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對當代西方學中的現實主義運動進行考察，尤其關注了該運動中較有的制度主義思潮，并對這場運動所體現出的各流派的最新動向和發展趨勢進行著力刻畫。在這種背景下，以現實主義理念為線索，以制度經濟學在的發展為切入點，回顧中國經濟學20年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并揭示中國經濟學在探索和解釋中國改革和發展兩大現實方面所體現出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經濟學本土化的努力，從而試圖對中國經濟學在21世紀的發展作出前瞻性的思考。

關鍵詞 現實主義 制度主義 經濟學本土化

作者張建偉，1971年生，上海財經大學博士生。

在國外最近幾年的有關經濟學論的中，"經濟學與現實"、"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經濟學帝國主義"等問題的討論引起學術界的關注，這實際上反映了經濟學界對經濟學理論自身解釋力的反躬自省，也透露出世紀之交的經濟學正面臨著一個"范式轉換"的前夜。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在世界性的經濟學現實主義潮流的背景下，討論中國經濟學在關注現實問題方面的本土化努力也就提上了日程。

從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來看，經濟學的現實主義運動作為一種學術思潮自"李嘉圖惡習"在經濟學界存在和產生影響以來一直沉沉浮浮、曲曲折折地發展著(德國學派和美國舊制度學派的出現曾使經濟學現實主義運動出現過短暫的高漲)。在當代，現實主義運動隨著二戰后經濟學形式主義化的日益加重，也在60年代初出現回潮。以科斯在1960年發表的《成本問題》為標志，制度主義作為現實主義運動的一面旗幟，正引導著經濟學去探索更加紛繁復雜的"真實經濟世界"。當今現實主義運動潮流中的制度主義、演進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起作為與主流學術秩序相對抗的異端派別，倍受國際學術界矚目。

這支在主流學術體系的周遭生長出來的現實主義的學術思潮的縱深發展，正在規范的意義上對各種理想主義、空想主義、抽象模式所蘊含的"市場神話"、"國家神話(政府神話)"、"私有產權神話"等理念產生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主流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放寬假設，修改前提條件，引進新的工具、拓寬研究領域。從這種意義上說，現實主義思潮的勃興也許暗示了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向，值得關注。在現實主義運動中，這些相互交叉的學派的學說包括:不確定性經濟學、非線性經濟學(混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經濟學、實驗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公共選擇學派、組織經濟學、新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學、演進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等。它們的名稱各異，但在對現實的關注方面卻表現出相似的理論傾向，即，將經濟學重新拉回到"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狀態。

一、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現實主義運動

(一)"為經濟學而經濟學"的形式主義:當代主流經濟學的窘境20世紀50年代，弗里德曼(中譯本，1991)倡導實證經濟學分析方法，他認為，經濟理論的全部意義在于，能否對尚未觀察到的經濟現象作出合理的預測;與理論假設有關的問題并非是它們在描述方面是否現實(因為它們從來就不現實)，而是分析邏輯本身;某一理論越是杰出，它的假設就越超脫現實。他的這一看法對當代經濟學的形式主義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當代經濟學已經害了"形式主義病"。美國學者艾克納(中譯本，1990)指出，當代主流經濟學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學的、從而非的公理基礎上的一系列演繹推理而外，幾乎一無所有。它只是在大學的象牙塔中構思出來的"邏輯精品"。

一些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形式主義的泛濫深表憂慮。1991年由12位著名經濟學家組成的"經濟學研究生委員會"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大學的研究院正在費勁地培養一代技術高超、但對現實經濟問題一無所知的"低能特才"者(卡西迪，1996)。但是由于主流學術秩序為形式主義提供了牢固的堡壘和文化土壤，并已形成強化形式主義的機制，他們的勸說和憂慮并沒有產生多少實際影響。在西方國家，"個人要從事經濟學家這個職業，必須要足夠聰慧地理解新古典理論的抽象結果，并出色地裝聾作啞，對它們忠心不二。"(尼爾·凱，1984;霍奇遜，中譯本，1993，第9-10頁)經濟學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學術"象牙塔"中同行之間的孤芳自賞的尤物。經濟學家既然遺棄了公眾，公眾也就對經濟學產生了失望情緒。

(二)經濟學現實主義的歷史淵源---兩個"斯密定理"和兩條思想發展線索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兩個定理或兩種分析思路:其一，"看不見的手"的定理，即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能夠使經濟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市場的配置功能)。這條理念后來被新古典主義采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進行了形式化處理，以效用函數、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和市場均衡等數學工具進行了描述，到德布魯那里用拓撲學中的分離超平面定理描述價格和供求量之間的關系，用不動點定理描述一般均衡理論等，我們已經從這些方程式中看不出什么現實經濟過程了。其二，斯密第二定理:"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并且勞動分工的精細化造成的專業化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增進國民財富。這種思想還可理解為:分工與經濟進步和演化是互為因果的，其中必然包含著收益(報酬)遞增、規模報酬遞增機制和經濟組織進化的有關原理。這就與斯密第一定理的無規模報酬或報酬遞減假定、生產函數、消費函數給定等假設相沖突。斯密思想的二重性在馬歇爾那里再次顯現。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1890)一書中的第8-12章就是專門論述專業和分工問題的，而另外的部分則以邊際分析或數學模型分析資源配置問題。斯密和馬歇爾之后的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分別沿著兩條線索展開，一條形成崇尚數學演繹的"杰文斯-瓦爾拉斯-阿羅-德布魯-弗里德曼-盧卡斯"的主流分析傳統;另一條則以楊(Young，1928)的經典論文《報酬遞增和經濟進步》為代表，形成"凡勃倫-楊-熊彼特-舒爾茨-阿瑟"的演進分析思路，側重歷史過程分析。前一種分析范式著重在時間無涉、制度無涉、技術無涉的前提下，分析市場機制運行和資源配置問題，而后一種分析范式則試圖撿拾起主流經濟學形式化過程中所遺漏的幾個因素，分析歷史過程的細節(如收益遞增)和動態演進趨勢。后者不斷地對前者脫離現實的形式主義作風展開批判，從而使主流學派在與他們的競爭中改進和放寬前提假設。我們把經濟學發展史上經濟學家在面臨復雜的現實問題時，對形式主義的經院作風的不斷克服甚至批判，以及經濟學家和現實之間的扣問和解答稱為經濟學發展中的現實主義運動。

(三)當代經濟學現實主義運動的主要1.對人類行為假設的拓展與修正。以西蒙和貝克爾為代表的行為經濟學家致力于探索新古典假設關于人類行為在經驗中的有效性的研究，并對新古典假設進行實證檢驗，從而根據實際經驗修正新古典的有關行為假設。西蒙認為，人們在面臨不確定性時，決策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理性)，這就決定了行為者無法在諸種可能的選擇中作出最佳選擇。貝克爾則在個人效用函數中引入利他主義行為來說明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這就拓展了"經濟人"的假設，將非經濟因素納入到經濟模型分析中來，同時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義行為模式提供了經濟分析視角。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威廉姆遜則提出"契約人"假設來增進人們對契約過程的理解。由于在契約過程中，不確定性、信息不完全性、小數目談判、資產專用性、可交易數量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等現象的存在致使交易費用為正，機會主義行為就有了更多的實施空間(Williamson，1975)。威廉姆遜通過在經濟學假設中引入社會學假設，來弱化新古典傳統假設的嚴格性，使經濟學研究更貼近現實的交易過程的考察。

在廠商行為假設的現實化方面也很值得關注。新古典理論堅持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假設，一些現實主義者對這種廠商效用函數提出質疑。鮑莫爾認為可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為此鮑莫爾(1959)提出了幾個經驗性證據:(1)銷售收益增加使職工收入增加，便于處理內的人事;(2)銷售收益增加使企業能更多地得到銀行的資金支持;(3)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塞爾特和馬奇則認為廠商并非嚴格遵守利潤最大化原則，他們有時由于有限理性更傾向于"令人滿意"的原則(SyertandMarch，1963)。萊賓斯坦的"X效率"理論也認為"舒適"也是經理人員效用函數中的一個備選變量，并且它和利潤之間有某種替代關系(Leibenstein，1976)。演進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尼爾森和溫特提出了一個動態的廠商行為模型(NelsonandWinter，1982)，他們認為新古典企業理論是一種靜態的理論，沒有考慮到不確定性、技術進步、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等因素，應該用演進的觀點觀察企業應對復雜環境的行為。

2.正交易費用的引入改變了新古典環境的無摩擦力世界。新古典環境主要是指完全競爭的"無摩擦力"(無交易費用)環境。凱恩斯革命將預期、不確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經濟分析，使政府、廠商和個人決策時面臨的環境參數發生了改變，這也是凱恩斯革命的現實主義精髓，但是后來的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在尋找凱恩斯理論的微觀基礎時將這些精髓丟掉了，走向了新古典主義的道路。倒是新劍橋學派秉承了凱恩斯的遺風，其代表人物羅賓遜夫人堅持認為凱恩斯體系的本質是不確定性。她在微觀上也已經注意到企業面臨的是不完全競爭環境，但她沒有一個可操作的概念來分析企業和市場的邊界問題、企業的內部權力結構問題，以及企業所面對的市場交易及其契約過程的外部環境問題，也就是說她還缺少一個關于微觀組織分析的理論框架，來解釋不完全競爭產生的內在深層原因。科斯和威廉姆遜的交易成本理論正好彌補了她的理論缺陷。威廉姆遜從契約過程的角度對交易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等新古典環境所遺漏的問題進行考察，從而揭示了市場和科層兩種組織類型的內在行為機理和替代邊界，為比較制度分析(制度選擇)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視角。，正交易費用及其相關假定已經構成了一個可能替代新古典環境的所謂新制度環境，正在影響許多經濟學家的思維和信念。

3.新方法的引入與"經濟學帝國主義"。正統的主流經濟學受經典物方法和數學方法的影響，經過長期的積累，已經形成了崇尚科學精神的傳統，這也使經濟學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更具"科學"的外觀。同時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也使它有能力侵犯到別的學科去拓展自己的理論疆域，形成一種所謂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現象。經濟學方法在向其它學科滲透時，也受其它學科方法和范疇的影響，這種相互影響和滲透已經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學科如法律經濟學、經濟社會學、新經濟史學、經濟心理學、管理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經濟、信息經濟學等等。在這種融合中，經濟學得到的不僅僅是研究領域的擴大，同時也引進了一些現實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疇，增強了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使學科交叉本身也成為當代經濟學現實主義運動的一部分。(1)案例研究。在經濟學研究中，對案例研究方法的倡導，科斯教授的貢獻不容忽視。案例研究可以有兩種思路:其一，用經濟學方法研究那些法庭訴訟案例，得出一些在相對意義上具有普適性的原理。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就運用了大量的此類案例，來說明交易費用與制度運作之間的關系。其二，觀察、搜集現實生活中廠商行為、個人行為有關決策過程的案例，用以檢驗經濟學中關于人類行為假設的有效性。(2)實驗方法。受心理學上心理試驗研究方法的影響，西蒙、洪等人試圖通過實驗來研究經濟行為，從而對現實問題作出合乎邏輯的推理(Simon，1976;HongandPlott，1982)。實驗經濟學者希望通過實驗來檢驗理論上和現實中有意義的假設，與其它方法相比，其好處在于實驗的可控性和可重復性，缺點在于實驗者必須對實驗對象的決策環境做極大的簡化才能在實驗室里發現一個決策環境(汪丁丁，1995)。(3)社會調查研究方法。一些現實主義者并不滿足于抽樣調查、普查等統計技術分析。因為對于一些宏觀模型來說，統計數據往往來源于一些總量數據，其中干擾因素很多，很難準確說明經濟行為者的決策過程。從微觀角度來說，一些公司的人員會利用"創造性會計程序"(creativeaccountingsystem)制造虛假數據信息;而一些計量分析人員也往往為發表文章而存在某種機會主義傾向或"道德風險"，去操縱"時滯"(timelag)或自己編造數據以迎合自己的某種理論直覺，這些都會影響計量分析的聲譽。一些研究地下經濟的學者甚至認為，動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預測效果之所以不好，可能與一些地下經濟活動的數據沒有進入官方統計資料有關。看來，新的調查方法必須為經濟學者所利用和掌握，有時親自去實地采訪、調查、搜集有關數據仍是必需的。(4)科學哲學方法論的影響。長期以來，經濟學研究受科學哲學方法的影響，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為生物學中常用到的整體演進方法，以及與之對應的歷史歸納法，其二為牛頓經典力學的拉普拉斯決定論范式，即靜態抽象演繹實證方法。近二十年來，科學哲學中的演進主義、歷史主義重新受到重視，尤其是普里戈津的耗散結構理論的發現，使科學家認識了界進化中的"時間之箭"，科學哲學中的一些方法重新點燃了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現實主義、歷史主義的火焰。制度主義和演進主義這兩個相互補充、觀點相近的學派，成為現實主義運動的兩面旗幟，引導著經濟學從一個相異于主流經濟學的方向發展。

(四)當代經濟學現實主義運動的方法論意義從內容來看，現實主義運動的實質是在倡導一種研究歷史中的現實和現實中的歷史的動態、非均衡理論體系，因此是一種對新古典主義的制度無涉、時間無涉理論體系的反叛。從方法論角度來看，歷史歸納法和案例分析是現實主義者所倡導的研究方法。它表明現實主義經濟學家對經濟理論界長期積累的"李嘉圖惡習"(熊彼特語)(抽象演繹實證方法)的不滿和拋棄。現實主義運動的潮流表明，經濟史理論是重要的，而且現實總是可以從歷史中去尋找。熊彼特早就指出過其重要性:"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有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錯誤，大部分是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中譯本，第三卷，第92頁)。

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現實主義運動還體現出對人的主體性的關注，它恢復了經濟學對"人與人的關系"的研究傳統。例如:新制度環境不再像新古典環境那樣，將經濟主體理解為原子式的互動，而是看到了有限理性、不確定性、機會主義，以及個人理性和社會理性的不協調之處，而這正是現實中所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在這方面，制度主義的潛臺詞是:人類應該在制度方面有所建樹，以引導人類社會走向更為文明的佳境。而這種理念正體現了與馬克思相同的信條:不僅是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當代經濟學現實主義運動對經濟史理論的重新發現表明，未來的經濟學理論應該是不同于新古典的靜態封閉的自足的系統，而是開放的動態的系統，其中必然包含著經濟學理論中的各個學派之間的競爭和融合。因為，在經濟史研究中，"一切經濟學理論都應視為方法論"(吳承明，1995)，其最終的目的是解釋現實問題和發現經濟過程中潛藏的，為人類社會的制度設計提供理論指導。

二、當代制度主義:現實主義運動的一面旗幟

制度主義是當代學現實主義潮流中最大的流派。在制度主義的旗幟下，集結了一批有制度傾向的許多分支，這些流派都不約而同地對新古典的抽象演繹模式表示不滿，另一方面它們又表示了相似的對過程和現實的關注。

(一)制度主義的幾條線索1.凡勃倫-康芒斯傳統。凡勃倫和康芒斯以及米契爾等人繼承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傳統，在美國形成制度學派。該傳統的當代傳人主要繼承了凡勃倫的演進經濟思想和他對新古典主義的批判精神，強調經濟的整體、演進觀點，倡導結構分析。其代表人物塞繆爾斯高度贊揚了歐洲演進經濟學(EAEPE)的一些學者堅持凡勃倫傳統用進化論思想分析制度與經濟的互動和整體演進的思想，并指出未來的制度經濟學很可能將是在凡勃倫-康芒斯傳統基礎之上的綜合。這一派制度經濟學理論在當代最前沿的或最杰出的貢獻之一就是強調技術變遷的演進經濟學與制度分析的融合，這種融合被稱為演進制度分析。而在分析上，它吸收了博弈論的方法。尼爾森和溫特(NelsonandWinter)在其《經濟變遷的演進理論》(1982)一書中，分析了常規在制度演進中的作用。他們認為制度是以常規作為基礎的，企業制度的演進是常規演進的結果，它起到了一種類似于基因在生物進化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他們的理解，常規具有知識屬性，它存在于組織的記憶之中，是組織內部重復博弈的均衡解，也是合作的源泉(NelsonandWinter，1982)。正式將博弈論引入制度分析的是斯考特(Schotter)、克萊普斯(Creps)和賓姆爾(Binmore)等人。斯考特根據經濟人假定，構造了一個制度博弈分析模型。"當行為當事人處于一個重復的博弈狀態，一個群體的所有成員行為就具有一種性，當且僅當它是真實的并且是共享性知識的時候，就是制度 。"(Schotter，1981，p.11)他認為，"......在經濟中，制度傾向于為當事人整理記憶，并因此而將他們正在進行的博弈從不完美記憶博弈轉化為制度支持的完美記憶博弈。"(Schotter，1981，p.109)。斯考特的演進制度分析有與新制度經濟學融合的傾向，并且在其分析框架中承接新奧地學派哈耶克的有關知識認識論思想。

2.科斯傳統或新制度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與舊制度學派相比，新制度經濟學體現了知識傳統的漸進發展，這又表現在它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一些假定展開的邊際修正方面。他們采用的是"新古典分析+交易費用"的范式，但其研究對象不再是脫離現實的"零交易成本"世界，而是充滿了不確定性、有限理性、機會主義等因素的現實的正交易成本世界。該學派在當代的最新發展包括以下幾個理論分支:(1)產權經濟學。(2)交易成本經濟學。(3)合同理論。(4)新經濟史學(計量經濟史、經濟史的新制度分析)。由于該學說在當代學術界討論頗多，故在此不予詳述。

3.威克塞爾傳統或憲政經濟學(公共選擇學派)。憲政經濟學的理論先驅是威克塞爾(Wicksell)。他曾在其《財政理論研究》(1896)一書中指出，要影響行為者的決策就必須注意改變規章制度(憲政約束)，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采取一致性原則。這就將憲政規則的選擇和選擇的原則納入到經濟分析框架中來，有力地啟發了布坎南等人對公共選擇問題的研究。布坎南(1987)認為，經濟學實際上是一門選擇，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是"制約因素下"的選擇，因此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式;而憲政經濟學研究的是"立憲層次"的選擇，是"制約因素"的選擇，則必須注意程序、過程的公正性，這就要求對政治過程中的"經濟人"進行立憲制約。與憲政經濟學密切相關的研究還包括塔洛克的"尋租的政治經濟學"、奧爾森的關于集體行動的經濟學分析。他們都和布坎南一樣將政治過程納入到經濟分析中，并注意到利益集團斗爭在經濟決策、政治決策中的重要性，不僅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而且還對現實經濟運行提供了超越純交易經濟分析的更為深刻的洞察。

4.奧地利傳統或市場的擴展秩序論。最著名的奧地利學派的當代傳人是哈耶克。他遵循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維塞爾和米塞斯的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方法論傳統，主張將注意力從古典經濟學集中于被定價的客體轉移到從事于定價的主體研究上來。他不滿于主流經濟學所沿用的科學主義的物方法在經濟學中運用，認為科學主義將不可避免地忽視現實的一些關鍵方面，如:感覺、目的和預期等。在社會制度方面，他強調制度作為一種自然秩序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而是人類活動演進的結果，例如:語言的使用和貨幣制度的出現就是明顯的例子。市場制度對人類合作前景的貢獻在于，市場作為一個過程，不斷地提供有關物品和勞務的價格信息，這些信息可以作為人們選擇的基礎。而在這種選擇中，傳統和知識是至關重要的。制度是傳統的演變，是信息和主體預期互動的結果。任何理性的設計都不可能創設出理想的制度。哈耶克的思想盡管保守，但他對市場過程的觀察以及對知識、信息、等的重視，啟發了后世的現實主義者尤其是制度經濟學家對市場演進過程中共享性知識(傳統)的研究。其思想已經為從事演進制度分析的克萊普斯和斯考特進行博弈分析提供了知識認識論基礎。

5.左翼制度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制度分析。布邏姆利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或新制度經濟學很多有關"效率"的論述是一種同義反復，往往在私有產權-市場-效率的表層現象之間兜圈子。他更關注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強調制度結構包括產權、經濟主體的財富狀況和其它界定交換領域和范圍的博弈規則等對個人選擇的影響。因此他主張應該同時注意激勵因素和剩余控制權不同所導致的財富分配的差距(馬克思強調)兩種因素的作用(布邏姆利，中譯本，1996)。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對制度主義的研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的研究涉及經濟、社會權力、商業周期、環境污染、異化、組織、民主等問題，常常是早期制度經濟學家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們研究工作的繼續(塞繆爾斯，1995)。實際上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有很豐富的制度經濟思想(諾斯就是馬克思制度變遷思想的直接受益者)，如:馬克思的產權理論、與經濟理論、技術和制度(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之間張力的理論，恩格斯關于家庭制度、私有財產制度以及國家起源的理論等。和西方主流制度經濟學家不同的是，他們將眼光投向更幽遠的歷史與未來，并且強調社會制度變遷中既有量變也有質變。支撐他們這些理論的基礎或方法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因此他們能夠透過紛繁復雜的意識形態表層看到制度結構深層的矛盾運動。在他們的眼里，技術不再是一個外生變量，而是構成矛盾累積的內生變量，人們為了生存而累積的技術進步因素成為推動制度變革的根本性動力。

(二)當代制度主義的綜合傾向和發展趨勢許多經濟學家相信，"總有一天交易成本和對合同的選擇作為對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富有成效的分析的源泉而取得的位置，將可以與邊際效用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所占的位置相比美"(張五常，中譯本，1992)。然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科斯卻對此持一種保守和謹慎的態度。他認為，新制度經濟學作為對主流經濟學的正面襲擊的結果所造成的變革將不會發生，只有當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識到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性時，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它才能為主流經濟學家所接受(Coase，1998)。制度主義作為一種現實主義的學術思潮，其潛力已有所顯現，在實力方面則略顯不足。制度主義目前仍是一個相對松散的理論大雜燴，在它的內部需要各分支流派的綜合，在外部則需要吸收更多的理論營養，以壯大實力。而這種綜合的趨勢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

1.制度主義在現實主義基礎之上的綜合。制度主義的綜合表現為其內部分支之間的綜合趨勢，也表現為它和新古典主義以及其它流派之間的綜合趨勢。制度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外部綜合表現為它們之間的雙向交流。(1)首先是制度主義中的新制度經濟學試圖融入主流的努力。以科斯、威廉姆遜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實際上在基本精神和方法上都借鑒了新古典主義的，如實證主義效率觀等。最近幾年又傾向于將其理論體系嚴密化(如采用數學分析方法、計量分析方法)。主流學派的一些微觀經濟學教科書中，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內容也開始進入。(2)制度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合流，形成后凱恩斯制度學派。他們注意到對宏觀問題的解決方法，不能僅僅局限于宏觀變量的短期政策調整，還要將不確定性、預期、制度等因素內生化進行制度結構改革，以求從長期的角度解決失業、通貨膨脹和經濟周期等宏觀經濟問題。(3)制度主義和演進經濟學的合流，形成演進制度分析學派。演進經濟學是一個寬泛的、邊界很模糊的學派，有時它被作為制度主義的一個分支來處理(它與制度主義有諸多方法論和研究程序方面的交叉之處)，有時它又作為專門致力于技術變遷研究(繼承熊彼特傳統)的"新熊彼特主義"的面目出現。它強調對歷史過程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發人深省的被新古典傳統所遺漏的命題，如:正反饋、報酬遞增、多重均衡、混沌、非線性等。新熊彼特主義與制度主義的融合，使制度變遷的研究者將技術進步納入到他們的理論體系中，而這種結合又與馬克思關于技術和制度的矛盾的分析相接通。

在制度主義的內部，新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知識認識論、信息、競爭與合作等有關命題，被演進制度分析學派的斯考特(Schotter，1981)用到其制度演進的博弈模型中。新經濟史學的當代杰出代表葛瑞夫則受公共選擇學派的國家理論的影響，認為國家作為"經濟人"一方面具有界定和保護產權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會由于稅收利益因素的影響扼制市場的發展。由于這種"國家困境"的存在使中世紀的行會并不依托于國家，而是憑借商人之間共同的文化信仰和長期交易中建立起來的信譽機制而產生，并起到一種替代國家界定和保護產權以及解決一些產權糾紛的作用(Greif，MilgromandWeingast，1994)。諾斯則受哈耶克、布坎南、奧爾森等人的影響，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政治結構、文化傳統對制度變遷的影響重大，并使他逐漸改變了他在早期著作《西方世界的興起》(1973)中，用相對價格的變動和均衡概念等解釋制度變遷的方法。左翼制度主義者布邏姆利(Bromely)和公共選擇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奧爾森，則明顯受到馬克思的利益沖突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的影響，認識的制度的非中性特征。

2.制度主義綜合過程之中也凸現出制度主義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第一，將經濟嵌入社會之中，試圖從人類歷史長河的長期變遷中理解經濟過程的內在規律;另一方面又試圖使其理論體系體現出一種歷史和邏輯的統一。而在這方面，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的確提供了一個經典的范本。馬克思的研究從整體上來看是歷史的研究，而且有一種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馬克思將人既視為"社會的人"，也視為"歷史中的人"。他認為，私有財產制度使人變得愚蠢和片面，在這種制度下，人的感覺和肉體都絕對地受私有財產這種"異化"的形式的支配而貧困化，因此私有制度阻礙了人向自己的生命本質的全面復歸(即阻礙了人的全面解放)，是應被取代的制度形態。可見，馬克思對人文精神的追求是建立在他對歷史的深厚理解基礎之上的。而他在考察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制度時又是用辯證邏輯和抽象法來分析的。正如恩格斯所評價的:"這里所涉及的不僅是純粹的邏輯過程，而且是歷史過程和對這個過程加以說明的思想反映，是對這個過程的內在聯系的邏輯研究。"(轉引自陳彩虹，1998，第25頁)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體現出的思想和方法必將對當代制度經濟理論產生持續而強有力的影響，并將促使制度主義在理論形態上形成一個系統的經濟哲學觀。第二，在中觀形態上，制度主義追求理論建構的現實性，重在研究真實世界中的經濟現象，尤其強調前提假設應是真實而易于處理的，而在研究的重點方面強調對現實約束條件進行實際調查。第三，追求一種目的，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其理論基礎。在政策的制定中，將現實和抽象的模型等同起來，往往會產生誤導。熊彼特就曾批評過演繹實證主義的始作俑者李嘉圖的這種理論傾向，他認為李氏試圖將其理論直接運用到政策制定中，是從高度抽象的、非常繁瑣的理論一下子跳到政策結論(斯坦費爾德，中文版，1990)。與李嘉圖所不同的是，制度主義者重在觀察制度運行所需的現實條件，以及條件變化后的制度應如何適應變化了的現實。因此，制度主義能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理論基礎，并為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應用性轉化架起一座橋梁。第四，接受科學哲學的最新發展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將混沌理論、正反饋、自組織理論引入制度分析，并通過機模擬建模注入數學的嚴密性，將能使制度分析更為有效地探究經濟系統中的"復雜現象"。

三、學的

(一)現實主義與中國經濟學1979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現實發生了重大變革，改革和發展成為經濟生活的主旋律。一些經濟學者隱約地感到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中國不僅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浪漫主義和空想主義傾向，在經濟學的發展上也存在著教條主義傾向。他們開始尋求一種能夠解決現實經濟發展的，以解釋發展變化了的現實。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國主要引進的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的理論，包括新古典學派和古典學派以及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在80年代中期，宏觀經濟學在中國尤其興盛，原因在于8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1984年第四季度的經濟過熱和需求膨脹導致的經濟波動的出現，迫使人們對宏觀作出思考。這一時期的一些經濟學者雖然有一些現實主義的想法，但由于理論儲備不夠，食洋不化，對西方經濟學的理解和存在生搬硬套之嫌(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學的現實主義傾向，或許僅僅停留在對各學派理論對中國現實的適用性的選取上)。80年代中期到1989年風波期間，中國經濟學界出現了引人注目的現象:(1)在理論引進上，側重于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引進和介紹，這也是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2)出現了改革對策論的熱潮。許多學者對中國的改革突破口、改革路徑等問題發表見解，形成幾個不同但有些交叉的改革流派的理論交鋒，如:協調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產權改革派、宏觀改革優先派、寬松學派、經營權主導改革派、體制改革派等(葉選勝，1993)。(3)在這一時期，西方自由化思潮對中國沖擊非常明顯，在經濟學領域也是如此。有關部門曾采納一些浪漫主義的、有新古典主義傾向的經濟學家的建議，幾次進行價格闖關都因招致通貨膨脹而流產。1988年的那次闖關造成極為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很多人認識到改革沒有浪漫曲。產權改革派中的一些學者也曾受主流產權理論的，設想從產權明晰的角度去盡快解決中國的問題，實際上是一種"產權神話"在中國的翻版。(4)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因為和中國改革現實相契合，開始引起中國一些中青年學者的濃厚興趣。他們開始翻譯和介紹這方面的理論，并用其中一些理論中國現實。當然這一時期的理論發展仍基本上處于引介評述階段。

總之，整個80年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中國學術界影響呈上升趨勢，并接受中國經濟現實的檢驗。實踐證明，主流西方經濟理論不能有效地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因為，主流的新古典主義和一些主流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都有其較完備的市場條件作基礎，而這些條件在中國是不具備的。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中央決策層開始反思改革思路，經濟學理論界也開始反思中國到底該以什么樣的理論，作為中國經濟學理論建構的生長點。

從90年代初到現在是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興盛時期。在這一時期，無論是理論評介，還是以中國的現實為基礎檢驗和重構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和命題，都達到了一個新階段。人們發現用新制度經濟學有關理論和來描述、解釋中國改革和過程，很具有說服力。科斯教授倡導的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在中國得到了回應。

(二)中國制度經濟學研究:理論貢獻中國經濟改革現實是中國制度經濟學理論生長的試驗田，它催生出許多有關中國經濟轉軌的經濟理論。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中國制度經濟學已經從改革對策(尋找改革突破口)、目標模式研究轉向對改革過程本身的研究。20年改革和發展史為經濟學家提供了近距離觀察中國經濟變遷的機會，到80年代末中國制度經濟學者愈加注意對改革成本、利益沖突的研究，改變了以往對改革所持有的浪漫主義簡單看法。改革要付出代價，此代價應該由誰承擔，政府該怎樣補償利益受損者，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樊綱、盛洪和張軍等人的系列論文(見《中國的過渡經濟學》，盛洪主編，1994)提供了這方面的深刻洞察。進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制度經濟學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這表現在林毅夫等人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1994)和張曙光主編的《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第1集(1996)、第2集(1999)的出版上。它們標志著中國制度經濟學研究從簡單模仿、運用國外現成理論解釋中國問題走向自主創新階段。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一批挑戰主流新制度經濟學的論文的出現，將中國制度經濟學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至此，一些建立在中國經濟現實基礎上的獨特的理論話語，如:增量改革、試點改革、計劃利權交易、漸進改革、補貼改革、"模糊產權"、"超產權"、"內生產權所有制"、承包權、法人財產權等出現在中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專業之中。同時一些現實主義的計量實證分析也試圖為這些理論提供經驗數據的支持。本文將主要對制度經濟學在90年代中期以來的主要理論貢獻作一簡要綜述。

1.林毅夫在新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理論框架下，考察了中國十幾年改革和發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有廣泛影響的理論命題。他與那些具有明顯新古典傾向的經濟學家不同，他更加注重對經濟制度變遷和技術變遷過程的考察，力圖將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兩大現實問題融合進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中，并以此為出發點，探討中國經濟體制的形成邏輯、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改革中出現的"活亂"循環以及國有改革等相關的難題(林毅夫等，1994， 1997)。他們還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產權核心論"提出質疑，指出了在中國的特殊背景下市場競爭環境的重要性，極大地啟發了后來的學者的研究。

2.以張曙光為代表的天則經濟研究所，主要從事中國改革過程中的制度變遷案例研究。天則所已經完成了兩項"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項目，1993-1994年完成10個案例，1995-1997年又完成了12個案例，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整體上來說，這20多個案例分析中所體現的是主流制度經濟學(即以科斯、威廉姆遜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價值觀和方法論傾向，它們以"效率"為核心和導向，以個人和契約過程分析來觀察評價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制度的轉軌過程。在這些分析中，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即市場經濟制度比計劃經濟制度要更有效率。同時，他們注意到中國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本土化特征，對中國轉軌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過渡性制度安排"的二重性、易變性進行著力關注和重點刻畫，從而力求使中國制度經濟學研究在"融入主流"的同時，作"發展主流"的努力(張曙光，1996，1999)。

3.樊綱(1995)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中華文化傳統在經濟發展中的意義和局限。他認為華人文化不重視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安排，更注重人際關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因此華人企業多為家族式企業。而正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這種特質("重不重形式"、重非正式關系而不重正式制度)使中國的漸進改革取得了相對成功。但是他認為華人經濟如果還要取得進一步的長期發展，還必須注意依靠"法治精神"來實現自我完善。樊綱的分析也表明文化傳統等意識形態范疇對制度變遷的路徑有重大影響，但這方面的研究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很薄弱的。王詢(1999)也注意到文化傳統對經濟組織形式變遷的影響。他認為，東亞國家由于在文化傳統方面的特殊性使企業和市場之間的界限較為模糊，企業和市場之間的空間往往較大，更容易發展出各種中間形式，而這種中間形式在中國的特殊背景下往往成為節省交易費用的組織形式。另外，由于制度環境的不完善，中國的家族式組織和交易的人際關系模式有可能又是行之有效的組織形式。

4.在中國制度變遷的方式的研究方面，楊瑞龍(1998)根據中國的轉軌現實的特殊性提出了"制度變遷方式的三階段論"和"中間擴散型假說";黃少安(1999)則提出了"制度變遷主體的角色轉換假說"。不過楊瑞龍更加強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度創新中的作用，尤其考察了地方政府作為一個利益主體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的"中間擴散效應"。而黃少安則更強調制度變遷中的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特征，認為制度變遷往往是由不同主體聯合行動才能完成，并且不同主體在創新中的角色隨著創新過程的演進而不斷發生變化。

5.挑戰西方主流新制度經濟學。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學家在對待西方經濟學的態度上表現出了更多的主體意識和創新精神，這一方面表現為對主流經濟理論的批判性吸收，另一方面又表現為以中國經濟現實來證實或證偽西方經濟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建構能解釋中國現實的理論模型。中國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就體現在這兩個方面。

首先，中國學者對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分析邏輯表示懷疑。(1)盛洪對新制度經濟學的一般歷史觀提出挑戰。盛洪(1995)認為，由于公共選擇的外部效應，一些人在進入公共選擇領域時，有可能采取非市場手段，通過對公共選擇過程的不當運用，使制度變遷走向以效率較低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較高的制度安排的路徑上去。這種觀點與主流經濟學認為的制度是人們互相趨利避害的選擇的結果，因此對個人都是有利的主流觀點有所不同。(2)汪丁丁對"交易費用"概念提出質疑。汪丁丁(1995)指出了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交易費用"自身的邏輯缺陷。他認為，交易費用實際上也可用"機會成本"來定義，它作為制度的運轉成本，在一般均衡中不過是某種實現了的博弈均衡，是對每一個參與博弈的主體的主觀價值而言的機會成本。但是由于主體知識結構的影響，參與博弈的主體實際上沒有選擇博弈均衡的自由，制度選擇也就無所謂替代性，或者說對制度選擇而言，再談論"機會成本"(交易費用)問題似乎沒有意義了(因為交易費用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個演進過程)。(3)程恩富(1997)對"私有產權神話"的批評。程教授認為產權僅僅是經濟發展函數的一個變量，完整的經濟發展函數為:F發展=f(c產權、t土地、l勞動、z資本、j技術、g管理......n)，私有產權也并非先驗的永恒的安排。(4)柯榮住對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提出挑戰。柯榮住(1997)認為，諾斯的"如果預期凈收益超過預期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將會被創新"的論點在現實中無法得到證實。他認為該論斷考慮的僅僅是制度創新的必要條件，忽視了以下五個方面的因素:A.創新的不連續性;B.創新的不確定性;C.制度創新中的供求一致性;D.制度創新主體的行為理性;E.一定利益格局對制度變遷的影響。在考慮以上五個因素后，他給出了一個模型來解釋制度變遷中長期談判的均衡博弈問題。柯榮住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對新制度經濟學的新古典分析傾向的不滿，他認為應該修正新古典主義的絕對時空觀和連續性假設，關注不確定性、混沌、耗散結構等更為復雜的現實問題，從而加深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現實的理解。(5)崔之元博士對"主流"范式的挑戰。崔之元認為，在市場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條件下，制度改革應尋求次優結果，而不是"最優"結果(崔之元，1999)。他還對"軟預算約束"命題作了富有新意的闡發，他認為"軟預算約束"不僅僅存在于東方主義國家，西方私有制經濟中也廣泛存在這種現象。他進一步強調"軟預算約束"在一定的制度條件下也能提高社會的整體經濟效率。他還指出了產權理論與"軟預算約束"理論的內在聯系，提出了"產權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有權，通過什么過程來界定產權"的命題(崔之元，1999)。

其次，建立在中國轉軌經濟現實經驗基礎之上的本土化的理論模型，是中國制度經濟理論研究的特殊貢獻。(1)李稻葵的"模糊產權"理論。李稻葵(1995)對教條化的"科斯定理"提出挑戰，他認為產權安排與制度環境互為因果，在不同的環境下，都會有一種最佳的產權制度選擇，但此選擇未必是清晰界定私有產權。現實中具體采取何種產權安排取決于交易費用的大小。中國鄉鎮企業采取"模糊產權安排"，在中國相應的制度環境下，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選擇。(2)田國強的"內生產權所有制"理論。田國強(1996)構造了一個非完全市場環境下內生產權所有制模型，來說明所有制安排的內生性，即所有制類型(國有、民有、集體所有)分別與經濟自由程度和市場完善程度相關，也就是說，產權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經濟環境的有效對應。(3)劉芍佳和李驥(1998)的"超產權論"。他們挑戰西方的私有產權理論，認為私有產權論僅僅闡明了收益激勵機制對企業效率提高的作用，沒有注意到市場競爭因素的作用。他們認為利潤激勵只有在市場充分競爭的前提下才能發揮其刺激經營者努力的效果，應該在企業治理結構模型中同時引入市場競爭和產權兩個變量。這就豐富了主流產權理論的內容。

(三)中國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反思1.關于案例研究方法。在中國目前統計數據失真而且現有數據缺乏的情況下，開展案例研究確實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法，但是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案例分析結果的一般化問題，也就是如何將案例分析上升到總量分析的高度，歸納出一般的理論形式的問題。這與案例選取的典型性有關，也與分析者的理論素養有關。如果案例分析結果不能一般化，則各個相關案例的結果就不能聯結成一個整體，那么我們對歷史和現實過程的觀察就難免有支離破碎之感。

2.基礎理論研究的薄弱。中國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但是西方制度主義經濟學的最新發展中，卻出現了各種制度主義流派相互融合的趨勢，尤其是舊制度經濟學派由于和演進經濟學、博弈論等的融合顯示了更強的生命力，而新制度經濟學的相對價格分析、交易費用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在分析長期變遷方面顯示出了局限性，因此西方制度主義經濟學越來越重視歷史過程和利益沖突的分析。而中國以效率為導向的改革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許多社會矛盾，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所造成的利益沖突，失業人員增多造成的社會混亂逐漸顯露出來，使改革成本明顯加大，深層次改革舉步維艱。因此，利益沖突與摩擦將是中國后期改革所必須著重關注的問題。這些現實問題要求理論工作者轉換理論視角，尤其是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應將新制度經濟學的相對價格分析、交易費用分析方法和舊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康芒斯的社會控制理論、左翼制度經濟學家布邏姆利的利益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以及演進制度分析學派的博弈分析甚至馬克思的利益矛盾分析、公共選擇理論的利益集團分析等綜合起來，形成一個能夠解釋中國現實的理論框架。目前，可能最為急需做的工作是，挖掘經濟思想史上的制度經濟理

論思想，進行理論梳理，并進行各流派之間的比較與綜合，同時擺正制度主義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三者之間的位置。但是從目前來看，這些都已經構成了中國制度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3.如何將中國的產權結構、制度結構、政治結構和市場結構結合起來，并融合中國經濟史進行研究，形成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也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課題。

(四)中國經濟學發展中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幾個問題1.關于"范式危機"。學術界對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蘇聯范式"的危機給予了諸多關注。筆者認為，所謂"范式危機"，與其說是某一理論范式的危機，不如說是各種教條主義經濟理論的總危機。近幾年中國經濟學發展中現實主義和制度主義思潮的勃興，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學者的"問題意識"、"歷史意識"、"主體意識"的覺醒，它標志著中國經濟學者的工作從理論引進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論創新的自覺或自為方式的轉變，但是，要形成一個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有解釋力的理論范式還需要學術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2.關于馬克思經濟學、制度主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改革和發展是中國目前的最大現實，中國經濟學要想在現實的理論解釋力方面有所突破，制度主義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是必然選擇。但是，馬克思經濟學的指導地位仍不容忽視。馬克思經濟學本質上具有歷史屬性，在對歷史過程和對現實矛盾的關注方面，它和制度主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有溝通和融合的潛力。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正反映了這種趨勢。因此，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馬克思經濟學都應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指南，并在經濟層面上提供思想認識源泉。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蘊涵的精神和對市場經濟運行的洞察也應為中國經濟學者所吸收，并在方法論意義上成為中國經濟學者工具箱里的一個重要分析手段。在全球化語境中，本文強調經濟學的人文屬性、歷史屬性，并且筆者堅信，越是歷史的才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進一步說，經濟學的歷史價值也就是經濟學的永恒價值(惟有歷史的才是永恒的)(陳彩虹，1998)。

3.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是中國經濟學能否在世界經濟理論之林中占據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既有意識形態必然影響到中國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國家。這種獨特性應為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工作者所認識。而要認識這種獨特性就必須深刻理解中國經濟史，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變遷史，這正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最薄弱的環節。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史研究往往成為純粹的史學家的專有領域，經濟學者卻鮮有涉足。同時中國經濟學理論也缺少經濟史的視角和經驗支持。因此中國經濟學理論的未來發展尤其需要經濟史理論的奠基。當然，這種經濟史理論研究必須以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作為分析工具，在這方面新經濟史學派的理論可以提供一些借鑒。對于一些人主張的中國未來的經濟學必須"融入主流"的觀點，筆者不敢茍同，中國經濟學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國經濟史"!

4.中國經濟學的未來發展需要人文精神、現實主義精神、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理念作為指導。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人文科學，它應以"人"的發展作為最后的歸宿，不僅僅關注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還應該關注"人"在效率提高中的"主體性"的發展。同時經濟學還應該不斷地關注歷史和現實，以增進其理論解釋力。當然，這些仍然不夠，經濟學者的眼光還不應僅僅停留在現實的細枝末節上，也就是說，還要關注未來。這在中國表現為關注改革后期的"后市場化"問題，如異化、犯罪、環境污染、經濟周期、道德淪喪等。這就是說，要以一種馬克思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眼光去審視市場經濟的種種缺陷，以免重蹈覆轍。

5.中國經濟思想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或是否會有一個經濟學的"中國學派")。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曾有過影響世界學術思想發展的輝煌成就:我們能從法國"重農學派"的學說中找到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影響(談敏，1992);而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也被認為是受到司馬遷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影響(揚格，1996);在當代，又有人考證出美國"新政"時期的有關"農業調整法"的條款直接來源于中國古代的"常平倉"思想(李超民，1999)。看來，中國經濟思想的影響不僅僅停留在學術領域，而且影響到別國的施政綱領和立法實踐。因此，面對西方強勁的"文化殖民"傾向，我們大可不必數典忘祖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專利制度的缺乏以及長期的閉關鎖國，致使中國曾經輝煌過的經濟思想衰落了。可喜的是，近二十年的體制改革又一次給中國經濟學發展提供了機遇，中國經濟轉軌成功的經驗又勢必具有世界性意義;中國的學術環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知識產權法的實施，匿名審稿制度，文獻制度，競爭、開放的學術秩序)。我們不能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這是否意味著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學在國際學術界崛起的歷史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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