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條件性(Conditionality)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對成員國進行資金融通。但是，這種融資與一般的商業貸款不同，具有較為苛刻的條件和鮮明的政策性。例如，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國際金融領域重要的協調和仲裁者，對各國進行了經濟援助和干預。但是，在IMF和各國達成的援助協議中，附加了以下條件：(1)整頓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機構破產，并對金融機構進行重組，使其盡快達到“巴塞爾協議”的資本金要求，但在此過程中必須保護存款者和債權人的利益；(2)開放金融市場，取消對外資參與本國金融機構的限制；(3)削減財政開支，緊縮經濟，提出新年度的宏觀經濟預測指標（包括降低GDP增長率、遏制通貨膨脹水平、改善國際收支）；(4)調整經濟結構，進行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實上，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一個以穩定各國間匯率關系為行動宗旨的國際組織來說，它提出的調整方案，或者說貸款的條件性，主要考慮的是危機國的外部經濟均衡，同時總是從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出發，鼓勵各國經濟開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韓國為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緊急援助的條件是：采取停業破產等手段整頓金融機構，開放貿易和金融市場，將1998年GDP的增長率控制在3%以內，將經常項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內，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以內，為穩定市場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組織認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機國家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首先，整頓金融部門、保護存款人利益是恢復市場信心、提高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開放金融市場可以吸收國際先進的管理水平和先進技術，引進外資，同時可以在外國金融機構的競爭下，加速本國金融機構與國際接軌，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經營效率；再次，削減財政開支、緊縮經濟能夠縮減有效需求，減少進口，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保持幣值穩定；最后，調整經濟結構能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從本質上增加產品附加值，增強產品的競爭性，而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減少政府的干預則能使各國充分運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從理論上講，這些措施無可厚非。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危機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援助，并要求這些國家進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國得以避免更加嚴重的災難。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國際社會方方面面的關注，褒貶不一，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救援方案，國際經濟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觀點。

1.IMF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元兇

米爾頓·弗里得曼和喬治·舒爾茨都認為，正是IMF對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的救濟導致了1997年爆發并且其影響一直持續的亞洲金融危機。所以，亞洲金融危機的元兇正是IMF。米爾頓·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當世界市場出現風險時，投機家都會得到IMF的援助而不會受到損失，這是不正常的。IMF用別人的錢鼓勵投機，成了東亞的不穩定因素。救濟由于愚蠢投資而受到打擊的民間金融機構，這件事本身就是個錯誤。”他主張“將IMF解體”。

2.IMF開錯了藥方

一些經濟專家認為，IMF給東南亞受援國開出的藥方過于猛烈。東南亞國家的情況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當年發生的危機主要是由于通貨膨脹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實行財政和貨幣緊縮政策是對癥下藥；而亞洲國家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市場機制和金融體制不健全，法制薄弱，從而導致人情風泛濫。要在亞洲國家推進改革，必須轉變政府對經濟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沒有這方面的改革建議。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響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減公共開支、增稅及撤消對生活必需品的財政補貼等，使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更加困難。另外，勒令經營不善的國營企業私有化，關閉資金周轉不靈的銀行或金融機構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并造成社會動蕩。

馬丁·費爾德斯坦教授認為IMF為亞洲開錯了藥方。它不把主要著眼點放在調節成員國的經常收支上，卻越來越重視對受援國進行大幅度的機構改革和制度改革，而這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來看都會給該國帶來相反的結果。他認為，IMF應該提供的是基于專業知識之上的建議、勸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機會強求受援國進行與恢復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應當由當事國的政治體制負責的那些經濟改革。

3.讓IMF回到它的原點上

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認為，應該讓IMF回到它的原點上。他指出，IMF導致政治不穩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對付這場危機的過程中，IMF自告奮勇承擔了許多讓人想象不到的職能，但對于自己的行為會給受援國帶來多大的政治沖擊一點沒有把握。必須對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改革，創建一種新的金融管理體制，通過這個新體制來找出區分長期資本和投機資本的方法，緩和由于過剩的投機資本對全球規模的經濟體制所帶來的沖擊。而IMF必須回歸到它的本來面目上去，那就是通過提供短期融資而為受援國提出咨詢和建議。

4.IMF不僅救拯救了危機，還促進了民主，推動了社會發展

美國哈佛大學的R·庫珀曾說過：“我們在墨西哥金融危機中發現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糾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機中動作遲緩，但后來就設立了一個快速處理程序，并在韓國和巴西爆發危機時應用。當我們IMF或許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來援助陷入危機的國家時，我們增加了經費，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緊急情況出現時能補充IMF的資源。做這些事情需要時間，但現在都做了。”曾任IMF總裁長達13年的米歇爾·康德蘇無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擁護者。在他看來，IMF不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機的東南亞經濟，而且還促進了民主，推動了社會發展。

總而言之，在IMF對亞洲金融危機進行援助這個問題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IMF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中失誤頻頻，不僅反映其指導思想有誤，而且決策機制有問題，說明它已不適應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時期的世界經濟發展，因此，應拋棄IMF，建立全球中央銀行，發行新的國際貨幣或者恢復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國際監控機構，建立全球性和區域性的國際金融風險的預警和防范體系，以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這種“另起爐灶”的方法雖然可以增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貨幣新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卻觸及發達國家的既得利益，勢必遭受到發達國家的反對，短期內難以實現。另外一種觀點認為，IMF雖有失誤，但它作為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機構，在國際貨幣領域中仍發揮著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對其進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對其不適應新時期世界經濟發展的部分進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斷完善就行了。這種意見以美國6點建議、法國12點建議，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國財經首腦聯合聲明等為代表。它們從維護發達國家的利益出發，堅決反對一切試圖脫離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見，上述意見實際上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利益之爭。

這兩種意見不同之處還具體表現在對短期投資資本（又稱國際游資）的流動是否需要監控的問題上。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15國集團領導人認為，金融自由化為國際短期資本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快速流動，為其沖擊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提供了越來越大的空間，是國際金融動蕩的重要原因。這次亞洲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是新興市場國家資本項目過度開放的結果，是國際炒家的“杰作”之一。對沖（套利）基金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對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時主張加強對國際資本特別是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發展中國家更應加強流入資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對沖基金的活動，以保證國際資本自由有序流動，保證發展中國家免受或少受國際炒家的沖擊。他們的主張不僅得到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發達國家不少專家學者的贊同。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實體外匯管制將為亞洲經濟提供呼吸空間，使經濟恢復增長”。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國政府，反對對資本流動實行控制。他們一再強調資本自由化的好處，否認其負面影響。美國傳統基金會認為，克服金融危機最有效的辦法還得從投資自由化入手，反對采取任何投資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第六條第三款的規定內容，即賦予成員國控制資本流入和流出本國的自主權，同時要求將資本項目自由化寫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章程。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

從以上各個領域對IMF援助活動的批評中可以看出當今國際貨體系暴露出的種種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對投機資本的有效監督和約束機制。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了逃避金融管制，規避利率風險，大規模的國際金融創新開始成為一股勢不可當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為最重要的金融創新內容，并將新產品的開發逐步演化為一種“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多的國際銀行和金融機構從事投機交易，并由規避風險的金融工具變成了最具風險的金融工具。國際金融創新的興起為投機資本的活躍創造了條件，而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對于每天活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數以萬億計的龐大投機資本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約束，使得一些國際投機資本能夠無所顧忌地進行金融投機，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預警機制。由于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預警機制，使得國際金融危機越來越具有突發性，當問題引起普遍重視時往往為時已晚，錯過了抑制金融危機的最佳時機。從亞洲金融危機看，在危機爆發前，很少有人料到這些國家會爆發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從傳統的檢測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機爆發前，東南亞國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經濟運行狀況。

第三，缺乏平等的參與和決策權。在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籌備階段，imf主要發起者美英就決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棄一國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種“豪紳主義”的決策制度。由于當時美英占絕對主導地位，而小國基本沒有發言權，因此順利地通過了加權投票制，并將其作為基金決策規則。按照這一規則，在imf中，每一會員國投票權的分配主要由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