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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見刊

“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綜述

衣曉龍

“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浩大的席卷全國的政治運動和社會動亂,已經過去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來,一直有學者在不斷地反思和探求這一民族災難的根源。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為什么會發生“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文革”的起源作了簡要的回答,是研究“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但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的發生若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看,《決議》的結論就顯得過于原則化、簡單化了。因此,學者們并沒有囿于《決議》的定論,而是從政治、經濟、文化和心理等各個角度進行了積極的探討。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熱點和重點,從整個學術研究情況來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1978到1985年,可視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由于當時處于“文革”剛結束的特殊時期,所以主要是從政治上對“文革”進行總體反思,給“文革”予以定位,《決議》的發表為學術研究指明了方向,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這一階段的學術研究,所以有很大一部分研究成果是對決議宣講的延伸和具體闡釋。從1986年到1995年為第二階段。由于這一時期作為政治運動的“文革”的影響已經漸漸消退,所以學術界也開始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將“文革”納入歷史學研究中去,整體水平較第一階段有所提高。但是,仍停留在單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種綜合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不少外國學者的研究著作被譯介到國內,對于開闊國內學者的研究視野是不無好處的。第三階段,從1996年至今,由于“文革”結束二十周年的到來,在學術界的整體努力下,同時由于國內學術氣氛的日益活躍和西方社會學等研究方法的引入,所以在這短短幾年,對“文革”起源的研究,呈現了系統性、廣泛性、深入性、學術性的研究特點,水平較前兩階段有了明顯提高。更有學者對“文革”起因的研究,進行了大膽而有效的嘗試,把“文革”的發生納入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去闡釋,給“文革”的研究領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學術風氣。

本文擬從幾個角度把二十五年來學術界對“文革”起因研究成果作一綜述。

經濟動因說

由于“文革”是“左”傾錯誤的不斷擴大和升級的惡果,所以對“文革”經濟根源的探究,其實也就是在探求“左”傾錯誤產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幾個研究角度。

(一)當時中央領導人,尤其是具有強大號召力的毛澤東的空幻的經濟思想,直接影響了我國經濟決策的不確當性和經濟體制的日益僵化和空幻性,進而產生了經濟上的“左”傾錯誤,并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升級。研究者認為,當時具有濃重“左”傾色彩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決定了“文革”發生的基本條件——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而“文革”得以發生的重要原因——對黨內對經濟建設上的分歧的錯誤定性也根源于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個別黨的領導人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問題的探索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富有“左”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于不能為中央領導集體接受,但又自認為是真理,遂將黨內對此不同意見的爭論誤認為是黨內階級斗爭的激烈反應,認為要建設他所推崇的帶有平均色彩的理想社會、在中國實現“最純潔最完善的社會主義”,必須清除某些障礙,而當時整個國家的不正常運轉,客觀上為他實現自己的經濟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①

(二)來自中央的經濟決策上的“左”傾錯誤,在某些人的鼓吹和渲染下,進而升級到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分歧上。研究者認為,60年代過分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和僵化經濟體制的弊病已經顯露,中國的經濟發展處在是否進行改革的岔路口。②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也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堅持自己的“三面紅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視商品經濟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對立物,所以他對于當時出現在其它中央領導人中的不同意見無法容忍,并且由此產生了對中國可能出現資本主義的憂慮。為了進一步推行他的經濟主張,他在考慮是否應該采取某種手段將出現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某些“非社會主義成分”予以清除。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原因之一。③

(三)還有研究者跳過了“左”傾錯誤這一環,認為導致“文革”發生的那些黨內分歧和政治斗爭都根源于當時嚴重的經濟困難,又圍繞著如何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而逐漸激化和升級。廬山會議由經濟問題引發;八屆四中全會上的斗爭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經濟困境的意見分歧;“文革”的輿論先導說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運動使我國生產關系發生變異,正是“文革”這場內亂賴以產生的經濟根源。④

政治動因說

“文革”是一場政治性內亂,雖然始發于思想文化領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響,我們可將此稱之為政治動因。根據研究者的切入點不同,可分為以下幾個角度。

一、執政黨建設上的失誤。中國共產黨作為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的執政黨,其自身建設上的得失直接關系到國運的興衰。而當時共產黨在自身建設上,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嚴重失誤,正是這些失誤造就了“文革”。

1、國家領導管理制度上建設失誤。在這方面學術界一直視為禁區,鄧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錯誤與現行制度的弊端有直接關系。他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一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制度問題由于毛澤東在實際上沒有解決,所以導致了“文革”的十年浩劫。(《鄧小平文選》p293)正是由于這些制度問題的缺陷,使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組織原則不斷受到削弱和破壞,讓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而且由于他的個人專斷是通過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來實現的,他把個人專斷強加給集體,集體又往往接受了他的個人專斷,這種無制約的惡性循環,造成了毛澤東的意志高于黨規和國法,集體力量無法糾正他錯誤的不正常現象,他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⑤

還有研究者由此認為,這種制度上的缺陷導致了黨內不同意見的產生,但被無限上綱為階級斗爭,甚至有人將這種斗爭簡單化為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個人政治較量,關于這一點,由于各種因素的限制,更多地出現在外國學者的著作里。

2、 理論指導上的錯誤。黨沒有堅持以至背離實事求是的路線,使“左”傾思潮在黨內泛濫,并且日益系統化、理論化、正統化。⑥雖然“左”傾思潮根源于經濟問題,但是它在政治領域得到惡化,并在黨內占據了統治地位,使黨在執政理論上形成了以階級斗爭擴大化為中心的思想。繼反右派運動、廬山會議、八屆十中全會之后,“左”傾錯誤逐漸升級,并在1965年把階級斗爭的重點轉移到黨內,斗爭矛頭直指黨中央領導人。在“文革”中,這一錯誤觀點更加發展,被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正是這種“左”傾的錯誤指導思想,直接導致了文化大革命。⑦

二、領袖個人失誤。毛澤東視“文革”為他對中國人民兩大貢獻之一,甚至高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但是歷史已經證明“文革”是他的悲劇。毛澤東對于“文革”的發動和完全失控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一直有人認為不應把“文革”的發生歸因于領袖的個人失誤。但是,各種研究著作中卻無一例外的把毛澤東置于“文革”的主角的地位,“文革”的發生與毛澤東個人的確是有很大關系的。我們不否認晚年毛澤東依然懷著良好的愿望,在謀劃建設一個“新世界”,這在《五·一六通知》(主旨在“破”)和《五·七指示》(主旨在“立”)中體現了出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主觀意圖。他在相關文件中所構畫的社會主義,是一個逐步消滅分工、消滅商品的平均主義社會。這一藍圖為他的“文革”失誤作了最好的注腳。其失誤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不切實際的“左”傾經濟建設思想。主要是指在“三面紅旗”上的錯誤。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已經被實踐所否定。他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是1956年反冒進的反命題,帶有濃厚的“左”的色彩。“大躍進”是當時中央領導中“左”傾錯誤的產物,是被作為1957年整風運動之后必然要出現的“經濟建設高潮”提出來的。其實當時全黨工作的重心實際上并沒有放在經濟建設上,對國民經濟的“躍進”是從政治的推測和政治的需要出發,對經濟發展規律和我國經濟基本情況的認識很不足,可以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八個字來概括,伴隨著它的是高指標、瞎指揮和浮夸風。后來一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給這一路線的錯誤性質作了鑒定。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也是毛澤東發動的,這個“一大二公”的組織形式,寄托著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的空想。這種“空想”成了“三面紅旗”的靈魂,而“文革”的發動則是為了維護“紅旗”,實現空想。⑧

2、愈演愈烈的斗爭哲學。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本來把矛盾置于“事物運動的根本原因”這一特殊的、主要的地位,而毛澤東則作出極端的、簡單化的概括,他聲稱:“無產階級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而其斗爭哲學的核心是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毛澤東說:“要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自1963年開始,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出現了一種階級斗爭“情結”,即把任何情況都當成是階級斗爭的表現,處理任何事情都將其視為階級斗爭。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在“文革”前的一系列斗爭中,毛澤東建構了一種以階級斗爭為出發點分析形勢的思維模式,這是一個憑高度想象力虛構一幅階級斗爭圖畫的模式。⑨毛澤東發動的“階級斗爭”一次次升級,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對階級斗爭的論述,帶有一種隨心所欲的非理性化的概括性,諸如“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過七八年”就得“再來一次”。⑩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他反右派犯了嚴重擴大化錯誤之后,毛澤東一直沒有覺察,甚至還把黨內上層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不同意見看成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其實,他始終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更沒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義。災難性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3、 對國內外政治形勢的錯誤判斷。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要解決國內的政治問題,但是“鑒于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他是把“文革”當作“反修防修”的一場重大的實驗和演習來進行的。他的這一思想和理論來源于他對50年代后期以來國際形勢的主觀錯誤判斷。具體來說,毛澤東對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和“波匈事件”的嚴重誤解,是他進行反修斗爭的重要契機;毛澤東以自己的“左”傾的理論觀點和實踐經驗去評判別國黨的內部事務,把社會主義改革看成是推行“修正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這是他下決心在中國推行“反修防修”,發動“文革”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中蘇論戰的發生和對國外修正主義的批判嚴重影響了毛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嚴重影響了全國的政治生活。11

4、 對個人崇拜的默認和接受。在這里我們要分清個人崇拜和維護領袖權威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我黨歷史上包括毛澤東同志一直反對搞個人崇拜。在1958年三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同志說過要區分“兩個個人崇拜”、“兩個反個人崇拜”的話,他說有的人反對個人崇拜,是反對崇拜別人,而要別人崇拜他自己。但是,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動蕩和一些別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現代迷信,毛澤東開始默認和接受這種迷信,最終在全國人民心中形成了對毛澤東個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熱的崇拜。12 有的學者認為,當時的社會就需要個人崇拜。把“文革”與宗教活動聯系起來看,這二者在人們心理上是有共性的,即要尋求超自然力的庇護,以解除外部世界的危機和恐懼。這就喚起了對救世主的渴求,為個人崇拜的狂熱鋪上了心理之路。另外,中國傳統的心理定勢——圣賢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固然這也是原因,但毛澤東個人的接受同樣不可忽視。13

5、對知識分子的輕蔑和仇視。“文革”首先在文化領域打擊知識分子開始,這源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輕蔑和仇視。1964年,他就說過:“讀書越多越蠢。”這句話在“文革”中成了“讀書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幾乎一律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改造的對象。毛澤東樂于見到知識分子斯文掃地,他說:“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對人民還是有用的,可以掃掃地,搞搞衛生嘛……”這種對知識分子的肆意糟踐成了發動”文革”的動機。14

三、國際政治形勢的影響。90年代中期開始,學者開始較為系統地探討“文革”發生的原因,從最初對《決議》的具體闡釋,到對60年代中期的國際形勢的分析,這些研究嘗試對于人們以更為廣闊的視角去回視“文革”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決議》指出:“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并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成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斗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至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使黨內關系日益緊張化。”

有的學者對此進行了延伸和補充,認為“文革”的爆發有著廣泛而深刻的蘇聯背景。這種背景一方面使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論戰,它是毛澤東同志階級斗爭和階級斗爭理論不斷“左”傾的極其重要的“助劑”。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在蘇聯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及其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為毛澤東提供了“現代修正主義”的藍本,使毛澤東進一步看到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事實上的危險,終于發動了一場以“反修防修”為目的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5

除了蘇聯的背景之外,另有學者還認為蘇共二十大之后,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在蘇聯和帝國主義國家的交互作用下處于動蕩局面,而這又給帝國主義以反蘇反共的口實。這種國際背景給中共和毛澤東影響是直接的,在總結波匈事件的經驗教訓時,毛澤東曾反復強調,這是因為兩國的執政黨沒有抓好階級斗爭。當1957年夏季因毛澤東主動提出讓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而知識分子也因此激起了向黨提意見的積極性以后,毛澤東很自然地聯想到了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并且指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于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被人為地擴大化了,造成了建國以后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第一次“左”傾錯誤升級,成了“文革”的肇端。16

另有學者認為,60年代中期的國際環境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起著間接但重要的作用。當時的冷戰環境和反抗大國控制的斗爭,使中國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產生了“左”的偏差。而當時中國雖然正確提出了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的命題,實際上并沒有多少可資借鑒的經驗,中國領導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過去的經驗,把發動群眾、開展政治運動的作法不恰當地搬用到社會主義的建設中。相對封閉的國際環境,加上其它各種歷史因素的作用,使中國探索的路子越走越窄,每一次糾“左”帶來的都是“左”傾錯誤的升級,以至走到“文革”的歧路上。另外,當時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抗議浪潮的不斷高漲,使中國領導人樂觀而過高地估計了發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過高地估價了“文革”的作用。17

還有研究者對“左”傾錯誤的惡性發展過程,用三個“惡性循環”作了概括,即“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惡性循環、集權體制和個人崇拜的惡性循環、國內反修和國際反修的惡性循環。這三個惡性循環在具體歷史事件中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互為促進,將黨推進“文革”的泥潭。18

文化動因說

任何一場社會運動都是社會系統中諸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文化作為社會系統中至為重要的因素,對“文革”的爆發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傳統文化流毒說。文化大革命是我國政治、文化、民族封建固疾的總爆發,是封建主義殘余思想作怪而引發的,是封建主義惡性腫瘤的一次大面積穿孔,中國封建傳統文化中的帝王思想、忠君觀念、集權主義、個人專制、封閉意識、平均主義、家長制、一言堂等等,建國以來一直很少得到系統的清理和根治,無時不滲透在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人民的道德規范領域中,封建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消極因素在我們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時,從心理素質、思維習慣等更深層次上維護著過時的經濟政治體制和“左”傾錯誤,影響了黨對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19

(二)文化沖突說。有的學者從文化人類學角度提出“文革”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同現代文化體系激烈對抗的一次集中性體現。“文革”的發生完全不是黨內路線斗爭,而是專制主義、皇權思想、忠君思想為主干的傳統文化體系同現代化發展的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學、思想自由、人格平等、法律至上的文化價值體系的尖銳沖突。“文革”的結果表現為傳統文化的復歸,它只不過是民族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中的封建主義毒素的現實表現或延伸。但是,不同意此說的學者認為,中國的現代文化價值體系并未真正發展起來,構不成對傳統文化的威脅。20

(三)馬克思主義封建化說。學者認為,由于中國沒有大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民主自由和人道主義理想這些接受馬克思主義應當具備的社會和心理準備,當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時,就容易被抽掉了前提和精髓,只剩下了一些結論式的語錄。這種具有強烈實用主義色彩的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時,便很容易被用來為集權政治服務。為“文革”的發生埋下禍根。21

對于這種把“文革”的發生歸咎于封建傳統文化的講法,許多學者不同意。他們認為,首先,傳統文化不能等同于封建主義;其次,封建思想的殘余雖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于當前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在我國現代思想領域中并不占主導地位。若將“文革”的發生簡單的歸因于封建主義會造成認識上的片面性,不利于正確的總結歷史教訓。22

另外還有學者將“左”傾錯誤納入文化領域來考察,顯得頗有些新意。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得以實現,但在精神文化生產領域,社會主義改造卻“收效甚微”。從左傾思潮看來,知識分子是持其所創造和擁有的知識而居于精神上的特權地位,各級黨政干部則是因其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容易導致思想上的特權意識和官僚主義現象。而試圖從根本上打破這種由社會分工所造成的社會不同勞動方式的差別,以從根本上杜絕特權階層和“修正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來實現平均主義的社會,所以就有必要對整個社會的分工進行一次倒置性調整,改變勞苦大眾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這就是“文革”發動的動機和內容之一。23

學者徐友漁認為,作為“文革”主力軍的紅衛兵小將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直接導致了這一特殊群體在“文革”中的反常,這對于“文革”無異于雪上加霜。他認為60年代,中國大陸的教育和意識形態的灌輸,造就了紅衛兵和“文革”。當時用來教育年輕人的是一種特殊形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即晚期毛澤東思想,也可以說屬于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一個極左的品種。“文革”前教育和意識形態中的三個基本要素——對革命的狂熱,對領導的盲從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借助于“文革”時的恐怖氣氛,而達到極致。而“文革”前,灌輸給年輕人的是革命第一的斗爭哲學,而且伴隨著文化上的蒙昧無知保守野蠻。最終紅衛兵所具有的革命的狂熱、虛幻的濟世主義和天真的民粹主義,推動了他們整體的失態,有力地推動了“文革”。24

除了以上幾種較為明顯的文化考察之外,社會學家劉小楓引進西方社會學中的“怨恨理論”來解釋“文革”,為了行文的緊湊和方便,我們姑且也放在文化里面來敘述。他提出,“文革”的爆發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經濟、思想理念、日常生活結構全面移動中積聚出群眾行為中的怨恨。而“文革”作為一場政黨意識形態化的全民式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正是受這種怨恨心態支配的,是政黨意識形態“符號”護衛下的社會怨恨的大爆發。他還提出了政黨意識形態、政黨倫理和政黨國家的社會體制三項分析性概念,認為這是“文革”爆發的社會性怨恨的歷史積累機制。另外,它還有以下幾個觀點,即“文革”事件作為“怨恨”的爆發,是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社會實在內部的結構性沖突的結果;政黨倫理化的精英之構成和代層之間的沖突是“文革”發生的社會基礎;群眾層面的群眾與“革命”群眾之間的生存性緊張和國家層面科層精英與“革命”精英之間的生存性緊張,也是“文革”爆發的原因。25

心理動因說

從80年代末開始,學術界開始將心理學引入對“文革”起源的研究,主要是從毛澤東的領袖心理和群眾心理來探討的。

學者認為在個性品質上,毛澤東有很高的自我肯定感,不容易接受別人的看法,而長期的革命實踐形成了他處理問題的心理定勢和“斗”的哲學。另外其行為還受命令現象、典籍文化的負效應、超社會責任感的負效應的影響。從領導心理學來看,作為國家領導人,他屬于主動肯定型,受當時的政治氣氛、心理氣氛影響,又基于他那種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識以及他的個性特點,他在一定時期里,不恰當地估計了當時形勢,得出了中國需要一場“文革”的結論。而從群眾心理上來闡釋“文革”的發生,認為當時的群眾有“團體思維(group think)”和“一致性”的社會心理背景,導致了整個社會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一般民眾,處于認知失調狀態。另外,當時的民眾還有一種“依附集體主義”的心態和對領袖的依賴心理,這對于“文革”的發生是不無作用的。26

另有學者認為,當時封閉式的社會體制及其運行機制、中國傳統文化的心理定勢、“左”傾理論政策的影響、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引導、反革命集團的蓄意煽動、社會傳媒等復制環境的刺激作用,決定了群眾狂熱的崇拜心理、病態的恐懼心理、固執的自大心理、消極的保守心理、幼稚的盲從心理、扭曲的逆反心理。這些變態心理引爆了“文革”。27

國外研究動態

自從“文革”爆發以來,國外學者也一直在密切關注著這一世界史上都罕見的社會動亂,由于他們處于旁觀者的位置,所以在他們的研究著作中,也不乏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本文將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單獨作一綜述。

由于“文革”之火是毛澤東親自點燃的,因此,國外學者基本上集中探討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文革”。研究角度大致可歸納為三種不同的類型。一是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堅持他的社會理想,二是把“文革”歸因于權力斗爭,三是以上兩種觀點的綜合,認為“文革”起源于毛澤東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多數領導的政策分歧,由此導致權力斗爭。

說來十分有趣,一大批西方學者接受了發動“文革”是為了“防修反修”說法。陳認為“文革”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反修”,由于修正主義的根子隱藏在人們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任務是塑造新人,它包括三個層次;第一,改造群眾思想,使之為革命而犧牲物質利益;第二,培養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第三,改造知識分子。哈定則認為反修的任務主要針對官僚主義,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是擴大群眾的政治參與,特別是希望青年關心革命,關心國家大事。依斯美( Jean Esmein)認為“文革”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在“文革”中,毛澤東和他的親密助手發動人民群眾,重新掌握國家權力,從而使黨得到新生。富勒爾(Victor C.Funnel)認為,“文革”產生的原因是毛澤東極為敵視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明顯的社會分化,在這種意義上,“文革”完全與文化無關,而與社會和經濟有關。毛澤東擔心,如果聽任人們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差別越來越大。最后黨就會和群眾失去聯系。胡費爾(Richard M.Rfeffer)認為,“文革”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因為它是以前的革命的繼續,“可以把‘文革’理解為一場更大、更雄心勃勃的運動,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保持某些革命目標”,當中國社會出現等級化、特權化時,毛澤東希望恢復革命的活力,重申他關于美好社會的理想。就像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曾主張的那樣,他要改造人性,防止因為技術和經濟的進步而導致的道德退步和社會腐化。

另一批人則從權力斗爭的角度看待“文革”的起源。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書中斷言:“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稱,毫無革命可言,除了當初計謀上的借口,毫無文化可言,這是高層一小撮人之間在虛構的群眾運動的煙幕之后的權力斗爭。毛大權旁落,正是為了重新獲得權力,他發動了“文革”。

格爾曼說,毛澤東發現黨內從上到下都對他不忠實,因此決定清洗。不僅如此,他還要通過運動在黨內制造一種嚴峻氣氛,使黨內不可能存在反對派。大家都對他頂禮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黨也要可靠地實施他的革命藍圖。伯雷漢聲稱:“毛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是發現并消滅黨和政府中的敵人,代之以忠誠和有獻身精神的支持者。”他還認為,“毛對從上而下地對黨作清洗的結果不滿意,他鍛造了新的武器——紅衛兵,以進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關于“文革”的起因,持第三種解釋的人最多,他們認為意識形態和政策分歧與權力斗爭是交織在一起的。兩位杜特(Garg Dult & V. P .Dult)在《中國的“文革”》(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一書中認為,“文革”中發生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其它國家也是如此。當國家面臨緊迫問題時,領導人對于采取什么辦法肯定會有分歧,而政策分歧往往發展得尖銳而不可調和,因為這常常和個人尊嚴和權力密切相關。如果領導人意志堅強、固執己見,或者以自我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層領導就會分裂。楊(C .K .Yang)試圖解答這樣一個問題:“文革”本來關乎文化和意識形態,怎么會變成奪權斗爭?他的回答是,這場運動的中心問題是修正主義,而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及其追隨者利用手中的權力來搞修正主義,于是清洗文化領域擴展到黨的高層領導,他認為運動的發展模式必然是如此。約菲(Ellis Joffe)在《“文革”還是權力斗爭?》(China in Mid – 1966:《Cultural Revolution》or Struggle for power?))中指出,這場運動是二者兼而有之,意識形態的整風運動和最高領導層的權力問題是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毛澤東一直擔心,除非不斷努力使革命火焰燃燒,否則中國就會變修。赫尼克爾(Paula J . Hiniker)提出他所謂的“不和諧歸化”理論來調和權力之爭說和意識形態之爭說。他的這個概念頗為復雜,簡單說來就是,信念不同的人對一件事的失敗有不同的解釋,比如大躍進失敗了。不堅信它的人認為它不切實際,而堅信它的人則認為有階級斗爭,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在搞破壞。他承認“文革”有權力斗爭,但認為它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服從于達到意識形態一致的手段。他的理論可以對毛澤東要打倒誰作出更好的預言。西方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夸爾的觀點屬于這最后一派,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書中詳盡分析了自1956年后,特別是“大躍進”失敗后中共最高層的政策分歧,說明這種分歧最后不可避免要導致權力斗爭。也有人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沖突歸于兩人的性格、氣質的差異,以及由于革命經歷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工作作風。安邊戎(Byung – joon Ahn)認為,毛澤東的領導方式是個性、最高元首式的,善于啟發和鼓動群眾,直接與群眾溝通;而劉善于組織,在黨內操縱,依靠龐大的體制化機器,這兩種十分不同的作風最終會發生碰撞,演化為權力的沖突。迪特默持類似的見解,他說,毛感情沖動,性格奔放,劉一絲不茍,謹小慎微;毛的性格適合在廣大農村動員群眾打游擊戰,而劉的作風與白區工作需要極端小心有關。

附帶指出,迪特默在《劉少奇和中國的理論和實踐》(《“LineStruggle”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Origins kf the Cr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一文中,都把毛劉之間的斗爭看成是一種“路線斗爭”,即是說,在指導思想和政策上有歧見的而無法調和導致的斗爭。作為西方學者,他是對是非功過不作價值判斷。他強調的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起因于路線、政策分歧,而不是預先有一個“密謀”,蓄意打倒劉。而劉的倒臺是運動中群眾起來,斗爭不斷升級的結果。

著名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喜好從文化與傳統角度理解中國的歷史與政府。對待“文革”,他同樣如此。他認為,在老年毛澤東那里,中國古代賢君的“德政”思想有很大分量。他不像劉少奇和列寧,事事領先作為先鋒隊的黨,而認為黨之外的普通群眾不能通過組織也能分享真理,因此群眾的廣泛參與是至關重要的。毛和盧梭一樣,認為群眾不必是他們本身所是的人,而是可以是“應當成為”那種人,這導致了領導用自己的光輝思想來改變人性。

里夫頓(Robert J .Lifton)的觀點似乎有點荒誕不經,卻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他用類似于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來解釋“文革”的發動。他認為,中國的偉大領袖在晚年面臨的危機,是一種對死亡后的世界狀態的憂慮。毛澤東知道自己在生物意義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會受到修正主義的威脅,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傳。“文革”是共產主義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者是青春年少、階級成分純潔的紅衛兵,他們破四舊,攻擊老一代,這是向舊時代宣戰,用心理學來說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戰。28

以上主要是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在日本的“文革”史學界里,大至有以下三種研究方法。

第一、以權力斗爭論和權力政治論為基軸解釋“文革”,稱之為“權力政治論”研究方法。學者對這種方法作了如下解釋:首先,以毛、劉為首的兩個上層權力集團出現對立,這種對立擴大到全黨,不久又席卷黨外乃到全國,這就是“文革”。

第二、認為“文革”是為實現某種理論和目的發動起來的,但是在實踐過程中,由于某種因素和作用變質了。我們稱之為“理論變質論”研究方法。加加美先生所說的“走向反面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采用這種方法的典型。他認為毛澤東的理論是不屬于東西方體制任何一種,而是作為“第三種體制原理”的“亞洲公社國家”的理論。它的核心是繼續革命論。毛澤東的“公社國家”論,原來是以在亞洲農村中歷史地表現出來的自主管理和互相合作的共同體的社會原理為基礎的,但由于它與國家原理結合,必然具有對敵即武力斗爭和對己即互助合作的雙重意義。對敵意識隨著“繼續革命論”而擴大,形成了一種在伙伴中也可以尋找敵人的政治氣氛。在當中,互助合作的原理變質成相互監視的原理。進而,由于“文革”過度敵視市場原理——這是根據中國自身的歷史經驗得出的結論,認為市場原理是來自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連自主管理原理本身也不得不露出破綻。于是,追求“公社國家”理論的“文革”最后走向反面,造成了十分凄慘的結果。

第三、學者天兒 慧提出“結構相關論”研究法,認為人類社會的一切領域都有聯系,同時又表現出多種形態。如果把“文革”人微言輕凝聚著人類本質的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大政治社會現象來理解,就應該從背景和實踐形成的結構性以及被結構化了的主要萬分的相關性中考察“文革”的各種現象及其意義。

作為同“文革”有關的基本結構,他認為有由傳統的歷史、親身經歷、自然環境、共產主義思想和實踐等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總的政治土壤、決定與招待政策的體制)和思想結構。而且,在這些結構中,與“文革”有關的人們作為結構的主要成分發揮了各種的不同作用。

另外,天兒 慧還提出了五條邏輯來說明用這種理論解釋“文革”的可行性,即,1、共產主義思想的邏輯——圍繞共產主義世界(平等主義、消滅三大差別等)的實現引起的糾紛。2、情感的邏輯——圍繞血統論和特權思想的糾紛。3、政治的邏輯——圍繞敵友論、人治與法治論、官僚主義體制與干部、個人崇拜的糾紛。4、經濟的邏輯——圍繞經濟發展論(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優先論)、經濟效率論的糾紛。5、生存的邏輯——維持生活和改善生活,弱肉強食的邏輯的展開和糾紛。29

以上這些外國學者的研究角度受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影響,雖然有不少新穎之處,但是,有不少考察是不符合史實的。對于這些觀點,我們應該批判地去看待。

從以上綜述看來,這二十五年以來,對“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熱點,但是由于盡人皆知的客觀條件的限制,也是這一領域中的難點。雖然如此,“文革”作為我們民族的災難,我們應該繼續反思下去,突破傳統研究模式的局限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將“文革”起源的研究向更本質的方向推進。

[注釋]:

①,邢燕芬 李振生《“文革”爆發的經濟根源新探》 載于《理論教育》 1988年12期

②,余伯流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載于《爭鳴》1989年1期

③,張化 《關于“文革”時期黨史研究綜述》 載于《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5期

④,高永昌 《從人民公社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載于《黨史研究與教學》1996年5期

⑤,朱元石 《“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和教訓》載于《紅旗雜志》1981年第16期

⑥,柳建輝 鄭雅茹 《執政黨建設的失誤與“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載于《理論學刊》 1989年第4期

⑦,張化 《對“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史研究綜述》 載于《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5期

⑧,王年一 《“文化大革命”的由來》載于《爭鳴》1989年1期

⑨,徐友漁《自由的言說》 長春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P154----157

⑩,張化 蘇采青 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上)》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0年版

11,張化 蘇采青 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33-----242頁

12,王年一 《試論“文化大革命”的由來》 載于《紅旗》內部文稿第30期

13,邸彥莉 《“文革”時期的個人崇拜與社會心理》 載于《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4期

14,徐友漁《自由的言說》 長春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 第150---151頁

15,宋銀桂 《中蘇交惡與“文化大革命”》載于《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6期

16,同上

17,張化 沈漢 《六十年代中期國際環境與“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載于《中共黨史研究》 1997年第1期

18,席宣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6年7月版 第1---70頁

19,余伯流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載于《爭鳴》1989年1期

20,張化 蘇采青 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53—254頁

21,同上

22,張化 蘇采青 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55----264頁

23,杜蒲 《對“文革”前夕及“文革”時期黨內“左”傾思潮的文化考察》載于《毛澤東思想研究》1992年第4期

24,徐友漁《自由的言說》 長春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 第139---162頁

25,劉小楓 《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 1998年版 第385—434頁

26 ,廖雅琪 朱霽青 景懷斌 《“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心理學分析》 載于《社會科學家》1989年第4期

27,路寧 《“文化大革命”時期群眾變態心理剖析》載于《爭鳴》1989年第2期

28,參考徐友漁《直面歷史》 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0版

29,[日]天兒 慧 著 韓鳳琴 譯 《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綜述》 載于《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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