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已經到來。 21世紀是一個全球普遍化的。對于這一點，已經不會有多少人再去懷疑或心存不滿--我們現在其實就已經處在了一個經濟的自行有序的進程之上，這個進程所展露的具體態勢，就是以一種不可遏止的力量把我們直接引入新世紀的黎明；我們不僅已經親身體會到這一力量的巨大強制性，我們也已經從這個經濟社會最初的強勢表現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成就感和精神自信力，并且期待著它能夠給我們帶來更為持久的收獲。 當然，全球普遍經濟化時代的最明顯特征，不僅在于它有著直接的經濟學意義，即它形成了一種物質高速增長的普遍效應，在社會物質形態的積聚與豐富方面提供了全球一致的發展趨勢，為社會進步確立了廣闊的經濟前景。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化時代在強調自身物質層面的具體利益特性的同時，同樣也產生了對于一種適應經濟社會價值情勢的文化體系的建構要求，亦即在社會的經濟實踐過程中成功地造就出一種新的人文態度、人文意志和人文實踐。它表明，面對新的世紀及其時代特征，文化的建構必須能夠提供一種有效的價值立場，從而為人類在新的世紀帶來新的生活可能性。 因此，在我們探索、設計新世紀的文化建構策略時，在我們寄希望于新世紀的人文前景的過程中，我們首先應該對這種新文化的基本立足點、新人文的內在實踐特性，有一種適合于經濟化時代要求、滿足人類在經濟社會中普遍利益的總體把握和理解，在此基礎上形成我們對于新文化的基本認識。 在我看來，對于"審美化文化"的建構，正是我們在思考21世紀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時候，所尋求確立的一種全新的文化意識或曰文化理念。 這種"審美化文化"的核心，是在強調人類生存實踐、生存需要的普遍性之前提下，在公正地對待經濟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與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動機之基礎上，充分張揚"愛、和平與美"的人類精神追求及其價值表現的平凡性與常態性，亦即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形象之維上，克服那種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恢復人的具體生活的直觀性及其感性魅力。 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首先是"審美化文化"建構與"形式化美學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們所謂"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是指那種建立在文化一元性之上，以精神的抽象性、理性的至上性和審美的主觀超越性為指歸的古典形態的人文/美學體系及其價值標準。在這樣一種人文/美學體系、價值標準中，人的生存現實的基本前提及其合理性，無一例外地都被制度化為理性權力的自律活動和結果；文化"正當性"的實現，在徹底拒絕了人的直接欲望的可能性、日常動機的必要性之基礎上，僅僅是作為一種先在理性的規范展開與功能而存在并獲得自己的合法化。盡管"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也贊美、有時甚至是高度詩意地想象了"人"的本體生存的理想之境；就像在柏拉圖、奧古斯丁、培根、斯賓諾莎、康德、謝林、黑格爾等人，或的儒道釋那里，"人道"始終是一個令人傾心神往而又要求著不懈的真理性探求的話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古典世界觀或價值體系范圍里，"人"、"人道"從來都不是一個具有其自身合法性的對象。 換句話說，對于精神抽象性的偏好，對于理性至上性的執著，以及對于感性有限性和缺陷性的理性防范和倫理超度，始終構成為古典體系中"人"與自己的文化的最基本的美學關系。也因此，在古典形態的文化建構、價值確立中，其美學形式只能是不斷尋求一種哪怕在最直觀的層面上同樣對于理性至上性的有效敘事。如同我們在古典體系中所看到的，感性的審美歡悅總是被牢牢掌握在理性強大而沉著的制約力之中，"不逾矩"既是藝術行為之于這種文化價值理性的最明確的表征狀態，同時也是藝術體系本身作為一種美學意識形態的合法化功能的實現。如果說，在這樣的美學意識形態中仍然存在著對于日常過程中人情世故的表現；如果說，在這樣一種以理節情、以理轄情的文化制度中仍然保留了"人道"的追尋，那么，這種"表現"、這種"追尋"，首先突出了"人"對"理"的服從與信仰，突出著理性的無尚威嚴及其冷峻莊重的審美效應。由是，在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中，我們所看到的，便是一種排拒日常生活的生動性和世俗利益的具體性，直接連接著意志力的強化、倫理精神的無盡修煉與崇尚自我犧牲的"神圣"意識。 正因此，在古典的人文/美學體系里，其最常見、也是最基本的價值話語，就是"和諧"與"崇高"的理想性話語："和諧"強調著"理" 節制"情"或"情"融于"理"的合法化實踐；"崇高"則表達了個別性對群體性、個體對社會的自我主動犧牲的必要承諾與內心景仰。 一句話，作為古典人文/美學體系的精神守護制度，"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把所有一切感性的存在過程、人的世俗目的性與需求，統統逐出（或者說是納入）了理性的唯一合法的權力形態之中。一切超常規的、超個體的、超現實的東西，在理性的勝利歡呼聲中被指定為一種精神的存在方式而獲得了"人性價值"的褒獎。反過來，人的一切常態的、具體的、生動的東西則成了"無意義"的證明，并且被歸入到"美/審美"的對立面而遭到遺棄。 我們所提倡的"審美化文化"建構，恰恰是要對抗于這樣一種作為古典人文/美學體系之精神制度的"形式化美學意識形態"。事實上，在我們把" 充分張揚’愛、和平與美’的人類精神追求及其價值表現的平凡性與常態性"、" 恢復人的具體生活活動的感性直觀魅力"理解為 審美化文化"的建構核心的時候，我們所力圖表達的，首先就是一種極具現實意識形態力量的文化"反抗"--反抗理性以"歷史"的線性形式對整個人類生活實踐的引誘，反抗理性將那種以個體自我犧牲所換來的"和諧"與"崇高"當作人在現實中不可拒絕的光榮加諸我們的頭上，反抗理性以制度化的強制話語把我們從享受生活的實際歡娛中拖了開去。可以這樣說，尋求 審美化文化"的建構，所要求的就是；第一，個體與社會能夠回到同一個價值天平之上，人們可以毫無顧忌地環視、搜求自己最普通平常的利益與滿足；人是作為一個具體的存在，而不是處處體現為"理性的公民"，不僅能夠充分自覺到自身自然欲望的合法性，而且能夠坦然面對社會的強制而勇敢地捍衛和實現自己的基本人性。第二，文化"審美化"的合理價值尺度，不是一種屈服于理性權力暴政的文化標準，而能夠重新直面人的普遍的日常生活過程及其基本欲望；能夠重新在文化價值體系內部肯定人的世俗情感的合法身份，從而以一種新的美學方式恢復人類對于"愛、和平和美"的感性體會，真正實現人與自身生活的直接同一。 這樣，我們所意欲實現的新世紀中"審美化文化"之于"愛、和平與美"的體現，在根本上就是反對了古典人文/美學體系，即反對"形式化美學意識形態"的一種新的人文/美學形式。這樣一種新的人文/美學形式，不拒絕理性、社會或群體的客觀性，但它不會因此降低甚至否定人的感性合法性以及與之相聯的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它并不拒絕人在精神理想層面上對于無限展開的和諧世界、崇高理想的心靈期待，但它不會將之視作人的存在的唯一根據，并且同樣不會因此而放棄人在現實世界里對于自身世俗性權利的自愛與自尊、自信與自立。對于新文化的"審美化"建構來說，感性之維不是像它在古典體系中所呈現的那樣是一個"被囚禁的無賴"形象；相反， "審美化文化"的建構目標，就是要恢復人與生活之感性關系的堂皇的敘事性魅力，使之成為人"活著"的現實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