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正處于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國際經驗表明，在這個時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難度加大。中國面臨一些中國家共有的條件和，也面臨獨有的挑戰與機遇。要保持我國經濟繼續較快增長，就要立足國情，立足當代，選擇正確的發展戰略，包括堅持繼續深化改革，消除增長的體制障礙；更加注重就業問題，保證經濟增長的共享性和穩定；促進形成資源節約型增長方式，使經濟增長可持續；更加注重擴大內需，降低開放性增長動力減弱的；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對增長和就業的貢獻率；加大對重大戰略問題的投入，解決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技術瓶頸；更多關注公平和穩定問題，減少發展的阻力和摩擦；維護并積極推動全球資源、技術與產品的自由貿易體制，為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爭取較好的外部環境。

從經濟發展的長過程看，中國前20多年的增長處于一種特殊環境之中：優勢因素得到充分發揮，制約因素尚未充分顯現，推進改革易于取得共識，開放帶來的增長動力強勁。然而這種狀況正在發生變化。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系列重要的轉折性特征。這些因素的出現，表明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在未來增長過程中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需要有新的發展思路和戰略。

一、中國經濟進入能否持續保持較快增長的關鍵時期

（一）國際經驗表明，高速增長20年后繼續保持較高速度的難度加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到2020年使GDP 比2000年再翻兩番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是要在過去20多年高速度的基礎上，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長，40年平均增長速度要達7%以上。從全球經濟發展的經驗看，僅有極少數經濟體有過這種實績。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沒有一個國家取得過連續40年平均7%以上的增長速度。20世紀最后40年，是革命以來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40年，在這段時間內，有近50個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經濟明顯加速，增長成就顯著，但其中也僅有三個經濟體取得了年均7%以上的增長速度：韓國、中國香港和新加坡。

即使那些增長較快的國家（地區），在40年高速增長中也表現出前高后低的共性：持續高速增長二三十年之后，經濟往往會出現較大波動，多數前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第三個10年增長速度開始明顯下降，到第四個10年，大多數進入低于4%的增長時期。

（二）增長減速的主要因素

1.結構調整中的困難

在高速增長二三十年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本幣升值等因素的出現，原先支撐高速增長的傳統支柱產業的國內需求和出口競爭力都開始下降，難以繼續支撐高速增長，需要進行結構調整升級。然而在國內產業結構升級需要的基礎條件中，有兩個重要因素在短期內很難滿足，即國內資金和技術的供給能力不足。此時結構轉換出現時滯，出口增長和整個經濟增長速度都會放慢。

2.抑制增長的體制因素

下面是一組比較有共性的體制因素，其中全部或幾個因素的出現，導致了增長速度的回落。

1）社會化的產權保護制度不完善

社會化的產權保護制度不完善，使結構升級中需要大規模社會化融資的產業和發展緩慢。在經濟加速的較早時期，多數經濟體都缺乏嚴格的社會化產權保護制度，但這個時期經濟活動通常是小規模的。資產結構有兩個特點，一是以個人、家族投資為主，即自我融資；二是所有者經營者一體化。由于是“自己出錢辦自己的事”，即使社會化的產權保護制度不健全，投資者也有足夠的動力，發展出一套非正式的辦法，盡量保護自己的產權不受侵犯。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新的產業和企業往往需要大規模融資，需要社會化融資體系和資本組織方式，股份制是其典型方式。此時，多數投資者需要將自己的資產交給其他人經營，而且融資組合的鏈條可能很長，通常存在多層代理關系，投資者對資金運用狀況的直接監督幾乎不可能。此時，只有當社會化的產權保護制度發展良好，投資者相信自己的資產不會被其他人違法侵占時，社會化大規模融資體系才能迅速發展起來。在不少發展中經濟體，由于缺乏委托代理關系充分發展所需要的產權保護制度和信用體系，企業制度發展緩慢，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制度障礙。

2）體系的不穩定性

經濟增長高速時期對資金的需求旺盛，資金價格（例如利率）較高，銀行等金融機構大量放貸。當增長速度有所回落、企業的還款能力下降時，銀行貸款開始收緊，導致更多的企業資金鏈斷裂，銀企之間的惡性循環開始出現。許多經濟體在經濟加速二三十年后，都會有程度不同的金融波動出現，如果實體經濟健康，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有可能穩定下來，否則有可能發展成為全面金融危機。

3）大范圍的企業重組

高速增長時期的企業習慣于不斷擴張的市場條件。當增長速度放緩、市場擴張速度放慢后，企業之間開始激烈競爭。與此同時，這個階段還伴隨著主導產業的更替、生產方式的調整、不同地區間區位優勢改變、對外開放程度擴大、各種要素比價重新定位等重要的新變化。面對多種因素發生變化的新環境，相當一部分企業短期內不能適應，經營狀況惡化，企業虧損面加大，破產、重組等行為大量發生，整個企業層面處于重構之中。

4）收入差距拉大，社會穩定壓力大

經濟加速依靠現代生產部門的成長，這個過程必然是漸進式的。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僅有一部分人能夠進入收入較高的現代生產部門，另一部分人還會留在傳統部門中，這個階段中收入差距會明顯擴大，社會穩定的壓力加大。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看，收入差距程度、社會文化對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低收入者提高收入的前景、政府對社會穩定的管理能力這幾項因素，決定著社會穩定所面臨壓力的大小，有一些經濟體在這時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問題，經濟發展因此停滯不前。

5）外資大規模流進流出由于國內資金短缺，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增長加速階段大量舉借外債，其中問題比較突出的是拉美一些國家。外債使這些國家有能力進口大量的投資品和中間產品，經濟增長由此加速，但由于資金使用效率低和出口能力成長不足，還債期到后，這些國家往往不能及時償還債務，出現債務危機。如果此時伴隨著短期資金的大量流出，會導致經濟的劇烈波動。

二、增長新階段中面臨的共性與特性

與其他中體相比，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并存。

（一）有利因素

1.國內有利條件

1）產業基礎和基礎設施條件較好。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國內多種產業并行發展，已經形成了龐大的產業規模，高、中、低技術基礎上的產業、產品體系比較齊全。最近幾年，中國的基礎設施條件迅速改善，有可能支持產業的快速增長。

2）國內市場規模大。中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在全球各國中也名列前位，而且繼續保持較快擴張，這使得立足于大規模生產方式之上的先進制造技術和大型不會碰到市場容量不足的難題，也不易出現一個產業中僅能容納一、兩家企業而帶來的壟斷問題。3）科研水平和各個層次的技術水平較強。從航天技術、核工業技術、微技術等高領域到各類消費品工業技術等各個層次，中國都有相對較高水平的產業技術、工業基礎和科研教學基礎；中國的普及率及科技人員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中低收入國家中名列前茅。具有這種能力，有利于國內產業技術創新和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提高。

4）具有低成本制造能力。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由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比較優勢不至于像其他國家那樣迅速喪失，有可能在較長時期中保持這個優勢。我國的勞動力優勢不僅限于中低技術制造業，由于國內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和大量海外留學生回國服務，我們在各個技術水平層面的人力資源供給都比較豐富，而且具有成本競爭力。

5）保持穩定的條件較好。和一些多年來社會沖突不斷、國內狀況不穩定、政府管理能力弱的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相比，我國保持政治社會穩定的條件較好，能力較強，有利于吸引國內外投資者在我國進行中長期投資。

2.外部有利條件

與其他先行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具有一些有利的外部環境，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我們處于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大環境中，有可能比先行者更多、更廣泛和更深入地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集成全球優勢要素，增強我國產業的競爭力。

在這里，我們特別強調科技全球化趨勢的出現及其積極作用。科技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先進技術大量跨國轉移，以往多年，雖然有大量的技術跨國轉移，但先進技術的轉移很有限。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向海外轉移先進技術的速度加快，技術研發出來后很快在其全球生產體系內使用，產品同步推向全球市場，有些技術還很快向海外企業轉讓。這使我們引進先進技術的可能性增加。我們對美國、歐洲和日本著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的調研表明，2002年這些企業在華生產的主導產品和使用的主導技術中，有一半以上在其母國投產時間不足三年，是先進和比較先進的技術和產品。跨國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還帶來一個有利因素：直接投資是長期性的能力投資，與利用外債特別是短期外債相比，投資者進行投機、在短期內大量撤資的風險要小，使我們可以較低風險利用外部資源和技術。

3.有效組合國內外優勢資源的能力較強

抓住機遇，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并在全球范圍內組合資源為我所用，使我國克服了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階段面臨的結構調整難題，短短幾年內制造業結構迅速升級，與收入上升和需求轉變相適應的一批產業成為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支柱產業，調整的速度和規模超過其他先行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迅速提升，使下一步的增長建立在新的產業與技術平臺上。這一批新的主導產業的迅速形成，部分得益于利用國外資金和技術。

國內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外部技術資源的引進這兩種趨勢并行和互動，對國內技術創新能力的成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加快推動了我國產業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隨著國內大規模先進制造能力的形成、國內企業集成能力的增強、國內企業技術能力的積累以及配套產業和相關產業集群的形成，我國在相應產業中從事核心技術研發的比較優勢正在形成，并使核心技術突破后獲得商業成功的可能性加大。

（二）具有共性的約束因素

從約束下一步發展的條件看，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階段碰到的體制問題在我國幾乎都存在，其中一些方面的問題更為突出。

1.產權制度不適應新的發展要求

缺乏有效的現代產權制度，導致符合現階段以及以后一段時期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融資結構和企業組織形式不能順利地發展，是我國經濟中的一個基礎性制度缺失。這方面問題的一個重要的表現是直接融資比重過低。由于對投資者的有效保護不足，直接投資的意愿較弱，更傾向于通過銀行這種有國家信用作支撐的媒介進行間接投資。我國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以來，直接融資的比重始終較低，近幾年更是較大幅度地下降。直接融資占融資總量的比重從2000年的12.17%下降到2003年的4.27%.

2.企業不適應新的競爭格局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大部分產業供給能力大于市場需求，競爭加劇，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格局。在這個過程中，出現較多企業盈利下降、虧損、破產、重組的現象，特別是在經濟中相對份額下降的產業，這種現象更加明顯。

3.金融體系的效率和風險問題

銀行貸款中的不良比例較高，是我國金融領域中長期存在的嚴重問題。近兩年新增貸款較快，使不良貸款比例有所下降，但仍處在較高水平。到2003年底，我國M2與GDP 的比重高達1.98∶1，在全球范圍內都是罕見的。這一方面表明我國融資過多依靠銀行體系，同時也表明資金的產出效率偏低。另一個潛在風險，是我國金融體系的開放性在增加，特別是資本項目的逐漸放開，使我們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有可能受到國際資本大進大出的沖擊。

4.收入差距拉大和社會穩定性的壓力

我國國民收入差距在前些年有所擴大，特別是城市居民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全球范圍內都處于高位。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非農產業居民收入/農業居民收入的比率，高收入國家為1.38，上中等收入國家為1.49，下中等收入國家為1.51，低收入國家為2.43，全球平均為1.58，而在2003年，中國的這一比率高達3.12.這種差距在較短時間內將會自動收斂的趨勢尚不明顯。

（三）中國面臨的特殊問題

1.改革進入攻堅階段

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需要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利益沖突增加，難點和風險加大。第二，改革的實質從以資源配置規則變化為主轉為以企業行為變化為主的時期。實踐表明，規則標準，是市場機制還是政府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可以通過改革措施在短時間內發生顯著變化，而企業行為的變化要難得多。既需要與新規則相匹配的、人才、社會保障制度、行政能力等等，也需要重建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與社會價值標準，而這些都需要時間和諸多條件的配合，不可能突然改變。

2.就業壓力大

我們在尚有大量農業人口需要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時候，非農產業特別是制造業開始了產業升級過程。與前一輪主導產業相比，新的產業資金更密集，單位產出使用的勞動力更少，就業的壓力加大。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持續下降，到2002年已經是較大數值的負增長。“高增長低就業”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3.重要資源國內供給缺口加大

從資源角度看，中國前20多年的增長是一個特殊時期，即重要的資源基本上可以自給的時期，這種狀況今后不會再現。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所面臨的國土、資源、生態、環境等問題的壓力，不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與我們水平相同的發展中國家。一些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如油氣、鐵礦、銅礦等資源，今后要持續且不斷增加依靠海外資源，成為國際市場上的大買家。

4.開放帶來的增長動力減弱

1980—2003年期間中國出口持續高速增長，在全球主要出口國中的排序迅速上移。200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有可能過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三大出口國和進口國。隨著部分產品比較優勢的變化、貿易摩擦高發期的到來和基數較大后增長減速等因素的出現，前20多年出口對增長所起到的顯著帶動作用今后有可能減弱。在一些高增長的行業中，外資的比重已經較高，同一行業中有多家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激烈競爭，與此同時，國內也有一批優勢企業迅速成長，成為跨國公司的有力競爭對手。這種狀況使外商投資企業近兩年在中國市場上的盈利水平持續下降，而且這種趨勢還在繼續。競爭加劇和盈利空間縮小，會減弱外資進入的動力。目前來看，未來幾年外商在華投資仍然會保持較大規模，但增長速度會降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帶動力會下降。

5.重要改革開放舉措達成共識的難度增加

對重要改革開放措施達成共識形成合力，是我們前20多年持續增長的重要政治保障。經過20多年的發展，社會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拉大，機遇各不相同，利益訴求差別很大，達成共識的難度加大，使我們這個突出優勢面臨著某些新的不確定性。

三、保持快速增長的戰略選擇

1.堅持繼續深化改革

前面的表明，下一階段持續增長的主要障礙是體制障礙。深化改革才能保障持續增長和促進全面。未來幾年，國有改革、改革、就業制度改革、福利制度改革、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改革等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改革的難度明顯加大。但我們必須堅持深化改革，否則困擾其他國家的體制也必然成為我們繼續快速前進的障礙。推進改革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或激化某些經濟和社會矛盾，除了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會顯現之外，還會出現新的矛盾和不穩定因素。必須充分考慮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改革，對這一點大家都很認同。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改革肯定會觸及利益，改革中的矛盾不可避免，有些代價是改革必須付出的，要為改革者創造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和環境。

2.更加注重就業問題

鼓勵各類產業增加吸納就業的能力是今后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不僅要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還要鼓勵各類產業包括技術密集的產業盡量多用勞動力，使經濟增長對就業產生更加明顯的帶動作用。實現上述導向，基礎性的條件是使生產要素價格體系能夠反映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使勞動和資本這兩種要素的比價符合我國的要素稟賦，改變資金成本不正常偏低、導致企業以資金替代勞動的行為。同時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使企業在選擇要素投入組合時對不同要素的相對價格保持敏感，在可能的領域中更多地使用勞動力。

3.促進形成資源節約型增長方式

我國一些重要資源短缺，其中有些資源如土地資源、水資源等基本上是不可貿易的產品，因此其市場價格本應較高，產生節約使用資源的效果。但是，由于這些資源的使用成本嚴重偏低，導致了資源的粗放使用。同時，一些對環境資源有嚴重影響的企業，可以不支付它們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對環境和生態造成了嚴重破壞。因此，形成資源節約型增長方式，首先要合理確定資源價格，使資源使用者付出合理的社會成本，使節約使用資源成為企業的內在要求。在這個基礎上，政府要制定鼓勵節約使用資源的相應政策和措施。

4.更加注重擴大內需，提高消費在總需求中的比例

按照國際口徑，總需求分為家庭最終消費支出、政府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和凈出口。2001年的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僅占GDP 的48%，同年全球平均為61%，低收入國家為70%，中等收入國家為59%，高收入國家為61%.這種結構如果不能改變，依靠內需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投資需求，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失衡問題。我國消費率偏低是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的，單一的突破點難以奏效，需要多方面的改革和政策配套推進。要從體制和政策環境上啟動和促進熱點消費，其中住房、汽車、、醫療保健等領域，在體制和政策調整上都有較大的空間。

5.將加快發展服務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

與相比，服務業能源原材料消耗低，占用土地少，環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服務業能夠促進消費，提高國民支出中消費的比例，有利于改善投資和消費比例；服務業中的、教育、文化、休閑健身等產業加快發展，有利于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特別重要的是，服務業已經是而且將繼續是吸納就業的主要產業，沒有服務業加快發展，就業問題沒有出路。要將加快服務業發展作為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如果抑制服務業發展的各種不利因素能夠消除，服務業發展的市場化、社會化、產業化和國際化程度能明顯提高，服務業的發展速度將會大大加快，在“十一五”期間，力爭使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高出GDP 增長速度一個百分點左右，使服務業吸收的就業人數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6.加大對重大戰略問題的科技投入

產業技術領域從來不是完全市場化的領域，因為產業技術發展中“市場失效”的領域較多，例如基礎領域，被獨家或少數企業壟斷的重大產業技術領域，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產業技術領域以及具有公共品性質的產業技術領域，都需要政府發揮重要作用。這里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有一些對我們的發展約束很大、國外科技界不可能替我們提供的技術能力，只能由我們自己通過加大投入來提供。當前特別要關注的是能夠密集吸納就業的技術、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技術以及低成本公共服務這三類技術能力。

7.更多關注公平和穩定問題

由于我國已經存在較大的收入差距，政府需要加大對維護公平和穩定的投入，以縮短調整時間，保持變化過程中的社會穩定。調整時間拉長和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加都具有顯著的經濟成本，因此，減少阻礙變化和導致不穩定的因素就具有顯著的經濟收益，這是加大公共支出的充足理由。對地區、經濟落后地區也應給予更多的投入，包括政府較多公共資源投入以改變基礎設施條件，制定投資優惠政策和促進就業政策，增加社會保障資金的投入等。

8.努力維護并積極推動全球資源、技術與產品的自由貿易體制

作為一個國內要素結構比例嚴重失衡的國家，中國將長期需要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一個開放性的全球資源、資金、技術和產品的體系，符合中國的長期和全局利益。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在國際經貿中的地位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我們已經成為出口大國，而且地位還在進一步加強；在產業結構升級中，我們需要較多地利用全球資金和技術資源；我們需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各種資源供給能力和其他機會。可以說，與以往相比，我們今后更加需要其他國家對我們進一步開放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需要約束其他國家對我們采取的貿易和投資限制措施。因此，我們的國際經貿戰略需要適當調整，在繼續利用好已有規則保護和支持國內產業發展的同時，著眼于長遠，以更積極的姿態參與多邊談判，借助多邊規則，平衡各方利益，宣傳中國的發展有利于世界的發展，維護和推動全球自由貿易體制，并推動形成更有利于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多邊規則，為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爭取較好的外部環境，從根本上維護我國的長期利益。與此同時，要高度關注開放過程中的經濟穩定與安全問題，封閉經濟和開放經濟都有可能出現不穩定不安全的問題，但影響因素各不相同。需要面對新的開放格局，健全和完善保障公平貿易的管理制度，建立應對貿易和投資爭端的快速反應機制，進一步提高對國際經貿形勢的觀察、分析能力，加快反應速度，建立健全外貿運行監控體系和國際收支的預警機制等，在對外開放中確保經濟穩定和國家安全。目前我們仍處于一個較好的發展環境之中，國內仍然保持著較快增長的能力和環境，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于我們加快發展。對于處于“千美元”關口的我們來說，這是難得而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如果各項改革和其他重要戰略措施得當到位，我們有可能再維持一個20年左右的較快增長。果真如此，中國將會渡過發展中國家成長過程中比較困難的一段時期，成為一個人均收入超過3000美元、重要資源全球供給體系穩定形成、產業和技術競爭力躍升、城鎮居民成為社會主體階層，社會利益導向趨于收斂、在全球經濟中舉足輕重的經濟體，進入一個比較穩定的發展通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