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變化是：更多地以世界為背景來研究中國經濟史。中國當代經濟增長是世界各國經濟增長中一個有代表性的個案，也給東亞經濟增長加入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因此，研究當代中國經濟史不能不與世界或東亞經濟的整體增長相聯系，尋找共同的規律、共同的問題和發展的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關起門來就事論事地談論中國經濟增長，是談不深、談不透的。經濟全球化深刻地改變著世界經濟增長格局，也改變著人們的觀念。有些地區，各國間的經濟和金融合作是過去的時代所無法想象的，如歐盟和歐洲中央銀行。這類史無前例的大創新的手筆始于相關學者群長期的學術探索和呼吁。亞洲各國和地區之間也存在著經濟和金融合作的巨大空間，這種合作同樣需要學者們以原創性的理論來點破利害，引導共識。在這方面，經濟史學家們應該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例如，國際上有人受歐元的啟發，提出了“亞元”的概念。“亞元”在理論上是否能夠成立，以及在什么樣的范圍內成立，都是需要在研究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史和金融史的基礎上才能作出回答的。

第四個變化是：更加注重原創性。嚴中平先生曾提出經濟史研究的“四新”標準，即新資料、新方法、新觀點、新問題。四新兼備是一種很高的境界，有一個新兩個新的，大概也可以入流了。特別是新資料和新方法這二者，至少得一，才談得上原創性。有的人把寫文章和寫書等同于研究，其實這里邊是有區別的。當然，做研究必然會導致寫文章和寫書的結果，但反過來，寫文章和寫書未必就是做研究。把別人早已發掘出來并已運用在先的資料東拼西湊，把別人早已有的論點梳理一下，“整合”一番，便像模像樣地制造出新的文章和書來。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有時編輯會樂意采用這樣的文稿和書稿。因為這樣經過整合的文稿和書稿，套路十足，有時在形式上比較完整，容易受不知內情的人們的青睞。而真正原創性的東西，受第一手資料的制約，反而可能在形式上并不完整，容易被挑出毛病來。新資料和新方法，說說容易做做難。一篇博士論文，是不是發掘了新資料，在工作量和研究境界上是有天壤之別的。研究是一個發掘材料、分析材料、尋找規律的過程，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新材料和新方法，才會讓我們找到別人還沒有總結過的新規律。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但也唯有如此，學術的價值才得以體現。隨著這門學科向小而精的方向發展，人們對其成果的原創性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第五個變化是：研究人員知識結構的更新勢在必行。采用新方法的前提之一是掌握新知識、新理論、新工具，這就要求我們更新知識，不斷進取。西方貨幣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一門學科如果10年、20年不創新，這門學科的學術生命就死了。而要具備創新的能力，就必須不斷地學習新理論，掌握新工具，使學科的研究領域向縱深發展，而不是原地踏步，或者低水平重復。過去，我們不大容易將計量經濟學工具運用到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中去，那是因為歷史統計數據的欠缺、統計口徑的不一致和統計數字的不可靠。當然，還是有一些人孜孜以求地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進展。在當代經濟史的重要性提升之后，計量工具的運用就會變得容易得多。這時候的“瓶頸”就可能不是數字，而是我們的知識結構了。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把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定為經濟史博士研究生的必修課，我認為是很必要的。他們需要掌握“十八般武藝”，以備研究課題需要時能夠用得上。學生可能累一些，但這是終身受用的事。而我們這些作導師的，更應該在學習方面為學生作出表率。活到老，學到老。只有自己學習，才能對學生的創新抱支持態度。“六十歲學吹打”，也許學得不怎么地道，但事情往往并不在于最終的結果，而在于精神和過程。這應該是學者的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