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化是以中華文化為主要內涵的，中華文化的成、住、壞、滅，不僅決定了中華民族的興衰歷史，也從根本上影響了東方其他民族的興衰歷史。中華民族不屹立起來，東方文化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屹立起來。揭示中華文化的成、住、壞、滅的興衰內因，對于重新認識中華文化的內涵，促進中華文化的復興和東西方文化的交融，意義非凡。

一、成型期：中華經學奠定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基礎

道家和儒家是中華文化的正宗，釋家即佛家是從古印度傳入中國的，也融入了中華文化之中，因為佛教傳入中國后，在印度就消失了。易經從另一個方面成為中華文化的主要內涵，如果說釋、道、儒是從人文精神上成為中華文化的內涵，那么易經則是從事物運動方面決定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和對事物運動規律的認識。

易經本身反映的是物質與精神的共性規律，但是中國古人將其分裂了，分為數術派和義理派。數術派側重反映物質運動規律，義理派側重反映精神運動規律。易經與太極的差別在于，易經講的是陰陽變易，太極講的是陰陽旋機，兩者有本質差異。易經的數術觀是中國古人在生活追求中自然產生的，主要運用在運籌、預測和算命上，而易經的義理觀則主要產生于孔子為易經寫的《易傳》。孔子在五十歲“知天命”的時候，領略到了易經的精神，他的思想最終在易經上成熟和成型，并為后世的理學奠定了思想基礎。

釋、道、儒三大學和易學為什么被稱為“經”呢？這個“經”字，從淺層次上說，就是要經常地讀，不停地學，是“經常”的意思。從深層次上看，凡是經書，文字都不多，但是內涵極其深刻。經常讀經書，才能從其中的字句中得到“點化”，才能集中心智、觸動心智、釋開心智，激活思維，擴大思維空間。經學的傳教講究的是“點化”，而不是“論述”。那么，經書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功能呢？這與太極結構有關。

太極是一個動機，即是一個運動機制，她的結構與事物的結構有關。我們都知道，物質是由微小物粒逐層逐層構建成越來越大的物質的，就是巨大的星球，也是由微小物粒逐層構成的。所有的物質都以太極旋機運動，例如我們看到電子在旋動，星球在旋動，天體也在旋動......從電子、星球到天體，這種旋動是分層次的。一個星球自身在旋動，而它的內部有無數的電子在不同的層次中旋動，這就是說，星球自身以太極旋機自動，而它的內部又有無數的小太極旋機在不同層次中旋動。這個結構非常深刻，他決定了事物存在和運動的理也是分層次的，即一個理的內部有無數的不同層次的小理。

我們常說，在許多領域，有許多理是相通的。為什么會這樣呢？其實，這些理都是反映太極旋機的，而太極旋機只有一個形式，所以這些理都是相通的。經書根源于太極，最接近太極，是指導人類的理的最高層次，所以經書涵蓋了往下的許多許多的理，這些理都與經書一樣，反映的都是太極旋機。因此，經書的理與往下的許多許多的理是相通的。也就是說，經書的理反映了許多許多事物的理的共性，所以，你能深入到經書的思維中，你能看到經書的理，你就能看到許多許多事物的理的共性，你的心智就能洞開，你的思維就能活躍，你的思維空間就能廣大而且深刻。

經書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基石，是太極存在的證明，因為經書之理源于太極。

二、住留期：中華理學展示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

如果說中華經學是奠定了中華文化的深刻基礎，那么中華理學則是展示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恢宏內涵。

中華經學是中華文化的前臺理論的極頂，太極在后臺不顯山不露水。中華理學則是對中華經學的詮釋和展示。在詮釋和展示中，前期以莊子為代表，尚能遵守經旨，圍繞“玄”字和“易”字詮釋和展示，到了后期，朱熹集理學之大成，去掉“玄”和“易”，專注于義理含義和其中的名詞概念的論述。在思維方式上，由“點化”變成了“論述”，由“悟道”變成了“學問”。

這種思維方式上的轉變，決定了中華理學與中華經學的巨大差異，一句話：得其寬，失其深。從理的層次上說，是向下降了，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回過頭來看太極結構就清楚了。

太極結構是大的太極旋機中含有無數的層層迭迭的小的太極旋機，那么她所形成的理也有相應的形式。太極只有一個旋理和玄義，旋理是指她的旋機，玄義是指她在旋機中的“相擁”特性（詳見“太極原理與陰陽真義”一文）。而經學在玄義上分成了釋、道、儒三大家，人們常說“釋、道、儒是相通的”，其實三大經的玄義同出于太極的“相擁”特性。到了理學，出現了許多的名家，各自都有一整套的學說觀點。無論他們的觀點怎樣地龐雜宏大，都離不開釋、道、儒三大經家，出不了他們的思想范圍。如果能走得出他們的思想范圍，那就一定會有第四個、第五個經家，可是沒有。

那么，理學家不是向上，而是向下，把經學往下的許許多多的理都觸及到了，全都展示出來，豐潤了、推廣了、形成了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表現。歷史上，理學家們對于豐富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思想創造力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但是，中華理學確實也為中華文化后來出現的敗壞和寂滅留下了隱患。在論述這一點之前，必須說清楚，理學的這一缺陷不是哪一個理學家造成的，他根源于經學對太極理解的不完善。

中華理學丟掉了經學的“玄”和“易”，把經學中與太極的這一維系完全斷掉了，這就使中華文化失去了太極的動力、含義與制約，使人心失去了文化中的精神正義。沒有文化中的精神正義，人心就會被物質的強大引力所吞噬。在文化的敗壞期，社會從上層到下層，無不為了物質財富而爭斗不休。

從理上說，中華理學在丟掉了經學的“玄”和“易”后，建立起了一整套注疏、詮釋的方法，打壓數術，推崇義理，在概念和定義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理學規范了名詞概念，忽視了運動機制，使人在理論概念上糾纏不清，最后幾乎都統一到朱熹門下了。焦延壽雖然從數術上繼承易理，但也是偏其玄義，而弱其玄機。從整體上說，這樣的思維方式，都注重在文字概念上，注重在經學的文字含義上，進行了大量的論述，提出了大量的觀點，意在把自己理解的東西講給眾人，讓眾人理解自己所提出的觀點，相信自己提出的觀點是正確的。這與經學思維相去甚遠。

經學上的交流，話語不多，心有靈犀一點通。心靈溝通，行為上會非常默契。所以，在經學的交流上，最講究思想層次，思想層次相近的人，話語不多就可以溝通，思想層次太懸殊，說得再多，心靈上也是溝通不了的，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是這個意思。想從理上去溝通心靈是很難的，總會有認識上的差異而爭論不休。歷史上，推出經的人是不會與人爭辯的，老子說：“辯者不善，善者不辯”，“圣人之道，為而不爭”，他確實是這樣做的。釋迦牟尼和孔子也是這樣做的。但是，許多人學經書，是去論理了，沒有去探索她的玄機，所以會出現爭論不休的現象。

玄機就表現在每個人周圍的事物中，學經者看不到時，需要傳經者隨時指點出來，叫做“點化”，學經者往往會“恍然大悟”，以此而提高認識能力。事物運動分繁復雜，而且多變，這不是理論上能“一語定乾坤”的，也不是概念上都能定義得了的。“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指事物總是在不斷變化中，你可以隨時指出來，說出來，但不能當做定論，因為它還在變化著。這是典型的經學上的認識方法，要把自己置身于旋機中去感受和把握它的變化規律，對它的認識才會深刻，如果認識上只停留在某一時刻得出的結論，那只能是暫時的正確，當旋機旋過去以后，它又變了，那個結論也不正確了。所以，把握玄機才是正確的認識事物的方法。

理學思維與經學思維相差甚遠，也失去了經學思維的深刻性。 三、敗壞期：白話文否定了敗壞的中華傳統文化

理學極盛之時，正是文化敗壞之始。因為，理學的思維方式使人思想上失去了太極中正的精神正義，當朱熹把理學推到頂點時，學者們再也沒有精神追求的發展空間了，沒有理論上的更新和發展了，沒有理論新意了，理學也就沒有社會市場了。精神發展的乏力，為物欲的發展讓出了空間。

在東方社會中，精神與物質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太極盤，精神是陽性，物質是陰性，兩者相擁相沖，生生不息地創造人類社會永久太和的美景。這個太極盤是這樣構成的：物質方面不僅是人體之外的自然物質，也包括人體的生命物質和人類創造的物質。精神方面是表現在人的心靈上，表現為圓融太極玄機的意識和心態。但是，理學使人失去了精神追求的空間，失去了精神運動的活力，這個太極盤就失去了運動的均衡性，就不圓融了，就沒有正常的運動規律了。被東方人自己毀壞了的太極盤，變型了的運動機制，會造成人類社會的畸型發展。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失衡，會損害人的思想和意識，“惡人得勢”、“壞人當道”的不正常現象會使善良人喪失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太極正理的信任，因為毀壞了的太極盤已經失去了這個功能，有許多人因此而自甘墮落。

我們看到，明末清初的艷情文學盛行，文化庸俗。到了清末民國初，軍伐割據，盜賊猖獗，人心如散沙，文化頹廢至極。清政府為了自己一幫大臣能擁權安享物欲的快樂，可以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甚至出賣主權。雖然不乏忠良之士，但是腐敗當道，人心沉淪。

這不是一個“慈禧太后”的問題，也不是一個“袁世凱”的問題，而是中華文化中失去精神正義的問題，是中華文化出現敗壞的問題。敗壞的文化必然會滋生出“慈禧太后”、“袁世凱”之類的典型人物，這是事物運動的不良機制造成的。

我們看到，明末清初的艷情文學盛行，文化庸俗。到了清末民國初，軍伐割據，盜賊猖獗，人心如散沙，文化頹廢至極。清政府為了自己一幫大臣能擁權安享物欲的快樂，可以出賣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甚至出賣主權。雖然不乏忠良之士，但是腐敗當道，人心沉淪。

現在，有許多人一談到中華傳統文化，就想到“慈禧太后”的腐朽沒落，就想到鄉村中已經敗壞了的中華文化殘余：跳大神、修大廟、算卦解命、童養媳、貞女淚等。其實，中華文化的精髓在遠古，在經學中，不在他的衰敗中。

由于失去了心靈溝通的思維方式，敗壞時期的文化出了不少“書呆子”和“朽夫子”，文化變得“酸腐”和貧乏，文言文作為中華文化的思想載體，已經無法再正確表達人的心靈和思想，因此，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是大勢所趨，是中華文化發展的必然結局，也是中華文化走向寂滅的開始。因為，中華文化連自己的載體都改弦易轍了，中華文化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四、寂滅期：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了敗壞的中華文化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意義非凡的歷史事件，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并不一樣，與“五四”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也不一樣，文化大革命的反對“封、資、修”，是對敗壞了的中華文化的徹底摧毀，徹底到連經學和理學都不放過！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焚的是過早出現的理書，留下的是經書。因為理書盛行會導致經學的削弱和文化的衰敗。“五四”運動反掉了中華文化的載體，把困住中國人思維方式、徒有外表已無“點化”功用的文言文徹底廢了。但是這兩次都沒有動到經學的地位和經學思維。文化大革命把經學地位和經學思維都徹底否定了。否定了經學，也就否定了神學。這樣，中華文化也就進入了寂滅期。

可以說，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文化的寂滅期，文化大革命徹底“革”了中華文化的“命”，為以后太極的出山掃平了意識障礙。這是文化大革命在歷史上的真實含義，其意義極其非凡！

五、復興期：推出全新的中華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現在都在說：“中華民族要復興”，這其實就是新一輪中華文化的開始。但是要注意，復興中華民族不等于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形成中華傳統文化的是經學和理學，不是太極，在中國沒有出現過太極學，所以，太極實際上并不屬于中華傳統文化。當然太極更不會是西方文化中的東西，西方文化沒有太極這一說。太極掛在東方，是因為經學源于太極，與太極的思維方式相同，太極在中國的時隱時現，只是在向具有這種思維方式的中國人昭示，在中華傳統文化的背后還有更深刻的太極存在。太極不是哪一個民族的，而是全人類的。既然中華傳統文化已經寂滅，那么，中華民族的崛起就不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崛起，而是中華民族攜帶著太極的崛起！不過，從思維方式上說，東方思維、中華傳統文化的思維與太極思維是相同的，所以把中華民族攜帶太極的崛起看成是中華文化的崛起，也未嘗不可，因為有什么樣的思維方式，就會有什么樣的文化，只不過，由于太極出山的重任要由中華民族來完成，所以，中華民族帶給人類的將是一種更深刻、更完美、更有力的嶄新的中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