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23日香港出版的《亞洲時報》刊登了紐約劉投資集團主席亨利·C·K·劉題為《中國與全能的美元》的文章，認為美元的霸權地位使美國能實現單邊政策自主，本質上能對持有或使用美元的經濟活動征稅和掠奪，這導致：一方面美元強勢，全球2／3的資本流入美國，使美國經濟泡沫化、腐敗化；另一方面亞洲等發展中國家，不是出于比較優勢，而是為了穩定貨幣和賺取外匯還債，不得不采取過分出口導向的工業戰略，以自殘性的價格向美國出口，最終使國民買不起自己生產的商品或進口的商品，需求一直不振，同時教育科技等長線建設萎縮，人民福利下降。作者認為，作為一向獨立自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可以為發展中國家走出一條立足國內同時對外開放的理想發展模式。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文化霸權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安東尼·葛蘭西提出了文化霸權這個概念。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力量塑造了社會結構，而葛蘭西認為文化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他指出，一旦建立了文化霸權，就沒有必要公開使用武力。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在新自由主義鼓吹下，市場占絕對優勢，競爭十分激烈但并不公平，社會公正被踐踏，暴力被合法化。

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自豪地使用“霸權”一詞來描述美國金融地位的顯赫和結構優勢。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非常奏效：無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制引發了多少社會經濟災難和金融危機，又造成了多少失業者和流浪者，市場原教旨主義就像“上帝”一詞一樣，仍然被鼓吹為挽救人類惟一可能的經濟和社會秩序。

美元霸權的形成

當前的體制并不算真正的全球化體制，只是美國金融霸權通過美元霸權在全球的擴張，是美元統治全球經濟。在全球金融和貿易中，美元霸權是結構性的，美國制造美元而世界其他地區生產美元購買的產品。由于長期的財政困境，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71年放棄了美元同黃金掛鉤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阻止黃金外流，從此美元作為名義貨幣從理論上失去了世界貿易儲備貨幣的地位。盡管30多年來美國財政和貿易長期赤字，美國也成為最大的債務國，但美元依然是世界貿易的儲備貨幣。美國為了國家利益藐視市場動力，維持強勢貨幣的政策。

世界貿易的儲備貨幣實際上是發行國對所有參與世界貿易國的一種稅收。國家貨幣理論認為，一種貨幣的通行從根本上講取決于政府征稅的能力。在一國范圍內發行貨幣是政府的意志，貨幣是為了納稅人支付稅收而發行的。正如經濟學家蘭德爾·雷（RandallWray）所概括的那樣，該理論認為所有政府有權用法定貨幣征稅，無需外資就能發展本國經濟，政府應該能夠充當最后的雇主以維持充分就業。該理論認為：稅率過低導致貨幣需求量減少，長期的預算盈余不利于生產的發展，因為它擠占了經濟貸款。按照這種理論，一個國家無需外國貸款或投資也能為國內發展提供資金，實現充分就業和高速經濟增長而且不受高通貨膨脹的懲罰。但該理論只局限于封閉的國內貨幣體系，在全球化體系下尤其是在無管制的金融和貨幣市場中，參與自由貿易的國家由于存在外匯問題，因此這個理論也就不適用了。在這個體系下，任何國家無論采用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只要其印刷的本幣超過外匯儲備就會遭到外匯市場的襲擊。因此在吸引外資前所有國家必須儲備美元。而且外資只能投資于能賺取美元的那部分出口行業。

美元霸權使美國貨易伙伴失去了用自己的貨幣發展國內經濟的能力，迫使這些國家尋找美元貸款和投資，而只有美國才能任意印刷美元。芒代爾—弗萊明（Mundell—Fleming）認為，在國際金融中一國政府在如下三項中選擇：一是匯率穩定；二是資本自由移動；三是政策自主（充分就業、低利率、反周期的財政擴張等）。由于全球市場缺乏管制，政府只能選擇其中的兩種，但美國卻有三種，它通過美元霸權成為惟一能挑戰這一理論的國家。十多年來美國一直使美元高于其實際價值，吸引資本帳戶盈余，在美元霸權統治下的全球化體系中執行單邊政策自主。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的關鍵性商品尤其是石油都用美元標價，美元成為超級大國地緣政治擴張的工具。美元霸權使美國金融霸權成為可能，從而使美國例外主義和單邊主義成為可能。 美元霸權下不惜一切代價的自殘性出口競爭

中國經濟能挑戰擺脫美元霸權。如果中國全部出口用人民幣結算，就能使人民幣在世界貿易中成為另一儲備貨幣。中國能在任何時候單方面采取這種主權行為。

中國國務院要做的是宣布自某一天起所有外貿出口都得用人民幣支付，用其他貨幣則為非法。這將引起全球中國產品進口商搶購人民幣，擁有人民幣收入的公司不再需要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依靠出口價值作為后盾的人民幣就會在國際貿易中成為倍受歡迎的貨幣，大量進口中國貨的歐佩克成員將同意用人民幣支付石油。

在2000年，美國出口7，811億美元商品，占全球出口的12.3％，年增長11％，進口12，576億美元，占全球進口18.9％，年增長19％；德國出口5，515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的8.7％，年增長1％，進口5，028億美元，占全球進口7.5％，年增長6％；日本出口4，792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的7.5％，年增長14％，進口3，795億美元，占全球進口的5.7％，年增長22％；法國出口2，981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的4.7％，年下降1％，進口3，054億美元，占全球進口4.6％，年增長4％；英國出口3，370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的5.1％，年增長5％，進口2，841億美元，占全球進口的4.5％，年增長6％。中國出口2，493億美元，占全球出口3.9％，年增長28％，進口2，251億美元，占全球進口3.4％，年增長36％。香港出口2，142億美元，占世界3.2％，年增長19％，進口2，024億美元，占世界3.2％，年增長16％。中國包括香港的話，2000年，出口超過4，630億美元，占世界7.3％，進口約4，280億美元，貿易順差約350億美元。如果全部出口用人民幣支付，中國將無需外匯儲備了，而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2，000億美元。如果港元與人民幣掛鉤而不是與美元掛鉤，香港1，000億外匯儲備也能余出來支持國內建設和發展。中國正成為世界的經濟巨人，她將要求其合理的金融權。

在美國的主導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了條件苛刻的新處方來“拯救”東南亞的經濟危機。這些新處方旨在為美國跨國公司打開亞洲市場，收購奄奄一息的亞洲公司，讓這些附屬公司在亞洲為美國生產產品。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打開亞洲傳統封閉的金融體系（亞洲這種體系動員亞洲國家高的儲蓄為大型的工業集團提供資金），而轉向投資出口部門。美國迫使亞洲國家采用結構上完全不適合自己的全球體系，在生產、金融和金融服務領域開放市場。但是美國真正的目標是中國，只要中國就范了，其他國家也會跟著辦。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中，國際貿易使亞洲國家嚴重依賴外債和外資以投資于出口部門，然而激烈的出口競爭卻以犧牲國內生產力和消費市場的發展為代價。在亞洲除了小部分中間商，大多數人買不起自己生產的出口品或高檔進口品。亞洲之外的市場無論怎么增長也滿足不了人口眾多的亞洲國家發展的需要，因此亞洲要提高生活水平，必須集中精力發展區域內貿易，促進國內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的發展將迅速提升貿易價值鏈，尤其是在先進的電子、電信和宇宙航空等軍民兩用技術方面。隨著中國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增長，消費需求會迅速增加，進而影響全球貿易，從而會改變十年來全球化下亞洲國家惡性競爭的局面。亞洲國家將發現中國是一個可替代美國的貿易伙伴，中國與它們可能具有更多的共生關系，彼此促進內部經濟發展，走出一條加強團結和發展共同利益之路。整個亞洲生活水平的提高將改變歷史發展進程，恢復亞洲作為世界發達的文明中心地位，結束長達兩個世紀西方經濟和文化帝國主義的統治。

美國從事全球貿易不是找平等的貿易伙伴而是為了加強霸權地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建立在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模式基礎之上，其提出的貿易雙贏論調是錯誤的幻想。十年后具體的數據破滅了這個幻想，全球30％的人口每天生活水準不到一美元，全球工資自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開始下降，印度尼西亞下降了45％。在美元霸權下對美國的出口只不過是一種蓄意安排，出口國為了賺取美元以購買必需的以美元標價的商品和還清美元債務，不得不為美國消費者的消費投資（因為必須把貿易剩余作為外匯儲備），投資于美國的資產，從而使美國資本賬戶盈余以彌補其經常賬戶赤字。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不是靠貿易優勢取得的，而是以犧牲本國的基本需要和緊缺進口為代價的。出口國以低工資、耗盡自然資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強化了美元霸權地位。因此出口國犧牲了在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基礎設施等重要領域所緊缺的資金，承擔了補貼出口所造成的沉重外債，然而它們還在乞求更多外資投資于出口部門，為外資提供更多的回報和稅收優惠政策，許多國家如同吸毒上癮一樣沒有別的選擇，只得繼續服從美元霸權。

日本提供了一個絕好的例證，說明甚至一個充滿活力的、成功的出口國也不會有健康的經濟發展。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穆迪氏投資服務公司最近將日本政府債券降低到比博茨瓦納低一個級別。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其外匯儲備達到4，460億美元；它也是世界上國內儲蓄最多的國家，其國內儲蓄達11.4萬億美元（而2001年美國gdp才10萬億美元）；日本在海外投資有1萬億美元；日本國債95％掌握在日本國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