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有必要探討一下善惡的本質。

學家認為，人性本惡，因為人性自私。儒家孟子認為人天生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所以人性本善。

其實，利己是對自己的善，利他是對他人和的善。

吾之所以善吾身，吾之所以善于人。正因為有對自己的善為參照，我們才知道如何兼善于人，因此利己之善與利他之善是相通的。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利己之善讓我們懂得如何惠善他人。

所以利己也是善，利他也是善，都是人類的本能。人類也正因為兼有兩種本能，才得以成為人類社會。在選擇中，那些利他本能相對不足的群體都會遭到自然的淘汰，例如貓科動物之相對于狼科動物，滅絕速度就快得多。是猿而不是狼或虎得以從萬物中脫穎而出進化為萬物的靈長，主要原因也是因為人類的祖先利他本能相對要多一點點。

因為利己是善，利他也是善，所以，儒家的核心理念就是對的——性本善。所以人要修之養之，象對一株樹苗一樣精心培雍，呵護它成長。

那么惡源于何處呢？

惡產生于人利己本能與利他本能的失度。不能正確把握利己與利他的分寸，就是惡的根源，換言之，惡的根源就在于處理不好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的關系。所以，而惡的本質源于失度，為了尋找這個度，儒家主張修身養性、并取中庸為法則。盡管在實踐中，由于度并不是那么好把握，儒家在和上的滯后，更使儒者很難找到正確把握“度”的。中庸，是儒家尋找這個度的主要方法，在實踐中效果不盡人意，“存天理、滅人欲”之說的出現，標志著儒家由于難以把握利己之善與利他之善之間的“度”，已經開始制造向內的“惡”——傷害自我本性，莊子便批判了這種“惡”，謂之為“殘生損性”。

由于惡的本質不過源于利己本能與利他本能的失度，而找到這個度卻需要智慧和技巧，因此，當儒家片面強調克己復禮、強調“仁”時，道家便出來批判，“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道家主張人要追求大智慧，真正的人性之善不能依賴于教條約束，而應該是智慧的果實，道德的本質不應該僅僅是“仁義”，而應該是對道的獲“得”——“得”通“德”，故慧根不足者難有大善良。而一個民族道德水平離不開智慧水平的整體提高。

善的本質是利己與利他的度，這種度既可以通過人類個體的心靈力量來尋找，也可以通過外在的力量來規束、制約，此之謂“制度”。制度，顧名思義，就是以外在的強制力量為依托，以法律、規定、紀律、楔約等形式來制約人類行為的度。類如撫養后代，贍養父母，都涉及到利己與利他的度，當個體不能靠自覺來履行對他人的責任時，就需要以外在的力量來幫他找回這個度。

因此，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惡是源于利己與利他的失度，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儒道都認為治本之法是通過心靈的修養或智慧來解決，而西方更強調以法律、楔約等外在力量來約束，最終目的都是要找到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合理的度，兩者顯然不可偏廢。

那么儒家如何看待利己與利他兩種善的比例問題呢？

現在很多反儒者，認為儒家完全不顧人性的本能。實際并非如此，在利己之善與利他之善中，儒家的核心原則是”達則兼濟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從這一原則中我們不難看出 “善其身”也是一種“善”，而且強調了善己優先，利己之善實際是善的本體部分。因此，儒家至少有一派是要將利己之善放在第一位的，并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當然這一原則也有可能是受了道家。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換成話語，我有這個能力我就對社會多承擔一點責任，沒這個能力就盡量過好自己。這實質是一個為人處世的黃金法則。可惜的是，這一黃金法則受到了盲目批判，時人過去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進行灌輸式，如今卻走向另一個極端，“專門利己、毫不利人”，“窮”時不擇手段以求致富，“達”時更追求壟斷和特權利益。實際上既沒有好好善待自己，也不可能善待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