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總和一些歷史中的一些個人結下不解之緣。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總是和孫中山聯系在一起。俄國十月革命和列寧不可分割。提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不提到毛澤東。實際上，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關系，要比前面提到的兩個關系要更緊密、更直接一些。文革的來源、理論和動機，在很大程度上，要從毛澤東進入六十年代以後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思考來探討。

在這個問題上，受中國官方《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影響的主流文革史學也承認毛澤東在文革事件中的中心地位。這種主流觀點認為文革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毛澤東試圖以他的“極左”思想、“僵化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來改造中國；在文革發動前夕，對當時的形勢，包括黨內出現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有發生政變的危險等等，做出了的錯誤估計。二，由于個人崇拜盛行，毛澤東聽不得批評；由于權力的高度集中，和毛澤東的“專斷獨裁”，使“正確”的黨的集體領導無法阻止毛澤東的“亂來”。三，一些“野心家”、“陰謀家”受到了毛澤東的重用，他們出于自己的個人野心參與發動了文革。因此，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野心家利用的一場大動亂、大災難。”于是，出現了這樣一個奇觀：在中國大陸的官方媒介中，和海外反共的輿論中，首次出現觀點一致的現象，即同聲譴責文革。無論是一些共產黨的老干部、知識分子精英，還是海外持堅決反共的人士，在詛咒文革這一點上達到了共識。

在這個基礎之上，一些民間知識分子也對文革的動因作了大量的“深刻”的分析。這些分析多以批判“極權專制”的自由主義語言出現，同時也帶著封建文人的潛意識。這些對毛澤東發動文革動機的解釋，著重于毛澤東的個人利害關系，如報個人私仇、“清洗功臣”、防止“秘密報告”在中國重演、保持個人名譽等等。

然而，這些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首先，籠統地把文革發生的原因歸結為“極左”思想，很難說明問題；在文革開始后，兩個對立的方面，從中央的兩個司令部，到社會上的兩大群眾派別，都認為并宣稱自己是革命的一方，而認為對方是錯誤、落后乃至反動的一方。從搞形式上的“極左”（也就是所謂的形“左”實右）方面來說，作為“走資派”的劉鄧集團和主要由黨團積極分子和出身好的人組成的“保守派”可能搞得更多一些。文革斗爭，從某種角度講，已經不是左和右的斗爭，而是兩種不同的“左”的之間的斗爭。第二，用個人崇拜和毛澤東的“專斷獨裁”也無法說明文革的發生。因為，在文革發生的前夕，也正是毛澤東退居二線、毛澤東的實際權力下降至最低點的時刻。若講獨裁，當時的情況是劉少奇把持中央，彭真、陶鑄等人壟斷地方，“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第三，文革發生是被野心家利用的說法，也不能完全準確地概括當時的情況。在文革剛開始時，由劉少奇、鄧小平派出的工作組，以及地方和基層的黨委對運動方向采取了很大的控制，也深深地影響了文革中派別的形成和后來運動發展的走向。他們所起的初始作用，恐怕比后來“野心家”們起的作用要大。另外，只注意精英層面上的因素，而忽略了社會范圍內的潛在矛盾和沖突，也不能全面理解文革為什么發生。

任何真正嚴肅的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的探討，都必然要脫離片面的、修正的、乃至有意歪曲的解釋。這里，對文革前夕的國際國內局勢、毛澤東對文革的思想理論準備、和文革前夕的一系列先行斗爭加以分析，來探討文革的來源、動機和理論。

本文的主要觀點是：文革動機的形成和理論準備主要集中在六十年代，它的來源應結合以下三條線索來探討：一、中蘇決裂和反修防修；二、在四清社教運動中斗爭的重點轉向黨內和干部問題；三、文化官僚“獨立王國”的形成。中蘇論戰造成了國際與國內斗爭的交織；毛澤東在“黨內資產階級”的形成，和社會主義的方向等問題上，在思想上作了從反右、大躍進以來的一個重大轉變和突破；毛澤東發現了右傾文化文本和文化官僚之間的內在聯系，導致了以文化批評為突破點進行文化大革命。

國際與國內斗爭的交織

毛澤東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構思，從產生到成熟，是在中蘇論爭從內部轉為公開、從枝節轉向原則、從利益摩擦轉到大是大非上的沖突的這十幾年。這十幾年中，也是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艱辛、獨立地探索、實驗的重大時期。在這十幾年中，不僅有同帝國主義首霸硬碰硬的惡戰、和負隅頑抗的國民黨及其殘存勢力的尖銳斗爭，也有和蘇聯領導集團、繼承沙皇衣缽的社會帝國主義霸權的舌戰和激烈斗爭；在國內，在對經濟基礎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思想戰線、文化戰線上也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斗爭，斗爭之火最后燒進了共產黨內。總之，這是一個各種斗爭都集中交匯的時期，反帝和反修糾纏在一塊，反修和防修交織在一起，國際上被壓迫人民的解放斗爭、中國在發展建設上的兩條道路的斗爭和黨內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匯集成一個整體的斗爭。

中蘇兩黨的論戰由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所引發，一開始圍繞于斯大林問題和對帝國主義斗爭策略問題，但爭論的重點很快轉移到無產階級革命是依靠“和平過渡”還是暴力革命、南斯拉夫演變的性質、社會主義社會是否還存在階級斗爭等重大問題，最后論戰上升到有關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重大理論和原則，爭論的焦點也集中到蘇聯社會的性質是正在“和平長入”走向共產主義，還是急劇滑向修正主義的“假共產主義”。中蘇兩黨對國際共產主義路線的分歧，很快地也不可避免地聯系到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國家走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分歧。中共方面很快地指出了問題癥結所在，即蘇聯體制內“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全民黨”、“全民國家”的鼓吹者、執行者和受惠者－－蘇聯的特權階層，這個正在迅速向已經出現在南斯拉夫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蛻變的集團。

對“赫魯曉夫假共產主義”的批判，使中國對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的做出了重大的反思。隨著和蘇聯論戰的激烈，在人民公社上的爭論，有關文化藝術的爭論，對來自人民群眾對黨的官僚主義不滿的聲音等問題上，國內黨內的斗爭也尖銳激烈起來。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對學自蘇聯的“一長制”、“一條腿”走路、物質刺激、專家治國等，開始了全面揚棄和批判。由于國際與國內斗爭的交織，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文字，和國內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批判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的文字也交織在一起，如第九評中的總結性思想也出現在國內問題的文件中，如《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等。在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選擇這一條或那一條道路，隨著和反修問題的銜接，其潛在影響和利害關系也變得更加重大。受國際斗爭影響的國內斗爭，也反過來具有國際意義。中國能否走出獨立于蘇聯發展道路的、有所創新的社會主義，能否為廣大的不發達地區的人民提供經驗，為全世界所矚目。中國在百多年來受西方沖擊、模仿西方、借鑒西方之后，第一次具有向外輻射影響的機會。盡管在帝國主義貿易禁運和軍事、經濟封鎖的條件下，當時中國的政治斗爭和國際上的政治斗爭的脈搏息息相通。

一個重大轉變和突破

一九五九年，發生了廬山會議上的激烈斗爭；不久，毛澤東為了從理論上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及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學習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寫下了四萬多字的筆記。一九六○年十一月，在第二次莫斯科會議上，中蘇兩黨為會議最后聲明發生嚴重的沖突。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將“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系統化了的修正主義綱領寫進新黨章，中蘇的徹底分裂已經不可挽回。毛澤東有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是在進入六十年代以後這樣一個背景下形成的。

一些人指責毛澤東建國以來“犯了一個又一個極左錯誤”，“一次比一次脫離實際”。可以理解，那些無法認同毛澤東在經濟上超越和突破蘇聯經驗的嘗試的人，更無法認同毛澤東在政治上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的診斷。然而，“左禍”論所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毛澤東進入六十年代以後的思想，和毛澤東五十年代的思想相比已經有重大區別；伴隨著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也發生了從反右、大躍進以來的一個重大轉變和突破。可以說毛澤東五十年代還在認識和摸索包括蘇聯在內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六十年代則開始堅決批判當時的蘇聯體制。毛澤東有關“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激烈的階級斗爭”、“黨內存在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得到政權，還可能喪失政權”、“文化藝術部門仍被資產階級統治著”等思想，自然在哲學基礎上和他五十年代以及以前的思想相一致，然而，卻和反右、大躍進時期的思想有以下三個重大區別。

第一，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澤東關心的領域已經從經濟轉向文化，從建設轉向政權，從增產的統計數字轉向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正因為如此，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和文革運動才有很大的區別。前者是在數量上超英趕美、搶時間、比速度、“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其重點主要是單純的經濟建設領域，盡管其主導思想是“政治掛帥”；相比之下，后者是在大是大非的方向問題上防止走向蘇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道路。

第二，所注重的對象也從黨外轉移到黨內。在解放初期，毛澤東多次提及被打倒的前剝削階級的復辟企圖，指出他們隨時會配合國民黨和美帝反攻大陸。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喪失剛剛奪取到的政權的危險主要來自被推翻的反動派和被打倒的前剝削階級的武力顛覆和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五七年的反右斗爭就是在這種大氣氛下開展的。進入六十年代，這一部分前剝削階級本身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影響被大大削弱；然而，毛澤東發現他們竟然在共產黨內找到了他們利益的代言人：也就是黨內那些熱衷于引進資本主義、時刻準備和前剝削階級攜手合作的共產黨干部。最后，毛澤東認定出現了一個黨內的資產階級，它成為社會主義體制內的異化因素，也就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在文革前的一系列先行運動中如“四清”社教等，運動內容漸漸地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同時，斗爭的矛頭也漸漸地從對準前剝削階級，轉向新生的剝削階級，即黨內的那些“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最后直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三，與五十年代比較而言，毛澤東進入六十年代后對社會主義“和平長入”共產主義的前景是很不樂觀的。假如說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中，對社會主義的前景是急進樂觀的，那么，在反修斗爭中對社會主義的未來道路的預期則充滿了兇險的挑戰和不確定感。毛澤東在他親自執筆的中共第九評中，在批判了赫魯曉夫“二十年建成共產主義”的假共產主義許諾后，寫到：“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的容易些，寧可看的困難些。”（《關于赫魯曉夫假共產主義的教訓》）毛澤東又說：“無產階級得到政權，還可能喪失政權。”“不是一代人兩代人就可以解決的。”

眾所周知，毛澤東被中外的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指責為烏托邦空想家。然而，研究毛澤東的美國學者梅斯納（Maurice Meisner）認為，毛澤東思想風格中有很強的“反烏托邦”特色（dystopia）。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六○年以後，毛澤東反復發出有關革命有可能馬上會遭到腐蝕和顛覆的夢魘般的預言和警告，如“我們這樣社會主義的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中央會出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就在身邊”等等。毛澤東對全黨發出震聾發聵的警鐘：“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無疑，毛澤東這些危言般的警告，強調歷史的不確定感，突破了被庸俗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中的僵化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和歷史決定論，找回了馬克思主義中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創造歷史的革命精神，批判了那種“不經斗爭、和平漸進、和平長入共產主義”的修正主義思想。

階級與政權：“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

在毛澤東進入六十年代以來思想上重大轉變和突破中，最突出的新思想是有關階級與政權的論述。這也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關鍵部分。在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還依然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同時，毛澤東也揭示了存在于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資產階級的特質。

列寧早已經預見到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小資產階級和小生產土壤中，每日每時地產生著資產階級的萌芽；列寧也認識到，黨外的階級斗爭反映到黨內，就成為黨內的路線斗爭。經過斯大林宣布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消滅了階級之后，毛澤東重新回到列寧的認識，認為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然而，毛澤東對列寧理論的新發展就在于：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不再是通過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來發揮其政治經濟影響，而主要是通過社會主義社會尚無法消除的資產階級法權來維持其自身的存在，通過其思想意識和文化觀念來發生影響，更重要的是，資產階級要通過在現體制內占重要位置的人來作代言人和代理人，來實現它的利益。

資產階級法權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中通過占有生產資料進行剝削已被消滅的條件下，通過等價交換產生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高級干部、高級知識分子、有特殊技能人員等，是資產階級法權的受益者。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和膨脹，會危及生產資料公有制、造成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等級工資制和級別本位主義常常導致對革命熱情的喪失，因此它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基礎。

在政治層面上，資產階級借以存在、發展，并實現其利益的方式，主要是在執政黨內尋求代言人和代理人。這些代言人和代理人，很多是蛻化變質的共產黨人，有些是“鉆進黨內竊取領導地位”的階級異己分子。然而，作為“黨內的資產階級”的概念，在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中，比僅僅的“蛻化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要復雜，它是社會層面、經濟層面和政治層面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所討論的黨內資產階級，至少有以下三層意義：（一）他們本來就是混進黨內和革命隊伍中的叛徒、特務；（二）作為黨內政治派別的“資產階級”，他們是共產黨內的民主派，缺少革命的徹底性，“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在反對三座大山的戰斗中起了積極的作用；而在全國解放以后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戰斗中，他們就不那么熱情了。（四清《十條》）”（三）以一種動態的分析方法和更廣泛的眼光看問題，“黨內資產階級”和經典意義下的資產階級類似，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剝削相聯系的一個階級。這個執政黨內的當權派集團，打著革命旗號作幌子實行官僚主義、等級制度，作為特權階層，他們的利益總是掣肘于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不能盡情實現，因此他們隨時準備向黨外的被打倒的前剝削階級和國際上的資本主義勢力作妥協、并和他們攜手合作；由于他們掌握著從上到下的政治權力，機會成熟，他們就有能力不顧工農群眾的反對，大肆引進一切資本主義“好的東西”，最后顛覆社會主義公有制。

顯而易見，這三層意義，逐次豐富、全面，以第三層面上的意義最準確地體現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階段階級問題的創新思想。在第一層面上，“黨內異己分子”并不是新的問題，因為歷史上共產黨一直都在和黨內的叛徒、特務作斗爭。在第二層面上，已經提出了“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這個文革命題；是在第三層面上，提出了文革的中心命題，就是階級和政權的主題。在第一層面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進行復辟，一般需要搞公開的反革命政變。而在第三層面意義上的“資產階級”，能夠以極大欺騙性的手法，通過官僚主義、等級制度的長久化，實現和平演變，使社會主義國家走向反面。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并不一定要通過反革命政變，也不一定要通過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它還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集團的蛻化變質來實現。”（九評之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這三種層面意義下的“黨內資產階級”，在文革運動中的文斗和政治斗爭中都有所表達。在對“黨內資產階級”意義了解不深、局限在第一層意義的情況之下，運動就被誤導成單純的“揪叛徒、抓特務”的活動（實際上保守派很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來轉移斗爭的大方向）。未能把認識提高到“黨內資產階級”與官僚主義、等級制度和資本主義道路是一個共生體，也就出現了把運動局限于“揪人革命、罷官革命”的問題。只有基于第三層次上的認識，才把揭露和打擊走資派與造反奪權、制度改革結合起來，去從根本上消除黨內資產階級實現和平演變的制度基礎。

也正是從第三層意義上的觀點，才能理解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正是在這個說法上，文革遭到很多人的質疑和詰責。似乎“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和“對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繼續”相矛盾的。實際上，文革中的保守派就是這樣看問題的。在老干部、“黨內民主派”中，不少人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農民造反思想，無法接受他們自己會成為新的革命對象這個事實。在文革初期，對于誰是這場斗爭的主要對象的問題，從中央到基層群眾都產生了分歧，是把矛頭對準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還是僅僅對準被打倒的前剝削階級乃至他們的后代，成為分辨造反派和保守派陣營的一個重要分野。將共產黨內出現的一個官僚化、等級化的驕橫跋扈的特權集團，與被打倒的帝封官勢力的復辟企圖相聯系，而不是將它們割裂地、孤立地去看待，是“黨內資產階級”理論的最深刻的洞見。作為既是老革命又是新革命的毛澤東，看到了被打倒的前剝削階級和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的連續性和一致性，預見到這個高喊革命口號、卻逐漸喪失革命熱情和革命原則的形“左”實右的“老革命”集團，在嘗到了特權和腐化的甜頭之后，最后會和他們與之斗爭了大半輩子的國民黨反動派和剝削階級握手言和，攜手合作，而不惜犧牲人民的利益。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動機，也就是在更深入、更徹底的層次上和國民黨反動派所代表的剝削階級、剝削制度和剝削思想的斗爭。

另一方面，也有少數人把文革的意義僅僅理解為被打倒的前剝削階級后代反對歧視、爭取人權，甚或更加錯誤地理解為被打倒的前剝削階級起來進行階級報復、搞翻案、鬧翻天，也是因為忽視了毛澤東“黨內資產階級”理論的真正含義。把革命看成是“改朝換代”、看成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簡單調換位置的觀點，與“打江山者坐江山”的觀念，是出于一轍的庸俗革命觀。文化大革命正是對這種庸俗革命觀的徹底突破。

文化、階級與政權：“思想文化領域的大革命”

中國共產黨是靠堅決執行階級路線才取得全國勝利的。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階級理論受到了新的考驗。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就已經預見到：資產階級賴以依存的剝削制度被消滅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還遠遠沒有決出勝負。在社會主義這個長期的、存在激烈斗爭的過渡階段，資產階級借以發生影響的方式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從有形的私有制和生產資料占有，轉向無形的文化資源占有，從集中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轉向分散的、游離的舊思想、舊觀念。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第一次提出了“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概念。次年，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階級”。毛澤東找回了階級的文化與意識形態因素，這個被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和其它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所忽略的重要一環。

毛澤東的階級與文化關系的理論也決不是脫離經濟基礎的，而恰恰是用一種全面、辯證的動態觀點看問題。首先，毛澤東對文化與階級的關系的探討，離不開他對社會主義制度中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因素的經濟條件的關注，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關注。一些人認為毛澤東是以一種“落后的”“農民的”平均主義出發反對資產階級法權。這種看法是膚淺的。毛澤東從來都是以一種動態的、發展的觀點看待資產階級法權的，將它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文化、政權，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相聯系。資產階級法權正是以它與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互作用發生其影響：社會主義中特權階層長期存在，必然要追求玄耀性的生活方式，特別是來自資本主義西方的物質消費，給整個社會漸漸帶來一種崇拜西方消費主義的文化氣氛，這種文化氣氛，會反過來危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為引進資本主義剝削機制創聲勢、造輿論，最終打開復辟的閘門，全面摧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一點已經被文化大革命的故鄉后來所發生的一切所證實。

在文革前夕，毛澤東更注意到了文化與政權的關系。他發現社會主義中國的很多上層建筑領域是為城市老爺服務的文化官僚，和以“古人、死人、洋人”為文本的封資修文藝所統治。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在《對柯慶施同志報告的批示》中說：“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一個問題。”“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這些文化部門的城市老爺們形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揭露出很多有關彭真個人生活揮霍、大搞特殊化（《紅衛兵資料續編》（一）），和鄧小平的“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精英圈子的豪華生活等事實（《體育戰線》1967年3月11日）。而彭真和鄧小平的“裴多菲俱樂部”，就曾經“保護了大量文化名人、高級知識分子”、讓他們通過他們所壟斷的文化渠道，在“學術自由”的幌子下，將他們自己的世界觀充斥到“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中去，而這些彭真家里和鄧小平的“裴多菲俱樂部”的座上客、等級特權的受惠者，在思想意識上已經完全和這個文化獨立王國的統治者和剝削者心心相印、思想默契了。他們傳播給社會的信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已經是完全服務于這個既得的等級和利益集團了。

正如同毛澤東發現了舊的資產階級和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內在聯系，毛澤東也發現了黨外“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默契關系。形“左”實右的當權派們，常常試圖去掩蓋這種默契關系，甚或把攻擊文化界和知識界的“反動權威”作為保護自己的手段，乃至把文革誤導成簡單的另一場反右運動。毛澤東對文化官僚“獨立王國”的深刻認識，正是發現了那些口頭上很革命的官僚，實際上是“黨內包庇資產階級權威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文革的理論準備，包括了文化、階級、政權方面三大主題。在文化層面上，文革對“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給予“迎頭痛擊”，然而，由于三大主題的緊密聯系，就不能不觸及官僚和新生的資產階級問題。文革初期的“革命化”、“紅海洋”等形式主義就是企圖以局限在文化上的方法誤導運動的進程。同樣，文革之後，有人認為既然文革是場政治大革命，“文化”就只不過是托辭借口。這種看法最終導致“文革是場無原則的個人權力斗爭”的錯誤結論。

文化大革命以文化批評為先導，以文化官僚的“獨立王國”為突破口，開始了一場既是“思想文化領域的大革命”，又是階級、政治領域的大搏斗。

文革通過文化作導引爆發（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後，很快便轉到了階級的主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這就是文革初期“血統”決定階級還是“立場”決定階級的爭論。在這場斗爭中，傳統的階級概念的得到突破：老革命、革干子弟假如不注意改造思想，成為享受特權的階層，就意味著在政治思想上背叛了自身的階級，轉變成新的剝削機制的受惠者和維護者。階級概念中政治思想認識所占的地位變得重要，和毛澤東有關社會主義是一個特殊的、長期動蕩起伏、斗爭激烈的過渡階段的論斷相吻合：在這個捉摸不定、誰戰勝誰不可能徹底解決的階段，階級的決定因素并不完全取決于在經濟生產中的地位，而部分地取決于在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意識形態斗爭中的立場和認識。文革運動經過了文化和階級兩大階段以後，進入了它的第三大主題－－政權，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後的造反派奪權斗爭。

文獻：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九八一年。 《中國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四清《十條》），一九六三年五月。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四清《二十三條》），一九六五年一月）。 九評之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九評之九：《關于赫魯曉夫假共產主義的教訓》，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毛澤東：《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主義頭子彭真劉仁的腐朽生活罪行》，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戰斗團，一九六七年九月。《紅衛兵資料續編（一）》。 《“高干俱樂部”是修正主義的安樂窩》，《體育戰線》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