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時期廣東出現了基塘農業、稻田養魚、稻田養鴨、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植物農藥防治害蟲等生態農業，還延伸到近現代。本文還初步探討了它們的現代價值。 【關鍵詞】生態農業；生態農業文化

The Germination and Modern Inheritance of Guangdo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Some kinds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such as land - pool structure， fish raising in rice paddy， duck feeding in rice paddy， the killing of orange - pests with Ants， botanical pesticide， had exist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 type of techno - culture that lasts to now， ecological agriculture means a great deal these days. It accords with the way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m agriculture. It can make great economical profits to link traditional legacy with modem technology. It has aesthetical and instructive values as a type of historical culture to be exploited. Keyword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culture 明清時期廣東農業經濟發展最為迅速。這一時期農業技術文化的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生態農業的萌芽。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桑基魚塘。①但較全面地論述這一時期的生態農業的萌芽，以及將它作為農業文化的延伸形態來探討的文章尚未見。本文試對此作一探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相關研究見謝天禎：《明清時期廣東的農業經濟與農業生態》(載《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楊曉棠：《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的發展》、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生態系統分析》(載《農史研究》第7輯，農業出版社，1988年)、賴作蓮：《試論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興起的原因》(載《古今農業》2000年第4期)、賴作蓮：《論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的發展》(載《農業考古》2003年第1期)等。 一、基塘農業 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基塘農業分布很廣，在當地的農業經濟中占有的地位最為重要。以往學者論述桑基魚塘甚多。筆者也曾將基塘作為農業工程的一種重要類型來探討[1]。但以往的研究蔗基魚塘注意得還不夠。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有所涉及[2]。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在明朝就有蔗基魚塘的出現，其實蔗基魚塘是在民國時期才發展起來的。在上世紀的20—30年代，由于國際市場的影響，廣東的蠶桑業一度衰落。而在30年代前期，廣東機器糖業促進了甘蔗種植業向沒有蔗糖業傳統的順德基塘區擴展，桑基魚塘便向蔗基魚塘轉化。蔗基魚塘成為占優勢的類型。但蔗基魚塘在順德不是完全排擠了桑基魚塘，而是二者并存，農民根據市場需要和產品的市場價格決定基面的作物栽培從而改變基塘的類型。蔗基魚塘的應用促進了基塘技術的創新。如種植桑樹的基面，采用上泥往桑樹壅土的施肥方法，使土壤趨向緊密，而改種甘蔗的時候有利于改良基面的土壤，基面作物變為桑蔗輪作。[3](p6-8)在實踐中，順德農民很好地解決了蔗基魚塘生態系統中的物質交流與循環的問題：一是將蔗葉用作喂魚的飼料，使基面甘蔗完全加入基塘生態系統的循環，二是加大對蔗基魚塘生態系統外的物質投入。如1950年順德縣龍清鄉的農民郭炎在每畝魚塘加入蔗葉以及用上泥的方法給蔗田施肥之外，往魚塘投入的還有豬糞、蠶蛹、嫩草、水草(是長在水里的一種野草)、花生麩、蠶糞、米糠，總投入量為9620斤，每畝魚塘魚的產量為470斤，而當時的一般魚塘產量只有150斤。基面的甘蔗也獲得了高產。有的農民還用蟛蜞漚水給甘蔗施肥，用野生的鳳眼蓮給蔗地作綠肥。[4]20世紀的30—50年代蔗基魚塘在技術上才成熟。 從上世紀的50年代—70年代末期，蔗基魚塘與桑基魚塘基本保持并存的局面，根據蠶桑業和蔗糖業的市場情況互有消長。但在80年代開始，桑基魚塘在基塘區已經衰落，蠶繭生產與其它作物生產相比，比較效益低，農民紛紛將桑基改種其它作物，各級政府為了完成國家下達的蠶繭派購任務，給予每畝桑基一定的補貼，而1985年以后蠶桑生產下降幅度更大。[5]到了90年代，蠶桑業已經完全退出，現在基塘區已經沒有桑基魚塘的蹤影。其實自上世紀50—60年代開始，廣東的學者包括華南農學院、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理研究所的專家都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桑基魚塘的研究。世紀之交，基塘農業一直是生態農業研究中的熱門話題。基塘農業經過現代科學的改造，出現新的面貌。據華南農業大學學者于2001年在順德、南海、番禺等市(區)的實地調查，目前珠三角存在6種典型的基塘系統模式：精養家魚—草(A)、鴿—家魚—草(B)、鴨—家魚(C)、豬—家魚—草(D)、豬—家魚—特種魚—作物(E)、異地雞—飼料魚—特種魚(F)。這些基塘農業模式具有以下特點：資金投入大、經濟效益高，市場風險也高。其中以綜合養魚模式的經濟效益最高，也值得推廣。但在基塘的生產過程中畜禽糞便和飼料不同程度存在污染水環境的問題，以及由于傳統基塘技術如挖泥上基面的方法棄置不用，以致魚塘淤淺，基與塘之間缺少物質交流的環節，等等。[6]這是基塘農業在從傳統農業時代向現代農業時代轉型過程中的現象，有必要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通過各種方法與途徑加以解決。 二、稻田養魚 稻田養魚在唐代已有記載。《嶺表錄異》記載的新、瀧州相當于今新興縣、羅定縣一帶，直到明代以前是壯瑤族聚居地。這一技術起源于山間低地塑田或者河口地區的低洼田中稻魚共生的生態環境中。珠三角基塘區的稻田養魚與基塘農業有相當密切的關系。明清南、順的基塘區中，在蠶桑業未占絕對優勢的時期，基塘系統中的魚塘一直有稻魚輪作的方式，如萬歷《順德縣志》卷30《雜志》第九：“負郭之田為圃……圃中鑿池畜魚，春則涸之插秧，大者至數十畝，若筑海為池者，則以頃計。”成書于康熙二十六年的《廣東新語》卷22《鱗語》有一段關于基塘的文字幾乎完全抄自萬歷《順德縣志》，記載基面的圖中栽植的作物有荔枝、茶、桑、柑、橙等。說明不論在桑基魚塘或者果基魚塘中都有稻魚輪作，在魚塘中稻的栽培方式可能是插秧，也可能是播秧，或僅僅是作為秧塘。因為魚塘泥土較肥，利于秧苗的生長，如順德的龍山：“塘于春則播種取秧，于夏秋則養魚，塘基上則種桑，下則栽芋。計其所入，魚桑為重，魚利之興也”①。道光陳炬墀所撰新會《龍溪志略》卷下，記載在新會外海鄉的一口池塘：“秋冬為菇塘，春為秧塘，夏為魚塘，其利甚溥”，這也是用作秧塘的魚塘。不過在南海、順德基塘區，清代后期隨著稻米種植業的衰落以及魚塘需要挖深以適合水利建設的需要，池塘里的稻魚輪作基本消失，專門用于養魚。 在盛產四大家魚魚種的西江邊上的高要縣，稻魚輪作延續了相當長的時期。宣統《高要縣志》卷11《實業》記載：“邑人佃塘畜魚，比比皆是。城北郊外之波海、黃塘、大欖俱魚禾兩利。碌步朗之南塘，廣利之大框亦然”。但當地稻魚輪作的歷史會更早。乾隆張渠《粵東聞見錄》卷上記載：“高要又有西水塘。塘居低洼，江漲必遭淹沒。四圍為土堤，留竇出納。漲至，大江之魚入焉；漲退，以竹籬遮竇，使不得出，而魚乃留。此天地自然之利也”。雖然沒有說明高要的西水塘(西水指雨季時節西江的洪水)有否種植水稻，但可以從民國時期記載說明這些魚塘是實行稻魚共作的。民國《高要縣志稿》記載：高要縣的漁業養殖分為人工養殖和天然養殖，前者為魚花塘和大魚塘，天然養殖是塑塘和裝荒塑塘，“塑塘面積至大廣至百余畝，小至十余畝。水深至尋丈，四面有基，基有竇穴以備放水出外，穴口常以竹塑斷絕塘魚潛出。收益多半為魚禾兩利”，在種植水稻收獲以后，就放魚池中，“不必飼料，全賴浮生物及塘底自然物質。然必賴天雨平勻，乃成豐歲”。[7]塑塘就是《粵東聞見錄》上所記載的“西水塘”。由于西江上的水流進入，塘水常滿，塘中種植的是“能隨波爭高，不受淹沒，稈長盈丈”的耐浸稻品種“深水蓮”②。 現代珠三角的高要、中山、斗門、新會等地的低田中，稻魚混作是一種重要的種養方式，或兩稻一魚、或稻魚稻、魚稻魚、稻蝦魚等兩魚一稻的一年三收輪作制，或兩稻兩魚的一年四收輪作制。上世紀90年代初華南農學院的學者已經總結了一整套的稻田養魚技術，推廣到珠三角的農村。在土地整治方面，筑高筑固田埂，開挖魚溝魚坑，并且規格化，選擇高產抗病再生力強的稻種，合理混養多種魚類，建立水體生態平衡，建立魚格塘，培育中型魚苗，將魚苗培育成中魚，水稻收割以后才移于大塘中加快魚的生長。在稻田養魚中也總結了飼養管理的技術。肇慶市廣利鎮低洼地一直有稻田養魚傳統的專業戶，使用了新的技術以后，產生了高于水稻種植農戶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