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快提升的綜合國力，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是每個國人和每屆政府的愿望和目標。通常認為，中國還處于的初級階段。按照200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3年中國GDP總值為121103.8億元（按官定匯率約合1.4萬億美元），人均GDP9371元（按官定匯率約合1100美元）。從這個數據中可以看出，中國仍屬于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國家，就算與很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大為不及。與此同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公布了中國發展的相關數據。世界銀行2004年世界發展報告顯示，按照名義匯率法的2003年中國GDP總值為14098億美元，人均GDP1087美元，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基本一致；而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2003年中國GDP總值為63538億美元，人均GDP4900美元，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大相徑庭，相差接近5倍。而且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中國的人均GDP也遠遠不止1000美元。世界銀行的兩套計算得出的統計結果差距如此之大，顯然是難以想象的。

究竟出在哪里？國內的一些學者近幾年作了很多相關，也引發了許多爭論，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找尋新的視角對GDP核算方法進行探討，并通過與其他方法的相互印證，得到中國GDP的合理區間。

疑惑：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按照世界銀行的兩套統計方法，中國在整個國際的排名發生了重大差異。按照名義匯率法計算，2003年中國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七，為1.41萬億美元，不到日本GDP的1/3；而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達到6.35萬億美元，接近日本的兩倍（兩種方法統計的世界經濟實力前十位的國家相關數據見表1）。由于兩種方法的統計結果差別過大，我們有必要具體描述一下兩種結果的由來。

名義匯率法是在各國統計部門所公布的統計數字的基礎之上，按照官定匯率將其折算為美元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的焦點在于匯率如何確定。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上普遍建立起了浮動匯率制度，匯率的波動非常劇烈。為了防止由于匯率波動帶來的國民經濟統計指標的無謂變動，世界銀行采用了通過三年期匯率的平均值來平抑匯率波動的方法，如下所示。

這東西看著很麻煩，其實很簡單。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把匯率在短期內的波動除掉，但實際上是除不掉的。它只有三年期，所以三年以外的波動是看不出來的，特別是那種大幅度的匯率升值和貶值是除不掉的。所以這種方法本質上依靠的是匯率，只是對匯率有一些小修小補。

由于中國采取釘住美元浮動的匯率制度，所以美元和人民幣的比價近年來變化不大。因此按照名義匯率法核算的中國GDP，是世界銀行在中國官方數據的基礎上折算得到的，基本上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一致。

購買力平價法，簡而言之，就是在國家之間相互比較時，由于各國所使用的貨幣單位的不同，要通過一個價格折算因子將這種差異剔除，而對實物量進行比較。打個比方，在中國的麥當勞餐館，購買一個漢堡包需要10元人民幣，在美國的麥當勞餐館購買一個同樣的漢堡包需要10美元，如果按照名義匯率法計算，由這一個漢堡包而帶來的美中兩國GDP差了8倍還多，但事實上，一個漢堡的價值量是固定的，只是由于計價貨幣的差異才導致了GDP的差別，實質上由這同樣的漢堡包帶來的兩國GDP是完全一樣的。這是購買力平價的基本含義。當然，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商品種類繁多，各種價格指數紛繁復雜，要想完全剔除由于價格差異導致的GDP變動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世界銀行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個相對完善的體系來解決這一問題。

購買力平價的估算方法有從支出角度測算的支出法(ICP方法)法和從生產者角度測算的生產法（ICOP方法）兩種，這是與國民經濟核算的兩種方法相對應的。世界銀行也是通過對全球118個國家各行業產品和服務價格體系進行廣泛調查后按照國際通行的核算原則進行計算的，這第二套排名的結果就是運用ICP比較的結果。ICP是聯合國比較項目，是一個一個分開做的。因此凡是沒有比較的年份用增長率外推，用本國貨幣計算的增長率外推，還有很多沒參加的國家都是用這種方式推出來的。這里面有兩個外推，一個是時間的外推，一個是空間的外推。中國沒有參加ICP，數據是用的任若恩和陳凱在86年做的那個比較結果外推的。世界銀行最后做出的GDP63538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二的結果就是在此基礎上得來的。這樣相隔幾近20年的外推時間實在太長，而且中國這20年正是改革深入開展，各種指標體系變動激烈的時期，這種計算方法必定會到結果的準確性。但是中國至今還沒有參加ICP，沒有新的結果來替換它。

由此可見，中國2003年6萬多億美元的GDP實在難以令人信服，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更好像是別人出于種種目的而強加給你的光環，而1萬多億美元的GDP總量又似乎在人民幣匯率升值呼聲甚囂塵上的關口上顯得過于單薄，孰是孰非，確實如霧里看花，迷茫一片。

強大抑或落后：中國經濟質疑回顧

近年來，在國際上關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調，一種是中國威脅論，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如何獨立于世界經濟的低速增長而一支獨秀，甚至有10年之內趕超美國的可能，；另一種是中國崩潰論，說中國的數據是假的，中國嚴重高估了GDP，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羅斯基。針對兩種論調，國內的學者們旁征博引，紛紛撰文發表評論，主要有國內研究GDP的專家任若恩、許憲春等人。

先說認為中國GDP高估的羅斯基。羅斯基（2001）以“中國的GDP統計發生了什么？”和“如果相信中國的GDP統計，風險可要自己承擔”兩篇大致相同的文章指出，在1997年到2000年之間，中國經濟累計增長了24.7%，可是能源消耗下降了12.8%，國內航線的旅客里程數僅增加了2.2%。用這些數據他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高估了GDP。他認為中國1998年的GDP增長大概只有2%，甚至有可能是負的。后來任若恩教授（2002）發表文章“中國GDP統計水分有多大”以1971—1999年間日本、德國、英國、韓國、美國在不同時期都出現過能源消費與GDP增長不同步為論據反駁了羅斯基的觀點，指出羅斯基的研究由于方法的片面性，其結果是不負責任的。之后羅斯基（2002）又發表“近年來中國GDP增長核算：目前的狀態”引經據典，表示任若恩的研究是脫離實際的，依然維持其關于中國GDP高估的觀點。

那一時期關于中國GDP是否高估的爭論熱鬧非常，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亞洲危機以后，中國周邊國家乃至世界經濟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停滯和衰退，何以中國能夠獨善其身，這引起了大家的“眼紅”。這從羅斯基的文章中認為1998年中國公布數據的尤其可疑中可見一斑，因為國內學者也普遍懷疑1998年為了“保八”而公布的統計數據的真實性。二是羅斯基的文章一直在能源問題上緊咬不放，原因在于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有統計表明中國在1996—2000年間的能源消耗系數是下降的。如果接受羅斯基關于能源消費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的觀點，就相當于認為中國的能源消耗系數沒有下降，那么中國排放的二氧化碳沒有減少，中國就要負起承擔全球環境惡化的責任。

再來看關于中國GDP低估的討論。從1994年世界銀行發表專題報告《中國人均GNP》，對中國官方1992年GDP數據進行了大幅度的向上調整（幅度達到34.3％）開始，GDP是否低估就成為一個重要話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國際競爭地位的提高，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呼聲日益高漲，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排名又將中國推向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位置，導致關于GDP低估的討論愈演愈烈。針對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的說法，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專家，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許憲春先后發表文章指出，中國的國民經濟核算由于統計體系的不完善、統計數據質量不高和體制性轉軌等因素，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在其多年統計工作經驗的基礎上，經測算，中國的GDP并不象世界銀行指出的有那么大的低估幅度，而是有的地方高估，有的地方低估，最后GDP總量變化不大，或略有低估。并且指出隨著中國統計工作質量的提高，目前在方法體系上已與國際接軌，世界銀行也基本認可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學者王小魯也認為“中國的GDP的統計過程中也存在相當多的漏洞，有很多沒有算進去的部分。但總體來講，在1990年代我們認為虛報的比漏報的情況嚴重?！?，由此可見，國內學者的普遍觀點還是認為中國的官方統計數據基本能夠反映GDP的真相。至于世界銀行按照購買力平價所得到的世界第二的排名，前面已經說過由于中國的數據年代過于久遠，可信度不高。

為什么國內外在GDP低估的問題上糾纏不休呢？從正常思維來看，向往富裕是每個人的共性，何以國外的一些論調將富裕的帽子冠于中國，而中國卻堅持不受呢？事實上老外給你戴高帽是有原因的。如果中國真的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那么中國就走出了貧困國家的漩渦。在國人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時，低收入國家在國際經濟交往中能夠享受的優惠待遇將不復存在，而我們的人均5000美元如果是被強加在頭上的高帽，就更加得不償失。所以，隱含在GDP低估問題爭論的背后深層次原因無外乎是一些發達國家意圖以中國走向富裕為由來直接增加中國在國際機構中的繳費義務，并使中國在國際金融機構獲取優惠貸款以及在國際貿易中的一些特惠待遇受到影響。而國內學者也看破了老外的用意，從的測算角度以充分的證據證實了中國的GDP沒有低估，對其論調還以顏色。

總之，不論是對GDP高估還是低估的爭論，背后都隱藏著話外音，因此不論是從經濟還是的角度，我們都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進行澄清。

GDP被低估的證據

國內對GDP的由來已久，專家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對這個進行了深入討論，得到的結果差異較大。筆者擬找尋一個新的視角對GDP進行討論，并通過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的比較，找到GDP的合理區間。

GDP作為一個衡量一國在國際中地位的重要變量，說到底是一個相對的的概念，在比較時應當找一個標尺，這個標尺就是各國所生產或消費的產品和服務所包含的價值量，價值量的表現就是價格。讓我們來看下面的公式：GDP = Ex ? ∑ P? Y。Ex表示匯率，∑表示求和符號，P和Y分別表示價格和產量。在這個公式中，產量是實在的，而價格的決定方式在各國是不一樣的，匯率在本質上也是購買力平價，因此在GDP的決定中，價格是最重要的因素。在這里揭開各國價格水平巨大差異的面紗之后，我們會發現造成國與國之間產品價格差異的重要原因除了資本、勞動等投入要素生產率的差異以外，更加重要的是各國市場化程度不一所帶來的定價模式的差異。由于要素生產率的差異是各國在中由于各種原因長期積淀下來的，而且它造成的差別是價格體系所內在固有的，并不國家之間的相對價格；而市場化程度不一所帶來的各國定價模式的差別則會影響到整個價格體系的合理性，從而使國家之間的相對價格水平失真。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國家，行政干預、價格雙軌制等手段會使整個價格體系扭曲，使得購買力平價無法正常發揮作用，從而使得根據購買力平價進行衡量的GDP偏離真實水平。因此，本文擬從衡量各國市場化程度的角度來對世界銀行用購買力平價所做出的GDP的真實性進行剖析，這是一個新的研究視角。

國際上的一些專業機構近年來都進行了關于自由度的相關排名，排名的變量體系主要包括銀行與、資本流動與外國投資、政府財政負擔、政府規模、薪酬與價格、貿易自由度、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產權、監管及黑市活動等因素。我們可以拿經濟自由度的排名結果近似地衡量各國的市場化程度。由于各機構在排名中選取的方法不同，中國市場化程度的得分也各有不同。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 International， 2002）的“世界競爭力評分”評價2002年中國的競爭力為52分（以美國為100分），排在第31位（總共評價了49個國家和地區）。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Heritage Foundation， 2003）將中國的經濟自由度排在世界第127位（總共評價了156個國家）。美國的民間智囊機構卡托研究所在2003年發表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中中國位于90位（共評價了123個經濟體）。由此可見，在這幾套排名中中國在自由度方面均處于較落后的位置，盡管國內的一些學者在對中國市場化程度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都對國際上的排名表示質疑，但結合中國的實際以及國際上普遍否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現狀，本文中接納美國卡托研究所對我國市場化程度的評價。

市場化程度的低下所引起的價格體系的扭曲會導致以購買力平價所衡量的GDP水平的失真。如果我們以各國的市場化指數和購買力平價指數（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GDP與名義匯率GDP的比值）做一個回歸，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有一些性的東西。這樣，我們采集了世界上103個國家的市場化指數和購買力平價指數作為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得到結果如圖1所示。

如果我們以X表示經濟自由度指數，以Y表示購買力平價指數，回歸分析的結果為：lnY=5.92-2.74lnX。

計量檢驗的結果表明，各國的市場化程度與購買力平價指數基本呈負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國家，購買力平價指數就越低。這樣世界銀行按照名義匯率法出的GDP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出的GDP就越接近，關于GDP的爭議就越小。而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在123個國家中僅居第90位，市場化指數較低，而購買力平價指數在4.6左右，說明世界銀行按照名義匯率法所計算的中國GDP確實是有所低估的，它沒有真實地反映中國的綜合國力和人們的生活水平。

上述分析是較為抽象的，下面我們可以通過找幾個國家的相關指標來說明這一點。出于握資料的限制，我們只能使用2000年世界銀行和《世界統計年鑒》所公布的數據。2000年按匯率法中國的人均GDP為852美元，這樣，我們找到了幾個在世界銀行按照名義匯率法的排名中比中國靠前的幾個國家，卻發現他們的某些指標卻落后于中國，說明世行按照名義匯率法的排名確實低估了中國的GDP。見圖2-5。（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統計年鑒》）

中國GDP被低估的原因剖析——對兩個問題的回答

關于GDP的核算中各種統計數據的差異，我們應該弄明白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在統計GDP的時候是不是采用了和國際上相一致的方法？這個問題回答的是以本國貨幣為單位的GDP數量的大小。換句話說，現在的工作到底跟1993年的SNA（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有多大差異？現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還是采用的1993年的SNA的方法，而我們也說我們在做各方面的工作盡量往1993年的SNA上靠。我們現在還有哪些方面沒有靠上呢？這也就是說本國貨幣的GDP 在口徑和覆蓋范圍上是否不具可比性？

第二個問題，當以本國貨幣計算出來的GDP在口徑、概念和覆蓋范圍上都相等的時候它仍然是以本國貨幣做的。這時候有兩個因素是不可比的，一個是不同國家的貨幣，一個是不同國家的價格。因此還需要找到一個換算系數來把一個國家本國貨幣的GDP轉成一個國際可比的換算單位。對這兩個問題的正確回答能夠讓我們看清GDP低估的原因。

第一個問題：以本國貨幣估算的GDP在口徑和覆蓋范圍上是否與國際通則相一致？

中國的GDP核算，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再到今天，從采用產生于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到今天的將93版的SNA用于統計工作實踐并參加IMF的GDDS（General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中國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在此之前是國民收入核算。在GDP核算體系建立的初期，主要使用生產法進行核算，之后又實行了支出法和收入法，而且在各種統計方法的核算中，均采用了現價和不變價兩種方式進行。在發布程序方面，要經歷初步估計、初步核實、最終核實以及歷史數據調整等幾個過程之后，才公布最終的統計數據。但是由于我國的GDP核算體系建立較晚，又受到經濟轉軌時期諸多客觀因素的制約，產生了很多弊端。

其一，產業部門分類和支出部門分類太粗，滿足不了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分析的需要，也滿足不了向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報送材料的需要。

如，小規模的抽樣調查開展的時間較短，尚不能提供詳細的產業部門分類需要；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私營經濟、個體戶等經濟形式大量涌現，他們一般都沒有完善的財務報表體系，統計部門核查起來也較為困難，很難避免遺漏。

其二，服務業增加值低估的現象較為嚴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經濟處于轉軌時期的特殊原因造成的

首先，核算范圍不全。核算遺漏人所共知，但無人能夠列全這些服務的清單，其中主要遺漏是企事業單位為職工提供各種免費或低費服務(如幼兒園)以及服務業等。而且，現行統計對金融、保險和證券業增加值的計算也很不完善。對國有銀行和保險公司，現有統計可以掌握其產出、中間消耗，以及用收入法計算增加值的各種原始資料，但是，對于非國有金融機構和保險公司，以及幾乎全部證券公司和證券交易所，則缺乏必要的統計。律師、師服務、因特網服務以及其他新興服務業，由于沒有相應的統計，其增加值尚未計算。

其次，某些服務計價過低，其中房地產業最為嚴重。在市場健全的國家，住房租金占工資收入的比重很大，但我國過去住房近乎免費，即使住房商品化取得一定進展的今天，情況尚未根本改觀。

再次，核算體系的缺陷。我國的服務業按照收入法估算，增加值應當包括四個方面：勞動者報酬、營業盈余、生產稅凈額和固定資本折舊。其中，前兩項占絕大比重。有些行業如和醫療等由民間和政府同時提供，且以政府部門為主。由于政府提供服務不是盈利行為，不存在營業盈余，而勞動者報酬的核算又存在著嚴重缺漏。教師收入除國家支付的固定工資外，還有兼職收入、講課收入、項目收入、辦班收入、基于學生收費而增加的收入等，這些收入通常不少于固定工資。現行統計只能把握由國家財政負擔的教師工資和由教師承擔的國家研究項目收入，其他收入一概無法計算。至于以盈利為目的的民辦教育，除勞動者報酬外，還有營業盈余，由于缺乏相應的統計，其增加值基本上不予計算。醫療行業的情況基本相同。

其三，價格指數資料存在缺口，不變價國內生產總值核算存在薄弱環節

在統計中我們使用可比價格法，每10年定一個可比價格，上世紀90年代用的是1990年的價格為基期價格，目前用的是2000年的價格。由于時間的久遠，許多當年的東西已經找不到了，這樣找不到基期的價格，就只好用當期的價格，這樣就會夸大實際的增長率。價格指數的缺失也是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比方說，中國目前沒有編制服務業生產者價格指數，在測算服務業不變價增加值時使用的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中的對應服務項目指數，但某些服務項目如廣告的服務對象不是居民，這時的服務業生產者價格指數就只能找別的價格指數代替，必然會影響到數據的準確性。而且不變價國內生產總值核算的薄弱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準確性帶來影響。

其四，未被觀測經濟核算的不夠全面

根據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的定義，未被觀測經濟包括非法生產、地下經濟、非正規部門的生產等活動，這些活動容易被生產所遺漏。根據該組織提供的信息，被遺漏的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澳大利亞為3%，意大利達到15%，而俄羅斯達到了25%。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核算雖然對一些未被觀測經濟（如農民的自產自用農產品的生產活動）進行了核算，但對于某些行業由于缺乏有效的統計手段和措施，遺漏在所難免。比如，我國的歌廳、酒巴、游藝、娛樂等行業，由于具有零星、分散、甚至非法等特征，現行統計不予考慮。但聯合國1993SNA與1968SNA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前者要求對非法的地下經濟也要估算其增加值。

第五，有些統計數據容易受地方的干擾

目前，統計系統的獨立性不強，地方官員出于對政績的考慮，對一些數據進行直接或間接干預的事情時有發生，造成部分統計數據的高估。在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課題組關于中國GDP的研究中指出，在工業增加值中，基層工業部門的虛報以及我國實施的可比價格制度均造成了工業增長率的高估；在許憲春的研究中，也指出了基層管理部門普遍存在的虛報數據現象導致了中國農村工業統計和農業統計數據的高估。

以上諸多因素的影響造成中國GDP核算的真實性打了折扣。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工農業增長率的高估和服務業增加值的低估是GDP核算問題的主要方面。在許憲春的研究中，他將GDP核算中的問題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居民住房服務的非市場化導致GDP低估3.3個百分點；中國政府通過實施特殊的價格政策對進行財政補貼（企業出售產品時賣低價，虧損部分由政府補償）在很大程度上實際是對消費者的轉移支付，企業并未因此獲益，這會導致GDP低估約1個百分點；中國的國有和集體企業為內部職工提供的如醫療、托兒、教育等低價或免費服務會使GDP低估約0.8個百分點；但在農村工業統計和農業統計中由于數據質量不高而導致的GDP高估約有3.5個百分點。這樣，從總量上看，GDP僅低估了兩個百分點。但是，由于核算的不準確就帶來了產業結構的扭曲。從根源上說，上述導致GDP核算失真的原因主要是由中國轉軌時期的經濟體制造成的。

在經濟轉軌時期，由于大量存在著價格管制性因素和市場準入壁壘，使得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從一開始就相對滯后，且步步滯后。尤其在服務業方面存在過多地國家壟斷，比如金融業強大的市場準入壁壘，導致金融業的競爭低效率，不利于金融市場合理的價格形成。而且，大量國有企業的存在所帶來的對職工的各項福利補貼，包括福利房的分配等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公開市場價格的形成。國家壟斷和補貼導致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的不相適應，不論運用什么樣的價格指數，都不能正確反映中國的供需條件?？傊?，價格和市場準入的限制導致了經濟結構的扭曲。必須指出，結構扭曲有兩個方面：一是核算性偏差，二是體制性壓抑。前者需通過改進核算方法和調整統計數據解決，后者只能通過市場化改革消除，且核算性偏差也有體制根源。最后還是要回到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中國市場化程度的老問題上，看來解決GDP核算問題的根本還是要歸結于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加快體制轉軌的進程。

上面是關于中國的GDP在核算中的一些問題，當然，很多問題不是中國有特有的，比如，服務業的覆蓋范圍不全、地下經濟的統計手段缺失等在一些發達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至于轉軌經濟所產生的中國特色，我國政府也通過取消福利分房、進行教育和醫療體制改革等方法盡量避免引起GDP數據的失真。經過多年的努力，1999年3月世行代表團來華訪問，全面考察了中國的GDP核算和相關的統計工作以及價格體制等方面的情況，最后世行接受了中方的建議，認為中國具有高標準統計體系，世行對中國官方GDP數據進行調整的基礎已不復存在。代表團表示，世行將根據正常做法，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國人均GNP時直接利用中國官方數據進行計算，基本不再進行調整；同時，利用中國官方數據修訂世行以前年度的中國人均GNP數據。

這樣我們就回答了關于中國GDP的口徑和覆蓋范圍是否與國際原則相一致的問題，

第二個：如何將本國貨幣出來的GDP轉成一個國際可比的換算單位來進行各國綜合國力的衡量？

我們知道，世界銀行用名義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兩套用美元對各國GDP進行了比較排名，而且前面關于各國市場化指數和購買力平價指數的計量檢驗結果表明，世行運用匯率法測算的GDP確實有所低估。我們就來看一下匯率法到底為什么造成了GDP的低估。

按照GDP的計算公式GDP = Ex ? ∑ P? Y，這就是世界銀行通常采用的匯率法。匯率法中包含了4個要素：匯率、求和符號、價格和產量。偏偏這四個要素都有問題，都有爭論。

第一、價格差異產生的偏差

比如，陜西的小米很便宜，陜西農民賣10000斤小米，折合為美元還買不到一臺電視機。在美國，拿1000斤小米就可以換一臺電視機。如果拿電視機作參照物，美國農民和陜西農民生產相同數量的小米，美國小米的價值就比陜西高了10倍。價格不一樣，不僅絕對價格不一樣，相對價格也不同，那么能不能用一個價格體系來討論各個國家的情況呢？那是絕對不行的。因為價格反映的是這個國家的資源的稀缺性。西方國家總體來講資本過剩，所以勞動力就比較貴，工資高。而中國家的勞動力是充足的，而資本短缺，所以勞動力的價格，工資水平比較低。只要我們還有巨大的剩余勞動力，那么工資水平在短期內就上不去。這樣的差距就使得我們簡單的把價格作為一個向量放在里面就會產生偏差。

第二、并非所有產品都進入國際貿易

江西、湖南農民釀制米酒，自產自銷，絕大部分都被本地人喝了。米酒在本地銷價極低。日本也生產類似的米酒，但產品商品化了，價格很高。同樣是米酒，價格差距很大，這是價格給我們帶來的一個扭曲。因為江西、湖南的米酒沒有進入國際貿易，拿它的價格乘上產量，再乘上匯率，那顯然就是一種扭曲。

第三、統計范圍不同導致的扭曲

這個問題大概是最嚴重的。哪些算哪些不算，從上的一直到現在都存在著差異。為什么在西方有些服務業比如律師業，它可以計算出它的產值？因為它有一個很好的納稅體系。律師不管給誰打官司，對方付給他的一定是支票，這樣他就非交稅不可，否則就是嚴重違法。所以根據律師一年交了多少稅，再按稅率計算，就可以計算出律師的產值了。

中國的稅制尤其是個人所得稅稅制是非常不健全的。在中國很多的服務是無法計算產值的。

第四、產品或服務質量上的差異

我們在進行國際比較的時候不得不放棄機械制造產品，因為質量不一樣，像汽車，奔馳和夏利相差大了。服務業也缺少可比性，律師打官司，名律師打一個官司的報酬和一般律師的肯定不一樣。這樣要是討論不同質的產品或服務值多少錢就會無休無止。這也使得我們在討論GDP的時候會造成一些扭曲。

下面我們來看一組數據，從中能夠看出用匯率法核算GDP所造成的扭曲。

按照人民幣來算的增長率是大家公認的。84年的匯率是2.796，但是人民幣一路貶值，貶到了8.290，相差了3倍多。這是好事，因為人民幣貶值改變了我們國家的生產結構，大大增加了出口，所以GDP增長上去了，GDP的總值一直在上升，增長率一直很高。但是如果拿美元來算，會很奇怪，一會正一會負，原因也是在于匯率的波動。匯率貶了，本來增長了可是一換成美元就好像沒什么增長了。人均GDP變得更多，好像相當長時間幾乎沒有增長，這完全是不符合我們對中國基本國情的了解的。這也說明以美元核算的中國人均GDP和增長率在由匯率決定的情況下，是無法反映GDP的真相的，因此匯率法必然帶來扭曲。有學者也對1984—2000年間日本匯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率的做了，最后發現以日元衡量的經濟增長率和以美元衡量的差別甚大，主要原因是日元對美元在這一階段時而升值，時而貶值，日元升值時以美元衡量的經濟增長率和人均GDP一般大大高于以日元表示的真實水平，日元貶值時以美元衡量的經濟增長率和人均GDP則小于以日元表示的真實水平，從而使以美元核算的GDP被假象所掩蓋，匯率法給我們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誤解。(見表2)

下面再來看一下購買力平價法。

購買力平價無非是找一組商品，看看花同樣的錢，按照你的購買力能買到多少東西。前面我們已經舉了麥當勞漢堡的例子，從那個例子中我們幾乎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希望，但是現實生活中產品種類的紛繁復雜，價格體系的龐大以及產品質量的衡量方法等等各種各樣的限制擊碎了這一希望。讓我們看看下面的研究結果。

同樣是購買力平價法，薩默斯和蘭德公司的研究結果差了一倍還不止，這在統計上是不多見的，它使得我們對GDP的研究無所適從(見表3)。 前文已提到由于中國沒有參加ICP，世界銀行對中國GDP的購買力平價統計是在1986年數據的基礎上外推出來的，準確性不大。因此我們想通過購買力平價法得到對中國GDP的正確認識是很困難的。

綜上，中國GDP低估的原因有我們自身在核算方法和核算體系上的不完善，但這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世界銀行所采用的匯率法的固有缺陷將這種低估放大了。遺憾的是，上非常行得通的購買力平價法出于現實條件的限制，無法給人帶來令人信服的結果。

低估的修正—中國GDP的合理區間3000-3600美元

基于購買力平價基礎上的市場化指數法

我們采用前面根據市場化指數與購買力平價指數做出的計量檢驗的結果來對中國的GDP進行估算。

首先，我們對中國的基礎數據進行修正。前面關于中國GDP核算體系上的缺陷已經討論了很多，這里我們采用許憲春的研究結果，即在中國官方公布的2003年人均GDP1100美元的基礎上上浮2%，結果為1122美元。

然后，我們根據前面做出的計量模型lnY=5.92-2.74lnX，將中國的市場化指數5.7代入模型，得到修正后的購買力平價指數為3.14，這樣，我們認為中國的人均GDP的合理值約為3523美元（1122*3.14），GDP總量為45526億美元。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中采取的方法的基礎是購買力平價法，只是從市場化的角度對其進行了修正。由于統計工作的質量與一國的經濟發達程度呈正相關關系，而市場化程度的高低又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的水平。因此我們認為進行國家之間的相互比較時，從這個角度對購買力平價進行修正的結果是可信的。

當然，對于這個容易產生假象，通常令人疑惑不解的問題，僅僅采用這一種方法對其進行估算是不夠的，同時使用別的方法對我們的結果進行佐證是非常必要的。在目前的GDP研究領域，有多位學者的研究都力圖對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法進行修正，較有影響的有徐滇慶的加工深度系數法和趙海生的真實比價法。

加工深度系數法

徐教授認為，不論用匯率法還是用購買力平價進行核算，在產品選擇、價格、產品質量、匯率變動方面，都存在一些難以統一，引起爭論的地方。要解決這樣的矛盾就必須選擇完全相同的產品，要讓產品質量基本一致，要采用同一組價格，做到完全不受匯率影響。比如，不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生產一噸鋼就是這個價格，生產一噸煤就是這個價格，不受匯率影響，不受相對價格影響，因此我們在選擇產品時要選同質性最高的產品。目前在世界范圍內，能滿足這個要求的就是工業原材料和基本農產品。美國生產的小麥和中國的小麥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中國的煤和美國的煤也區別很小，特別是石油，各個國家的石油區別是很小的。同樣，像農產品中的棉花、大豆、玉米…，工業產品中的發電量，燒堿，粗鋼等等都不存在重大的質量上的差別。因此，選取一組原材料和農產品作為統計對象就可以避免因產品質量和選取統計樣本不同而產生的誤差。因為大多數國家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體都生產這些東西。所以挑選出這些原材料來作為統計對象，對各國來說，大體上是公平的。

用這種方法，他創造了一個“虛擬原料價值”。由于世界各國的原材料價格各不相同，如果采用各國本地的價格仍然會掉進歧義的陷阱。為了克服這個弊病，選取一組虛擬的國際市場價格，用這個價格來乘以各國的原材料產量，得出一組數據。用一個固定的價格來乘以各國的原材料產量，徐稱其為虛擬原料產值。在這里面，不論產地在美國、中國還是津巴布韋，每類產品只對應一個價格，此價格芝加哥期貨市場價格得到。用此方法的衡量標準是原材料和農產品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比重越高，意味著該國的工業化程度越低，反之工業化程度越高。方法確定后，徐選取了37個經濟部門比較完整的國家，選擇了17類農產品和13類工業原材料進行比較。在他的研究中，假定別的國家的數據準確，以便找到衡量的標準，然后以中國在發展水平上肯定低于美、英、日等發達國家，但肯定高于阿爾及利亞、津巴布韋、菲律賓等國家為根據，推算出中國GDP的合理范圍。

徐教授通過對1998和2000年加工深度系數（等于虛擬原料產值除以GDP）的比較后發現，不同年份的加工深度系數呈現穩定性的特點，工業國較低，僅為0.02，而落后的國家如津巴布韋為0.24，因此中國的加工深度系數一定在0.02—0.24之間。那么中國究竟在世界格局中處于什么位置呢？首先這個方法并不能告訴你中國有多少，這個方法只是告訴你中國最低的底線在哪。底線怎么算？用津巴布韋來算。假定中國的加工深度系數和津巴布韋一樣，中國有多少。按照這樣說的話，津巴布韋的加工深度系數是0.2367，中國的虛擬原料產值是2847.97億美元。如果中國的工業化程度和津巴布韋的一樣，中國用這些原材料就能生產出12131億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1998年中國GDP為78345億元，折合9554億美元。這樣的話中國的GDP底線要在匯率法數字的基礎上至少向上調整27%。這個是底線，不能再少了，因為中國比津巴布韋強多了。如果我們跟菲律賓差不多，菲律賓的加工深度系數0.1052，而中國肯定比菲律賓強，中國能做很多東西菲律賓做不了。中國的行業、機械加工行業、汽車行業都比菲律賓強。但是如果用菲律賓的加工深度系數0.1052，那么中國的GDP是27380億美元。德國GDP為21440億美元，日本為39400億美元。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和菲律賓相當，中國GDP就超過了德國，居世界第三位。徐認為我們比菲律賓強，按照菲律賓的加工深度系數我們第三。在98年，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是12.47億。按照上述算法，平均到每一個人頭上的原材料國際價值是230美元，如果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和菲律賓差不多，那么中國的人均GDP可能在2200美元左右。

按照徐教授的推算，中國98年的人均GDP為2200美元，按照這5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2003年的人均GDP約為3223美元。

真實比價法

該的基本原理是：價格是價值的反映，但是價格并不時時刻刻與價值保持一致，而是經常偏離于價值，即價格有時高于價值，有時低于價值；從長遠來看，價格是圍繞價值這個中心軸上下波動的。對價格進行無數次平均，其均值就等于價值。匯率與真實比價的關系，恰恰如同價格與價值的關系一樣，即匯率與真實比價經常不一致。同樣，對匯率進行無數次平均，其均值就等于真實比價。在這里需要注意到一個前提，這里指的“價格”，應當是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的可比價格。這就要求用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收入（NI）減縮（或緊縮）價格指數來校正匯率。在他的中，通過將研究的年份盡量拉長來排除匯率的無謂波動對GDP的影響。他認為，當研究區間為1年時，他的方法就是一般的匯率；當研究區間為3年時，就是世界銀行采取的名義匯率法；而當研究區間為無窮時，結果就是“絕對真實比價”。當然，無窮大的研究區間是做不到的，但只要我們能采集到自有準確數據統計以來的最大樣本，我們就能得到一個接近于絕對真值的“準真實比價”。

沿著這條思路，他采用了1869—1938，1949—2000共122年的數據對中美兩國的貨幣的真實比價作了，并以兩國間的真實比價為基準，對中美兩國的GDP總量進行了比較。最后得出結論：以2000年當年價格國際元計算，GDP總量約為美國GDP的41.5%；中國的人均GDP為3230國際元，約合2000多美元。這樣，按照他的方法，2003年中國的人均GDP也在3000美元以上。

綜合上述兩種方法和我們的研究結果，可得到2003年中國人均GDP的合理區間為3000—3600美元，而世界銀行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出的人均GDP為4900美元。這說明世界銀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出的中國人均GDP有一定程度的高估。

下面我們通過中國與其它幾個國家相關指標的比較來對我們的研究結果進行驗證。同前面的比較一樣，出于可掌握資料的限制，我們也選取2000年世界銀行和《世界統計年鑒》公布的統計數據。2000年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人均GDP為3823美元，我們選取了排名比中國靠后的國家的相關指標進行了比較，發現了中國在幾項指標上還較他們落后，這說明中國的GDP有所高估。見圖6-9。（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統計年鑒》）

新的平臺下的思索

上面我們通過自己的研究和其他方法的佐證找到了中國GDP的合理區間，即人均3000—3600美元之間。這既不同于中國官方所公布的1100美元，也不同于世界銀行所公布的4900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法）。因此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該重新認識中國的經濟，它既不是國際上近幾年所鼓吹的“中國威脅論”，也不是有人所認為的“中國崩潰論”。

首先，從宏觀經濟發展的角度，我們應該肯定近二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人們的生活水平均得到了大幅提高，在國際經濟中我們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這使得“中國經濟會陷入衰退”的擔心顯得多余。但是，我們也應看到，中國的貧富差距日益加劇，據統計，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并且財富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也許正是我們目睹在大城市經濟高速增長、分享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收益的同時，又不得不忍受中小城鎮經濟發展的停滯，人們生活水平低下的原因所在。，貧富分化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大，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花大力氣去緩解，則下步中國的發展會陷入制度僵滯，那時候這個社會上所有人的利益都會受損。因此，人均GDP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們的自信心，但是從長遠來考慮我們必須從體制改革入手來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

其次，中國目前已經加入WTO，已經在各個方面全面加入國際競爭，我們應當根據我們在國際上的正確位置行使權利，并履行相應的義務。該我們履行的繳費義務我們決不推辭，但是不該我們承擔的我們也堅決不予接受。我們認為中國的合理GDP是3000多美元，這樣的水平依然屬于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按照世貿組織的游戲規則，我們應當享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方面的優惠待遇和其他優惠措施，但是環顧我們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前景并不樂觀。針對我國產品的反傾銷訴訟案此起彼伏；某些行業的非關稅壁壘層層阻隔；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呼聲日益高漲；整個國際上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日趨嚴厲。對于這樣的發展環境，我們必須嚴陣以待，正視自身在國際上的位置，堅決維護自己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從我國的產業政策來看，我們正在致力于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一方面發展新興的高精尖行業以提升產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用現有技術改造傳統行業以提高其生產效率，并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能源、、電力等基礎設施來解決經濟發展的瓶頸。本文中得到的研究成果更堅定了我們的信心。中國人的消費還是很有潛力的，這給了我們繼續大力發展房地產、汽車、等行業的理由，一些耐用消費品的升級換代也為我們的供應商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當然，這些行業的發展一定要與大眾的消費能力相匹配，我們只是得到了宏觀的分析數據，具體到各個行業需要通過細致的市場調查來進行規劃。比如現在的房地產業，在各大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泡沫，國家也相繼出臺了一些措施來對其進行限制，但我們的宗旨是要謹防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機，恰恰是為了它的健康發展。還有汽車業目前也陷入了低迷，但通過統計數據的比較我們發現中國的人均汽車保有量依然處于很低的水平，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中國，汽車業的前景依然看好。

最后，再回到我們的市場化改革上來。文中我們用大量篇幅說明了一國的經濟發達程度與市場化程度呈正相關關系，而我們目前也確實在下大力氣推進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我們相信，隨著我國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我們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大幅提升我們的競爭地位。與此同時，我國的統計工作也會更加透明，質量大為改善，那個時候，GDP能夠更真實的反映我們的國力，也會減少我們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