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業產業化是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促進農村的有效方式，但在農業產業化過程中首先應當解決的是投融資。本文在論述投融資問題在農業產業化發展中重要性的基礎上，了重慶農業產業化過程中在投融資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進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農業產業化 投融資 對策

1. 投融資問題是農業產業化發展中的首要問題

農業產業化發展作為一種先進的農業發展思路，是把傳統農業以農產品的商品化、市場化為紐帶，將農戶與農業（包括農產品生產企業、農產品加工企業、農產品儲運企業和銷售企業）和市場三者結合起來，實施農業集約化經營的一個發展過程。農業產業化發展是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必要手段，是農村經濟實現結構性增長的必由之路。在農業產業化過程中，按照C—D生產函數Y=f（K，L，M， A），農業產業的產出水平主要取決于投入農業的資本、勞動力、土地和農業技術（廣義）四種生產要素。對于重慶而言，農業勞動力處于絕對過剩狀態，在短期內，農用土地和農業技術的變化不大。由此看來重慶農業產業化發展中真正稀缺的生產要素應當是資本，而不是其他要素。因此，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進程將主要取決于資本的投入水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投融資問題是重慶農業產業化發展中的首要問題。具體而言，投融資問題重要性著重體現在一下兩個方面。

1.1 龍頭企業的發展必須解決投融資問題

農業產業化發展中農業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的培育是一個中心環節，農業企業是農業集約化經營的組織基礎，而龍頭企業則是整合各類農業企業和農業經濟組織的關鍵，通過農業企業可以將農業生產、加工、流通等各環節更加高效的連接起來，因此，必須大力發展龍頭企業，而龍頭企業的發展必須以大量資金投入為支撐。首先，“龍頭”，意味著農業企業生產經營的規模化，農業企業的規模化經營。一是必須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如：建設廠房車間、道路等；二是必須不斷引進大量先進的生產設備和生產技術；三是企業必須不斷以利益機制吸引企業管理人才，并對企業的員工和管理人員進行培訓和再培訓；這是農業企業規模化發展即其發展成為龍頭企業的三個基本條件，而這三個基本條件的滿足無一不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其次，龍頭企業必須有處理各種風險的資本實力。龍頭企業通常是以農產品生產、加工、儲運和銷售為依托的農業企業，其顯著特點就是企業的生產經營要受到農業風險的，而對于農業自然風險的處理機制我國尚不完善，相應的農業保險制度尚沒有建立；除此之外，龍頭企業還要受到市場風險的影響，所以，農業龍頭企業要面臨的風險要大于一般企業，對于這些風險的防范和處理，離不開企業自身雄厚的資本實力。

1.2 農產品含量的提高需要投入大量資金

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實現和農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必須依靠科技進步，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科技含量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農產品的品質和知名度，有助于創造名牌農產品，因而科技含量的提高是農產品競爭力的根本保障。我國近幾年來出現的農產品相對過剩現象可以很好的說明這個問題，市場上出現過剩的一般都是技術含量低、品質欠優而不能真正滿足市場需求的農產品，而真正的技術含量高、品質好的農產品卻供不應求，例如：一方面是我國的小麥生產過剩，而另一方面卻是我們生產面包用的面粉要依靠進口。所以，農業產業化經營，必須有先進的技術作為支持，而農業的科技進步必須以大量資金投入作為推動力。一方面，在農產品生產、加工技術的開發、改進和改良方面，必須有大量的資本投入作為成本；另一方面是除了自主開發和改良以外的高科技引進，農業高科技作為一種知識產權，其引進必須以大量資金作為引進成本。所以，農產品科技含量的提高需要投入大量資金。

2. 重慶農業產業化中投融資存在的主要問題

2.1 投融資總量不足

在全固定資產投資中，農業投資所占比重一直偏低。以重慶市農業固定資產投資為例，2001年，農業固定資產投資108038萬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1.3%，到2002年為191128萬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也僅為1.9% 。從重慶近年來的固定資產投資統計狀況來看，雖然在持續增加，但一直低于全國平均增長率。對于目前的農業產業化發展要求而言，重慶農業投資總量嚴重不足，資金缺口較大。另外，重慶在發展農業產業化過程中還必須處理扶貧開發等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問題，這更加劇了資金缺口。在總量不足的情況下，重慶農業產業化投資還存在較大的波動性，時高時低，缺乏投資的連貫性。不僅總量存在波動性，而且各投資主體的投資也存在較強的波動性。比如國家財政投資、地方財政投資、機構投資和農戶投資等都存在不穩定性。

2.2 缺乏充足有效的投融資渠道

農業產業化發展對于任何地區來講都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言下之意單純依靠某一個投資主體的投資很難達到期望的發展水平。因此，要解決投融資問題，必須考慮投融資主體的多元化，在多元的投融資主體當中依據本地實際重點發展某幾個投融資主體作為農業產業化發展過程中主要資金來源。但從重慶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業投融資主要依靠財政投入和農戶的少量投入，作為擁有投資能力的其他渠道如工商企業、金融機構、外資等實際投資水平幾乎在目前的投融資結構中可以忽略。但從現實情況和其他地區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成功經營來看，投融資問題的解決必須是投融資主體多元化，必須充分開拓金融機構、外資等投融資渠道。

2.3 投融資主體定位存在偏差

目前重慶農業投資的主體主要是國家(集體)、金融機構和農戶。從市場的角度來著，投資主體的行為取決于市場導向對其的作用，但其真正的動力則來源于利益的調整。由此推論，作為微觀層次利益的受益者農戶和作為宏觀層次的利益承受者國家，都應該承擔農業投入份額的主要部分。但目前而言，重慶財政的收入能力和農戶的收入水平決定了財政和農戶不能成為投資的主要來源。而具備投資能力的金融機構和工商企業卻缺乏投資積極性；另一個可以考慮的主體即外資投入主體也沒有能夠被有效吸引。這就可以看出重慶目前投融資體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應當重新定位各投資主體在投融資體制當中的作用，特別是對重慶財政具體情況而言在投融資體制中的合理定位問題，也就是如何解決金融機構、外資和工商企業以及其他來源的投資主體缺乏內在投資動力激勵的問題。 3. 重慶農業產業化中投融資存在的原因

3.1 財政收入有限和農民增收困難

正如前文，按照市場原則，投資主體的投資動力取決于利益機制的引導，也就是說，作為農業產業化受益者的政府和農戶，都應當是農業產業化的投資主導力量之一，但重慶的現實情況決定政府和農戶不具備成為農業產業化投資主導力量的能力：一方面，重慶財政收入雖然在近年來一直持續增長，但仍然表現為較大的收支赤字，在2002年時重慶地方財政實現了8523.9億元的收入，但財政支出就高達15255.9億元，收支逆差較大，1990～2002年間，重慶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2.5%，而財政支出年增長高達17.2%；此外，政府財政還要同時面對扶貧開發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這就大大約束了政府的財政投入能力；另一方面，重慶作為“大”，受、等多種因素的，農業生產效率一直偏低，進而農民增收困難，到2002年時，農民年純收入雖然達到了2476元，但除去農民日常生活開支和農民子女支出外，所剩的能夠投入到農業產業化當中的資金幾乎沒有。

3.2 機構為避免信用風險而“惜貸”

作為具備資金投入能力的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和農村合作金融組織，近年來開展的資產業務一直遠低于負債業務總量，重慶市各金融機構2001年和2002年各項存款余額分別為1848.36億元和2284.63億元，而同期貸款余額分別為1636.18億元和1945.42億元，特別是從2001和2002年的統計數據看，農業貸款在2001和2002年分別為13.01億元和13.08億元，農業貸款占比僅為1％，并且農業貸款總量增長緩慢，2002年農業貸款僅比2001年增長0.5%，遠低于同期金融機構貸款高達18.9%d的增幅。金融機構之所以對農業采取“惜貸”的態度，主要是出于對潛在信用風險的規避考慮。一方面隨著近年來商業銀行改革的深化，各金融機構都在努力降低不良貸款率，提高資產質量，另一方面，農業作為基礎產業，存在較大風險，因而投資農業就要面對自然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和經營管理風險等風險，在不能有效消除這些風險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必然對投資農業產業化采取謹慎態度。

3.3 缺乏外資來源

無論從國外還是從我國東部和東南部的部分地區農業產業化的成功經營來看，在投融資結構當中，外資是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進程的一股重要力量，特別是在內資投入能力不足的情況下，考慮如何有效的利用外資是十分必要的。在重慶農業產業化進程中，出于區位、其他自然因素的影響，近年來幾乎很少有吸引外資投資農業產業化的成功案例，這與山東、浙江等地區在農業產業化當中利用外資狀況形成鮮明對比。區位因素、自然等因素在以前看來雖然都是先天的不利因素，但反過來，一方面要看到重慶自然資源的多樣性和比較優勢，另一方面，應當看到整個重慶近些年來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因而對于外資來源少的原因應當從對外宣傳、外資利用方式和渠道方面考慮。

3.4 缺乏投融資的主導力量

農業產業化作為一項浩大工程，所需資金投入數額巨大，因此需要來自各個投資主體的資金投入。按照一般，政府和農戶都應當是投入的主導力量，但在農業產業化發展中投融資主導力量的確立往往應當因地制宜，各地應當根據本地實際確立投融資的主導。對重慶而言，政府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投融資的主導，但其投入能力決定這樣的投融資結構的低效性，因而，必須考慮如何正確發揮政府在投融資結構當中的作用，確立政府、農戶以外的投融資主導，發掘潛在的有投資能力的投資主體作為主要投資者。

4. 優化重慶農業產業化投融資結構的對策

4.1 重新定位政府在農業產業化投融資結構中的作用

政府在農業產業化投融資結構當中不能完全充當投資的主導力量，但并不代表政府在投融資結構優化當中不重要，事實上政府在投融資結構的優化中作用十分重要。關鍵就在于政府應當改變以往的直接投入方式，相應的將政府的職能轉換為：努力增加農業投入和為其他有投資能力的投資主體如金融機構和外資創造有利的投資條件并重，引導資金流向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具體項目。這里，一方面應當將有限的財力合理利用，成立專門為龍頭服務的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為中小型龍頭企業提供貸款擔保，協助中小龍頭企業改善財務結構和生產設施，以解決金融機構投資農業產業化的后顧之憂；從遠期看，對于龍頭企業，在成熟的條件下應當鼓勵其發行股票，促進其股票的上市，逐步以直接融資方式作為重要的資金來源；放松對金融性租賃融資的限制，鼓勵龍頭企業與商業銀行之間以設備租賃的方式進行融資合作。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定上，應當參照東部和東南部分地區的做法，采取更為積極靈活的政策加大吸引外資力度；在宣傳方面，政府應當利用多種渠道和機會加大對重慶農業產業化投資收益潛力和投資環境的宣傳，使外界加深對重慶農業產業化投融資環境的了解。

4.2 大力扶持農村中小金融機構

在眾多金融機構當中，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主要指合作金融）在投資農業產業化當中具有先天優勢，首先，在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比較方面，農村合作金融由于其人員和網點優勢，加之對農村環境的熟悉，在向農業企業提供融資時進行信息收集、分析和風險管理方面有較大的比較優勢，這樣可以相對其他金融機構而言在這方面有較低的邊際成本。同時，合作金融機構向農業企業提供金融支持的邊際收益主要依賴于貸款利率水平、浮動權和浮動范圍，利率浮動范圍越大，其邊際收益就越大。其次，對于農村合作金融而言，在城市已經有了競爭激烈的各家商業銀行，因此，沒有必要舍本求末，將業務范圍向城市延伸；相反，在農村，當前大部分商業銀行的網點已經從農村收縮，只有農業銀行少量網點和農村合作金融，加之農村合作金融長期立足農村，在農村地區的網點和人員都有較合理的分布，便于開展金融服務。這樣的經營環境下更能顯示出合作金融的優勢。但同時農村又面臨種種約束，如資本實力、風險管理能力等，這就需要一方面由政府主導建立擔保基金，降低這些金融機構的貸款風險，另一方面需要鼓勵資本具有實力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一定范圍內實行兼并重組，擴大農村金融的資本實力。同時，要擴大和豐富農村合作金融的業務范圍，增強業務能力，在這些金融機構開展適應農業企業發展需要的各種貼現、匯兌、信用證等業務，在成熟條件下，農村合作金融亦可應規模農業企業的要求開展國際業務。

4.3 充分發揮利用外資的潛力

在重慶農業產業化發展過程中，利用外資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以實現的。首先，從學角度分析，農業產業的效益和農產品的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本地的資源稟賦，而重慶在許多自然資源上有其獨特優勢，如重慶豐富的藥材資源、良好的綠色食品生產條件等，這意味著投資重慶農業產業化能帶來良好的收益；另一方面，重慶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也具備比較優勢，加之今年來重慶基礎設施和重慶大環境的改善，都使利用外資成為現實的可能。但這里應當重點提出的是，在利用外資方面除了政策優惠和加大宣傳外，還應當注意拓寬利用外資的渠道，豐富利用外資的方式；一方面要繼續爭取間接利用外資，另一方面應當重點加大直接利用外資的規模，在外資直接引進方面，除了鼓勵外商直接投資重慶農業產業化發展外，同時也可以積極采用融資租賃、合作開發、并購、BOT等形式引進外資項目。

4.4 合理控制資金的投向

資金在重慶農業產業化發展中是最稀缺的資源，所以，對資金投向的控制也十分重要。在資金投向方面，應當首先考慮龍頭企業發展的資金需求，因為龍頭企業在產業化發展中作用特殊，龍頭企業的壯大和發展，將對農業產業化發展提供強大的組織依托力量，將起到積極的帶動作用，最終實現企業發展 農民增收 農民增加投入 企業進一步發展的良性循環；其次，應當增加對農業和農業企業進步的資金投入，只有科技含量高，品質優良的農產品才能在市場上具備強大的市場競爭力，因此，對農業和農業企業科技的投入關系到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整體效益，必須以戰略的眼光加大對農業企業科技開發和技術引進的資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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