 上說，“公眾家庭”不僅僅是一個與市場經濟、家庭經濟并列的社會經濟部門，甚至也 不僅僅是一個政府，而是一種放大了的、具有某種共同信仰、觀念和情感的古希臘城邦 國家。但是，現代社會則是一個文化和價值多元化的社會，當代的“公眾家庭”不像是 一個共同體，而更像是一個活動場所。那么，有什么理論作為今天的“公眾家庭”的政 治哲學呢?貝爾認為至少有四個問題是這一理論必須解決的問題：第一是與公眾家庭相 應的單位是什么及其平衡原則；第二是自由和平等這兩個社會準則之間的緊張及協調； 第三是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協調；第四是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如何劃分。 以上兩位學者明確地提出了公共哲學的問題，當然，對公共哲學的探索并非從他們起 始。我們還可以追溯出域外許多思想者中類似的尋求一種公共哲學或僅僅是一種“公共 性”的努力，尤其是在率先進入現代的西方思想家中，這一努力更早呈現和更為明顯。 近代盧梭渴望著一種具有全面內容和最高信仰的“公民宗教”，而康德心目中的“公共 理性”則主要是考慮為競爭的權益首先厘定一個基本的法則?，F代像羅爾斯對“重疊共 識”和哈貝馬斯對“話語倫理”的探討，比較明顯地顯示出康德思想的特點；而像一些 有宗教情懷的思想家，或者極端保守或激進的行動者，則或多或少地體現出盧梭的精神 。阿倫特一方面渴望一種類似古希臘城邦的關系緊密的共同體，另一方面又仍然將這種 關系主要限于政治領域而不涉經濟。薩利文等則使用“公共哲學”一詞來批評自由主義 過于重視個人權利與國家關系而忽視社會團體紐帶的傾向?？傊?，種種對公共哲學的探 求不一而足，內容和傾向各有不同，但有一點共識卻是相當明確的：即它們都不僅承認 有尋求一種公共性的迫切的必要性，而且承認的確有這樣一種公共性存在的基礎或可能 性。一個充分多樣性的社會，如果只是多樣性而沒有某種公共性，它就無法發展甚至生 存。我們還可以強調說，愈是文化多樣性和價值多元化將成為“正?！蹦酥痢罢敗钡?社會，愈是有必要尋求一種公共性，否則，一種缺少公共觀念的多元化將慢慢消解社會 的根基。 較晚進入“現代”的非西方社會諸民族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最近，日本東京大學校長 佐佐木毅和金泰昌共同編輯的十卷本《公共哲學》，也反映出類似的努力。而且，由于 后發民族還常常面臨著一個過去傳統的“公共性”較西方更急劇地崩潰或喪失的困境， 以及面對既要堅持自己的民族個性和國家利益，又要承擔某種現代社會的共性的矛盾， 所以，不得不做出更大的努力來恢復或重建一種“公共性”。 我認為，在這樣一種探求公共哲學的努力中，對公共倫理的探討不僅是題中應有之義 ，而且應當占據一個優先和主干的地位。不涉公共事務的哲學或可專注于本體論、認識 論、邏輯學等問題，而公共哲學則無疑要以考慮價值和規范問題為中心。而廣義的、作 為某種人生哲學或實踐哲學的倫理學，就包括各種價值的追求和行為規范的厘定兩個方 面，在這個意義上，它也可以說包含了公共哲學的主要內容。而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 規范倫理學來說，倫理學則主要是對制度和個人道德規范及其理據的探討，由于這直接 涉及到人們作為團體或個人相互之間的社會行為，理應在公共哲學中得到更優先的關注 。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經過20世紀天翻地覆的巨變，現在又處在一個重要的社會轉 型期，原有的“公共性”已被打破，新的問題和挑戰又層出不窮，更是有首先建立起一 種既包含公民規范、又涵攝制度原則的公共倫理的必要。而在這方面，一百多年來，應 該說已有許多中國學者和思想者為此做出過艱苦的努力。

道德建設應該制度化甚至法律化

崔永東：文化建設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道德建設。剛才提到文化建設要制度化 ，我認為道德建設也要制度化，甚至法律化。對于一些基本的道德，比如“底線道德” 就可以法律化，可以賦予其強制性以利于其推行。如“誠實信用”在西方民商法中就被 作為一個根本性的條款予以法律化了。現在我國實行市場經濟，而市場主體的“利己” 思想會帶來負面效應，比如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坑蒙拐騙等都會影響誠信。如何教育 我們的市場參與者?我認為除了加強道德的自律意識外，還應將誠實信用、互利互惠等 一些基本道德賦予強制力加以推行，才能使它們落到實處，真正發揮作用。 中國歷史上有“禮法合一”的現象。所謂禮是指道德原則和規范，法是指法律?！岸Y 法合一”就是通過立法的途徑，將儒家的道德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將儒家的道德原則 轉化為法律原則。這在中國古代立法實踐中比較常見。如作為中華法系代表作的《唐律 》，被稱為“一準乎禮”，它就真正實現了“禮法合一”。再比如先秦荀子的“非禮無 法”，即說一種法律若不合乎禮，就不是真正的法律。這也就是西方法學家所說的“惡 法非法”，邪惡的或不合道德的，沒有體現人道精神的法律都不是法律，都沒有法律效 力。正如奧古斯丁所說，不公道的法律不能稱之為法律。其實強調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 ，是世界歷史上的一種普遍現象。像西方的自然法，按照英國法學家霍布斯的說法，自 然法就是一種道德法，就是人類社會的普遍道德原則。它和實在法(國家制定的法律)的 關系密切，實在法必須合乎自然法。這在西方法學史上有很大的影響。 西方國家的這種把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還有互利互惠、誠信等 予以法律化的作法，可以給我們以啟發。今天在加強道德建設的過程中是不是也可以把 一些基本的道德法律化，通過法律形式推行為公眾認同的道德，這將對改善整個社會的 道德氛圍，對促進精神文明與加強法制建設等均有積極意義。 另外，在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上，西方學者也有一些名言。比如，美國現代法學家 霍姆斯曾說過“法律的歷史就是一個民族的道德發展史”；英國現代著名法學家哈特曾 說過“法律是由道德所填充的外殼”；美國現代法學家博登海默曾有這樣一種觀點，即 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十分密切，它們之間存在著“雙向流動”的關系，即一些道德規范通 過立法途徑而流動到法律領域，隨著歷史的進步又有一些道德規范從法律領域回到了道 德領域，比如墮胎(現在有些國家已經不用法律來制裁這種行為，而是通過道德輿論的 力量對其進行約束)。此外，還有德國的拉德布魯赫提出的“法律必須符合正義這一基 本的道德價值”等等。這些西方學者的話對我國的道德建設應該說是有借鑒意義的。 需要指出，中國的“禮法合一”也有其片面性，比如將某些過高的道德義務轉化為法 律義務，以致一般人做不到，使法律變得不人道，走向了極端。在現代法制建設中應避 免這種極端化做法，應將一些社會通行的基本道德轉化為法律。 關于道德建設，我們應注意在吸收西方文明中的有益內容時，也要吸收傳統文明的精 華。對于傳統文化，我們應挖掘出其中的有益成分，讓更多人了解。拿傳統的“中庸之 道”來說，很多人將其視為一個貶義概念，但事實上，我認為它恰恰為我們揭示了一個 很有價值的原則，即適中而為，適可而止，不走極端。這一點不光是做人處事方面的要 求，在立法司法等方面也有其合理性。立法的“中道”就是強調要找到不同利益的平衡 點，這個平衡點就是“中”。如新交法出臺后很多人意見很大，稱過去的交通法規是撞 了白撞，現在是司機負全責，司機很不滿。這說明，立法者沒有注意尋找行人與司機的 利益“平衡點”，片面強調了行人的利益，但沒有照顧到司機的利益要求，也就是說立 法者沒有貫徹適中而為的中庸之道。強調立法、政治與道德合乎“中道”，這種看法不 光中國有，西方也有，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都曾講到好的法律必須是適中的法律，是 合乎中庸之道的法律，好的道德必須是合乎中庸之道的道德，好的政體必須是合乎中庸 之道的政體，等等。所以對于“中庸之道”，我們還是應該從其可行性的方面，從其與 現代社會價值相溝通等方面來考察，它對于道德與法制建設還是有借鑒意義的。 此外，對于傳統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我們也要注意辨別。比如我國傳統的義利觀，講 求重義輕利，其實儒家最初提出時并沒有完全否定個人物質利益(孔子說“見利思義”) ，但是后來有點極端化，甚至于個人正當利益也不能講了。輕視甚至否定個人利益的價 值觀影響了封建立法，表現為法律不重視保護個人的財產權。而與之截然相反，西方法 律比較注意保護私人的財產權。不重視保護個人財產的法律，就不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 性，因而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們又不能片面地推崇私 利至上，走向另一極端。如何處理“義”和“利”的關系，也需要我們深入思考。面對 個人利益的欲求，我們不僅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有時也要把一些自律的東 西加以法律化，以起到剛性的約束作用，使市場經濟的參與者既有較高的道德修養，又 能在法律的范圍內合理的追求個人的利益。

將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融入現代價值觀

潘辛平：我是從事計算機工程技術方面研究的。最近幾年做IT、金融、電信企業的戰 略研究，一個特別強烈的感受是所有行業或企業都對IT行業的人不滿意，連IT行業的人 自己也不滿意。帶著對這種“不滿意”的疑惑，我回到學校里去做老師，發現這種不滿 意針對的遠遠不是技術，而是IT產業自身的文明、文化，是IT人的深層素質。所以我一 直在思考如何將“忠孝禮義信”這些傳統文化的內容作現代化的解釋，同時找一些這個 行業發展很好的國家中能夠證明“忠孝禮義信”現代價值的案例來教育我們的學生?，F 在我還沒有成熟的做法，但是對這一點還是感觸頗深。 我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信息產業政策研究。國家這些年想把信息產業、軟件外包等作 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但是特別難。而印度在軟件業上發展得卻特別快。通過 比較，我們發現我國的信息產業雖然是個很先進的產業，但是它的文明形態很落后，很 原始。即不能分工，不會合作。而印度的文化尤其是軟件行業的文化很易融入現代生產 ，融入世界。就我國IT產業而言，由于受到1998年以來網絡股的影響，再加上近年來大 量外國IT企業的進入，IT企業中暴富的特別多，神奇故事也特別多，使大家不知不覺都 接受了這種最神奇的但卻片面的價值觀，反而拋棄了誠信、守法、合作等最基礎的價值 觀念。 我和其他同志就這個問題作了一段時間的研究，通過介紹一些故事，試圖幫助學生樹 立正確的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忠孝禮義信”，拋開它與現代不相適合或者 是有沖突的東西，把其中有價值的東西用西方IT企業的成功案例來加以解釋。希望通過 這種案例分析，在學生的頭腦中慢慢形成一種東方的價值觀。我們現在主要是側重于理 想教育。我們在對學生進行了守法教育、文化教育后，接下來應該怎么辦?還需要有一 些理想來支撐我們的學生，正確面對成功和困難。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希望。要有這 樣的希望來支持我們的年輕人去奮斗，去經歷痛苦，享受成功。我想我們今后會更有針 對性地從哲學的、倫理道德的角度，也包括理想教育角度，結合IT這個充滿活力的行業 的特點，進行教育。這應該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關系到中國IT業、信息產業能否崛起 。

文化建設呼喚道德和法律規范

劉斌：體育在我國屬于比較“先鋒”的產業，可以說沒有一個行業像體育這樣在中國 有如此大的影響，比如奧運會，可以充分展現出我國的文化和綜合實力。但也正因為這 樣，中國的體育處于非常關鍵的時刻，面臨著改革問題。尤其是足球，大家都知道這次 的足球風波，現在足球超級聯賽已經幾乎辦不下去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折，主要是由 于產權不清，我國的足協一套班子有三個身份，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而體育實際上也 反映出中國的文化建設缺乏規范的道德水準。我們現在很多新聞媒體的浮躁現象嚴重。 有的記者專門去找名人的個人隱私來炒作，有些甚至不惜造“假新聞”。社會如此不真 實，而媒體走在前面，很可怕?，F在的報紙電視不大重視宣傳一個人通過老老實實做事 推動社會發展。很多東西確實需要規范。 現在距2008奧運會還有4年，像雅典奧運會，悄無聲息地就把自己的文化傳遞、滲透給 全世界，它的開幕式上，有一個很鮮明的特點，在大廣場上有棵大樹，這在任何一屆奧 運會開幕式上都是沒有的，還有雅典的神話、古跡。它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向全世界宣傳 著自己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符號。我們能否做到?4年之后我們會給世界留下一個什么樣 的印象?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思考。我認為首先應該辨明我們有什么樣的文化。明確中國 文化到底是什么，是熊貓、龍、武術，還是其他?大家都應該知道我們的文化是什么， 我們的代表性東西是什么。這一方面可以提高國民素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世界記住中 國。 在文化建設中，體育首當其沖。因為它太容易被大眾所接受，通過電視、廣播等各個 方面無時不在滲透?，F在對新聞媒體的管理無法可依，至今尚沒有一部《宣傳法》或是 《新聞法》，只能套用其他法律。這也是這么多年來我國改革中存在的一個問題。 李重庵：今天幾位專家就文化建設中的一些深層問題進行了很好的交流，提出了很多 好的建議。希望大家今后就相關問題繼續深入探討。再次對各位專家的光臨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