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主旨是通過對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描述，分析國家動員和行政干預如何影響了女性新的勞動角色的形成。在這一歷史階段，在國家政策的干預下，逐漸形成了以城市女性為一級蓄水池、農民為二級蓄水池的勞動計劃調節模式，只是與市場經濟下的工業后備軍制相比，這種蓄水池機制具有更鮮明的強制性特征。伴隨與此的，是中國勞動分工的“去性別化”，即形成女性不斷擴大其職業領域、與男性勞動相融匯混合的特點。“文化大革命”時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點。在這一時期，強有力的政治動員使這一“去性別化”特點達到頂峰。大慶的“男工女耕”和“鐵姑娘”是這一時期推行的兩種典型的性別分工模式。本文將分析這兩個典型對女性勞動的影響。對被動員的中國婦女來說，新的勞動角色對她們既有正面的意義，也有負面的影響。

【摘 要 題】婦女史

【關 鍵 詞】勞動性別分工/蓄水池機制/動員模式 文化大革命

【正 文】 本文所用的資料主要來自以下幾個部分：(1)相關統計資料；(2)20世紀60、70年代被稱為黨的喉舌、代表那一時期主流意識形態的《人民日報》、《紅旗》雜志有關文章；(3)作者本人自1996年以來所做的若干個案調查，包括：N市郊區2個原“鐵姑娘隊”的隊長和3個做過“鐵姑娘”的老知青，N市港務局原“三八女子搬運班”的5位成員，SL油田原女子作業隊的指導員、隊員及現油田工會主席、女工部長等；(4)勞動部機關雜志《勞動》，全國婦聯有關文獻及一些省、部門的《勞動志》、《婦女志》；(5)報刊雜志發表的當事人回憶文章。此外，還有筆者本人曾作為鐵姑娘班副班長的親身體驗。

一、背景與問題

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勞動用工制度是50年代政策延續的結果；勞動的性別結構也是在50年代形成的結構基礎上演變的。所以在論及“文化革命”年代婦女的勞動時，我們不能不把目光由60、70年代再向前延伸，追溯中國特色的勞動性別結構之形成和變化。 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勞動的性別結構變化，可以說一直是女性逐漸擴大職業領域、與男性勞動相融匯混合的過程。相比解放之初職業的性別隔離現象(比如形成女性集中的紡織、火柴等“女性行業”和冶煉、鑄造、印刷、化工等“男性行業”)，及90年代以后重現性別行業分化，20世紀下半葉的前30年也可稱作是一個“去性別化”的過程，其中國家干預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當然，涉及性別分工，政府也曾有與前述“去性別化”反向的干預性行為，如：服務行業的女性化。1958年前后，在商業、服務業普遍采取了“以女替男”的措施。但是無論輕重工業，在“凡是婦女勞動力能夠勝任的，都盡量使用婦女勞動力”的精神下，個別行業調整性別結構，沒有影響到行業間的男女混合過程。 如何看待這些政策的效應及其對婦女自身產生的影響呢？對于1958年大躍進時城市和工業用工的“熱膨脹”，各方面的評述多是負面的，而且是一筆帶過，似乎工業部門的急速膨脹和后來3年的大調整就足以說明這是敗筆了。 然而蔣永萍考慮到了國家政策對婦女就業的各方面影響，她認為，1958年在大躍進背景下的就業政策對城市婦女就業的影響是，婦女就業規模和水平全面提高；婦女就業領域繼續拓寬，但行業、職業間的平均分布為日后婦女就業的發展留下了隱患；婦女就業作為正常的社會經濟現象已被全社會確認，但過度的保障和保護在把婦女從家庭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強化了城市女性對國家、單位的依賴。概言之，國家“使就業成為城市婦女的一種不可選擇的權利與義務”，她同時認為，“近30年的計劃就業制度對保障婦女就業權利，促進全社會認同男女平等，提高婦女經濟社會地位具有十分重大意義”(蔣永萍，2001)。除了蔣永萍所說到的，我認為指出另外幾點也十分必要。 (1)1958年以來行業的性別隔離被打破，政府首先不是出于對男女平等的考慮，而是勞動的非市場配置即計劃配置機制和全民大辦工業的產物，是工業化急進的副產品，也是在城鄉分割的二元機制下實行工業化的產物。與此同時，降低了女性參與工業化的進入門檻，從而奠定了中國女性有較高經濟參與度的大格局。 (2)行業上的“去性別化”和職業性別分層并行。女性職業結構的低層化是一以貫之的，男女從未混合過，也就談不上“平均分布”。在社會勞動分工體系中，女性參加勞動的起點就是輔助性的、邊緣化的。如女性在重工業部門多從事后勤服務和輔助性工作。在工業生產上，女性雖然遍布各部門，但被視為技術性強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執掌。如哈爾濱勞動局的一份報告提到進入建筑工程公司的婦女從事的14項工作基本是粗重且沒有技術的“小工”，有的工地上，“除少數技工外，絕大部分是婦女”(張琢琨，1958)。即使婦女進入了一些傳統上是男性從事的領域，仍然并非“男女都一樣”。 (3)女性勞力作為蓄水池而存在。在形成婦女較高程度的經濟參與的同時，一個以婦女和農村勞動力為主要后備隊的“蓄水池”機制也在同時形成。只不過這是計劃經濟下的“結構調整”，與市場經濟下的工業后備軍制相比，這種蓄水池機制具有更鮮明的強制性特征。 “大躍進”帶來了勞動力一度短缺，而在此之前，女性就業形勢并不被看好。 “大躍進”時期之所以對鼓勵婦女參加勞動特別熱情，意識形態的原因當然不可忽視——婦女的被解放始終是宣傳“大躍進”成就和“躍進”時代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的重要例證之一，① 但比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現實的經濟因素：工業化給中國勞動的計劃管理體制出的難題是，如何解決工業需要的后備大軍問題，以及用誰作后備軍更合算的問題。農民和婦女同為后備軍，但是兩相比較起來，使用城市婦女的國家代價要小些，必要時退回家庭也更容易些，婦女潛在“人力資源”價值盡現，于是在“先城后鄉”的原則下，城市婦女構成一級蓄水池，農民構成了二級蓄水池。 以上說明，政府對女性就業的鼓勵，以及為城鎮婦女提供一定的職業發展空間，歷來是有前提的：即“計劃就業，統分統配”的體制，以及在這樣的具中國特色的勞動就業機制中，女性扮演工業的輔助性勞動力和重要蓄水池的角色。

二、政治動員和理想性別分工模式

進入風云多變的20世紀60、70年代，無論婦女的勞動、勞動的性別分工以及國家的動員模式都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 (一)計劃經濟“統分統配”勞動政策的延續 20世紀60、70年代城鎮用工是以往勞動力的“統分統配”政策的慣性延續。盡管“文革”期間局部的調配機構一度陷于無政府狀態。②但“文革”期間仍發生過幾次政府對勞動力進行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調配的事件：大約1650萬知識青年(其實是城市待業青年)被送往農村參加農業勞動；1400萬人從農村被招工進城或到三線工礦就業，其中女性約占25％。③ (二)動員婦女模式的高度政治化 《人民日報》自1955年以后形成一個慣例，即每年的“三八”婦女節都要發表有關婦女的社論(非常時期除外)，我們可以把這一社論視為官方對婦女及是年婦女運動自上而下的一個指示、一個重要的政治導向。下面將文革前后不同年份有關社論題目列舉如下(見下表)。 歷年《人民日報》“三八”社論1955年：《全國婦女動員起來，參加建設社會1964年：《婦女們，發揚革命精神爭取新的 主義祖國、解放臺灣、保衛和平的偉大斗爭》勝利》 1956年：《充分發揮婦女在社會主義建設中1965年：《大樹革命雄心，苦練過硬本領 的偉大作用》——紀念“三八”國際婦女勞動節》 1957年：《更充分地發揮婦女群眾的社會主1966年：《突出政治，進一步發揮婦女的偉 義積極性》大作用》 1958年：《行行都出女狀元》1967-1973年空缺 1959年：《婦女們，鼓起沖天的干勁，做出更1974年：《婦女都動員起來》 大的貢獻！》 1960年：《我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新階段》1975-1979年空缺 1961年：《婦女們，為今年農業豐收貢獻更大1980年：《全世界婦女光輝戰斗的節日》(主 力量》題動員婦女為實現四化而奮斗) 1962年：《把婦女工作做得更切實更深入更1981：《全社會都要重視和關心婦女兒童》 細致》 1963年：《婦女們，為爭取新的勝利而斗爭》1982：《發揮婦女在建設兩個文明中的作 用》 從上表可以看到，除了1981年談的是維護婦女兒童自身權益問題——這是一個例外，其他年份的主題都是如何動員婦女，將婦女整合到當前的政治運動之中——不同時期變換的只是不同的政治話語，因而，婦女解放被等同于婦女運動，而全部婦女運動目的也不外是一個動員婦女的過程。 而在論述中國婦女勞動的時候，是無法回避政治動員對一般社會動員、組織行為的影響的。運動群眾在當時的中國不僅僅是一種動員模式，也成了一種政治文化，一個構成當時每一個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環境。主流意識形態在60、70年代向左再向左，這一情勢也自然給“動員婦女”、整合婦女力量的模式打上鮮明的時代印記——即動員模式的高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 其次是動員的直接性。由于各級政府的行政機構和基層政權在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受到沖擊，也由于最高領袖對他們可能采取“陽奉陰違”手法的警惕，“文革”中的政治動員大都采取直接向億萬群眾發號召的方式。這種模式需要絕對的權威和崇拜，也需要浩大的聲勢和巨大的熱情推動，要制造一個又一個能激起群眾極大熱情甚至狂熱的口號、符號和儀式，所以我把這個時代稱為“燃情年代”。 (三)主導與從屬：主流倡導的勞動性別分工 談到“文革”期間勞動的性別分工時，有一個典型不應被忽視，那就是由大慶油田首創的“男工女耕”模式。引起筆者強烈興趣的因素是：大慶“男工女耕”的模式暗合了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的理想性別分工類型。如果我們看“文革”前和“文革”期間的中國的宣傳畫，符號化了的工農兵形象中，與“工人老大哥”相對應的是一個女性農民，如一首流行歌曲中所唱的“社員都是向陽花”(“向陽花”，女性的形象)。男性的工業和女性的農業，工農業部門社會符號的性別化，不僅是對勞力上的強勢與弱勢關系的體認，也是農業附屬于工業、女性勞動從屬于男性勞動的關系的具象化表征。

三、“鐵姑娘”：“燃情”年代特有的符號

一說到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勞動婦女，人們馬上會聯想到一個時代符號——“鐵姑娘”以及催生它的話語“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那是上一時代給我們留下的特殊歷史遺產。需要反思的是：在那個年代人們是如何理解和執行“男女都一樣”的？這一被高度政治化的“解放話語”又是如何影響那一時期男女兩性的勞動分工和性別角色的？中國城鄉是否真正做到了“男女都一樣”？今天應當怎樣看待這一段歷史？“男女都一樣”的思想是荒謬，是對正常性別差異的背離、扭曲，還是曾經起到過挑戰傳統性別分工的作用？對于當時的婦女勞動者而言，是加重了負擔，甚或是災難，還是起過哪怕是暫時的、局部的“解放”作用？需要我們今天反思并作出評說的問題很多很多…… (一)解放新話語和新的婦女英雄符號 在中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婦女“解放話語”。因為要面對工農大眾宣傳動員，所以這些話語通常都好記易懂，瑯瑯上口。如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婦女翻身”、“當家作主人”；“大躍進”時期的“走出家門”、“婦女解放”；文革期間的“婦女能頂半邊天”、“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80年代的“大干四化”和“四自”話語④，以及當下正盛行的“發展話語”(“一手抓維權，一手抓發展”)……所有這些話語中，影響最大、傳播最廣，因而能夠成為主流倡導的，莫過于“婦女能頂半邊天”和“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 “婦女能頂半邊天”出處不詳(《人民日報》等權威報刊，也從未做正式語錄引用過)；而“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本是1964年6月，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十三陵水庫游泳，毛看到幾個女青年從身后游上來后發出的感慨。《人民日報》首次披露，也只是作為“毛主席暢游十三陵水庫”報道中的一件軼事(《人民日報》，1965)。正式引用這段語錄是《人民日報》在1970年3月8日，以此為通欄標題報道了勞動婦女們的先進事跡。此后，這個語錄便頻繁地被引用，有時甚至是鋪天蓋地而來，不僅被賦予婦女不甘落后、要與男子一比高低的含義，而且成為20世紀60、70年代對男女平等的最高詮釋。 作為婦女英雄符號，最耳熟能詳的莫過于“穆桂英”和“花木蘭”，但是，用她們比附還只是從歷史中獲得激情和想象。而“鐵姑娘”卻是20世紀60、70年代獨特的創造物，是從毛澤東的“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論述中汲取意涵所創造的一個專屬于那個時代的女性英雄的新的象征性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