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對史學界在新中國的歷史階段的分期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劃定成十年（即1966--1976年）的結論不敢茍同。如按社會主要矛盾及政治斗爭的焦點；矛盾對立沖突和斗爭的主要兩大社會派別；開展斗爭，即沖突的主要形式和手段等特征來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期界定在1966--1969年較恰當。

主要理由如下：

一、從社會主要矛盾和政治斗爭的焦點來看

從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至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969年4月1日-24日）為止，該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兩個司令部"和在政治上分別依附于"兩個司令部"的兩大對立的社會派別的矛盾。

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決定發動一場新的政治運動即后來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作為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標志，是準確的。由此開始，社會矛盾和政治斗爭的焦點開始由"前17年" （新中國成立至1966年文革開始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中共政權與"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矛盾和對他們進行斗爭逐步轉變為"兩個司令部"和在政治上分別依附于"兩個司令部"的兩大對立的社會派別的矛盾和斗爭。

但該文件內容屬于高層機密，還為"革命群眾"所不知，因此，毛澤東和劉、鄧（即所謂兩個司令部）的矛盾和沖突還未公諸于社會，沖突僅僅局限于黨內高層，即還未由此擴大形成新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對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批判，基本上還是繼續沿著中共老一套階級斗爭的套路在按部就班地進行。

老一套階級斗爭的套路是指：如"四清"運動，尚未搞的全國半數以上的單位還在搞或者將要搞。社會矛盾的焦點仍然表現為"前十條"（即《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1963年5月制定）、"后十條"（即《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1963年9月制訂）和"二十三條"（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965年1月14日制定）所闡述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其內容形式表現為：

（1）在城鄉基層單位，是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對地富反壞右的專政（包括政治上的壓迫，精神上的折磨，肉體上的體罰及物質分配上的歧視等）。

（2）在上層建筑領域，是對資產階級學者專家（包括黨內的學者）的批判，理論上的，即思想領域。

（3）在體制和制度建設方面，中共黨的主要工作是在基層單位整頓和強化黨委的領導，在農村特別強調重建在大饑荒時期近于崩潰的階級隊伍；突出政治；割自1961年夏開始死灰復燃的資本主義的尾巴：如在農村，清查農民自留地的面積，嚴禁超標準多劃分自留地；嚴禁棄農經商（指農民買賣農產品牟小利，非現在的經商概念）；嚴格勞動管理制度；分配上進一步平均主義化。在城市企業，取消或者減少職工的計件工資制度和獎金，強調義務勞動等。

中共把與 "地富反壞右"的"階級矛盾"定性為"敵我矛盾"；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一般作為"人民內部矛盾"，因為貧下中農也喜歡"三自一包"，農村里中共黨員干部心里也明白"包產到戶"比"農業集體化"生產搞得好，但這一普遍存在的"民心"傾向，官方的理論和教科書（包括文件）一是違心的否定，并認為僅僅是"中農階層"的階級屬性。前一個方面的矛盾是顯性的，公開的。后一個方面的矛盾是"隱性的"。

當時階級斗爭理論認為：被打倒10多年的已經成為"死老虎"的資本家和地富反壞右"人還在，心不死，時刻想著變天復辟"，用這一"學說"支撐起來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政策和按政策對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們的專政，掩蓋和淡化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理的矛盾"。特別是農村，貧下中農獲得的主要是政治上的特權和經濟上的優惠，使其成為極左路線得以推行的階級基礎。

把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頒布作為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標志，就在于社會矛盾和政治斗爭焦點的變化。即再也不把革資本家和地富反壞右（"死老虎"）的命作為最主要的政治斗爭任務，而是把斗爭的矛頭指向 "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又稱"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等。毛澤東這一新的思想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焦點也由此開始發生了跟本的變化。這是其一。

二、形成了新的兩大對立沖突的派別（社會集團）

新的兩大對立沖突的社會派別的形成是有一個過程的。文革初期，即從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表到同年8月上旬"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以前，運動基本還是按老的政治運動的模式進行，沒有脫離"領導整人，群眾挨整"的基本框架。政治形勢的根本逆轉是從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5日，未公開）和隨后公開向全國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會議時間8月1日--8月12日）后逐漸開始的。特別是同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公開點名批判了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后，革命群眾（除資本家和地富反壞右分子外，都叫革命群眾。）開始大分化，并重新進行新的組合。用我們熟悉的語言表述：舊有的階級隊伍發生分化，原來固定（劃定）的社會各個階層的結構和等級秩序被破壞；同時價值觀念（政治觀點）相同的人群之間相互進行新的組合。即形成了"造反派"和"?；逝?兩大對立的社會派別。兩派以對待黨政領導干部（多是指單位負責人）的看法和態度的截然不同而劃界。"?；?一派成員多是紅五類或者紅五類子女，一般都是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文革初期）的紅人（統稱17年的紅人）；"造反派"成員比較復雜，有紅五類及紅五類子女也有非紅五類子女（包括黑五類子女），也有少數是17年的紅人、但絕大多數還是在平常被領導壓制、歧視、排斥甚至打擊的普通群眾，特別是在文革初期"受壓挨整"的部分青年學生和教師，企事業單位青年職員和青年工人等。

造反派的總指揮部是"中共中央文革小組"；?；逝梢劳械目可绞歉骷壍胤秸鄼C構和單位負責人（單位的領導機構也是政權的一部分--政企未分）。后來文革結束，有人把文革中"階級關系及其斗爭"通俗叫作"文化大革命是整過去整過人的人"。"17年的紅人靠邊站，17年受壓的要掌權"等。當然概括的并不十分準確，造反派中的頭頭一般都由紅五類及子女擔任，在文革以前的政治運動中多數沒有受壓的經歷。家庭成分高的人都回避當頭頭。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群眾中力量對比往往是一邊倒--造反。

這是新中國建立后的17年中，從未出現的一種全新的"階級組合"。這是其二。

三、采取從未有過的斗爭形式和手段

（1）、廣泛的群眾性。在大中城市，卷入運動的包括所有的大學和中學的學生、教師和企事業單位職工，黨政機關的干部（非領導職務）及部分市民。

（2）、采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后來由文斗發展到武斗，真槍實彈。還長期停課，停工。

（3）斗爭的戰場主要擺在大中城市，后來才延伸到農村。與歷次政治運動的重點在農村完全不同。

（4）還有，就是該運動在全國不同的地區，在同一地區不同的單位，特別是在城市和農村，表現出非常大的發展不平衡性和性質上的差異性。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之前的運動都是在中共一元化領導下，有計劃有組織有條不紊的進行的；斗爭和被斗爭雙方力量對比懸殊，即斗爭一方是掌握了強大的專政工具的國家，被斗爭一方是手無寸鐵的"自然人"。

鑒于上述三個方面獨特的特征，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冠以"史無前例"的定語。

如把《五．一六通知》作為文革開始的標志，則1969年4月"九大"的召開就成為文化大革命運動收場的信號。因為運動搞到此時，預定的任務基本完成，該斗的都斗了，該批的都批了，各級地方政權和基層單位的權力已經由"革命委員會"接管了。中央委員會也通過"九大"的組織程序進行了大清洗。政治新貴們大都進入了各級政權班子。但文革運動的結束應該劃定至1969年底。因為這一場運動的幾大特征，從1969年底，1970年初才基本消失了。

第一項特征自不必多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已經達到，所說的這場政治斗爭中矛盾的焦點已經不存在。

重點談第二項特征的根本變化。"九大"召開半年之后，即同年底到1970年初，原運動中形成的對立的兩大社會政治派別從組織上已經解體，并且逐漸又重新按階級出身劃線進行新的組合。導致該變化的主要原因是：

（1）原參加文革運動的主要社會階層，大、中學校學生作為一個龐大的社會階層已經不復存在，大學生畢業分配了，中學生被整到農村當農民去了。

（2）在運動中形成的所有群眾組織都解散或者瓦解了。

（3）形成了新的階級組合。新的階級組合是怎樣形成的呢？

"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 運動

該運動是為否定和消除文革運動的后果及影響而設計和進行的。有"秋后算帳"的本意?；蛘哒f是社會政治形勢的重新逆轉。

從該運動進行的方式，依靠的力量，打擊的對象等內容來分析，其性質基本上是鎮反，土改，反右，四清等老的政治運動的繼續，當然不是也不可能是老運動的內容和形式的簡單的重復。

至于運動在斗爭的形式，運用的工具和手段上，與文革有很多相同的，象大字報、大會批斗、逼供信、關押等，這是歷次政治運動通行和慣用的，非文革獨創。文革中采取的很多極端作法，象戴高帽子，掛黑牌子，鳴鑼游街示眾等都是從包括"湖南農民運動"（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內的中共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仿效的。

1970年開始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運動都是有組織有領導的，現得秩序井然。文革運動的三大特征，特別是前兩大主要特征都不復存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運動從1970年延續到1971年"九．一一事件"（林彪墜機）為止。

之后，直至1976年"四人幫"被捕的幾年中的社會政治斗爭，在內容上雖然是"文革"中的政治斗爭的延續，但由于參與斗爭雙方的人員的社會構成，斗爭和沖突的具體行為方式，社會矛盾的焦點等特征與1966--1969年的三年差別太大，因此，把1972--1976年這四年劃為"文革"時期也是不恰當的。比如說，毛澤東在1965年1月制定的《二十三條》中就明確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四清運動中也貫徹了這一思想。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把"文革"的歷史階段提前吧？這兩者是一個道理。

因此，把1970年以后至1976年的7年劃為文革階段是很不準確的。

關于文革中表現和呈現出來的社會多元文化及深遠影響問題

把文革定義為"文化大革命是整過去整過人的人"。這是對《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的核心精神的歸納和概括。但由于我國社會中錯綜復雜的社會政治，經濟關系和教育、文化還有交通及信息等都存在巨大的差異性，這就必然呈現出運動過程中，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單位之間；大中城市和小縣城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運動的具體內容和形式的差異性（甚至是巨大的）。還有不同的社會階級，階層和不同的社會身份，角色的人的個人感受和遭遇的巨大差異性。這就是筆者所謂的"文革中表現和呈現出來的社會多元文化"。

例如：當1966年底各省的省委書記省長們被造反派公開批斗，大權旁落的時候，但邊遠地區的縣委書記縣長們在縣城里的權威仍然是至高無上的；大中學校的"黑五類"已經"大解放"了，但縣城和農村里的黑五類（都指子孫后代）還是階下囚，從精神和行動上仍然默默的償還父輩（或者爺爺一輩）欠下的"孽債"。盲目服從，奴隸主義和血統論在大中城市里被批判，但在農村基本未被觸動。武斗在一些地方很殘酷，但也有較平靜的地區。

后來把發動文革的責任抽象歸咎于毛澤東；把文革中群眾批斗"走資派"這一行為的責任具體歸咎于"兩個反革命集團"。其實，問題并非如此簡單，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新中國自建立到1966年為止，整個17年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各種錯綜復雜的甚至包括非常尖銳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在毛澤東的發動下，來了一個總爆發，象火山一樣。如把這場運動看做一場災難，一場浩劫，但作為歷史現象，這有它的歷史必然性。討論和研究"文革"這一歷史現象，不能把它與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割裂開來，就象不能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和整個國際共運史割裂開來進行孤立地討論研究一樣。換一個角度來分析，這場運動本身加速了否定左的路線的進程，使改革提前到從1979年開始，這就是文革這一歷史現象的積極方面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