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安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與陜西音樂廣播電臺及陜西省榆林地委宣傳部聯手舉行了一次民歌進課堂的活動。該活動的高潮最后在一場題名為“根的歌唱——榆林陜北民歌演唱會”中落下帷幕。

“根的歌唱”，根在哪里?在民間，地頭，山峁……在普通百姓的社會生活中，人民群眾世代口頭傳唱，并不斷加工提煉的民歌便是這歌唱之根。眾所周知，由勞動人民創造的民歌，是世世代代人們口耳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是各民族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比任何偉大的藝術品都珍貴而久遠。它是各族人民在長期勞動與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生活印象的結晶。一個國家或民族，由于氣候、地理、風俗、習慣、經濟、政治等情況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民族差異。這種差異特點會生動地表現在它的民歌與傳統文化中，人們可以通過民歌得到傾訴、安慰、解脫、鼓勵與快樂，因為，人們從心底里愛它，不斷地口耳相傳地繁衍生存。倘若口傳終止。民歌也就消失了。為了加強這方面課程的學習，西安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在課程大綱中列采風為社會實踐課程，就是基于民歌的這一歷史意義與文化而出發的。按照現行的大綱，一般學生在校期間先接受理論課程的學習，然后走入社會，體會、采集、感悟民歌帶來的淳樸、優美之感。

通過探索，為了更好的加強學生對民歌課程的認識，決定將生活在民間的民歌演唱大師邀請到學校來，以課堂教學形式講解、演唱，既讓聽聞了許多優美動聽的民歌，還領悟到了每一首民歌背后所掩藏的文化內涵。再者，由于西安音樂學院地處陜西，歷史上文化資源豐厚。尤其是陜北地區，自20世紀三十年代，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到來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像星火燎原般在陜北點燃起熊熊烈火，一時間新的革命思想、新的斗爭生活的光焰，映紅了廣大勞動者的心。無數陜北人民和全國抗戰青年對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充滿了信心與希望，紛紛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參加紅軍，從一盤散沙到萬眾一心，巨大的民族覺醒和空前的民族團結，全都體現在陜北新民歌中。針對這一重點，以“根的歌唱”為題，抓住了這一主題，實施了對大學生加強傳統音樂文化教育的重要一課。于是從陜北榆林高原走來的民間歌手閆志雄、許文化、李政飛、王小怡、雒翠蓮一行站在西安音樂學院的課堂上放談心聲，在音樂廳里引吭高歌，讓深居校園的學子感受到了一股淳樸的鄉野之風，更觸發了社會上無數音樂愛好者對民歌的全新認識。

民歌進課堂，讓學生不用“采風”就感受到了我國傳統音樂研究者對民間音樂的創作和流傳過程諸特點的總結。原生態的演唱與歷經一遍又一遍地播放信號丟失殆盡的錄音磁帶相比，到底能夠產生耳濡目染的效果。課堂上播放的錄音占據者主動的地位，聽者是消極的：而進入了課堂的民歌演唱，則保持了采風一般的清鮮，民歌手與聽眾的交流是互動的。聽眾甚至還會用各種方式影響著民歌手的演唱過程，一如當晚音樂會上出現的從陜北走出來的大學生們，躍上舞臺，形成的學院風格演唱與民歌手原味演唱交相對歌的熱鬧場面，讓人一聽便明白了許多。

譬如，流傳在延安地區的民歌《東方紅》，這是一首傳遍全國的民歌。然而人們對這首民歌的了解僅限于口頭的傳唱之中，殊不知，其內涵深遠，意義深刻。如今同學們在課堂上對這首民歌傳承中出現的文化內涵的變遷的了解，不僅反映出了采風的重要性，更體味到了歌曲中的文化意義。

民歌《東方紅》的原型是民歌《誰賣良心誰先死》。音樂在保持旋律骨架、節奏及音程走向基本不變的前提下，歷經四次，從《誰賣良心誰先死》變為《騎白馬》，再化《移民調》，最后發展成為今天廣為流傳的《東方紅》。這一發展過程其實屬于民歌體系內進化的結果。由純情歌逐漸滲入革命內容元素而演變為今日的定型民歌《東方紅》，這一傳承過程頗耐人尋味。民歌《東方紅》的內容表現上，從言說愛情到歌頌領袖，這首民歌經歷了文化主體的變遷，文化主體生存狀態的變遷和文化環境的變遷，而音樂本身則是不斷繼承的結果。也就是說，《東方紅》正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繼承。文化是一種創作機制。而文明是其結果。而文化、文明又都是文化主體——人的產物。文化的變遷和繼承是人類生存狀態變遷的結果。

在對民歌《東方紅》的學習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主要內容的變化，對于加強當代大學生的傳統音樂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無處不在體現出強烈的現實意義。

首先，民間音樂主體的生存狀態發生了變化：《誰買良心誰先死》的主體生命狀態，是質樸的自然生存狀態，描述的是最簡單不過的生活道理，是以生存為主生活體驗。此曲描述的是舊社會婦女的生存狀態，處于被動的社會地位而無法反抗只能通過詛咒，把希望寄托與老天對“賣良心”者的懲罰。舊社會婦女以丈夫為中心，一旦失去丈夫。生存便沒有了意義，精神就瀕臨崩潰。整首歌曲充滿了詛咒，怨恨但又無可奈何的情感宣泄。到《騎白馬》流行的時候，描述的是主體對愛情的體驗，這是最純粹的愛情描寫，是以愛情為依托的生存狀態。其中“你沒婆姨，我沒漢”就透露出女性主體意識的自覺，開始主動尋找真正的愛情，從社會的被動地位開始走向主動。而不再把希望寄托于老天的選擇。《騎白馬》中，女性的主體性意識有了更大的改變，“八路軍”，“一心去打日本人”。女性不僅主動選擇自己的愛情，而且更要求一個志同道合的愛人。生存狀態越來越理想化，越來越自主化。后來，陜北佳縣流行的《移民調》中，則鮮明地刻畫了這個貧瘠干旱的黃河邊地，百姓生活貧苦。在毛主席來到延安后，“佳縣群眾響應邊區政府的號召，組成七十人的移民隊南下，到延安開荒，1943年冬天的一天早晨在進城的路上，看到紅彤彤的太陽從東方升起，大受啟發，心想，化育萬物是太陽，拯救窮人的是共產黨，要打起比方來，說毛主席是咱窮人的太陽，那是在對頭不過了。民間詩人李有源和他侄兒李增正等幾個農民集體創作，并借用騎白馬調創作出《移民調》。”于是，歌唱主體由原來的女性改變成人民群眾，而且，歌曲的基調整個從個人的情感抒發也轉變為歌頌好生活。這些都暗示了陜北人民的生存狀態的轉變，東方像新升的太陽一樣正在崛起，而這勝利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陜北人民心中也成為像太陽一般的偉大而受人敬仰，這是陜北人民的新的生存狀態。也就是說，人們從蒙昧的自然生命欲求走向自覺的生命追求，陜北人的生存狀態得到了質的轉變。 其次，民間音樂主體的文化狀態的轉變；從《誰買良心誰先死》那原始而自然，無所依存的精神狀態轉變為有意識的追求精神依托——“八路軍”，到有了真正的精神支柱——毛主席，從民間文化的狀態轉向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文化的發展歷程中，而且不僅僅是《東方紅》中，陜北民歌給我們展現的是活生生的文化交融的軌跡。由個體文化轉變為群體文化，由言說愛情轉變為歌頌祖國。實際上這種發展也正是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所說的“大傳統”和“小傳統”互相影響的結果。所謂“大傳統”指的是以都市為中心，以紳士階層和政府為發明者 和支撐力量的文化。“小傳統”指的是鄉民社會中一般民眾尤其是農民創造的文化。“大傳統”往往也是起源于民間，而大傳統形成之后又反過來影響“小傳統”。《東方紅》誕生的文化背景是受到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文化，最初來源于民間，逐漸發展為“大傳統”式的文化。而這種文化又與民間的“小傳統”發生碰撞，因此出現了以下層文化承載上層文化的文化融合現象，《東方紅》的音樂母體正是“小傳統”的產物，而《移民調》和《東方紅》所承載的精神內涵正是“大傳統”的文化精髓。

最后，民歌所表現的民間音樂主體的審美觀的改變。由于民間音樂主體的生存狀態的轉變，必然引起審美狀態的改變。陜北民歌自古以來都蘊藏著一個深層的母題，即生存。而這生存的具體表現則是兩個主題即“吃”和“愛”，直到中國共產黨駐足陜北后，才為陜北民歌賦予了從來未有過的新鮮主題。這種變化歸根結底是音樂的創造者的“在世狀態”變了，音樂才能呈現出新質，誠然，革命戰爭時期陜北民歌表達的深層主題仍然是“生存”主題，但是這一母題包含的內容已不是先前那種狹隘的個人生存，而是更大更深的民族存亡的“生存”主題。歌曲中生動的語言對這一主題的表現可謂淋漓盡致。《誰買良心誰先死》唱的個體生命的現實生活描繪。《騎白馬》中，突出的是愛情主題。到《移民調》和《東方紅》中，表現的是一種民族意識的體現。這個意識就是只有整個中華民族得以延續，個體生命才能夠得以延續。因此就有了“東方紅，太陽升”，“山川秀，天地平”。“邊區紅”，“移民好”表達了移民能夠過上好日子正是南于民族得以延續的結果。

引導民歌進課堂，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除卻上面我們所了解的，在當今多元駁雜的文化涌動之際，在更好的傳承之中，能做到的也是植根民間、植根民族的加強對祖國的熱愛、對偉大的中華民族的熱愛，則是一個久遠的話題。一切恰如文化部部長孫家正所說的：“民族民間文化是我們的根，是文化發展的源泉。這是我們的母親文化，我們不能忘了‘回家的路’，因為人的情感需要它，人的心理需要它。我們走向未來需要它。”中國民間音樂是中華民族億萬勞動群眾為了滿足自身與社會生活需要而創造的藝術，他的文化內涵和藝術形態，代表著民族文化群體的中國本源、宇宙觀、美學觀、感情氣質、心理素質和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歌進課堂，固然可以使我們的民族音樂教學上獲得一定相得益彰的效果，但問題亦是存在的。譬如我們對民間藝人的考察、歌手對民歌口頭流傳的具體過程、演唱過程對民歌手的制約情況特別是對聽眾的作用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這些也恰好是采風的優勢而非課堂所能給予的。顯然，西安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在教學的拓展出的新舉措看到了這一點，立足本地選邀陜西本地的民歌手，借電化教學之優勢輔之介紹陜北民歌的傳唱之境，播放廣漠無垠、千山萬壑的黃色高原的自然景象，讓人聽聞黃風、黃天、黃地、黃水塑造出來的陜北自然風貌，以及流淌在高原上凄然且悲壯、清冷而又頓挫的歌調。在教學中求全求廣退而居其次。突出地方特色。求精求深無疑有其積極意義。對于一個地方的民間音樂作品的流傳環境(包括歷史環境、社會環境、地理環境、文化一民俗環境等)及其對作品的影響的探討著力介紹，不僅重要而且頗具效果。

以“根的歌唱”為題帶民歌入課堂，其立意在于闡述音樂是文化中的音樂，是人的創造，其結果是“一個民族物質形態的和精神的創造品”：而文化中的音樂又會反過來影響人、改變人，以至塑造人的文化品格。用本次活動的策劃者、西安音樂學院副院長羅藝峰教授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概括之，就是如此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