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對重要范疇。《周易·系辭上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謂：“陰陽不測之謂神。”可以說，中國的哲學就是陰陽哲學。這種哲學滲透在中國人的一切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之中，并對中國人的價值觀（包括審美觀）產生深遠影響。

一般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關于陰陽的價值觀念和情感態度有三種學說，一是“尊陰貶陽”說，以老子為代表；二是“尊陽卑陰”說，以儒家為代表；三是“陰陽兩行”說，以莊周為代表。

我認為，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可以名之為“崇陽

戀陰”的思想。這種思想可以看作是上述三說的綜合。與上述三說不同的是：它是一種隱性的思想，一種文化基因，一種情結。它并沒有以一種明確的觀點表達出來，也很難找出代表人物，但它存在著，滲透在中國古代政治、道德、軍事、審美等各個方面，潛在地影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流程，建造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品格。

一

要追溯中華民族的崇陽戀陰的哲學依據，不能不注意《周易》這部中國古代最早的哲學著作。盡管在《易經》中僅孚卦九二爻辭有“陰”這個詞（“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而且此處的“陰”也不是指”陰陽”中的“陰”，但《易經）的六十四卦均是由陽爻與陰爻組成的，“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所有的卦分成陽卦陰卦。《易經》開頭兩卦乾卦與坤卦又分別為純陽卦和純陰卦。卦有“象”又有“德”，卦象、卦德不是歸屬于陽性就是歸屬于陰性，當然，這種歸屬不是絕對的。根據事物和屬性兩兩相對的原則，在一種對子中為陽的事物，在另一種對子中又可以為陰，反之亦然。比如某一女相對于她的丈夫來說，為陰，而相對于她的仆人來說又為陽。根據《易傳》對《易經》的闡釋。天下萬事萬物非陽則陰，并構成許許多多陰陽對子，這些對子相互聯系、交錯，構成有序而又變化莫測的宇宙。《易傳》對這個世界發展變化規律的闡釋，都從陰陽的關系出發，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化不測之謂神”。

《周易》作者的陰陽觀，有學者認為是“尊陽卑陰”，我認為欠妥。固然，《周易·系辭上傳》說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陣，貴賤位矣。”但這只是一種明確表露的思想，其實《周易）隱藏的思想不是“尊陽卑陰”，而是”崇陽戀陰”。這從許多方面體現出來。

第一，從易經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來看，乾為第一，坤為第二，崇陽是明顯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卑陰或貶陰。只要將《易傳》對乾、坤二卦的論述做稍許認真的分折，則不難看出，乾、坤實在沒有尊卑之別。我們現對乾坤二卦的《錄傳》、《象傳》、《文言傳》中的一些關鍵詞做一個比較：

乾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坤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坤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乾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矣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坤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乾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坤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劈，是以廣生焉。

（下劃線引者所加）

從以上這個比較來看，純陽的乾與純陰的坤都受到贊頌，談不上尊貶、揚仰。所不同的是二者的功能。乾是“統天”，坤是“順承天”。“統”是統領、管轄，“順承”是支持、跟隨。這里”承”很重要，“承”是承接的意思。說明天其實是需要依靠地承接的，這就包含有“戀陰”的意思。

另外，我們還發現，雖然《易經》的卦序是乾前坤后，但《易傳》談及陰陽總是陰前陽后，稱陰陽而不稱陽陰。這點也引起學者們的注意。清代的杭辛齋《學易筆談》云：“何以立天之道不曰陽與陰，而曰陰與陽，又曰‘一陰一陽之為（謂）道’，又曰分陰分陽，輒以陰居先而陽居后，必曰陰陽，無言陽陰者，其為何者？”這個道理可能難以說得清楚。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易傳）作者看來，陰陽沒有尊卑之分，而只有“崇”、戀”之分。

第二，從《易經》陰陽爻的關系來看。據漢人所創的《周易》象數說來看，每個卦體的陰陽爻畫，有“承”、“乘”、”比”、”應”、“據”、“中“等關系。所謂“承”指卦體中，若陽爻在上，陰爻在下，則此陽爻對上面的陰爻稱之為”承”。反過來，一卦體中，若陰爻在上，陽爻在下，則此陰爻對下面的陽爻稱之為“乘”。“承”者一般為吉，“乘”看一般為不吉，或“吝”、或”兇”。我們上面談乾坤二卦談到過“承”。此處再次證明，《周易》認為，陰要承陽，而陽又要陰承，被“承”可謂“崇”，而要“承”又說明”戀”。《周易集解》引茍爽注《蠱》卦六五爻：“干父之盅，用譽”，曰：“承陽有實，用斯干事，榮譽之道也”。這陰爻的六五就是因為承了作為陽爻的上九而獲榮，上九也因得六五的承而顯得高貴了。

第三，從《易經》中某些卦的內容來看，《周易》崇陽戀陰的思想還表現在《周易》的許多卦中，比如蠱卦。此卦含義反映上古時期下輩與長輩的關系，認為下輩可以糾正長輩的弊亂，將家族的事業推向前進。按《伊川易傳》：“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盅象。蠱之義，壞亂也。”其“初六”爻為：“干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而“九二” 爻為：“干母之蠱，不可貞。”這對待父母弊亂的不同態度很能說明一些重要問題，程頤說：“于干父蠱之道，在承當于父之事也，故祈敬其事，以置父于無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吉。”“夫子之于母，當以柔撰輔導之，使得于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處理父之蠱，要果決；而處理母之盅則不可魯莽行事，當以“柔糞輔導之”，這里對母的愛戀之情不足溢于言辭乎？

再看家人卦。這個卦是講家庭中夫妻的位置與關系的。《象傳》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這里強調“正位”，男主外、女土內，職責分明，沒有尊男貶女的意味。“六四” 爻是陰，代表家庭主婦，由于得位，其爻辭云：“富家，大吉。”六四是上承九五的，其吉除來自得位外，也來自“承”。“九五” 爻是陽，代表家庭主男，也是得位的，又“中”，更兼有“六四”的支持（承）．所以其爻辭云“王假有家，勿恤，吉。”九五是君位，爻辭稱“王假有家”是合適的。這有崇陽意味，而“有家”則意指有“六四”的“承”，體現出“戀陰”的意義。

《周易》中包含有崇陽戀陰意義的卦很多，不便一一例舉。

第四，從《周易）所揭示的哲學觀念來看，《周易》的哲學觀念建立在天地萬物均在不斷變化這一點上，《周易》對變化的認識，從書名就有所體現。《周易》的“周”義解釋很多，有的解釋為“周朝”，有的解釋成“周普”。其實也未嘗不可以解釋成“環繞”。《易經》六十四卦，任何一個卦都可以推出其他六十三個卦。先天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更是十分清晰地表現出陰陽消長，循環往復的變化規律。《易經》六十四卦的循環變化是自然界運動變化的縮影。《周易·系辭下傳》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則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這段話可以看作《周易》圜道觀的表述。

這種圜道思維暗含崇陽戀陰的思想。《周易》所說的運動是陰陽相互關系、相互作用所造成的，是陰陽的運動。從陰陽的性質來看，陽為向上運動，陰為向下運動，陽為進，陰為退，陽極則生陰，陰極則轉陽。《周易》是尚進的，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但《周易》又是主慎的。乾卦”九三”爻辭云：“君于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乾乾”是奮發，“惕”則是謹慎，“進”與“慎”的結合才是《周易》的人生哲學。而“進”與“慎”的統一則只能以圜道運行來象征。

中國哲學中崇陽戀陰情結在儒家哲學中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按“儒”的本義就有“柔”的意思。東漢鄭玄說：“《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生之道，能濡其身。“懦家講道德，講禮儀，崇文治，這可以說是戀陰，但儒家其內在精神是崇陽的，儒家崇尚進取，崇尚功名，崇尚氣節，崇尚人生的價值意義、崇尚對國家、民族的責任、貢獻。儒家的理想人格則是宋明理學津津樂道的“內圣外王”。“內圣”是”外王”的依據，而“外王”是“內圣”的最高目的，這“內圣外王”同樣包含有崇陽戀陰的情結。 二

崇陽戀陰情結作為文化基因在中國人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得以體現。

在社會秩序方面，男尊女卑固然是不可忽視的，中國的封建社會基本上是男權主義的社會。這一點很重要。但是，也要看到婦女雖然在政治地位上遠不及男子，但在對社會的影響方面其作用不可低估。由于中國原始社會中母系氏族社會的遺存尚多，在一個家族或家庭中，老祖母的地位非常之高，特別是老祖父不在的情況下，這在《紅樓夢》中有所反映。那位敬稱為“老祖宗”的賈母實為榮、寧二府的最高統治者。在封建皇朝中，母后臨朝、專權的現象并不少見。這一則與中國封建皇朝小皇帝甚多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崇陽戀陰這種傳統有關。

就治國方略來說中國的朝代除特別時期外，都崇尚以文冶國，特別是在新政權剛剛建立之時，宋太祖趙匡胤就是一例。《宋史·文苑傳序》云：“藝祖（趙匡胤）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中國的政治，受儒家影響甚深。儒家主張以仁治國，以德冶國，以禮治國。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主張仁，提出“仁者無敵”。自漢武帝獨尊儒術起，中國封建社會都以儒治國平天下。儒家學說，雖然打出的旗號是崇陽，但陰性味很是濃重，儒家主中庸，倡和諧，都是陰性的。儒家的重要經典《禮記》對“禮”與”樂”關系的看法實是儒家治國崇陽戀陰的體現。《禮記》認為：“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防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樂者為同，禮者為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這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先王所創立的冶國方略主要有“禮”、”樂”兩種，以”禮”區別上下等級、貴肌體現出”夭地之序”、這可以說是崇陽。但是如果只講等級、貴賤，就會導致社會關系的緊張，促使階級矛盾激化，這于長治久安是不利的，因此，除了講”禮”以外還要講“樂”。通過”樂”溝通上下的情感、消除矛盾，實現和諧。《禮記）說：“樂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這尚樂的一面可以說是“戀陰”。

崇陽戀陰在用乓之道上也許體現得更突出。戰爭以戰勝敵人為目的，當然不能不”崇陽”。但是中

國的用兵之道強調的是后發制人：以退為進，以柔克剛，以隱襲顯，這就是“戀陰”了。（老子）這部哲學書向來破視為兵書，就是因為老子的貴柔哲學最為杰出地闡明了這種用兵之道。實際上，老子的言論

已涉及到用兵。如：“天下莫柔弱于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兵強則滅，木強則

折”。“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若，哀者勝矣。”

中國用兵之道貴謀，這“謀”也往往取隱蔽的形式，以欺騙迷惑對方，故稱“陰謀”。《大白陰經·術有陰謀篇》云：“上用計謀，次用人事，下用征伐／《漢書·趙充國傳》亦云：“帝王之（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中國古代烴優秀的軍事家孫武甚至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他說“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

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不戰而屈人之兵”，其中的陰陽哲學頗耐人尋味，既然是“屈人之兵”，自然是進，是陽了。

按傳統觀念，做官是貴的，但未必“清”，而遲隱雖下貴，卻一般視為“清”。中國知識分子既看重貴，又看重清，貴在廟堂，清在山林。身在廟堂者，往往心戀山林，而身在山林者，又往往心慕廟堂。“仕”與“隱”兩方面，中國知識分子都視為人生之樂，常為不能兩者得兼而嗟嘆。歐陽修做《桴搓山水記》，文云：“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于萌長松，籍豐卓，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于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于斯。彼官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后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真理與勢之然歟！”歐陽修這里所說的矛盾心境可以看作已經致仕了的士大夫的典型心態。

將“仕”與“隱”做個比較，應該說，知識分子祟的還是“仕”，只是在致仕之后又表現出對山林之樂的深沉懷念，可以說是”戀陰”。這崇仕戀隱的文化基因正是崇陽戀陰情結。

日常生活方面，中國傳統道德所推崇的為人之道可以用尚剛貴柔，尚正貴義來概括

說尚剛，是說中國傳統道德是很看重人的節操和進攻精神的。

中國人講節操。這節操通常涉及到民族的、國家的根本利益，涉及到為人的根本原則．關乎國格、族格、人格。在這些方面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有許多明確的規范。它強調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道義高于一切，要求士人在這些重大的是非方面，立場堅定，是非分明，寧折不彎，寧死不屈。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顏氏家訓》云：“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茍惜。涉險畏之途，于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溺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展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過不少持節不屈的英雄人物，他們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以致成為中華民族的可貴的傳統。

另外，中華民族也非常崇尚進取精神。《周易》乾卦的《象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進取又重在自強、自立，因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也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的傳統。

以上這些道德規范，從它的外在體現來看，可說是”剛”，而就其內在性質來看，又可說是“正”。中國人很強調做人辦事要”正”。“正”意味著有正確的立場，有明確的是非．公正無私，剛正不阿。

這些，都可以說是崇陽。

但這只是一個方面，中國人的道德規范除了以上講的“崇陽”一面外．”戀陰”這一面也很突出，這主要表現在人際交往的道德規范中。中國人處理人際關系，講仁愛，講中和，講謙敬，講禮讓。孔子說：“君子以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這概括了中國人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義”是道義，為根本，這是不能動搖的，但在具體做法上則講究“禮”、“孫（遜）”、“信”。孔子是中國最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的“仁者愛人”體現出中國人最基本的道德觀念。講”愛”必然講”讓”．講·”和”，而這種“和”又以適中為原則．為前提，因而叫“中和”。

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牽涉國格、族格的事畢竟是不多的，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的小是小非的矛盾。所以，在實際生活中，最為大量使用的還是那些偏于“陰性”的道德規范。就是那些講“仁愛”、“中和”、“禮讓”、“謙敬”的道德規范。

在道德修養及身體保養方面，中國古代學者比較喜歡在動靜上探究其哲學原則。

先泰儒家、墨家傾向于動，道家主靜。老子說：“靜勝躁，寒勝熱。清凈為天下正”。“致虛極，守靜篤”。宋明理學中周敦頤、二程主靜，但大多數理學家主動靜結合，只是以靜為本。到清代的王夫之則變為動靜結合，以動為主。王夫之說：“圣賢以體天知化居德行仁，只在一動字上。”

將中國古代有關動靜的各種觀點綜合起來，大體上，中國人既講動又講靜，動靜結合。這種動靜觀體現出陰陽互感、綜合平衡的哲學意義。宋明理學的動靜觀也許是崇陰戀陽，而王夫之的動靜觀則為崇陽戀陰。 三

中國傳統文化崇陽戀陰情結在中國人的審美情趣中表現得最為突出。

眾所周知，美可以分為優美、壯美兩個類型，在中國古典美學中，優美又稱陰柔之美，壯美又稱之為陽剛之美。按中華文化傳統，這陽剛之美通常具有較為深刻的理性內含，不只以宏闊的場面、磅礴的氣勢取勝；陰柔之美一般具有溫馨的情感韻味，不只以漂亮的外表、秀雅的風致見長。從民族的、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有識之上總是充分倡導、贊頌陽剛之美，認為只有這種美以及它所體現的奮發向上的精神才是民族的、國家的靈魂。其買不只是對民族、國家來講應如此，對一個人來講也應如此。《乾卦·象傳》所描繪的天的形象就是最為典型的壯美。其辭云：“大哉乾元！方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盡管在理智上人們更多地肯定陽剛之美，但是在情感上人們卻更多地依戀陰柔之美，因為陰柔之美按其性質乃是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和諧。而且這種和諧從審美開始到審美結束都是自然而然的、輕松的、彈性的，它不像壯美。壯美雖說其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也構成和諧。但這種和諧中主體與客體之間有過間歇性的沖突。

前種和諧構成的境界從本質上講是靜態的、而后種和諧構成的境界從本質上講是動態的。從人的本性需要休息、需要愉悅、需要享受這方貢來講，陰柔之美在人們的審美生活中占有更多的位置。

拿對自然的審美來說，就日、月兩種審美對象比較，我們不難發現，日固然最可敬，但月定然更可愛。翻閱中國自古至今謳歌日月的篇什，無論是量上還是質上，詠月之作遠勝詠日之作。

再拿社會主活中的審美活動來說，雖然男性的社會地位高于女性，然作為審美對象，女性美更為社會普遍喜愛。這是不爭之事實，中國古代的詩歌，描繪女性美的佳作甚多，五代詞人溫庭筠可謂中國詩史中第一位描繪女性美的優秀詞人。中國最早的詞集《花間集》堪稱中國最早的謳歌女性美的專集。

宋代詞人中晏殊、晏幾道、柳永、歐陽修、周邦彥、李清照、吳文英、姜夔都是描繪女性美的高手。宋詞一大成就就是女性美的充分展示。女性，從作為審美對象來說，其美妙動人雖各民族詩歌均給予了充分的描繪，但在量上質上大概無有過中華民族者。

由自然、社會的審美活動到文學藝術，其祟陽戀陰的特點更為明顯，姚鼎說：“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既然夭地自然有剛柔之分，文也有剛柔之分。就姚鼎所描繪的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兩種美的風格來看，其”崇”、其“戀”一目了然，陽剛之美，“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如人也，如馮高視近，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這種美大概只能崇拜，而不好愛戀。陰柔之美，“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其云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鴿之鳴而入寥廓；“其如人也， 乎乎其如嘆，邈乎其如有思， 乎其如喜，揪乎其如悲。”這種美，明顯地給人以親和感，讓人貼近，讓人愛戀。柳宗元論文，說有”二道”，一道為“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另一道為”尋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青流，蓋出于《書）之漠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于高壯廣厚，辭正而理備，宜藏于簡冊也。”顯然，這種“高壯廣厚”風格的作品，貴在其“辭正而理備”，是大乎人生要義、治國之道的煌煌高論，人們對它應該肅敬而崇奉，不能有半點輕薄。而“比興者流，蓋出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于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得宜流于謠誦也。”顯然，這種“麗則清越”的作品與上述“高壯廣厚”的作品不屬一類，它不以”辭正”、“理備”見長，而以”言暢”、“意美”取勝。這類作品與人生要義、治國之道沒有太直接的關系，所以不必那樣敬仰祟奉，但它因為能給人以更多的感性快感和情感偷悅，而讓人倍加愛戀。柳宗元說的兩類作品，前者大體屬于哲學、政治學、倫埋學之類，后者大體屬于文學、藝術之類。

其實，文學藝術類的作品也可分出“高壯廣厚”和“麗則清越”兩類來。同屬于韻文的詩與詞就一屬“高壯廣厚”，一屬“麗則清越”，中國古來就有”詩莊詞媚”的說法，盡管詞也分豪放、婉約兩派，但正如明代學者張延所說：“大約詞體以婉約為正”。詩最早的源頭為《詩經》，而《詩經》經儒家解釋，已成為一部政治學、歷史學的經典。儒家強調”詩言志”，提倡“美刺”，大談“雅正”，這就為詩的發展規定了一條道路。這條道路的路基是政治、倫埋。詩受制于政治、倫理，其抒情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無多大政治、倫理意義的兒女私情在詩里的表現就受到限制。詞則恰好充分滿足了人們情感抒發方面的需求。雖然同號稱”詩余”，其實它與詩走的不是一條路，詩尚言志，詞尚言情，就美學品格來說，前者偏于陽剛．后者偏于陰柔。中國古代不少詩人既寫詩又寫詞，而且詩詞風格完全不同，如歐陽修，“詩莊詞媚”在他的創作中得到充分體現。

中國古代夫學理論有“隱秀”說、這一理論也頗能見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崇陽戀陰情結，首創此理論者劉勰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挺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劉勰的基本觀點是秀隱結合，而以“自體會妙”為最高境界。此后的發展，則有重隱、重秀之分。重隱者，在唐代、宋代得到長足發展。唐代司空圖提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劉禹錫也說“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這明顯地是重隱了。到宋代，談隱更多。梅圣俞云：”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后，為至矣。”這話極得歐陽修賞識。嚴羽好以禪論詩，說好的詩應是“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這鏡象水月就不那么露，不那么直接而是隱了。明代出了一個性靈派，代表人物為袁宏道，他就不強調隱而強調直抒性靈，這直抒性靈就可能露，顯然，袁宏道

是重秀派。清代的袁枚也強調抒寫性靈，與袁宏道走同一路子。中國古典美學中重秀、重隱二派，總的來，重隱派占優勢。值得我們莊意的是重隱派不排斥秀，重秀派也不排斥隱，他們都以秀隱統一為最高宗旨。如果把“秀”理解成真性靈顯露，將”隱”理解成含蓄的藝術手法，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古典美學是崇秀戀隱的。

“隱秀”涉及到虛實、顯隱、曲直、濃淡等一系列的藝術問題，這中間的復雜關系可以追朔到陰陽的辯證法以及人們對陰陽的尊貶、揚仰、崇戀的態度。

崇舊戀陰情結作為一種文化，它在中國人生活中的表現是難以窮盡的。很多情況也許比我們上面所說的要復雜得多。也許在某些方面只見崇陽未見戀陰，而在另一些方面只見戀陰未見崇陽。不過，不管現象多么復雜，從總體、從主流、從本質來看，“崇陽戀陰”是中間傳統文化的一種基因是可以認定的。

而且，我們發現，這種文化基因并沒有消失、它還存在著，并以新的形式體現在我們當代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審美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