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是對當代英國著名學者蓋爾納的民族理論的介紹和評論。蓋爾納在工業文明區別于農業文明的諸特征中發現了現代政治民族主義的秘密。他將民族主義的實質問題理解為民族主義時代出現的根源問題，并將該實質的內容歸結為工業文明對社會同質性的要求。其理論是學術界中將現代社會和民族主義的關系講得最透徹、最有邏輯力的理論。

關鍵詞 農業文明 工業文明 民族 民族主義 蓋爾納

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 也有譯成格爾納、吉爾納和捷爾納的）是英籍捷克人，當代西方著名的現代性問題和民族問題理論家。《民族和民族主義》[①]是他的民族理論的代表作，別具一格，享有盛譽。當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也是研究民族問題的大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 )在其《民族與民族主義》（英文名為《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一書的“導論”中，就將此書列為民族問題研究者必讀的12部（篇）經典文獻之一。[②]

從文化的角度理解民族和從政治的角度理解民族一直是近代（本文中“近代”與“現代”同義）民族主義興起以來兩個主要思想取向。從本體論方面看，兩種取向是截然對立的。在具體的和復雜的理論和實踐中，兩者之間倒也并非始終勢如水火，不時有并存乃至互補。大體上，文化民族說以為，民族是自文明產生以來一直就有的，是人類的再自然不過的聚居形態，用西方文化民族論者愛說的話來說，是上帝對人類的區分。政治民族說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是近代歷史的產物，即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產物；由公民組成的民族國家是民族的最高和最典型的形態。對于前近代的族性共同體，政治民族論者普遍認為那和民族有本質的區別，雖然由于語言習慣和遷就常識的緣故，他們有時也用同一個詞“民族”來表述這種共同體。在徹底的文化民族論和徹底的政治民族論這兩極之間，存在著五花八門的綜合或折衷的理解。在筆者有限的接觸中，蓋爾納屬于徹底的政治民族論者，他的理論是學術界中把現代社會和民族主義的關系講的最透徹、最有邏輯力和最令人信服的理論。如無特別說明，本文關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頭兩節都是對筆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蓋爾納的思想的精華的介紹，僅表達和事例是筆者的。

一 農業文明

人類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采集狩獵、農業和工業。這種分期已經成為常識了。三大階段也被廣泛地稱為三種文明。蓋爾納的理論也是建立在這個分期的基礎上的。他試圖證明，在筆者看來也確實證明了，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奧秘就潛藏在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的區別和對立之中。

蓋爾納認為，民族既是文化概念，也是政治概念。鑒于文化是一個充滿歧義和多義的詞，有必要給他也即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做一些說明。文化指的是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準則和方式。從此視角看，不同的人類集團之間的差異，都可以歸結為文化差異，即處理問題的方法和規則的差異。據此，因血緣、習俗、宗教、語言、經濟生活、職業、種姓和地域等而對人類的區分都屬于文化上的區分，這樣產生的社會都屬于文化集團。筆者以為，這種分類方法完全不排除其他分類法。比如，因職業、種姓、經濟生活和地域而對人類的劃分也是一種經濟區分。人類的政治單位、經濟單位和文化單位本來就是多種類多層次和相互滲透的。

主要由于經濟的自足性，農業社會一般是封閉的，極端缺乏橫向交往。這個社會既不需要、也不鼓勵不同地域、血緣、語言、習俗、宗教和職業等集團間跨文化的交往。農業社會的封閉性的表現和后果之一是語言差異的廣泛存在。由于人口的絕大多數是文盲，語言差異主要體現為方言的眾多和職業性的行話的無處不在。而且，“自我封閉的社會往往以必須根據背景來理解其含義的方式進行交流。”[③]

在教育領域，社會的封閉、分工和職業的穩定、市場的狹小和可預期、勞動的手工性、技術的長期穩定和普遍的文盲狀態等，使得勞動者階層的教育具有強烈的私人性和職業性。一般說來，教育由最基層的生產單位（往往也同時是生活單位）獨立進行；教育內容幾乎全部是直接的謀生技能；接受某種教育者一般被期望以后終身從事相應職業。父子相傳、師父帶徒弟就是這類教育的典型。現代社會所謂的基礎教育即讀寫算能力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根本不存在的。總之，教育屬于私人領域而非公共領域，

與封閉相聯系，農業社會有強烈的等級性。社會等級是與分工相聯系的、由制度或文化所固定了的職業集團。在文明的各種形態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嚴密程度不等的等級。所有形式的等級的共同點同時也是等級區別于階級階層和普通職業的特點在于，不同等級的成員的社會流動即身份的改變是極端困難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話。由于農業社會的高度穩定，可以把人口明確地劃分成不同的等級，多數社會差別特別是階級和職業都帶有等級的特征，也往往可以從等級的角度來界定規模很小的地方社群。最突出的等級劃分是脫離勞動的占人口的極少數的統治階級與勞動者的嚴格區分。許多社會都有一套意識形態把社會分工加以永久性、絕對化和神圣化。如婆羅門教和印度教就把種姓歸因于神所決定的輪回。不同時空環境下的農業社會，在等級化的規模和程度上不盡相同，但和工業社會相比，農業社會無疑是一種充滿不平等、不鼓勵跨職業跨文化的流動的等級化社會。農業社會各方面的封閉性、穩定性、普遍的無知和它的意識形態，使不平等普遍化、絕對化、被容忍甚至受歡迎，而且常常不被意識到。等級的功能之一是阻止流動，因此，農業社會的等級性加強了其封閉性。

等級化社會的一個必然的特征就是文化差異的普遍性。和工業社會相比，所有農業社會都堪稱文化多元主義的楷模，只是不同文化之間的鴻溝極深，其中最大最深的鴻溝位于統治階級的文化和被統治者的文化之間。整個社會或國家特別強調的是文化差異，而不是同類性。各個階級、階層和集團的風格越不同，它們之間的摩擦就越少。

農業社會的統治階級常常形成跨越地方和政治界限的文化集團。他們擁有完全不同于地方性的、相互封閉的下層階級的低級文化的、范圍更廣的高級文化。這種高級文化一般以某種統一的書面語為載體，以一種成熟的宗教為核心意識形態。歷史上的伊斯蘭教、天主教、印度教和祆教都是組成高級文化的宗教的典型。社會的多數人即勞動者被排斥在高級文化和權力之外。他們有時又依附于作為高級文化的一部分的信仰和教會，但僅僅是依附，即盲從著宗教，不像統治集團那樣，對這種宗教有著或多或少的理解。與此同時，不管是否依附于同一種宗教，同一政權下的人民又保持著各自的特有文化，被這些文化分割得支離破碎，這些文化可能是語言、習俗、信仰、迷信、職業和血緣等中的任何一種或數種的集合。這些同類但絕不統一的文化群就構成與統治階級的高級文化對立的低級文化。被統治者中間文化的差異性之普遍存在的一大原因是，“幾乎沒有人對促進這個社會層次上的文化同類性感興趣。國家感興趣的只是課稅、維持治安一類的事情。”[④]僧侶階級對強迫下層群眾接受某些共有的高級文化規范偶爾會表現出一定興趣。幾個主要的宗教的傳播就是這種興趣的結果。但是在普遍存在的文盲、等級和封閉的條件下，他們不可能真正成功。至少，普及高級文化需要普及識字，而農業社會根本不具備能力去普及識字。

統治印度的莫臥爾帝國的統治者是信奉伊斯蘭教、使用波斯語、具有蒙古血統的突厥人，被統治的臣民則被不同的數以千計的宗教（主要是印度教，還有伊斯蘭教、錫克教、耆那教、佛教等）、教派、土邦、語言和種姓所分割。在中世紀歐洲，政治上是封建割據，天主教會代表著跨國的統一的高級文化，并壟斷著高級文化。教士們來自歐洲各地，但他們被拉丁語、統一的教會和對《圣經》的統一的理解嚴密地組織起來，在歐洲各地用當地人的方言傳播教義和對人民進行精神控制。俗人多不識字。其他如羅馬帝國、亞歷山大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等，其統治者文化和被統治者文化的對立，以及前者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和后者文化上的差異性，如出一轍。

這里涉及到政治單位和文化單位的關系，或者說政治界限和文化界限是否重合及多大程度上重合的問題。按照蓋爾納這類政治民族論者的理解，民族不外是這兩種單位的統一體。而在前工業時代，兩者的一致是罕見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與國家政權之間缺乏起碼的一致。在農業文明中，“各種文化在這個世界上到處擴散，但是世界的現狀總的說來并不鼓勵所謂的文化帝國主義，即某種文化為控制和充斥某個政治單位所作的努力。決定政治疆界的因素完全不同于那些決定文化范圍的因素。僧侶們有時會極力擴展某個文化的領域，或者更多的是極力擴展他們為該文化創建的信仰；國家有時會醉心于由信仰認可的侵略。不過，這些并不是農業社會正常的和普遍存在的狀況。”[⑤] “他們（指統治者－引者注）所忠實的那個階級更熱衷于劃清自己和比自己地位低的階級之間的界限，而不關心把自己的文化傳播給他們，這個階級常常超越地方政體的界限，超越政治，與國家抗衡。它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如中國的官僚們）能與國家具有同等的范圍，在這種情況下，它表現出某種民族主義。” [⑥]幾乎所有的古代統治者，都對使被統治者的文化一致（包括被統治者內部的一致和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一致）不感興趣。他們只對人民的服從和納稅感興趣。同樣，被統治者一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誰在統治他們，他們關心的，只是統治者是否仁慈。

蓋爾納由此得出結論：“關于農業識字社會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實是：這種社會中的幾乎一切，都妨礙了從文化邊界的角度對政治單位下定義。”[⑦]對此，筆者想再做一些補充。

帝國、城邦和封建制，是農業社會中最常見的三種國家形態。帝國的意思是，一個中央政權主要依靠強制和直接統治的辦法來治理分散在廣大土地上的、文化上千差萬別的眾多人口。換言之，中央集權和文化多元，是帝國的兩大特征。如果一個文化上一致的人類集團，政治上被不同的國家所統治，則每一個這樣的國家就可以視為城邦。在政治單位與文化單位的關系上，城邦和帝國是兩個極端。如果中央政權不是直接派官僚管理地方，而是依靠世襲的地方貴族，這種制度即為封建制。在農業社會，一般地，無論在帝國、城邦還是在封建制度下，都不曾有過用文化邊界來界定政治邊界即一國一族的想法。帝國和城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文化邊界和政治邊界的不一致。在封建制下，各個封建邦國的長期的自給自足，幾乎必然導致和鞏固各個諸侯國文化上的地方性和特殊性。在具體的農業社會中，政治形態可能是以上三種或其中兩種的不同程度的混合。

古典時代的希臘人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共有的文化及其與野蠻人的文化的差別，他們瞧不起東方人，比如波斯人。但是，這種文化統一的意識并沒有轉化成“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之類的政治抱負。希臘各城邦一直是分裂的，希臘的統一是被異族馬其頓人強加的。而馬其頓人建立的、起初僅包括馬其頓人和希臘人、最后變成統治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的那個政權，則始終容忍著其臣民在文化上的不一致。自羅馬帝國解體后，在政治和文化的關系上，由于封建制，歐洲歷史上占優勢的始終是一種馬賽克式的風格：政治單位和文化單位的邊界極少一致，政治忠誠的對象和文化忠誠的對象極少一致。模糊、對立和交叉是近代以前的西方在政治、文化的歸屬單位和歸屬意識上及相互關系上的主要特點。

若要將以上對農業文明的討論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在文化（不論是高層次文化還是低層次文化）上和文化與政治的關系上，農業社會是一種高度異質、復雜和混沌的社會。

在以上所述的約束條件下，農業社會的政治統治的效果是不難想象的。總的特點是，政治權力專橫而非有效。國王的權力雖然專斷，但其權力幅度卻有限，行政效率極為低下。人民對于國王與官吏固然無法控制，朝廷對于全國百姓也缺少有效的控制。根本原因是，和工業國家相比，由于深刻的等級差異和文化障礙，農業國家缺少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溝通，缺少人民對政權的積極認同和政權對人民的廣泛動員。這些認識可以說幾乎已經成為現代政治學的常識了。蓋爾納沒有直接談及農業社會的異質性對政治統治效率的影響，但他對前者的討論實際上是有助于導出后面的結論的。

二 工業文明

迄今為止，工業社會是唯一的一個依賴持續的經濟增長而生存的社會。財富的增長一旦停滯，工業社會就喪失了合法性。由財富的不斷增長所要求，工業社會離不開創新，創新是工業社會生死攸關的基礎。由創新所要求，工業社會中的知識增長也是無止境的。農業社會也曾有過發明和改進，有時發明和改進的數量和規模還相當大，但是，進步從來不是、也不能被期望是持續不斷的，即使是進步最快的農業社會（如唐宋時的中國），其創新的數量、水平和影響也遠遠不能和工業社會相比。農業社會的本質要求相當靜止的社會和穩定的分工，工業社會的本質要求永遠的創新和變化。

無限增長需要高生產率，高生產率需要發達的分工，還要求這種分工必須有不斷的、有時是迅速的變化，因為創新不停地帶來新的分工和新的產業。因此工業社會有著比農業社會多的多的職業，但它們存在的時間都很短暫。這個社會中的人一般不會終身呆在同一個位置上，他必須時刻準備著從一種職業轉換到另一種職業。因而這是一個沒有嚴格劃分的職業的世界，人們可以任意選擇職業。因此一個成熟的工業社會必須是其成員能夠順利地交流和流動（包括空間的和職業的）的社會。這也就是為什么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被工業社會視為基本人權的經濟根源。

在一個高度流動的社會里，不可能在任何分工之間設置深刻的障礙，不允許社會層級的劃分一成不變，那樣做會影響流動性。由此帶來職業的平等。職業平等的邏輯結果就是呆在任何職業中的人的法律、社會和政治的平等，身份基本不起作用。換言之，工業社會有職業、有階級而無等級。階級和等級都是分工的產物，差別在于，階級的成員可以流動，等級的成員不能流動。工業社會在財產占有方面存在著眾所周知的巨大差異，與階級、階層和職業有關的其他不平等也的確存在，但一般說來，相對于農業社會中的僵化、絕對和深刻的等級劃分來說，它們具有一種彈性、相對、溫和的性質。工業社會的平等主義既不是完全的幻想，也不是純粹的現實。工業社會成員不再是貴族、臣民、賤民和愚民，而是公民。

對此，筆者還想補充指出，工業社會的消費文化也有助于平等。大眾消費是不斷的經濟增長的絕對需要，為此，就必須使所有人都成為現代工業的終端消費者；進而，一切妨礙消費的過于懸殊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差距就不能允許長期存在。

工業社會成員的頻繁的大規模的流動和平等，意味著一個陌生人社會。工業社會的陌生人之間需要持續、經常和直接地進行交流，為此需要共享一種無條件通用的標準語言，對它的理解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文化背景。他們還需要一種為使用這種標準語所必需的、共同的和世俗的文化，這樣才能使所有的人在面對面的短暫接觸中進行密切交流。這就要求創造一種標準語言并對所有社會成員進行這種標準語言的和其他為社會流動即多變的分工所必須的基礎性、通用性和標準化的知識的教育。蓋爾納將掌握標準語及其他與他人溝通所必需的同時也是與他人共有的普通技能，即擁有讀寫算的能力、基本的表達和理解能力和關于自然和所處社會的基本常識，稱為“識字”。

工業國家的官方語言都是半自然半人為的產品，即通過對一種精心選擇的方言的改造而來。霍布斯鮑姆指出，歐洲各國語言的標準化過程，多半發生在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⑧]漢語普通話、白話文和簡化字的形成，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50年代末，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統一的官方語言的物質基礎是工業文明。“標準化的民族語言，無論是口語還是書寫文字，若不是借助印刷術的發明，識字率的普及，還有公立教育的廣設，將不可能出現。”[⑨]

在工業社會里，“識字”不再是一種專長，而是所有專長的先決條件。一個人所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賦予他公民身份的那部分知識不再是專門的技術，而是所謂的識字能力。真正職業的教育，雖然也必不可少，但和農業社會比較，重要性已經大大降低。

在這里蓋爾納對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勞動進行了獨到的比較。和工業社會相比，農業社會中的勞動有下列特征：絕大多數勞動是體力勞動；絕大多數勞動都是直接和作為勞動對象的物體打交道，而較少和人打交道；較復雜的即包含智力因素的體力勞動的專業化程度很強，特別是在手工業中，這類勞動及其產品的復雜性和藝術性要求勞動者具有長期的訓練和嫻熟的技能。因此，農業社會勞動者所必備的知識主要是關于作為直接勞動對象的特定物和作為直接勞動過程的特定技術的特殊知識。農業社會的教育屬于私人而非公共領域，與農業勞動的這一特征有直接關系。在工業社會中，由于技術進步，類似農業社會中勞動所具有的體力性和智力性越來越多地被機器所消解。工人操作機器，機器才直接作用于生產對象。機器越來越自動化，勞動的體力因素也越來越少，工業勞動特有的智力因素則越來越重要。就后者來說，主要不是關于機器和控制機器的知識，而是適應工作環境的能力和與人溝通的能力。原因有二，一是頻繁的職業變換；第二，由于工業經濟在生產前、生產過程中和生產后的所有環節中都具有的社會性，工業社會的大多數工作都離不開與他人的交流。總之，工業社會的勞動主要是并且越來越是交流性和語義性的，離不開與人、意義而不是與具體事物打交道，只有極少數專家才需要真正專業的知識。換言之，工業文明的較之農業文明發達的專業化，僅僅體現在專家和物化的專家即機器中，工業社會對絕大多數人的要求僅僅是識字。筆者以為，工業勞動的上述特點可以稱之為勞動的普遍性和抽象性，與之對應，農業社會中的勞動充滿了特殊性。

因此，培養廣大勞動者的綜合素質，即讓他們識字，使之能夠不那么困難地和迅速地勝任不同職業，而非培養專家，成為工業社會的教育體系的主要任務。生產和再生產這種建立在人人識字基礎上的、世俗的和大眾的文化，是農業社會所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業，這就需要現代國家。只有擁有社會內部最大范圍的和最高的權力及控制最多資源的政治組織即國家才有能力和意愿進行這種大規模的和持續不斷的教育。工業社會的成員要想具備工作資格并成為真正的公民，就必須按照共同的要求，達到一定的識字水準，這是家族和地方單位根本不可能提供的。因此產生的對教育的要求也規定了國家這種政治單位的最小規模。這種規模歸根到底是由工業的大規模生產和無止境增長所決定的人力資源的規模及大規模流動的必要所決定的。它必須比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多數文化單位和政治單位要大。

不能過于機械地理解這里的“識字”，蓋爾納把它理解為一種與時俱進的綜合素質。在他看來，工業文明的性質要求永遠占人口多數的普通勞動者具備大致相同的能力，工業社會的技術進步決定了這種能力肯定是越來越高的，而擁有真正專業知識的專家只是極少數。因此，用“識字”這個詞只是表明其大眾性。

工業經濟決定了國家需要它的成員們在文化上具備相同的特征，或者說，經濟增長需要一種由國家維系的普遍識字的大眾文化，蓋爾納把它理解為近似于農業文明中的高層次文化的世俗化和普及。是這種跨社群跨地方的大文化而非社群和地方文化提供了國家內部的約束力。“在農業社會里，高層次文化與低俗文化共存，需要一個教會來維持。在工業社會里，高層次文化占據主導地位，他們需要的是國家而不是教會。每一種文化都需要一個國家。”[⑩]這意味著文化邊界和政治邊界的一致。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一種普遍的和共同的、與政治單位同一的現代文化的世界對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來說，就變成了自然的社會單位。

這種單位就是近代國家。就像他沒有具體分析農業國家的政治統治的效果一樣，蓋爾納也沒有刻意去列舉近代國家的政治和文化細節。由于了解這些細節對理解蓋爾納的思想是不可缺的一環，因此筆者以為花些筆墨對這一幾近常識的領域作些勾畫還是有必要的。近代國家的特征是從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時代開始形成的。理想的近代國家都有下述特征：國家在其領土范圍內對其人民直接統轄，不存在任何足以妨礙流動的中間統治環節；國家對人民進行普遍的讀寫文化和公民準則的教育，但幾乎都不宣揚宗教；由于普遍的教育、遷徙和就業使幾乎每一個國民都成為現代經濟的成員，由于等級和身份的廢除和經濟社會差距的縮小，使得所有人都被賦予納稅的義務和能力，現代國家的財政制度得以建立；由于人民是稅收和軍隊的主要來源，由于平等，近代國家必須時時關注其人民的意見，不得不允許人民參政議政，只有獲得人民的認可近代國家才能維持下去。這意味著，和農業時代相比，現代國家或多或少必須是民主國家， 至少是大眾動員和參與的國家。而在農業文明中，民主屬例外，專制是常規。發達的分工和健全的社會與政治網絡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雙向互動的了解和控制在技術上成為可能，從而保證了較高的行政效率。

如果只用一個詞來概括蓋爾納所指出的工業文明區別于農業文明的以上種種特征的話，筆者首選同質性或同質化。在文化與政治的關系上，一個工業社會是一個同質的社會，一個農業社會則是一個有著許多異質的亞文化的不同質的社會。統一市場，統一語言，普遍的社會流動和平等，無處不在的標準化等等，都是同質化的具體表現。

三 民族主義

思想進行到這里，離蓋爾納所理解的民族和民族主義只隔著一層薄薄的窗戶紙了。他對民族和民族主義沒有下學院式的咬文嚼字的定義，但他的意思是非常明確的。他對民族主義的理解有兩層意思，一是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11] “民族主義是一種關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個國家中，族裔的疆界不應該把掌權者和其他人分開。”[12]二是民族主義與工業文明的緊密聯系，即工業文明對社會同質性的要求，或者說，對國家和文化的邊界一致的要求，就是民族主義。而民族，在他看來，就是適應工業社會的、由民族主義所創造的、文化上同質的政治單位，即現代工業國家。或者說，在政治上組織成國家的、共享一種大眾工業文化的全體公民的集合體，就是民族。

蓋爾納并不否認作為自然歷史產物的族性共同體的存在，換言之，不否認獨立于工業文明和政治之外的文化意義上的民族的存在，雖然他沒有使用這個概念（他用的是“族裔”，英文為ethnic group）。蓋爾納并不反對這樣的看法：在自然自發自在的意義上，可以根據地域、血緣、宗教、語言、習俗和經濟生活等等差異把地球上的居民劃分為不同的、數以千計、也許是數以萬計的共同體；在上述領域中，任意數量和種類的差異組合都可能足以構成族性共同體之間的界限。蓋爾納理解的農業社會是由眾多不同的文化單位組成的不同質的社會，這些不同質的文化單位的相當一部分，就是族性共同體或族裔或文化民族。

按照蓋氏的理解，如果說族裔是純文化概念、國家是純政治概念的話，那么，民族就是一個兼具政治性和文化性的概念。他認為，從發生學的視角看，兩者有聯系，但本質截然不同：前工業時代無一例外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族性共同體是民族主義用來塑造民族的主要原料，民族是主要用族裔這種自然的原料創造的人工產品。

在他看來，多數民族主義者從來就沒有理解民族的本質，他們為各自的特殊的民族主義找出了眾多的理性或非理性的、真實的或虛幻的理由，如民族是古已有之的存在，本民族對其他民族的優越性，等等，卻很少深思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古代能夠容忍一個國家內部人民在族性上的多樣性，而現代就必須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可以說，民族主義者大都是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他試圖證明，現代已經司空見慣的民族國家的本質存在于工業文明所要求的文化同質性之中，其內容就是政治邊界和文化邊界的一致。他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要說明為什么會出現一個民族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只有政治邊界和文化邊界一致的國家才具有合法性。從方法的角度看，尋找民族的本質，只能從所有民族的共同性下手，不可能從對每個民族來說都具有唯一性的單個民族的特殊性中著手，而這就意味著回答民族主義時代出現的原因。

蓋爾納還順便在民族國家與民主之間建立起了必然聯系。根據這種聯系，流動帶來的平等，意味著理想的民族國家必然是民主國家，而最起碼的民族國家雖然并非一定是民主國家，但一定得是社會動員和大眾參與的國家。至少統治者要以人民或民族（volk， nation， people）的名義才能進行統治，并且在被統治者中間培養一種是他們在當家作主的感覺。這種感覺的真實程度在現實中可以有很大的差異，但不會完全是幻覺。

在筆者看來，這就是為什么西方國家既是第一批民族國家也是第一批民主國家、既是成熟的民族國家也是成熟的民主國家的緣故。成熟的民族主義必然包含著全體公民對國家政治的參與，代表著特定土地上的全體人民對該土地上的制度的（在某種限度內）超階級超特殊利益的認同。歐洲的經驗可以給我們以啟示。19世紀初到20世紀早期（截至大蕭條），工業化如火如荼并先后完成，民主和平等尚未普及，階級斗爭一度十分尖銳，跨民族的階級認同有壓倒超階級的民族認同從而撕碎民族國家之虞。在后來，以政治的民主化和福利國家為轉機，歐洲告別了階級戰爭的時代，進入了成熟的民族國家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方工人階級保衛祖國的熱情是西方主要國家的政治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開始成熟的標志。經歷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洗禮的歐洲各國工人階級在當時將民族認同置于階級認同之上的背景是，西方民族國家的民族建構（特別是民主化）的初步完成。從民族締造的視角看，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的作用，乃至社會主義運動的部分作用是鏟除統稱為封建主義的、農業時代遺留下來的地方割據、人身依附和等級制度的殘余，由體現工業文明本質的流動和平等取而代之。工人運動和凱恩斯革命催生了更有理性的、人道的、國家指導的現代資本主義，大大推進了同質化進程，強化了西方人民的民族意識。

民族主義和民主的聯系尤其表現在美國民族主義和其民主的關系上。世界各地的人民飄洋過海，來美國尋求實現個人價值，并且在此過程中大都比較順利地融入美利堅民族中，因為美國確實是一個把工業文明在理論上具有的平等和社會流動最大程度地現實化了的國家。美國人民高漲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來的。

概括說來，西歐北美的民族國家包含了大眾參與、民主、科層組織、統一市場、教育普及、公民性等所有政治民族主義的特征。這種國家用一種建立在統一市場基礎上的以統一、普遍、平等、基礎和流動為特征的文化改造國家內的全部人口，由此產生出一個同質的經濟空間、政治空間和文化空間。在這種情況下的民族主義是建立在各族群對國家的認同基礎上的，遠非僅僅是對特定地域和族群的感情。而農業文明在政治單位和文化單位關系上的異質性在中世紀歐洲無疑最突出，至少是被研究得最透徹。由此不難猜想，蓋氏的理論顯然主要來自對歐美歷史經驗的抽象。

蓋爾納是政治民族論者，他僅僅將民族理解為民族國家。但其理論并不妨礙對民族和民族主義從自然歷史的即地域文化的視角來理解，筆者以為兩種理解可以是一種平行和互補的關系。他本人也是這樣看的。蓋氏理論成功地發現了民族國家的本質或民族主義時代產生的根源，而文化民族說則仍可以用來解釋民族主義的“前歷史”、個人的民族歸屬的唯一性及具體的民族主義的特殊性。兩者合起來才構成了對民族的完整理解。

從族群或族性共同體的角度界定民族和從公民組成的國家的視角界定民族是自18世紀后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兩種民族理念。前者即文化民族主義源自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早期的德國的浪漫主義，后者即政治民族主義（又被普遍稱為公民民族主義）出自法國的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作為啟蒙運動和大革命的自由主義的繼承者，政治民族主義傾向于將民族視為滿足個人幸福和價值實現的工具；文化民族主義則反之，有著強烈的視民族為目的，而以個人為手段的傾向。政治民族主義強調民族國家的制度建設對民族的構建、生存和發展的優先意義，把民主也視為制度建設的產物，因而具有強烈的理性色彩；文化民族主義優先強調對自然形成的特定地域文化的認同，并把該認同的實質歸結為情感或沖動，因而更多地與非理性相聯系。文化民族主義傾向于向后看，回到農業時代去尋找民族認同的根據和民族國家合法性的源泉，那個時代沒有平等、民主這類東西，只有民俗、神話和自然山水；政治民族主義傾向于向前看，因為對于任何民族（可能只是對美國這樣的民族是例外）來說，相對于漫長的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及其結果即制度化的流動、平等和民主都是新事物。

作為政治民族主義的基本內涵的流動、平等、參與、民主、法制、統一市場和義務教育等等體現的是普世價值，因為他們是普世的工業文明的必然要求。而文化民族主義僅僅是特殊價值的表現。實現這些普遍價值的形式是民族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文化意義上的民族的特殊性所限定的，因此現實的民族是普世價值和特殊價值的結合。從方法論看，如果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只是一種特殊價值（這種想法非常有市場），必然就會把普世價值從中排除，這或許是文化民族主義和其他各種流行的將民主法制等剔除出民族范疇的思潮的一個原因吧。

民族主義給現代國家以合法性，古代國家則通過宗教和血統得到合法性，君權神授就是同時利用宗教和遺傳兩種合法性資源的表現，或者干脆不依靠任何合法性，僅靠暴力，傳統國際法的所謂“有效統治”原則就是這個意思。民族主義這種合法性使現代全能型國家成為可能，因為國家做的一切都是以人民即民族全體成員的名義做的。工業文明的特點則使得全能型國家成為必需，用經濟學語言說，國家是公共產品的最佳的甚至唯一的提供者。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凱恩斯主義國家是這種全能國家的典型代表。

說民族主義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的源泉，不是一句空話。它不僅僅要體現在自然形成的、歷史地繼承的文化認同對政治權威的意義和作用方面（任何一個近現代政府都知道以傳統文化的弘揚者自居），更需要政府表現出對其治下的公民的責任，從而使民族成員成為名副其實的公民，從切身的利益中即政府提供的服務中感受到政府作為民族的代表者保護者的正當性。

本節所思，多不是蓋爾納的，而是筆者讀了蓋爾納以后的一點想法，但自信大抵是符合蓋氏思想理數的。

四、蓋爾納理論的特點和優點

解釋個別的民族和民族主義的特殊內容和命運，不是他的使命。蓋爾納的理論不能回答為什么有些民族主義成功了，而更多的卻失敗了。比如，為什么庫爾德人的建國夢無法實現，而許多芝麻綠豆大的彈丸之地卻能獨立？為什么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能夠聯合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而尼德蘭卻一再分裂？

民族國家的同質化與寬容與否的關系也基本上不在他的理論視野內。根據他的理論，從美國的多元主義的民族主義到納粹的法西斯主義，都是民族主義，都反映了工業文明對文化和政治邊界同一的要求。不同的民族主義在寬容問題上的區別當然重要，但解釋這些區別，不是他給自己提出的任務。他只是說明了，工業社會在文化同一性上一般地和必然地比農業社會更不寬容。“我并不是說，當前的爭論可以解釋為什么一些民族主義，特別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民族主義危害如此嚴重。”[13]

蓋爾納說明了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同一性的理由，但是沒有解釋此民族與彼民族的差別何來，他當然提到過，這些差別源于作為民族的原材料的族裔的文化差異，但這一認識也不是他的首創。在他看來，每一個具體的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沒有意義，但是這屬于另外一個領域的問題。蓋爾納不反對這一說法，即現實的特殊的民族的民族主義激情與狂熱，及與此相聯系的、任何個人在民族歸屬上的唯一性來自于族裔這種自然的原料。他并不認為：既然民族的本質在于工業化帶來的同質性，那么任何個人歸屬于哪一個民族就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在蓋氏的宏大結構里，它夠不上“本質”這個地位。問題的存在及其價值本來就是隨著由目標、前提等構成的論述框架或理論視域的變化而變化的。他沒有花多少筆墨來對付這個并非不重要的問題，既是由于他給自己的有限任務所限制，更是因為他的一個理論信念，即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本質不在于此民族與彼民族的區別這個同時性的問題上，而在于一切民族與農業時代的政治和文化單位的區別這個歷時性領域中；或者說，本質不在于每個具體民族確實具有的獨一無二的文化特殊性上，而在于所有民族的共同性中。

他是否低估了現代工業社會包括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不平等，也許是吧。但是，他的任務并不是全面和具體的揭示這類不平等，而是將它們和農業社會的也許更大的等級的不平等進行比較并揭示其意義。他證明了工業社會的不平等并沒有妨礙民族的存在和認同，而農業社會的不平等則構成了這種妨礙。因此低估與否，對于他的理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問題。

蓋爾納的獨特理論主要是以西方經驗為基礎得出的，由此難免使人對其學說的解釋力產生疑問。蓋爾納也不否認其理論在解釋上的有限性，在書中兩次提到歷史上的中國是某種例外。關于這個問題，筆者將另文闡述。舍此，歐洲中心論的帽子是很難扣到他頭上的。理由嘛，目前想得到的有兩條。第一來自世界通史，除中華文化圈外，農業時代的各地區各民族（請允許筆者在常識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歷史大抵符合蓋氏的判斷，即他們的政治和文化單位之間的關系是混亂模糊的，也很少出現類似近代政治民族主義的情感。第二條來自筆者假想的對蓋爾納的如下指責：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少數國家實現了工業化，你說民族主義是工業文明的產物，那又如何解釋在占世界多數的不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中的民族主義狂熱呢？對此，筆者代老先生回答如下：

就時代而言，恐怕沒有人能夠否認民族主義是近200年來世界歷史的主要內容之一。民族主義時代的含義不僅僅在于主權民族國家成為唯一合法的國家形式，也同樣在于普遍的甚至是泛濫成災的“民族”覺醒現象和民族自決要求。原因在于，在工業時代，發達的交通和通訊使得沒有哪個族群、地區和國家的內部發展能完全不受外因的影響，民族主義這種“時代精神”完全可能影響到任何族群和任何政權。具體說來有三種體現。其一，幾乎每一個原先自發存在的族性共同體都有了自我意識和他者意識。在族性共同體與國家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的時候，多數族性共同體是沒有認同意識的，純粹是自在自發的存在。正是要求族性共同體與政治國家一致的民族主義對族性共同體的利用才喚醒了認同意識，使越來越多的族性共同體成為自為的或有自我意識的民族。在這些自我意識中，就包括認為民族古已有之、民族的普遍本質就存在于各民族的特殊性之中的文化民族主義。沒有民族主義時代這個大背景，文化民族主義將根本不可能產生。其二是民族自決的泡沫政治。民族主義在利用族群的同時有時難免失去對后者的控制。工業文明對文化與政治邊界一致的要求喚醒了不計其數的古老的、原始的、非理性的和頑強的族群感情和聯系，不論是不是為工業化所必須，是否具備立國的起碼物質條件，是否符合有關族群成員的真實利益，這些被喚醒的情感都要求文化與政治邊界的一致。其三，不管特定的落后地區的民族主義和本地的現代化進程的具體聯系多么微弱，甚至可能壓根就不存在這種聯系，如某民族主義政權反對現代化（塔利班政權就是一例），或某個沒有任何程度和意義上的工業化的族群竟然也有民族主義的要求（如一些非洲族群），從人類歷史進程的宏觀尺度來看，這些對政治和文化邊界一致的要求都是和工業時代相聯系的，是在幾世紀前不可能想得出的情感。而在這個時代，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個民族主義政權能自始至終反對現代化。假如有足夠長的壽命，筆者相信塔利班政權也會發生和伊朗的什葉派政權同樣的演變。這是不以任何民族主義政權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最中肯的評價應該是：他的理論僅僅成功地解釋了何以會出現一個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歷史時代。民族問題的其他無比豐富和復雜的領域和問題，其理論不能解釋，也沒有想要去解釋。

蓋氏理論是一個典型的宏大敘事，體現了一種深刻的簡單。

作為捷克裔的學者，雖然生活在英國，蓋爾納卻是一個典型的大陸理性主義者，他深信存在著既在現象之中又在現象之外而又決定著現象的本質。這種現象之后的本質是不能僅靠簡單的歸納法就可以從經驗中提取的。找到這種本質除了要有對經驗的熟悉，更需要思辯的力量。

蓋爾納所描述的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特征，諸如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區別，開放、流動和封閉的對立，平等和等級的對立，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的差別，普遍識字和文盲充斥的差別，方言盛行和統一國語的差別，大眾民主和專制的差別，少數專家和多數普通勞動者的差別等等，對專業學者來說幾乎都是常識。但是又有誰能夠想到在這些不同的領域之間建立聯系并進而將它們與民族主義和民族聯系起來呢？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普遍聯系的整體主義和超越歸納的思辯的威力，而這兩者都是被后現代諸家所詬病的宏大敘事的內在要素。現代民族國家與工業主義時代和現代化的關系一直被廣泛地承認。但是，在他之前似乎還沒有人能夠在細節上令人信服地說明到底現代民族和工業化現代化之間存在什么樣的聯系。一般學者在闡述現代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時候，僅僅把工業文明包括其各種后果視為不假思索的前提和背景，充其量只是模糊和粗淺地意識到這些前提和背景與民族主義的聯系。蓋爾納捅破了這層薄薄的窗紙，獨具慧眼地把灰暗的背景突出在舞臺中央，置于聚光燈的強烈照射之下，把這個背景的所有細節都一覽無遺地展現給觀眾。他在這樣做的同時，背景已不再僅僅是背景，而是主角。簡單地說，在他眼里，民族主義就是現代世界的一切條件的總和。讀了蓋爾納，筆者著實感到一種許久沒有體驗過的思想的震撼。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限度下，簡單的理論是最好的理論。蓋爾納的理論就有這個優點：沒有沾染過多的學究氣和經院味，對文化、文明、國家、民族、等級、階級等的界定都非常簡單、實用，沒有用復雜的概念、艱澀的文字、繁瑣的論證和標新立異的術語來嚇唬讀者。這是筆者喜歡他的理論的一個理由。

就在文章殺青之際，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自己是不是缺乏批判精神，完全被這個英國佬俘虜了，否則為什么沒有找到他的毛病？因此又把研究對象從頭到尾讀了一邊，結果還是一樣：對于自認為讀懂了的部分，同時也是自認為最重要的部分，即對工業文明何以會導致民族主義時代的論證，筆者完全心悅誠服；腦子里想得到的疑問，都是苛求。沒讀懂的地方，不敢說。記得有位學者說過，對于任何你欲批判的對象，首先要求有“同情的理解”，然后才談得上客觀嚴肅的批評。竊以為同情的理解已屬不易，真正點中要害的批評更難。此文也許不夠全面，不符合對研究對象進行不假思索的“有罪推定”的學術八股。那也沒辦法，由他去罷。

[①]英文名為《a typology of nationalism》，初版于1983年，中文版譯者韓紅，是“民族主義研究學術譯從”中的一部，由中央編譯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本文所涉及的蓋爾納的全部觀點均出自此書。后文中引用此書時，將只注明作者姓名和頁碼。 [②] [英]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5頁。后文中引用此書時，將只注明作者姓名和頁碼。 [③]蓋爾納，17。 [④]蓋爾納，14。 [⑤]蓋爾納，17。 [⑥]蓋爾納，22。 [⑦]蓋爾納，15。 [⑧]霍布斯鮑姆，71 。 [⑨]霍布斯鮑姆，10。 [⑩]蓋爾納，96。 [11]蓋爾納，11。 [12]蓋爾納，2。 [13]蓋爾納，18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