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是融文學、音樂、舞蹈、戲劇為一體的綜合性藝術，歷史悠久，被譽為“百戲之祖”，無論是在中國的文學史、音樂史還是戲曲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個自江南水鄉中孕育而出的古典劇種，浸潤著吳地氤氳的水汽，在那一出出折子戲中，吳地的纖細、婉約與大氣纖毫畢現。然而昆曲中究竟有怎樣的美，能令古人為之傾倒，傳唱不絕？而曾今哀婉地淡出人們視線的昆曲，又是以何種魅力重返世界舞臺？ 美國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曾經提出這樣的觀點：“音樂不可能脫離人的控制和行為孤立存在，音樂是由構成其文化的人們的價值觀、態度和信念形成的人類行為過程的結果。”①昆曲作為一種戲曲藝術，它不僅是一種文化的外顯形式，更是一個民族精神世界的縮影。吳地因水而生，依水而興，江南的小橋流水給人寧靜安逸之感。

水使吳地的文化散發出奇特的藝術光彩。于丹曾說：“人生有了水分，心就會變得柔潤而多情。”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孕育出了許多對昆山腔做出重大貢獻的吳士，他們放棄仕途，回鄉修造園林，砌一堵高墻隔開塵世，尋找各自精神的樂土。經過文人雅士改革后的昆山腔，“氣無煙火，功深熔琢，啟口輕圓，收音純細”，散發出園林般“體局靜好”的美感。所以，昆曲的興盛是與當時文人的審美情趣一脈相承的。他們良好的文化修養為昆曲注入了典雅的品味，而吳地閑適安逸的詩性生活，使得文人追求一種空靈的境界，也造就了昆曲節奏舒緩、意境曼妙的品格。“填南詞必須吳士，唱南曲必須吳兒”，昆曲之雅，在于它凝結了吳文化趨雅的精髓。 吳地醇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為昆曲的形成提供了條件。三千多年前，泰伯、仲雍兩兄弟為遂父志，三讓天下，不遠千里來到長江三角洲的荒蕪地帶，給當地的原住居民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和農業成產技術，造就了后世江南歷代的富庶的盛景。泰伯身上里仁、和諧、謙讓的高尚品德在吳文化的發展中逐漸演變為核心內容，并在一代代的吳地人民中傳承和發揚，而這也使得孕自吳地的昆曲之中有了一種“中和之美”的藝術美學精神。“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它主張在“禮”的節制下，心理和倫理，個體與社會達到和諧統一的境界。而在美學的概念中，悲劇是最高的審美形式，但在昆曲中，劇作家似乎設定了這樣一種模式：一生一旦，兩人在世界上尋尋覓覓，終遇知音，但是都要經歷波折后才能“有情人終成眷屬”。雖然這個模式有些以偏概全，但隨著劇中人物的悲歡離合，大團圓的結局化解了劇中所有的哀傷，這種“哀而不傷”的和諧之感，使人們在聽唱昆曲的時候能夠找到內心世界的平靜。所以明清時期的文人縱然在國破家亡之際也都放不下看戲、聽曲。舒緩的節奏，曼妙的曲調，所有亂世之中的愁緒都被暫時擱淺了下來，暫離憂愁，尋一片精神凈土。 吳地氣象萬千，江南水鄉的平靜悠遠如同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自古令人心馳神往。昆曲中的“至情至性”也與吳文化的詩性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明代中葉，我國東南沿海地區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此時已有“蘇常熟，天下足”美譽的江南猶有生氣。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官府提供了大量的賦稅，吳地堅實的物質基礎也促使昆曲藝術進入全盛時期。江南的富庶，社會環境的安定讓吳地百姓過上了寧靜平和的生活。也正是這種安逸催生了江南的詩性文化。許多吳地的文人以詩言志，留下不甚枚舉的華麗篇章，受這種傳統創作思想的影響，劇作家們也在將自己的人文情懷寫入劇中，使昆曲更趨于雅化，區別于其他聲腔劇種。同時，吳地充滿情趣的詩意生活也為昆曲的創作注入生命的靈動。有這樣一句話：園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聽的園林。高墻將塵世隔開，不愿被人打擾，園林中的景致是細膩而溫婉的，文人們在塵世中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這種遠離封建朝廷，逃避官場混亂而追求安逸閑適生活的思想，是吳地人最高的生活向往。園林的構造講究細節、品味和意境，園中的一花一草，一山一石，一橋一廊，一字一畫，都是在經過文人和建造者們細致的斟酌后，才安置于園中的恰當位置，成為雋永，昆曲亦是如此。文人們像經營自己的園林一樣，從審音度律、臉譜妝容到舞臺表演，一一嚴格要求，為求符合心意，甚至親力親為。家班在園林中的演出更是彰顯出他們獨特的品味。所以，園林與昆曲往往相輔相成，顯現出至情至性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