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90年代，我國經濟學專業培養出來的學生大多有比較豐富的社會經歷，對于中國國情有較多的理解，不少人在復雜的社會矛盾面前產生了對中國歷史學習研究的偏好，他們在學習經濟理論的過程中往往與所經歷的實踐相比較，可以部分彌補經濟史方面的缺課。此后的情況就不同了。大量的經濟學后備人才沒有受過經濟史學的熏陶，缺乏對中國經濟史的基本知識，這種對于歷史的虛無主義狀態可能使他們所學的經濟理論成為空洞的教條。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重視經濟史與正確對待經濟生活中的偶然性(或特殊性)和必然性(或一般性)的關系聯系在一起。黑格爾曾經說過：對已經發生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與人類的生存活動密切相關的重大事件，哲學的職責不是遺忘它們，把它們像蛛絲一樣抹去，而是對它們進行深刻的反省，從中記取經驗和教訓，以便人類能夠以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唯心主義認為歷史現象是偶然性的集合，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事物都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結合的性質。一般性是對偶然性中必然性的歸納和總結。這與我們研究的范圍和對歷史現象的比較相聯系。②對偶然性的遺忘、對意外和風險的漠視，是我們應該從哲學的高度上加以總結的重大經驗教訓之一。一般說來，偶然性不是事物發展過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趨勢，它對整個事物的發展起著加速或延緩以及使之帶有這樣或那樣特點的影響。強調偶然性的潛在意義是肯定了自我意識和自由意志的作用。而這一點，恰恰是模型難以體現的歷史與現實。

相對于其他社會現象或社會變化而言，經濟史中的事件以一般性為最多。這是因為：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中最廣泛，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活動；經濟上的變動，是比較緩慢的，而且經常重復。因此，在經濟史研究中，能夠比其他歷史部門更好地運用理論工具，運用統計方法，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能夠運用一些理論假設來分析歷史材料，主觀地理論假設能夠相對容易地得到檢驗。這也使得經濟史與經濟學理論可以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三、盲目搬用國外經濟理論會產生誤導作用

由于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決定了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斷向私有化演變；要堅持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而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市場萬能論，把國家的一切正確調控都說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預；要堅持為保證效率而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同時要強調社會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極力擴大社會鴻溝，為暴富階層說話。要做到這些，都需要從中國國情出發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來指導。如果簡單照搬西方經濟理論，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勢必走向“壞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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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林語堂《生活的藝術》，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②參見陳振漢著《步履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改革過程中一個時期以來，歷史虛無主義一度泛起。譬如：對歷史不做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分析，采取全盤抹煞或否定的態度。在20世紀80年代關于股份制、租賃制、證券市場的理論論著中，宣稱它們是中國80年代才出現的新事物，是“第一個”，而不知道它們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出現在中國土地上，并有過幾十年的發展歷史與經驗教訓。又如國企改革。過去人們把國企問題歸咎于“斯大林模式”，可是現在“斯大林模式”早已壽終正寢，西方“先進”的公司制早已落戶中國，為什么經歷了20多年的國企改革今天依然困難重重、步履蹣跚?這就不能不問一問中國的歷史。①此外，視而不見中國曾經存在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及其歷史作用，是非功過，不進行客觀、公正、全面地分析，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在理論上，否認半個世紀以來廣大理論工作者和黨的領導層對經濟體制改革所做的有益探索和貢獻，把改革的成就簡單歸功于現代西方經濟學。鄧小平明確認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也就是說，在他看來，計劃和市場都是資源配置方式，而不是基本經濟制度。因此，不應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經濟，也不應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但是在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的影響下，反對研究計劃經濟時期的歷史，實事求是地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認為其中不可能有理論創新，等等。

實際上，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認識和理解離不開對中國計劃經濟歷史的了解；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和理解離不開對中國計劃經濟體制、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國民黨執政時期經濟體制的認識和了解。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