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古代文學 民族精神 憂患意識

論文摘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靈魂，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精神區別于其他民族的顯著標志之一。憂患意識貫穿于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之中，文章對憂患意識的特點及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影響、憂患意識產生的歷史及社會原因提出自己獨特的看法。

縱觀一部人類發展史，一個民族在其嬰兒時是靠血緣、親緣及地緣構成其凝聚紐帶。這條是自發的、粗糙的、脆弱的，它禁不起來自社會與自然的巨大沖擊。當一個民族發展到自覺階段的時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精神就會水到渠成地誕生。民族精神的巨大凝聚作用，會使這個民族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接各方面的挑戰。古人常說的“多難興邦”，應該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自覺的、自為的、具有民族精神的、在災難面前眾志成城的民族。

那么，什么是民族精神?它與民族文化又是什么關系呢?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體精神，也是民族文化的升華與靈魂，它集中表現了一個民族特有的性格與風貌。民族精神是貫穿于整個民族文化中的“主心骨”，而民族文化則是民族精神在各個方面的具體表現。

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根本區別，不在飲食、服飾、活動方式等外部標準上，而在植根于其民眾心靈深處的民族精神。

與重大局、重和諧、重仁義、重節操一樣，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產生與形成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憂患意識貫穿于有著極為悠久的歷史和極為光榮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之中。深入探討中國古代文學中憂患意識的成因、影響，進而在更高層次上全面繼承民族遺產，創造新時代的民族精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下面將從中國古代文學的視角出發，就民族精神中憂患意識的成因及影響，談幾點淺見:

“民以食為天”。農業自然經濟，在古代中國的多種經濟成分中一直占壓倒優勢;“饑餓”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高懸在中國老百姓頭上。中國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同”，“大同”即“普天下皆有所養”。孟子“仁政”理想，也可以具體化為“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然而嚴酷的事實表明，這些理想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始終是一個空想;一部中國古代史，幾乎就是一部百姓挨俄史。中國古代人口相對集中于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耕地嚴

重不足。與希臘半島、尼羅河谷及兩河平原相比，黃河流域高五個緯度。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談到黃河中下游的情況時指出:“人類在這里所要應付的自然環境的挑戰，要比兩河流域和尼羅河的挑戰嚴重得多。”

這高出五度的緯度，帶來的氣候要比其他地區嚴酷許多。黃河中下游地區夏季酷熱，冬季嚴寒;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暴增。雨量集中于夏秋，易成洪災;冬春少雨，又形成干早。《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描繪的一幅地地震引發洪災的畫面，至今讀來仍令人驚心動魄:“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拂騰，山家幸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充分展現了古代之民在自然災難面前那種渺小與無助之情。

這樣的生產環境產生的收成必定是較低的，中國古代特有的生產關系，又使這種短缺雪上加霜。中國古代官府搖役之重與賦稅之多，世所罕見;中國古代地主地租及借貸制度之嚴酷，亦為世所罕有。普遍民眾處于天、地、人的三重夾擊之中，朝不保夕，整日如臨如履。

世人無不贊譽“吃在中國”。的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雜食動物”。中國食譜之廣，使外國匪夷所思:天上飛的，樹上爬的，地上走的，土里鉆的，水里游的……無不可用來果腹。中國古代的植物類書，大都在其條目后面注明里可食性、食法及味道。中國人保存食物以供長期食用的方法令人叫絕:風干、煙熏、火烤、泡制、腌制、發酵，其背后的根本動力是饑餓的憂患。中國人從最莊嚴的祭祖祭神，到最平凡的日常見面打招呼，其主體元素仍然是“食”。

正直的人們從民本主義出發，憂生而憂食。從“國風”中的《伐植>h碩鼠》、《七月》到漢樂府民歌中的《東門行》;從《古詩19首》中的“努力加餐飯”到杜甫的“路有凍死骨”、白居易的“簡州人食人”，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饑者歌其食”的憂患傳統，響徹了“民以食為天”的回音。

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是造成民族精神中濃厚的憂患意識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者稱西方的基督教為“天學”，印度是佛教文化是 “鬼學”，而中國人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則是“人學”。這種“人學”文化，是積極入世而非消極出世的;是注重于今日之現實而非祈福于來世的;是把個人窮達與國家及民族的盛衰緊密結合的。是以，古代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其普遍的價值取向是“學而優則仕";人生的主要觀照點是國家社櫻、社會人生;成功的捷徑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擴大對社會的影響力來達成自己的人生目標。

在此基礎上，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幾乎毫無例外地把讀書入仕視為“正途”。即使是李白、杜甫、蘇軾、陸游這些堪稱偉大的詩人，也把文學當“副業”，“余事做詩人”。李白高唱“吟詩作賦北窗里，萬言不值一杯水";杜甫低吟“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白居易執著于“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陸游迫求“功夫在詩外”等等，無不體現出這種“重政輕文”的價值取向。

“政治本位論”與“文學副業論”，有一種互補的關系。政治上得意之時，知識分子狂熱地追求官爵，文學處于“副業”位置;政治上失意后，文學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政途上積累的感傷悲憤，又成為文學創作的主要內容與動力仕途經濟風云變幻，人生道路曲折復雜，這種主次關系不斷變換顛倒，使文人的憂患意識，像滾雪球一樣日積月淤，從而成全了憂患意識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輝煌與永恒。

“學成驚人藝，貨與帝王家”，是中國古代文人“懸梁” “刺股”的動力，而這“買賣”是否成交，幾乎全由帝王們來“落糙”。

中國古代的君主們均“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黃宗羲語)，在處理私欲與國事，個人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矛盾時，往往不瞻前顧后，一意孤行。中國古代君王“明君”與“昏君”、“暴君”之比，過于懸殊。君主表現出來的普遍偏執、自大、驕橫與愚蠢，使其在處理政務時表現出舉世罕見的隨意性、獨裁性和神秘性。有抱負的知識分子矯正君失的良苦用心，換來的是斥責、獲罪、貶滴甚至殺頭。即使是寥若晨星的“明君”，其“兼聽”與“納諫”是有條件的，而“偏聽”與“不納諫”是絕對的。 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文學家們或暫時得志，不久即被排擠在朝廷之外，如屈原、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蘇軾、陸游、辛棄疾、湯顯祖等;或終其一生，也沒有得到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如司馬遷、曹植、阮籍、陶淵明、李白、杜甫、王實甫、關漢卿、吳承恩、吳敬梓等。凡此種種，政治上磨難，為他們提供了深刻豐富的題材;壯志難酬的憂患，又成為其常唱常新的主調。“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篙萊。不為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陸游的《讀唐人愁詩戲作》道出了千古文人的酸楚。

四

展開中國古代文學漫長的畫軸，一代代文人，一部部作品，薪火相傳著憂患意識，使得古代文學歷經五千年而長盛不衰。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屈原就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興亡緊密相連。其“憂”是那樣沉重，其“患”是那樣深遠。他，捧著一顆赤子之心，以“死”的決心來問“生":祖國向何處去?我的錯在哪里?人生命運的價值究竟何在····一部《離騷》，就是以爛漫的情懷、馳騁的想象來抒寫憂患的“牢騷”。屈原的憂思，感天地而泣鬼神，為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開篇，帶來驚麗絕艷的壯采!

北宋蘇軾的詩文，也因憂患意識而充滿哲理情思。《赤壁賦》與《水調歌頭.中秋》，表現他欲有所為而不可、現實生活不得意而企圖遺世獨立的思想矛盾。《念奴嬌.赤壁懷古))，則表現作者時光易逝，英雄易老的感概。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徘徊在仕途的邊緣，他把意蘊豐富的優患，傾訴在“人生如夢，一柑還醉江月”的名作之中，使后人擊節吟誦，百讀不厭。

與蘇軾同時而稍前的柳永，則以其市井文學領袖的身份，使其憂患意識別具懷抱。柳永年輕時也曾發奮讀書，企圖通過科舉，擠進官吏行列，實現政治抱負。當理想一次又一次幻滅后，寫下了“青春都一炯，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鶴沖天)})的詩句。表面的豁達之下，隱藏著多少無奈與憂患。當他一旦踏進與理想相距很大的官場時，憂患仍浸透于坎坷的旅途之中:“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真摯的憂思撲面而來，故能收得“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奇效。

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整篇由“枯藤”、“老樹”、“昏鴉”、“古道”、“西風”、“瘦馬”等名詞組成，寫法上已到了簡而又簡的程度。作者寥寥幾筆，描繪出一幅蒼涼的“暮秋游子行旅圖”，引起無數文人失意、漂泊、凄涼的憂患意識的共鳴，從而使這首34字小令，躋身一流名作而毫無愧色。

與無數文人一樣，曹雪芹無疑負有光宗耀祖的使命。但他卻生活在封建制度行將毀滅的“末世”。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大背景下，曹雪芹蘸著淚水對美好的親情、愛情、友情做了無與倫比的描寫，然后將其一片一片地撕碎并埋葬。“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艷骨，一坯凈土掩風流……”一曲“紅樓”，將中國古代文人的憂患意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充滿憂患意識的大觀園，也就是中國古代無數知識分子精神的“大觀園”。

中國特有的儒家入世觀念，導致了傳統文化的憂患意識。盡管古代的優秀知識分子可以用美麗的山水來“寄情”，用“名士”的瀟灑來“超脫”。然而，“進亦憂”，“退亦憂”，又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回歸到憂患意識的原點上。

憂患意識，也只有憂患意識才是中華民族精神中的“神髓”。“悲涼之霧，遍被華林”(魯迅語)，中國古代的優秀知識分子深深呼吸并領會著，其憂思之重，舉世無匹。幾千年來的至情至性者，用自己的眼淚托起了中華民族文學之帆，使之濟于世界文學之海而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