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近代以來的狀況不完全符合劉易斯"二元論"的前提和條件。2.長江三角洲化過程中呈現的不是傳統與現代部門截然對立的二元現象，而是在傳統部門中分化出與現代經濟密切相關的新型成分，呈現出"三元結構"。3."三元結構論"討論的是現代部門無法吸收龐大的傳統部門勞動力前提下的經濟，認為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互補互動。通過三元結構，中國經濟現代化途徑不是單向的現代部門取代傳統部門，而是多方向的、特別是通過傳統部門自身的現代化來消化勞動力，通過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的協調發展提高全的現代化水平。

【關 鍵 詞】二元結構、三元結構、傳統與現代化

【正 文】

一、對劉易斯二元經濟論與中國實際的認識

（一）二元經濟論在中國學術界的反響

劉易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系統地提出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二元經濟理論，極具，在我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廣泛傳播。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該理論明確提出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即以主要為滿足人口自我消費為主的傳統經濟部門與資本主義性質的以大為代表的現代經濟部門并存的"二元經濟"，并進而探討如何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化、最終實現現代經濟"一元化"的性。正因為該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發展中國家"傳統與現代"經濟并存的實際，討論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如何實現"經濟現代化"問題，因此被眾多國家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工具，在我國學術界也常常作為中國經濟發展規律的經典性理論框架被廣泛。

在中國的理論界和政策部門以二元經濟論分析中國經濟從"傳統"向"現代"轉化問題時，一般而言，最廣泛應用的理念是，一，確認中國經濟至為止，仍是二元的，即由"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構成。二，確認二元經濟的最終發展前景是現代經濟取代傳統經濟，整體經濟終將變為現代經濟的一元化格局。而現代經濟的標準和內涵，主導觀念認為有三方面，即城市工商業人口占總人口的絕對多數；第二、三產業占國民經濟各部門比重的絕對優勢；實現農村城市化或城鄉一體化。

因此，在對中國的經濟分析中，無論是在變化過程領域，還是在當代經濟領域，或是提出政策目標，大量論者的出發點都是致力于一個趨同的方向和目標：如何最大限度地將"過剩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去，由此提高傳統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并使其現代化；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工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使絕大多數農業人口變為城市人口；如何改變"農村包圍城市"的城鄉格局，實現傳統農村的城市化。

但是，此類看來相當符合二元經濟理論原則，也符合世界性經濟發展規律的理念和"價值取向"很值得深究。從理論角度看，類似理念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劉易斯二元經濟論的重要前提和限制條件，因而實質上頗大程度地背離了二元經濟論的成分。從實際生活的發展歷程和當前狀況來看，它是否符合客觀規律亦頗可質疑。

（二）劉易斯二元經濟論的理論背景

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本文是按古典學派的傳統寫成的，作出古典學派的假設，并提出古典學派的問題"。作者之所以如此強調該文的理論背景，是因為他認為，該文的分析對象是當代發展中國家，在這類國家中，最主要的生產要素狀況即勞動力和資本狀況，類同于古典經濟學家的狀況，而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分析的19世紀后半期之后的歐洲發達國家："在新古典經濟學時期……勞動力已不是無限供給"，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和興趣的變化完全適用于歐洲，因為歐洲的勞動力供給是有限的，而且，對于19世紀后半期的歐洲來說，似乎可以確實假定經濟的擴張是自動的。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亞洲地區，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而經濟的擴張是的確不是有保證的"。（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見《二元經濟論》，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主要在亞洲和東歐）生活在與古典理論假設相符而不與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假設相符的條件下，這些地區的人民從古典分析中得到的東西要比從1870年以后出版的經濟學著作中得到的要多得多。"（注：劉易斯：《無限的勞動力：進一步的說明》，見《二元經濟論》，第47頁。）二元經濟論的杰出之處和獨特貢獻，正在于它在新古典經濟學已"取代"古典學派的理論界明確提出，很大區域的實際生活是與新古典理論的假設不合的，因此絕對不應該用理論前提與現實狀況不符的理論作為工具去分析實際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家忽視了第一階段的存在（指不變工資水平下勞動力的無限供給階段）；錯誤地用對第二階段（指資本積累趕上勞動力增長階段）的分析套用在第一階段的分析上"（注：劉易斯：《無限的勞動力：進一步的說明》，見《二元經濟論》，第70頁。）。由于分析對象的實際情況倒與古典理論有相同之處，故劉易斯寧肯"冒天下之大不韙"，啟用早已被"冷落"、被認為"過時"的古典理論來說明問題?？磥韯⒁姿贡救苏J為自己文章的最大理論貢獻和得意之筆亦在于此："研究勞動力過剩問題的學者，在找到貼切地適合他的問題的分析結構之前，必須完全回過來研究古典經濟學家。"（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見《二元經濟論》，第2頁。）

（三）二元論由以成立的限制條件

任何一個嚴密的模型都有自己的嚴格限制條件，二元論當然也不例外。劉易斯指明，"如果在不變的實際工資水平上可以用得到無限的勞動力，資本家的剩余就一直增加，而國民收入中每年投資的比率也在提高"，"當資本積累趕上人口，以至不再有剩余勞動力時，這個過程就必然停止"。但劉易斯說："它也可能在此之前停止"。劉易斯認為，從經濟原因上，資本積累過程提前停止可能有四個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貿易條件可能變得不利于資本主義部門。劉易斯所謂的貿易條件是指維持生計的傳統農業部門和資本主義部門之間的經濟交流關系，這"實際上是工農業關系"，亦即傳統經濟和現代經濟的相互關系問題。簡單說來，就是，假定資本主義部門不生產食物，將會出現兩種對資本主義部門不利的貿易條件，一種是：如果傳統部門即農業的生產不能滿足現代部門對食品的需求，從而迫使資本主義部門提高付給農民的糧價，那么必將使資本主義部門減少利潤，當這種情況達到一定程度時，"生產日益增多的品是無利的"。另一種是，如果傳統農業部門食物生產率提高，但食物價格的下降卻不如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則同樣會"迫使資本家把更多的產品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從而減少工業利潤直至無利可圖。

劉易斯這位因創立二元經濟論而獲諾貝爾獎的著名學者，其學說本身即在經濟理論界樹立了嚴肅經濟學家的態度典范：對任何理論學說都不盲從；任何理論觀點，都應是最大限度地根據所分析對象的客觀實際而給出；任何理論觀點，都有自己嚴格的前提和限制條件。二元經濟論由此而來，以二元理論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無疑也應遵循理論本身的精神和實質。因此，在運用二元經濟論分析時，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工作是，審視二元經濟論的理論模型由以建立的前提條件和限制條件是否符合中國的實際，這應是我們能否采用、或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二元經濟的理論和結論的唯一準則。

（四）二元經濟論與中國的實際

我們主要分析四個問題：二元結構理論的背景與中國實際；模型主要條件與中國實際；模型限制條件與中國實際；二元理論的結論與中國實際。

1、二元結構理論的背景與中國實際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之理論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工具是古典經濟學，而古典經濟學主要是根據約1870年代以前，以英國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歷程、抽象出來的。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由以建立的實證資料中，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背景資料是重要部分甚至是最重要部分。因此，說到經濟發展過程的二元現象，應該避免一種誤解，以為純屬當代發展中國家經濟不發達的特有現象。對此劉易斯本人說道："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的大多數國家，其經濟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高工資經濟和低工資經濟并存"。（注：劉易斯：《不發達地區的就業政策》，見《二元經濟論》，第75頁。）"19世紀的歐洲為這種模式提供了歷史見證"。（注：劉易斯：《發展中國家的失業》，見《二元經濟論》，第92頁。）"我的模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種來解釋，在一國經濟發展初期（其發展歸因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整個經濟中的擴張）國內儲蓄占國民收入之比快速提高的原因。大不列顛史料，是模型賴以建立的依據。"（注：劉易斯：《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見《二元經濟論》，第102頁。）綜觀劉易斯關于二元經濟論的一些論述，可以辨析出他的一個基本思想（盡管他自己未明確提出）：經濟發展過程的二元現象，是世界多數國家至少是相當數量國家的共同點，現有的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從二元向一元的過渡。關于這類國家從傳統經濟部門與現代經濟部門轉化的規律性的總結即二元經濟論，對于仍處于二元狀況的不發達國家，是重要乃至在新理論出現前最可的經濟理論："我們的任務不是在取代新古典經濟學，而僅僅是要為那些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假設并不適用的國家精心設計一個不同的框架"。（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見《二元經濟論》，第2頁。）

情況如何？劉易斯精心設計的框架能否適用于中國？如果可以認為，至19世紀末期，隨外國資本入侵而建立的資本主義部門在中國中已產生重要，并與傳統產業并存，開始逐步形成劉易斯所說的二元經濟結構，那么非常明顯的是，至今已有約一個多世紀的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初期狀況有重大差異。即便二者都存在著"支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就可以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這個二元經濟的基本特征，但中國與英國等國二元結構的形成原因、基礎、國內生產要素的資源與供給條件以及面臨的國際交流格局都有重大不同（注：可林剛：《試論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見《中國經濟史》1995年2期。）即就中國二元結構本身看，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至1980年代前，1980年代至今都有重要區別，其中無論哪一時期都與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有著重大不同，都頗難以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加以。總之，完全套用古典經濟學分析這一時期的中國二元結構，從理論的背景條件看，是明顯不合適的。

2、模型主要條件與中國實際

二元經濟論的基本條件是：之一："支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就可以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見《二元經濟論》，第1頁。）"說得更確切些，勞動力的短缺不是創立新就業源泉的限制"。（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見《二元經濟論》，第4頁。）從近代中國看，這個條件是成立的。至當前，也仍可認為是成立的。盡管現代部門的工資收入明顯高于傳統部門，但并未影響到廉價勞動力的充分供給。之二：相對于勞動力可以無限供給，資本是短缺的。此條件對于中國的近代至當代，也可認為是成立的。之三：存在著兩個基本經濟部門：使用再生產資本，雇用工人，為贏利而生產的資本主義部門；維持生計部門；這就是所謂的兩部門經濟即二元經濟結構。按流行說法，資本主義部門等同于現代經濟部門，而維持生計部門等同于傳統經濟部門，人們之所以認為中國是二元結構經濟，正基于此。但是，正是在這個似乎毫無的地方產生了問題。

問題在于中國的維持生計部門不同于劉易斯二元論中的維持生計部門。按劉易斯的定義，維持生計部門"是這種經濟中不使用再生產資本的那一部分。這個部分的人均產量比資本主義部門低，因為它的產品不是用資本生產出來的。"（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見《二元經濟論》，第8頁。）在劉易斯那里，耕種自己土地、為解決自己的生活需要而生產的農民及農業經濟，可視為維持生計部門的主要體現，這也是可無限供給的勞動力的源泉。正是由于維持生計部門不使用再生產資本而現代部門使用資本，才可能在全資本短缺的背景下"由于可得到的資本更多，就有更多的工人能從維持生計部門被吸收到資本主義部門去，同時他們的人均產量也因從一個部門轉向另一個部門而增加"（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見《二元經濟論》，第8頁。）。維持生計部門不使用再生產資本、只為自己消費生產的條件界定，對于經濟結構從二元向一元的轉化能否成功是極其關鍵的。按照劉易斯模型，在開始，國民收入幾乎完全由維持生計部門的收入所組成，由于在不減少農業產量的條件下，勞動力的產生可以足以保證資本主義部門的擴大，因此，這個過程總是增加了資本家的剩余和資本家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見《二元經濟論》，第17頁。）只要能夠按不變的實際工資可以得到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同時如果任何一部分利潤都再投資于生產能力，則利潤和資本就會一直增加下去，直至維持生計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被現代部門汲盡。

就二元經濟論理論邏輯本身看，上述命題亦十分重要，劉易斯認為這是古典模型區分于新古典模型的一個基點："按新古典模型，只有通過從消費品的生產中抽出資源才能創造出資本。但是，我們的模型中有剩余勞動力，而且如果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是零，同時如果不用從其他用處中抽出稀缺的土地和資本，也能靠勞動創造出資本，則資本可在不減少消費品產量的情況下創造出來。"（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見《二元經濟論》，第20頁。）

如果傳統部門使用資本并達到較大比重，二元結構的轉換就會發生危機。假設傳統部門使用了相當資本，則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以下情況：1.至少會因傳統部門使用資本而減少總資本額中配置給部門的份額。2.至少會延緩現代部門吸收傳統部門勞動力的數量和速度，甚至可能會使"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喪失。3.會發生劉易斯所說的兩部門間貿易條件不利于現代部門的狀況。僅以上三點，就足以現代部門的壯大和二元向一元的轉化。更進一步說，傳統部門如果使用了資本，是否還可認為是劉易斯所定義的純粹意義的維持生計部門也成了。的情況恰恰是傳統部門使用了資本，并且資本的使用總量非常之大。

以下我們就1933年的狀況，在近代中國最主要的行業--棉紡織業中的"現代部門"棉織工廠（只包括獨立的織布印染工廠，不包括紗廠中的織布部分）和"傳統部門"手工織布業的使用資本進行，情況為，棉織工廠全年使用資本（包括原料、燃料、折舊、各項雜費等）55777千元。手工織布業全年使用資本（原料、折舊、雜費等）400614千元。傳統部門使用資本竟相當于現代部門的718%。當然應該說明，機織布主要是紗廠生產的，由于上的困難，難以計量機布的資本消耗量。但該年度全國紗廠的資本及費用支出總額為567601千元，對比之下，手工織布的資本支出數量的巨大顯而易見。（注：巫寶三：《中國國民所得(1933年)》，附錄，第95-100頁。）如果傳統部門所用資本在社會使用的總資本中比例很低，對資本積累方向和資本構成無過多影響，則作為一個模型完全可以假設純粹條件，將不影響大局的因素忽略不計。但是，如果忽略對模型有重要影響的因素，模型的準確就有疑問了。換一個角度說，如果嚴格按照劉易斯對傳統部門的定義，傳統部門是不使用資本的維持生計部門，那么，對于存在使用大量資本的傳統部門的社會來說，就不符合劉易斯二元結構模型的基本前提，就不應該用不合前提的理論及其結論去分析乃至套用該理論所不包含的問題，這既會造成對理論本身的歪曲，也會對分析對象造成謬誤。

問題還不止于此。傳統部門使用資本對于中國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化道路有特殊重要意義。

第一，如果古典經濟學對傳統部門的定義符合資本主義以前的歐洲國家的一般狀況，則表明，即便從單純的理論概念上判斷，中國的傳統部門與西方國家的傳統部門在"經濟屬性"上有著重大差異。

第二，這種差異，將影響到中國與西方國家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過渡方式和特征。我們已經確知，中國傳統經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自給性農業（以滿足自我需要的糧食生產為代表）與商品性家庭工副業的密切結合，這就表明，中國傳統經濟雖然可以統稱為一元化傳統部門或統稱為傳統經濟結構，但其內部動卻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產業部門：自給性農業與商品性工副業。這是在一定條件下傳統一元結構分化的基因。顯然，這表明中國傳統經濟向現代的轉化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與劉易斯的二元轉換有重大不同，由此可能引致中國的二元結構轉換過程產生與國外不同的重要特點。但恰恰對于此，卻沒有被中國的二元論者們所認識。

3、模型的限制條件與中國

前已說明二元經濟論的限制條件主要是傳統產業部門和現代產業部門之間的貿易關系，當貿易條件不利于現代部門時，便會阻礙其資本積累和吸收剩余勞動力。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一文中，劉易斯主要從貿易條件會影響工資水平的角度分析問題，這和他遵從古典學說，偏重供給因素，認為資本是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一致："經濟發展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去理解一個由原先的儲蓄和投資占不到國民收入的4%或5%的社會本身變為一個自愿儲蓄增加到12%到15%以上的經濟的過程。它之所以成為中心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的中心事實是迅速的資本積累。"（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見《二元經濟論》，第15頁。）盡管如此，劉易斯在其他論文中還是涉及到需求和市場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在兩部門間的貿易條件上。他說"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國家中，情況迥然不同。我們知道在小農經濟中，如果有關農民的問題為人關注，如果農業的服務體系，農業的信貸制度、道路、水的供應等的堅實基礎被提供出來，那么農業生產率就會迅速提高。然而我們知道，在缺乏這些措施時，農業有停滯的趨向；我們也知道，僅僅極少數國家已經采取了這些措施。如果資本主義部門與農業部門進行貿易（例如：為取得食物、原料和市場而依賴于貿易），那么貿易的擴大在農業部門蕭條時將受到威脅，因為這樣促使貿易條件對資本主義部門不利。實際上，小農經濟增長的失敗很可能是抑制世界上絕大多數不發達國家部門擴大的主要原因。"（注：劉易斯：《無限的勞動力：進一步的說明》，見《二元經濟論》，第67頁。）這里我們看到了劉易斯對傳統農業的高度重視。

在有關部門和傳統部門的相互關系方面，劉易斯的二元論受到指責，被認為忽視了傳統農業在中的重要性。平心而論，這不夠公平。從以上可看出，劉易斯不是全然未意識到傳統農業狀況對現代經濟形成的重大作用。在于，他對于"在不能完全滿足資本主義部門迅速擴大的條件下，傳統農業經濟在一個國家占據重要地位時，如何才能使二元轉變為一元"的問題不予討論，即這一問題不在他的二元結構模型范圍內，而正是這一問題，是包括在內的眾多國家最需要解決的。劉易斯的二元論對中國不完全適用，在于他的基礎，他的"二元變為一元"的依據是古典時期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和在此上發展起來的古典經濟學。凡不合于古典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和條件，均被作為模型的例外或限制條件而不予討論。例如，劉易斯論證說："如果資本主義擴展速度足夠快的話，那么，它遲早會包容整個經濟……亞當·斯密認識到資本能夠趕上勞動力的供給……馬爾薩斯、李嘉圖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則否認這一點……他們錯了……由于資本能夠以每年超過3%的速度增長，因此把勞動力剩余汲干并不困難。"（注：劉易斯：《無限的勞動力：進一步的說明》，見《二元經濟論》，第68頁。）

4、二元經濟論的結論與中國實際

劉易斯本人并不認為二元經濟論的結論，即二元結構最終轉變為現代一元結構，適用于所有國家。從劉易斯發表二元經濟論后的若干論文的變化來看，似乎可以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劉易斯本人對二元經濟論模型的適用范圍加上了愈來愈多的限制條件。1979年，在發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25年后，劉易斯在《再論二元經濟》的論文中，就"許多作者對于過去20年來，不發達國家現代部門的迅速擴張，沒有通過’利潤滲透"導致傳統部門的同樣繁榮，感到驚奇和失望"的回答中，明確指明"事實上，沒有理由期望傳統部門總是從現代部門的擴張中獲益；經濟系統中既有使傳統部門受益的力量，也有使其受到損害的因素。因而最后的結果，在不同的情況下大相徑庭。"（注：劉易斯：《再論二元經濟》，見《二元經濟論》，第150頁150。）這實際上是對那種認為"凡是存在著二元結構的國家都必然會轉化為現代部門一元結構"的看法的間接否定。

劉易斯認為現代經濟部門對傳統經濟部門的相互有四個方面，每方面現代部門都會對傳統部門產生有利和不利的影響。這里的不利影響實際就是傳統部門向現代轉化的限制因素。這里我們最關注的是就業和剩余勞動力的轉化問題。劉易斯：現代部門雇用從傳統部門轉移出來的人員。傳統部門通過該部門的人口隨緣轉入現代部門而分享現代部門的利益。但"這種獲利的大小程度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傳統部門所面臨的人口壓力有多大"，"在人口密集的國家中，現代部門的擴張成了傳統部門的生命線，在這種情況下，傳統部門的人口向現代部門的涌流，超過了后者所能吸收的數量；不管現代部門的就業增長有多快，失業仍將增加。"（注：劉易斯：《再論二元經濟》，見《二元經濟論》，第150-151頁。）

由此可見，人們應該對二元經濟論有全面的理解，既不能不管具體情況隨意套用，也不能不顧理論所設立的一系列前提條件而任意申旨。若如此，會造成對二元經濟論理論本身的歪曲，又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理論認識和政策選擇方面造成災難性后果。

筆者認為，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的國家的最大貢獻，是指出了勞動力在資本短缺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可以起到替代物質資本、對總資本的積累起到特殊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看到，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對于中國的實際，確有某些重要方面之不足，它還不能解答中國經濟發展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成為分析乃至指導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理論工具。

什么是從"傳統"向"經濟"中最為人關注的？劉易斯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

第一，關于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和轉移

在1954年《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的二元結構模型中，結構轉換的最基本條件是不變工資下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其它附加的限制條件，只是"不變工資"提高與妨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因素，注重的中心顯然是發展現代部門的資本形成和供給因素。但20余年后在《再論二元經濟》中，作者注重討論了制約結構轉換的、供給因素以外的、不同于古典時期的現代問題。在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和轉移的問題上，作者討論的中心是：即便有工資不變和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剩余勞動力仍然可能存在的狀況："根據20世紀的人口統計，問題不在于現代部門會不會萎縮，而是其發展速度能否快到可以吸收那些想離開傳統行業的勞動者的地步"（注：劉易斯：《再論二元經濟》，見《二元經濟論》，第161頁。）存在以下幾方面制約因素：

其一，傳統部門剩余勞動力基數過大。當革命在西歐開始時，其農業人口已下降到占勞動力的50%左右。而現代不發達國家發展工業是在農業人口占總勞動力70%-80%的情況下開始的。因此可以預期，從農業轉移出去的人口是大量的，轉移過程是長期的。

其二，是現代部門的規模狹小，即使增長相對較快，也會增加一部分失業人口。這種狀況會因出現以下現象而加重，即：現代部門由于采用節省勞動力的裝置，"其后果是減少工作崗位，增加勞動力盈余"?，F代部門的中小規模的生產單位日益脆弱，而這類單位是吸收勞動力的重要部分，可以"在其發展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

正因為當代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條件與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有重大區別，過剩勞動力的轉移也就發生新問題，劉易斯了這些新問題后認為，現代就業問題的解決比在100年前更困難：在現代部門吸收人口的能力受到更多限制的同時，人口壓力卻越來越大，人口從鄉村遷徙出去的要求也越來越大。（注：劉易斯：《再論二元經濟》，見《二元經濟論》第162-163頁。）這實際表明，二元結構的轉換對于當代發展中國家的限制條件要比古典資本主義國家多得多，轉換成功的可能性也難得多。這個問題可引起人們更深的思考：在技術和生產力水平大為提高、全球現代產業和資本極大擴張、即便在發展中國家，現代部門經濟的水平也可能遠遠高于一百年前的資本主義國家，但二元結構的轉化卻更為困難。這是否說明，在當代發展中國家傳統部門向現代的轉化的因素可能比二元經濟論的依據復雜得多，這個事實本身說明了絕不應該將二元經濟論當作可以隨便搬用的教條，而應領會劉易斯學說的真精神，注意根據實際的變化修正自己的觀點。

我們應充分注意劉易斯的剩余勞動力吸收因素的補充說明。中國當前的狀況表明，不僅將龐大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十分困難，即使就地轉移至農村鄉鎮也有極大難度。原因是鄉鎮企業發展本身要受各種因素制約，難于汲盡過于龐大的"剩余勞動力"。據有關統計，90年代中后期鄉鎮企業的就業人數呈明顯下降趨勢。江蘇省是我國鄉鎮企業最發達地區，自90年代初期后，全省各種類型的鄉辦企業職工絕對人數呈逐年下降趨勢，從1993年的337.79萬人下降至1996年的297.88萬人，各類村辦企業1996年較上年減少21.63萬人（注：《江蘇省鄉鎮工業志》（送審稿）。全國鄉村勞動力1998年在農村工業部門就業人數3928.6萬人，反較上年減少102.7萬人，在農林牧漁業從業者為32626.4萬人，較上年增加191.5萬人（注：《中國統計年鑒》1999年。）。而城市本身的大量人口尤其是下崗人員的再就業都難以解決。農村勞動力轉入城市的"現代部門"也遇到重大阻礙。

第二，生態環境和資源的制約

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作者曾涉及到自然資源短缺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問題，樂觀地認為，技術進步會克服資源約束，使經濟發展不成問題。劉易斯說道：可能會出現自然資源的短缺，以致于資本家雖然按不變工資得到無限的勞動力，卻不得不向地主支付日益增長的地租，這正是李嘉圖所擔擾的。發展肯定大大增加了城市場所的地租，但是，它對農村地租的影響則取決于農業中的技術進步。而馬爾薩斯和李嘉圖都大大低估了這一點。如果我們假定，農業技術在進步，那么，資本的利潤率就不會下降。相反，它應該增加。（注：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見《二元經濟論》，第14-15頁。）

但在25年后，劉易斯卻對此觀點作了根本性修正，承認許多家無力克服惡劣的條件是阻礙其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他說：今天，關于農業生產改造的真正困難不是觀念上的，而是技術上的。我們知道如何在降雨量充足或易于灌溉的熱帶地區提高農業產量。但在干旱地區，由于缺水無法發揮肥料和優良品種的應有作用，農業收成很低。在廣大的亞洲和非洲沙漠邊緣地區，有5億到6億人口生活在這些干旱地區，而且其數量在迅速增加。去掉貧困的枷鎖是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注：劉易斯：《再論二元》，見《二元經濟論》，第156頁。）

對中國而言，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經濟發展造成的制約愈益嚴重。中國人口遠踞世界第一，但人均耕地面積只是世界的43%，土地可謂中國最珍貴和高度稀缺的資源，但面臨重大危機：中低產田占耕地面積的79%。1999年，全國耕地面積減少84.2萬公頃，經復墾后凈減43.7萬公頃。中等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1.3億公頃，占草地面積的1/3，全國大部分草地已經或正在退化。全國沙化土地168.9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17.6%。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達367萬平方公里，并持續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農業生態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是城市和污染。我國因固體廢棄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毀損的農田面積已達200萬畝以上，8000萬畝以上耕地遭受大氣污染，全國用污水灌溉面積已占總灌溉面積的7.3%。（注：《1999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農業生態惡化不斷加劇》，見《經濟日報》2000年6月6日。）嚴峻的現實表明兩個，第一，縮小農業擴張工業、城市化的余地非常有限。為保障當代人和后代的基本生存條件，不允許將大量農田非農化。第二，大量勞動力從事農業和國土資源整治，極有必要，也大有可為。如何將有限的資本與豐富的勞動力相結合，投入生態環境和農業、農村中去，應成為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這就必然要求部門和傳統部門的平衡、互補與協調發展，而不是在短期利益行為下以犧牲農業和耕地為代價發展城市和工業。

第三，關于現代部門的發展動因

劉易斯遵從古典經濟學流派，經濟發展的動因時注重的是供給因素，主要是資本的形成，認為現代化過程就是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4%-5%到12%-15%的過程。而對于需求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卻基本不提，這可能是因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產生的初期階段，市場需求是外在的、自動生成的且不斷擴大的變量。在某些古典經濟學家那里，需求也是不成問題的，是可以自動生成的（薩伊：生產自動創造需求）。但在當代，至少從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的演變過程看，在現代部門產生的最初階段，現代部門的需求和市因素就對其發展形成極大制約，容后文詳述。

第四，對傳統經濟部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在劉易斯后期關于二元經濟的論述中，盡管也重視傳統經濟，但這種重視是從它對現代部門成長的制約作用出發，傳統因素本身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是被忽略的。二元論在原則上視傳統部門為經濟發展中的落后一極，研究它如何最終被現代經濟所取代。將傳統經濟視為發展中的落后一極的觀點恐與中國情況有很大差距。吳承明先生有專文討論，筆者贊同。吳承明認為，現代經濟與傳統經濟之間，不僅有對立的一面，還有互補作用的一面。西方學者往往把傳統產業看成一錢不值，在國內也有人把二元看成是’二律背反’，此議不妥。傳統經濟和傳統文化一樣，有它有價值的東西，有它的能動作用。二元經濟的發展也不是簡單地用現代產業去替代傳統產業，而是多途徑的，揚長避短，發展前者，也改造后者，共同創造克麗奧之路。（注：吳承明：《論二元經濟》，《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第189-190頁。吳承明的類似觀點體現在多篇論文中，如《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等。）

從上述可知，隨著時間的推移，劉易斯對二元經濟論提出了越來越多的限制條件。這些限制條件，是當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格局不同于古典國家所致。而二元經濟論模型的結論即二元成功地轉化為現代部門的一元，是在排除這些限定條件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而對于中國，恰恰是處于這些被排除的條件（及不被考慮的因素）下進行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的轉化進程的，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二元經濟論并不能作為充分有效的指導、中國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完整工具，必須在充分吸收它的成分后對之進行重大的修改補充。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多資源少，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應節約資源和能源，充分利用人力。劉易斯的極大貢獻在于強調指出充分利用廉價勞動力對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的作用。這對中國是極可貴的思想資源。然而在向現代部門轉化時大量剩余勞動力無法被汲盡的狀況下，應如何對待之？在這種狀況下應該如何現代化？二元經濟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中國理論界應擔負起解決問題的責任。尋求答案不應照搬某種理論或以國外經驗為公理，而應首先從中國本身現實生活中，從中國現代化以來的歷史中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