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中國政治發展戰略目標，是指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政治發展使中國政治本身呈現何種狀態，發展到什么樣的水平和境界。這樣的戰略目標既要適應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潮流，體現政治發展的本質特征，又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政治發展的戰略目標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穩定化和政治意識的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

【關 鍵 詞】經濟全球化/政治發展/中國政治發展戰略目標

一

浩浩蕩蕩的經濟全球化潮流勢不可擋。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面前，中國的政治發展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戰略目標、采取哪些途徑和方法，已經成為政治學者必須回答的現實問題。

政治發展是一個舶來語，原本是一些西方政治學者在考察研究二戰后許多不發達國家政治上出現的一些變化過程中所使用的術語和形成的理論。這里所說的政治發展，是一個與政治不發展相對應的概念，相似于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等。政治發展是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它既是一個不斷的歷史過程，也是一種必然趨勢與戰略目標；既可能是現實的變革過程，也可能是變革的目標設計和選擇。作為當今人類共同面臨的任務和主題，它是社會全面進步的標志，但因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而具有不同的目標、不同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政治發展既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也是一個自覺的過程。之所以說它是自然的過程，就在于政治發展從根本上講不為任何個人的意志所左右，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人類只能適應發展變化的本質要求，不能違背、抵抗其根本指向，否則就會受到懲罰；之所以說它是自覺的過程，就在于人類能了解、把握、順應政治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客觀規律，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政治發展的客觀要求和政治發展的生態環境所提供的現實可能性，科學地選擇政治發展的目標，調動整個社會的政治資源，自覺地推動政治發展。由此可見，在政治發展過程中，選擇、確定政治發展目標是推動政治發展的前提條件。政治發展目標從總體上規制政治發展的方向，在價值觀念上設立若干標準和檢驗尺度。只有明確政治發展的目標，才能確定政治發展的內容，制定政治發展戰略，以此牽動、引導政治發展；只有選擇確立科學、明確的戰略目標，才不會為一些復雜因素所影響，才能以明確的目標統一全社會的思想，保持步調一致，一往無前。政治發展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情景下，應該有不同的目標。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政治發展目標的確立必須充分考慮國情，必須牢牢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和時代發展的主旋律。

二

論述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政治發展的戰略目標，既要考慮經濟全球化以及經濟全球化所具有的特征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要求和影響，努力適應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潮流，體現人類社會的價值取向，也要關注中國政治發展的民族性和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政治發展的本質特征，尤其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出發。因此，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中國政治發展的戰略目標，并不是政治發展的終極目標，即政治的消失、自由人聯合體的實現，也不是指政治發展對社會發展其他方面的影響和實際效果，而是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發展使中國政治本身呈現何種狀態，達到什么樣的水平和境界。根據以上分析，不難認定：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政治發展的戰略目標主要集中于以下四個方面。

(一)政治民主化

政治發展理論認為，民主是政治發展最本質的內容和要求，如果沒有民主建設的不斷推進，就不能稱之為政治發展。當今世界民主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主要西方國家在不斷地調整民主的形式，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把民主化作為政治發展的重要目標，不斷地推進民主建設的進程。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內在屬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作為長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中共十五大報告再次強調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并再次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提出要健全各項民主制度。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重申：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性，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優勢。“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要著重加強制度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1]事實上，也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探索和創造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原則、形式和方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在經濟上融入全球化潮流，中國社會將加入國際經濟體系，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盡快實現經濟的跨越性發展。中國的政治發展，必須適應經濟、文化的發展，適時推進民主化進程，通過各種形式吸引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地參與政治，并不斷提高政治參與的深度和廣度，提高參政的質量。

經濟全球化帶來國內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并進一步推進新型組織的出現，職業類型與職業活動方式也將進一步加劇分化，從而使不同的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利益主體逐步多元化和清晰化。然而，不同階級、階層之間的勞動者在經濟、政治、人格和權利義務上卻是平等的，他們是國家社會的主人，這種主人翁地位只有通過民主制度得以實現和予以保證。同時社會結構的變化也使不同利益群體不斷分化、組合，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急劇變化，原有的利益格局通過一系列的調整、轉換變得更加多樣化、復雜化。要想及時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調解社會心理，消除不斷積聚著的社會張力，實現最大限度的社會整合，就必須不斷健全和完善民主制度。

經濟全球化，勢必帶來各種資源配置以及經濟社會生活組織方式的進一步調整，加速社會的變遷、轉變。政府的管理模式、意識形態、社會組織和個體社會成員的行為目標和方式都將發生重大變化。在瞬息萬變的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任何一次決策都顯得很重要，因為它規定著整個社會的生存方向，牽動著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結構日益龐大交錯、復雜多變，加劇了決策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使任何決策的做出都不能僅僅依靠少數人的知識、經驗和才華。同時，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活動的復雜性增加，也使少數人難以對決策的實施后果進行全面的預測和總結。特別是重大決策涉及專業、領域、知識范圍以及面臨的不確定因素之多、綜合性之強，都極大地超出了個人的能力。因而只有不斷完善民主制度，才能保證決策的科學化，避免決策上的重大失誤。

經濟全球化也會帶來科學技術的跨越性發展，使科學技術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然而，即使是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未來社會，人仍然是最活躍的首要的因素。先進技術的發明創造，現代化工業的使用，現代化方法的運用，都離不開人的作用。盡管人的需要層次不同，生理和心理結構有異，但每個人的行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他們的行為是由某種動機驅使的。這種內動力是由其利益和需要滿足的程度決定的。滲透和體現于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社會主義民主，恰恰能夠充分滿足社會成員參與政治的要求，使其確實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把自己的命運同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聯系起來，煥發出更大的熱情，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保證社會發展始終有強勁的動力。

然而由于民主的發展以及制約民主的因素的積累是一個過程，因而我國的民主形式、機制的健全和完善還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如果忽視民主的階級內容，進行表象的、簡單的比較，勢必會影響國人對中國民主的正確認識。加之西方世界把自己的民主制度普適化，企圖用自己的民主價值觀、文化意蘊和制度實踐“西化”社會主義中國，因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尤其必須加強民主建設，努力尋找適合表現自己本質內容和優越性的形式、機制和具體制度，不斷開辟各種形式和渠道，完善各種具體制度和運行機制，實現美好理想與具體實踐、本質內容與具體形式的完美結合，使自己的民主理念、民主模式以及民主建設的道路始終保持和體現自己的特色。這也正是在經濟全球化潮流面前中國政治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政治法治化

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組織形式和治理國家的方略。布萊克曾這樣指出：“由一種法律體系代替個人專斷行政是現代化在政治領域的一塊界碑。承擔著諸多任務的現代行政機關若不依靠法制而依靠其他基礎，便不可能有效地發揮作用。”[2]法治作為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的標志，是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內容，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尺度。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和現實運動都不可辯駁地表明，如果缺少法治，社會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決定了社會主義制度與專制獨裁根本對立，在本質上應該實行法治，人民民主制度的內容、形式、程序，都不能沒有法治的保障。

實行法治，有助于政治發展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的價值取向。法治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內涵極其豐富。古希臘時期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3]這種良好的法律既要合乎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發展趨向，也要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諸如公正、正義、平等等社會價值體系，更為重要的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民主也就沒有法治，民主是法治的應有之義。將政治發展目標確定為法治取向，就必然堅持民主的價值取向。缺乏法治化的民主往往會走向專制、獨裁，甚至會走向法西斯主義，或者走向無政府主義，因此法治為民主的運轉提供保障。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是主權在民，即要求每個公民都能平等地參與政治過程。列寧曾這樣指出：“民主意味著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4]民主的價值原則就是要求所有公民平等地表達自己的意志，平等地行使權利。民主的行使過程要求公民都平等地進入政治過程，任何人沒有多于他人的權利。法治的精義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賦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權利。缺乏這個本質特征，法治就失去公正性，缺乏合法性，更談不上法治的價值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價值原則來保證公民平等地參與政治過程的權利。實行法治能夠體現和保障民主制度。經濟全球化從積極的意義上講，很可能進一步打破現有的分配格局，帶來社會成員收入上的差別，只有體現人人平等原則的法治精神，才能保證每一個公民平等地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利。

法治為民主的實現提供制度、機制、程序和功能的保障。法治以法制方式維護民主的實現形式。從目前的情況看，除個別國家外，民主更多地采取間接的形式，即公民通過法律程序選舉組成國家機關，對全社會進行管理。這種權力所有者與權利行使者的分離，有可能引起權力的異化。為防止管理者背離公民的意愿，公民廣泛和深入地參與政治，依法進行監督，保證管理公正、廉潔、高效，從而保證政治權力為實現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服務。民主也是不同的政治主體為實現一定的利益而參與政治的一種活動，而每一個具體的參與者的利益是不盡相同的，有時甚至是對立的。為了能夠合理協調、處理這種不同利益的碰撞，民主的運作和實現就需要一系列的程序和規則。而這些規則和程序要具有權威性，帶有約束力，就必須法律化。這種程序化、法治化政治還能保證國家權力系統的產生和更替建立在公開化、有序化的基礎上。只有公共權力的行使者依法辦事，接受法律的監督和約束，才有法治可言，才有助于為民主的實現提供其所要求的公共權力制約機制。此外，法治能夠保障和形成良好的公民文化氛圍。公民借助于法治對政治行為的規范、引導和必要的強制訓練，逐步將法治的規范內化為政治心理，使其政治態度、政治情感、政治行為更加理性化，進而成為具有現代民主意識的政治人，使中國的政治發展具有取之不竭的動力源泉。

經濟全球化也蘊含著或意味著各國都必須承認、維護和促進人類政治發展的共同標準。學習、借鑒人類社會民主與法治的一些優秀的形式和機制，對照經濟全球化時不難發現，我國的法律體系不夠健全，法規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差，法規的統一性、穩定性、連續性不夠，法治意識普遍不強。我們必須既注重專門性法規與國際的接軌，又堅持我國的憲法原則，確立憲法至上的觀念，這是法治的根本和關鍵；同時應盡快清除審判工作中“職權主義色彩過濃”、“重實體，輕程序”、“缺乏現代化司法觀念”的現象。根據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我們應在尊重人的人格、尊嚴、自由、合理愿望、進取精神的基礎上，構筑法律體系，真正維護憲法和法律的尊嚴，保障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從制度上保證一切國家機關依法行政，切實保證公民權利；要不斷地改善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特別是通過教育，提高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尤其是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的能力。

法治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意味著法律向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和層次的擴張和滲透。法律是人們行為的準則，也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必備的知識和技能，是人們用于創造新型社會的重要手段，對于缺乏法治傳統的中國來說，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還需要走很長的路。

(三)政治穩定化

政治穩定表示的是政治系統在運行過程中所出現的有序性和連續性。所謂有序性，是指系統內部各要素排列的合理性；所謂連續性，是指系統功能的發揮不受阻礙，保持正常運轉。政治穩定與否可用以下指標來度量：國家法定的基本制度維持和持續程度，政府及執政者更迭制度化、程序化程度，社會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相對均衡、變化有序程度，政治參與的制度化程度，政治過程的有序化程度，政治文化的內在一致程度。政治穩定一般包括國家主權的穩定、政權穩定、政府穩定、政策穩定、社會政治生活秩序的穩定和社會心理的穩定。政治穩定主要是指社會總體上保持合法有序的良性運行。它是一種變與不變相互制約下的動態平衡，是一種有效系統控制下的社會有機體的積極運動。政治穩定所表現出來的是其運行機制能容納和疏導社會的利益矛盾，具有適應外部環境變化和系統內部諸要素相互關系發展變動的控制和調整能力。政治穩定一般情況下是各國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和理想選擇，是政治發展以及整個社會發展的前提、保障。而政局動蕩，往往使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失去穩固的支撐點，導致政治發展中斷。因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始終把政治穩定作為追求的目標。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指出：要從大局上把握和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

經濟全球化從總體而言，對世界各國的發展與進步都是有效的，但經濟全球化進程挑戰著國家原有的穩固地位，這種新變化主要體現為跨國活動、跨國主體和各種新的交往規則不斷地吞食著國家的傳統領地，以及地方主義、族群、個人和國內政治社團不斷地從下掏空國家。前者超越國家傳統意義上的主權和邊界，后者削弱了對國家的依賴和信任。與此相聯系，經濟全球化改變了傳統的主權意義。對于民族國家來說，主權是對外獨立的、對內最高的，它具有絕對性。然而，這種正統的主權意義受到全球化的挑戰，正式的、非正式的、政府的、非政府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區域性的、全球化的組織和活動對民族、國家行使主權形成強有力的制約——國際干預的加強和國際化的“硬化”，國際組織的多重作用，非政府力量的壯大，經濟的“無國界行為”和各國的相互依賴以及全球危機的加深。全球化還改變著人們的基本政治觀念，改變著公民對本國政治制度及政府的評判標準，嚴重地淡化、弱化以至化解人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轉移公民對國家的忠誠。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占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其民主觀念、民主價值和制度實踐開始在全世界范圍內拓展，給發展中國家以制度上的壓力。

經濟全球化必然使我國的一些產業、企業面臨劇烈的沖擊和嚴峻的挑戰，以致不可避免地造成勞動力轉移的大調整和失業的大幅度增加，尤其是由于國外農產品的沖擊，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將會下降，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在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社會不穩定因素便會增加，很可能帶來社會震蕩。經濟全球化還使商品資本信息流動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跨國公司憑其足夠的資源和信息優勢將成為極具力量的多功能實體，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科技方面對國家主權進行某種腐蝕、動搖，以西方國家的價值標準確立國際關系，并壓制、打擊發展中國家，從而使國家主權受到沖擊。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日益廣泛，西方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的侵入，將使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受西方價值熏陶的青年人拋棄傳統的價值觀念，造成維系中國社會正常運轉的思想文化基礎的削弱，以致整個社會思想混亂、情緒波動，從而使政治規范的認同性受到挑戰，增加政治整合的難度，給社會政治穩定帶來更多的隱患。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經濟不穩定性增加，威脅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由于金融的自由國際化發展，各國逐步取消外匯管理，擴大金融市場開放的范圍，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實力比較弱，立法不健全且執法不嚴，金融領域又沒有有效的管理制度，因而如果對國際資金使用不當，就會威脅自身的經濟安全，對金融市場造成沖擊，甚至可能導致金融和銀行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例證。

為避免動蕩、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必須加強執政黨建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抓好法治建設、國家政權建設，在政治、經濟、文化、治安等方面建立一系列政治穩定保障機制，諸如外在環境適應機制、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機制、合理的社會活動機制、合理的分配機制、有效的社會保障機制、政治認同機制、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社會“安全閥”機制以及內部協調機制、社會預警機制，保證政治發展始終在政治穩定的環境中健康推進。

(四)政治意識的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

政治意識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動的心理反映，是人們在特定的社會形成的政治態度、政治情感、政治認知、政治信念、政治習慣、政治價值的總和。政治意識作為一種政治方面的精神形態，一旦內化為一種觀念、意志、信念、情感，就會萌發一種動機和態度，自覺或不自覺地驅動政治主體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動之前或過程中做出種種反映，表現為一定的政治行為。這種能動性的強弱、大小，取決于政治主體對所在社會的政治制度、政治關系的理性認知程度。政治意識不僅驅動政治行為，而且指導政治行為。眾所周知，政治的發展有其特定的規律，其大方向不是任何人的意志能改變的，但在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歷史階段，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和力量并非是固定的、單一的，在每一個具體歷史階段，存在著多種客觀趨勢和可能性，社會發展所提供的并不是惟一的目標和方向，需要人們在各種不同趨勢和可能性之間進行選擇，這種選擇當然要根據現實的條件，但在任何人選擇某種行為時，都難以擺脫政治意識的指導。政治意識支配人們對政治的行為目標與政治行為方式的選擇。政治意識的性質和內容不同，所指導的政治行為的性質和作用也截然不同。政治意識的建設狀況，在某種程度和意義上決定著政治行為的狀況。

政治意識影響社會的政治面貌。一個社會的政治狀況是由經濟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然而經濟關系對政治面貌的作用是由經濟關系所決定的階級關系以及社會的政治意識直接發揮的。政治意識影響政治系統的結構和形式，影響政治系統發揮功能的方式和內容。一個國家和民族經過歷史積淀而形成的政治意識傳統，必然成為一個國家管理形式和結構形式的思想文化基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治理活動無不體現政治意識的本質特征。每一個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都以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和社會穩定為己任，并借助于政治制度使其地位合法化、固定化，對全社會產生普遍的影響力和約束力，按照自己的本質屬性和內在要求塑造政治形態、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

政治意識促進或制約政治發展。政治發展過程，就是逐步實現充分的民主政治，實現政治現代化，最終進入自由人的聯合體的過程。這個發展過程，不僅取決于各種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而且取決于社會政治意識傳播程度以及人們的民主意識和民主素質，人們的自由意識、權利義務觀念的確立。在政治發展過程中，政治意識具有凝聚作用，它本身內含著政治發展前景的向往，如果這種理想符合政治發展的規律和大多數人的政治價值取向，社會成員就會從中汲取巨大的精神能量，形成統一的意志，匯聚成巨大的社會力量，通過實踐活動，推動政治的發展。在政治發展的常態下，政治意識往往決定社會成員對政治權力體系的認同感和信任感。一個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意識往往是統治階級的政治意識。統治階級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段傳播這種政治意識，力圖使社會成員認同和確認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增強其認同感，甚至使其上升為國家的意志，對全社會實行強制性的規范，以維護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從而維護現有的統治制度。

新中國誕生之后，新型的經濟關系以及由此反映出來的政治關系，鑄造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導政治意識。社會絕大多數人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決定了全社會具有趨于統一的政治目標，共同的道德標準，共同的政治價值、政治情感和政治熱情。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經過社會主義政治意識載體的傳播，已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特別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政治意識有了很大發展，四項基本原則已成為全社會的政治基礎，社會成員參與政治的意識和能力日益高漲，與社會主義相一致的愛國主義日益成為增強廣大中國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精神，集體主義日益成為人民的政治評價標準。然而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政治意識環境的不均衡，造就了政治意識在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表現和不同的發展；社會階級差別和社會分工的存在，使不同階級、階層和團體對政治活動的感受、情感、價值觀念和志向不同，對政治體系的認識、信任程度不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各種經濟成分的發展以及利益群體日益多元化，利益上的調整又加劇了社會成員對各種權力的要求以及對各種政治活動的態度、情感和價值標準大相徑庭。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勢必帶來中西政治意識的沖突，使得我國的經濟生活與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距離縮小，經濟關系、商品交換、技術轉移和資金流動等日趨國際化，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不可分割的整體。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經濟往來日益擴大的同時，政治意識之間的觸及日益增多，這一方面有利于我國吸收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不斷地發展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也必然產生中西政治意識的撞擊和沖擊，特別是西方政治意識有目的的滲透和影響，與社會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成一種沖突和對抗。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這種沖突不僅不會消除和減弱，反而比以往更加明顯或突出，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觀念的沖突上。西方發達國家在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擴張和滲透的過程中，極力推行文化霸權主義。然而經濟全球化沒有也不可能因文化霸權主義的存在而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質化。事實上，在一些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接受的同時，民族傳統、民族文化意識更顯示出民族的特點，強化全球文化的差異性。當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價值標準、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和多樣化也會造就全新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要求，引起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發生一系列變化。如果我們忽視和削弱政治意識的建設和引導，就可能造成整個社會主義大廈的傾斜和倒塌。

在經濟全球化面前，必須把發展社會主義的政治意識放在一個戰略高度，作為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來建設。作為政治發展重要內容的政治意識建設，其重中之重在于重構政治意識的核心價值體系。因為只有建構相對穩定的政治意識的核心價值體系，整個社會才會有穩定的、統一的核心靈魂和精神支撐，社會才會穩定，才會有序運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就是要通過各種有效途徑和方法，在全社會牢固樹立共同的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形成共同的價值取向、規范體系和行為準則以及價值評判標準，即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為核心價值建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這種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基礎和指導，并密切聯系中國社會現實，有效地整合整個社會的政治意志，并且以博大的胸懷吸收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同時充分發揮政治社會化功能，將核心價值體系通過各種途徑傳播、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真正發揮其導向、規范作用，推動全社會形成一種社會主義公民文化，牢固構筑堅不可摧的思想防線。

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穩定和政治意識的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都是政治文明的內容。政治文明是人類自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在改造社會和實現自身完善、提高過程中創造的所有積極成果和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政治進步狀態。要全面實現政治文明，就要將政治文明的全部內容納入政治發展的戰略目標，使經濟全球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發展目標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戰略性；還應該努力實現政治科學化、政治公開化、政治高效化、政治清廉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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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32.

[2]布萊克 費伊.現代化的動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199.

[4]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