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寶成《重估國學的價值》一文是對國學價值的認同，薛涌《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則將“國學”邊界的擴大，混淆了國學與廣義文化的界限。

本人以為，“國學”是中華民族心理和性格形成的基礎，是民族精神的根本。紀文“為人大國學院的成立鼓與呼”，指出長時期對“國學”的忽略或偏激的態度已導致“出現了深層次的民族文化危機”的惡果，現在已是“民族振興，國家崛起過程中必須加以正視并克服的障礙。”紀文還提出“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隊伍，重建學科”的具體主張。是文對“國學”價值的認同，言辭痛切，讀之若警種長鳴，發人深醒。

紀文對近百年來社會上激烈批孔，從而否定傳統文化，造成“國學的失落”的歷史場景作了精到的回顧與分析。是文的不足在于，僅看到激烈否定的表面現象，對于其中的真實內容分析不夠。如早期陳獨秀、魯迅、胡適等學人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反思是建立在對“國學”精神的深度解構基礎上的。陳獨秀所否定的是當時提倡的“孔教”；魯迅所進行的批判工作的目的在于解剖“中國的靈魂”，他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是因為粉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他還說，歷代的尊孔都是把孔子當“敲門磚”使用的。“孔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和一般的民眾沒有什么關系。”（《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若沒有堅實的“國學”功底，難以有此明晰的洞察。魯迅還說過：“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為他能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華蓋集續編·古書與白話》）可見，魯迅先生所著力的工作任務是割除“腫瘤”和“爛瘡”，即剔除封建文化的糟粕，是要拋棄“古訓”，“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 的“《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華蓋集·忽然想到·六》）等散發腐朽靈魂的東西，反對心理陰暗，用中國文化的“軟刀子”，使人“割頭不覺死”的陰謀家、野心家；反對滿腦子的舊思想卻要附庸風雅，“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于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的舊人物（《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反對拜倒在古人腳下又要沽名釣譽之徒；反對“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把小品文當作“小擺設”的提倡者。（《小品文的危機》）他指出，以“革新或留學獲得名位，生計已漸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迷戀“閑適”的小品文一途，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學問，根底淺薄，而且“蓋先前原著鬼迷，但因環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復發，漸玩古董，始見老莊，則驚其奧博，見《文選》，則驚其典贍，見佛經，則服其廣大，見宋人語錄，又服其平易超脫，驚服之下，率爾宣揚，這其實還是當初沽名的老手段。”（《魯迅書信集· 致楊霽云》1934.5.6）

遺憾的是，魯迅先生當年所指出的問題，在當今學術界依舊重演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在驚嘆于先生對“國人靈魂”深刻認識的同時，也真心地希望致力于“振興國學”的有識之士，在努力的同時，仍然牢記前輩學人的警告，掂量自己對中國文化理解的深度，切莫以淺薄的學識，率性而為！所以，認識到魯迅、胡適、郭沫若諸學人在批判國學時的學術背景，對于我們當今的批判和反思，是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的。

相比而論，薛涌《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以為紀文是“似乎除了漢文化，其他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貢獻都可以排斥在外”而且也把西方文化排斥在外。本人以為，這種論調，實將“國學”的邊界作了無限地擴大，很容易造成對“國學”內涵的誤讀。原因是，形成中華民族魂魄的載體的“國學”，其基本內涵僅涵蓋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元典，而蒙學、藏學、滿學等民族文化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一直處于支流的地位，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可與“國學”等同。這一點，紀文說的相對明了：“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它像流水一樣，滋潤著中華民族的茁壯成長；像土壤一樣，培育著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使中華民族以特有品質與風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它民族的文化均從“國學”汲取營養。薛文說到歷代各民族文化交匯特別是北京的文化交匯的情況，說到能夠“超越漢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種族與制度之優的”蒙古統治的情況，似乎是“蒙學”比“國學”高明，特別是需要學學它的“兵學”。此種觀點實在是本末倒置。其實，遼、金、元的統治思想，均依賴儒學而行之。

元代自成吉思汗始，即重視儒學。成吉思汗在東征西伐過程中重用遼、金舊臣，征集漢人工匠，就已感受到漢文化的優越性。公元1215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年），蒙古軍攻破金中都。成吉思汗訪遼舊部，得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是遼契丹王突微八世孫，金世宗時任尚書右丞。他“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之說”（《元史》列傳三十三《耶律楚材傳》），受到過儒學深刻的影響。他在輔佐遼金統治的過程中，積累了用漢文化實行統治的豐富的經驗。他對成吉思汗等服膺漢文化起到過極其重要的作用。時有西夏人常八斤者，以善于造弓箭的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欣賞和器重。成吉思汗因此而每自矜夸：“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對曰“治弓尚需弓匠，為天下豈可不用天下匠耶？”成吉思汗聽了很受啟發，對他“日見親用”（見同上）。

后耶律楚材輔佐窩闊臺。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窩闊臺汗五年），窩闊臺采用耶律楚材建議，在攻打宋汴京時，廢除“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即屠之”之制。時避兵在汴的難民有一百四十萬戶，因此而皆得保全。在元兵攻占蔡州以后，耶律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孫（孔）元措，奏襲衍圣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圣人之道。置編修所于燕京，置經籍所于平陽（見同上）。”

同時，元代統治者又廣泛搜集儒學典籍，招致漢人儒生。公元1236年（蒙古窩闊臺汗八年），皇子闊出率兵伐宋，窩闊臺命楊維中、姚樞隨軍南下，招致儒、道、醫、卜等人才。姚樞受詔：“凡儒服掛浮籍者皆出之”，即凡是穿儒服又載入名冊的都釋放。結果姚樞“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京。” （《元史》列傳三十三《楊維中傳》）在德安（今屬湖北省隨州市），姚樞從逃亡的人群中得趙復。趙復是江漢間名儒，精通程朱理學。時隱居，以“江漢先生”自命。趙復在姚樞的勸說下來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忽必烈對他說：“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趙復回答說：“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極為贊賞他的氣節，沒有強迫他做官。（《元史·儒學一·趙復傳》）忽必烈允許在燕京建太極書院，讓趙復講學其中。“學子從者百余人。” 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學。” （《元史·世祖紀一》）

忽必烈因長期受命治漠南漢地，深知儒學對鞏固統治的重要。即位之前，他便重用漢人知識分子，著重搜羅和優禮儒生，在忽必烈的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漢人儒生集團，其中最著名的如許衡、姚樞、章文謙、張啟元、廉希憲、郝經、劉因、竇默、王鶚、姚燧等。忽必烈不僅從他們學習儒家學說，而且任用他們擔任行政、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要職。公元1260年（蒙古中統元年），忽必烈即位于開平，開始實行“祖述變通”、“效行漢法”的治國方略。次年，下詔令：“軍中儒士，聽贖為民。”從中“舉文學才識之士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 （《元史·列傳五十九·程矩夫傳》）

公元1264年（至元二年），即忽必烈稱帝的第四年，許衡上書，從歷史經驗說明實行漢法的重要。他說：“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原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后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則亂亡相繼，史冊俱在，昭然可考……以是論之，當行漢法無疑也”。（《元史·列傳四十五·許衡傳》），忽必烈接受了許衡的建議。對于“南士”，忽必烈也采用積極搜羅任用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擢用“南士”程矩夫為翰林修撰，后擢升至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程矩夫以徽州人、宋降官為忽必烈所任用，時有臺臣諫言，程矩夫為“南人”，且年少，不可重用。忽必烈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隨拜程矩夫為侍御史，讓程矩夫隨侍在自己左右，并且特別以漢字下詔書，命程矩夫到江南去搜訪遺逸。程矩夫到江南，將趙孟藡、葉李二人連同趙孟頫、余悠、萬一鶚、胡夢魁、曾希顏、孔洙、曾沖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余人帶往京都。忽必烈一一接見，將他們全部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元史·列傳五十九·程矩夫傳》）

直至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1313－1321在位），程朱理學繼續得到大力扶持。仁宗為太子時，便“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時有進《大學衍義》者，仁宗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元史·仁宗紀一》）公元1313年（仁宗皇慶二年），仁宗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以及已故中書左臣許衡從祀孔子廟庭。同年，下詔恢復科舉考試，以“四書”及朱子章句集注為考試內容。（見同上）從此，理學成為官方統治思想，終元之世，沒有多少改變。儒、道、釋并舉，深刻地影響著元代的意識形態。“國學”仍然是遼、宋、金、元統治思想的根本，這并非“文化中心主義”之論，而是不可辯解的歷史事實。

倡導“國學”“其結果不是中國文化的復興，而是把中國文化變成古董，送進博物館陳列”的論調，實乃危言聳聽。試問，一個對于本國傳統學術毫無所知，只知“以人類的傳統為自己的傳統”的民族，豈非數典忘祖？世界的文明的大一統，或許僅是海市蜃樓，忘卻了民族精神的民族，不可能達到與其他文明的“兼容并包”。反而是將自身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拋至九霄，成為任人宰割的“精神矮人”！“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基石在自我認識，“不知有漢，遑論魏晉”。時代需要“振興國學”，時代需要“數典記祖”。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談論“國學”；恰在其時，重建“國學”，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