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海嘯，令美國引領全球經濟長達25年的增長之勢戛然而止。 在巨額資金救助及隨后的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美國經濟增長依舊緩慢。 而“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則正蔓延升級。華爾街“占領者”表達著對高失業率和政治分裂的不滿，還有對社會不公的憤怒。 尋找這些不滿和憤怒的解藥之前，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目前美國面對的是去杠桿化過程中的短痛，還是經濟結構本身已病入膏肓？ 剛剛發布的美國三季度數據多少令人感到些許鼓舞：消費者支出增長2.4％，耐用消費品支出超過二季度，非耐用消費品和服務的支出也有所增長，企業也顯示出更多信心，實際非住宅固定投資從10.3％飆升至16.3％；設備和軟件購買支出增長17.4％；聯邦支出增長2％；進出口增速較上一季度加快，分別增長1.9％和4％。 但是，更多的人懷疑這次“小陽秋”的持久性。三季度美國GDP年率增長2.5％，暫時平息了美國正陷入衰退的擔憂，但出于對經濟前景的擔憂，企業還是削減了庫存。而支出的增加，更多是因為消費者的儲蓄率從5.1％降至4.1％，考慮到去杠桿化過程的漫長，這種儲蓄率的短暫回調顯然不會持續。 奧巴馬政府也警告說，需要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才能降低失業率。自今年4月以來，美國失業率一直保持在超過9％的水平。經濟的持續低迷已使人們對美國經濟的韌性產生懷疑。 野村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研究主管保羅·謝阿德（Paul Sheard）對《財經》記者說，美國經濟的基本問題在于：美國家庭在繁榮時期，也即房市和信貸泡沫時期借貸過多，而隨著房價崩盤，美國家庭負債過多，不得不進行去杠桿化。這抑制了美國家庭的需求——此一需求是驅動美國GDP的最大推手——并間接抑制了商業投資。在謝阿德看來，美國家庭為減輕債務進行的去杠桿化，或者說家庭需求受抑制的情形還將持續四年到五年，雖然其影響會隨時間而減弱。這將制約總體GDP增長，并會減慢美國經濟重返充分就業狀態的速度。 縱觀歷史，美國經濟經歷過一系列的衰退、恐慌、泡沫和萎縮，其中既有人們熟知的1929年的“大蕭條”，也有不太熟知的1873年的“漫長蕭條”，似乎每次都能浴火重生。 但這一次不同：奧本海默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投資官杰里·韋伯曼 (Jerry Webman)對《財經》記者說，從減稅到增加支出，再到央行的寬松貨幣政策，人們終于意識到，政府刺激經濟的手段極為有限，修復了資產負債表的金融市場終須為實體經濟的脆弱性找到定價之途。 債務驅動型經濟末路 如今，美國家庭、企業及政府為應對各自的財政挑戰而忙亂不堪。在韋伯曼看來，美國經濟的增長之所以趨緩，就是因為巨額債務的牽絆。 作為消費國而非生產國，美國已然是債務驅動型的經濟。美國的低儲蓄和高負債由來已久。 奧巴馬總統稱，過去20年間，美國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擔當最終采購者和進口國的角色，“過去，我們總是刺激我們的經濟，美國消費者買下全世界的產品”。 從上世紀90年代晚期起，美國的私營企業和家庭，自戰后以來第一次進入赤字消費。 美國人通過借貸而非儲蓄來接受教育，通過抵押貸款購買房子和家用物品及其他消費——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以及賒賬方式等透支未來，幾乎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發動機，個別人到中年以后才付完部分此類款項。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5年談到消費者支出變化的趨勢時說，“2004年的平均個人儲蓄率已經下降到只有1％的水平——與此前30年近30％的平均個人儲蓄率相比，這一數字已非常低了。” 而美國的居民儲蓄率在上世紀60年代是9％或10％，遠遠低于日本和德國，后者分別是20％和15％。之后是長達20多年的向下滑動，到80年代美國居民儲蓄率已下降到3％或4％，且大部分儲蓄是按合同規定的形式而非以資源的形式儲存——以保單和養老金的形式存儲，而居民債務——負儲蓄——已從1965年的3590億美元增長為1988年的將近33萬億美元。 其間，1981年里根總統提出減稅計劃，希望增加儲蓄，從而促進投資增長，但以失敗告終。以減稅刺激儲蓄是供給派經濟學的信條，構成了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保守稅收政策的基礎。自上世紀7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供給派的減稅聚焦于收入高端部分的所得稅的削減，但個人儲蓄率、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并未見到提升。 據經濟學家統計，當美國的邊際稅率從70％降低到28％，留存收益似乎都已被用來消費，而不是被存到銀行和進行投資。一些儲蓄保留著流動資本的形式，但進行的是資產交易，而非用于生產的投資設備上——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巨額資本流在某段時間超過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而這些資金從未投入到生產性投資。 咨詢公司RCF Economic & Financial consulting副總裁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對《財經》記者說，對于信貸問題的爭議是，信貸不是少了，而是存在錯配，更多的信貸進入了房地產、金融或基建部門，而沒有進入制造業企業，即便是通用汽車這樣的大型制造業企業也沒有足夠的信貸。 超額信貸轉化為更高的資產價格，這些信貸最終形成了個人消費；大量的信貸資金流入經濟生活，而用于生產性投資的資金卻屈指可數，兩者間出現嚴重的失衡。“從經濟學角度上來說，投資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投資效率就是在萎縮。”伯恩斯坦說。 若從全球平均水平上看，美國的凈投資額幾乎最低，因為美國是在超越自身實際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借錢和花錢去實現經濟增長。 伯恩斯坦認為，在過去的十年間，美國的消費型社會的特點尤為突出。2006年前后，美國的儲蓄與收入的比率幾乎是零，非常之低，而30年前，這個比率差不多是10％。 美國依賴于舉債的增長又被史無前例的房市繁榮掩蓋，這種繁榮部分由低利率創造。低利率幫助美國走出20世紀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破裂和“9·11”襲擊之后的低谷，然而時至2007年，長期發燒的房地產市場終于崩潰，暴露了十年來高風險房貸的脆弱面，使世界經濟陷入自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當經濟變得很糟時，人們發現沒有一個緩沖地帶，因此需要長期的調整。而現在很多人開始儲蓄，這是好事情，但新的悖論是，經濟轉型卻需要消費的刺激。”伯恩斯坦說。 在多數經濟學家的經濟增長等式中，美國消費者的儲蓄率要達到10％，才能推動美國經濟向前走，但是美國經濟結構性的制約因素會使這個數字可望而不可及。 增減稅裂痕 整個20世紀，美國的債務一直在不斷地增長。而圍繞政府支出和稅收政策本身的糾纏不休也使問題更加復雜化。現在，政策制定者們終于就一個關鍵議題達成了共識。 穆迪首席經濟學家馬克·扎迪（Mark Zandi）對《財經》記者解釋說，這個共識就是，實現財政可持續，需要在未來十年達成一個4萬億美元的赤字削減計劃。政策制定者同意采取一個機制，用合理的方法——很可能通過削減政府支出——來進行2.4萬億美元赤字的削減。至于另外1.6萬億美元的赤字削減，要等到2012年下半年個人所得稅削減到期后才發生。扎迪指出，屆時政策制定者需要通過一個新法案，其結果很可能是對高收入家庭實行高稅率。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在9月下旬提出一項增稅方案，以解決擬議中的4470億美元就業促進計劃的資金問題。這個方案中最具爭議的一項提議是，任何一個年收入100萬美元以上的人所繳稅款占其收入的比例都不應低于一個中產階級家庭。

共和黨秉承一貫的立場宣稱，對富人實行低稅率，對經濟增長、改善就業形勢至關重要。而民主黨則把大幅削減針對該收入階層的稅賦斥責為增加低收入階層的負擔。 根據美國國稅局(IRS)的數據，美國富人的稅率在過去25年里大幅下降。收入最高的1％納稅人（按2008年水平指年收入超出38.0354萬美元者），在1985年和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有效所得稅率分別是33％和29％。到了小布什政府時期，有效稅率已降至23％。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估算，在年收入只有3萬至4萬美元的人群當中，大約四分之一負擔的綜合稅率高于億萬富翁巴菲特，由此這一法案也被人戲稱為“巴菲特規則”( Buffett Rule)。 在此背景下，對富人增稅被認為是確保減赤成本由所有收入階層公平承擔的唯一辦法。 11月23日，由12名議員組成的“超級委員會”，將公布他們根據7月份協議條款制定的減赤計劃。 美國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表示，根據該計劃，削減開支與增稅規模之比高達六比一。這一比率比去年鮑爾斯-辛普森(Bowles-Simpson)委員會，以及今年夏季參議院“六人幫”(Gang of Six）提出的方案都要嚴厲，但是共和黨人能否買賬還是未知數。 芝加哥聯儲高級經濟學家、經濟顧問理查德·馬頓（Richard Mattoon）對《財經》記者說，大家希望在政府支出減少的時候，私人支出能夠及時彌補，但現在私人支出低迷，所以政府削減開支項目，很難對實體經濟發揮正面作用，尤其是現在很多就業是來自政府的公共部門。 在經濟學家們看來，解決預算平衡，只需常識性建議：提高生產率；增加儲蓄和投資；調動具有創造性的工商企業家的積極性等。扎迪說，目前的任務要使美國經濟進入軌道，這對解決長期財政問題來說非常重要。 但是兩黨政治導致的政策裂痕使此一任務幾乎變成無法完成的使命。 美國金融家史蒂文·拉特納(Steven Rattner)日前表示，和卡特里娜颶風相比，美國國會關于國債上限的爭吵給經濟造成的“寒蟬效應”更為嚴重。 去實業化之痛 扼殺美國經濟活力的除了消費支出外，還有企業競爭力的下滑。過去，美國經濟的優勢來自于對全球制造業市場的“統治”，而現在美國制造業產出的利潤遠遠低于美國國民的消費水平。 戰后美國大部分時間都享有貿易順差，這一紀錄在1960年到1977年間更是被不間斷地保持。此后，美國經濟表現開始出現螺旋式下滑，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雖然年貿易額一直在增長，但貿易赤字卻成為美國進出口貿易中不變的主題。與一些國家高投資率導致貿易赤字的狀況完全不同，低儲蓄率、高消費和低投資，成為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推手。 制造業的水平在很大程度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在20世紀50年代，制造業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達到頂峰，而到1980年，日本和西歐的制造業水平已和美國并駕齊驅。從1964年前后到80年代末，美國的生產率在經濟形勢惡化的過程中江河日下，而伴隨生產率下降的是一個資本向金融領域大規模轉移的過程。 與此同時，為應對日益激烈的競爭以及工資和福利的上漲，美國制造商逐漸把業務活動轉移到國外，同時購買外國的零部件，重點生產因技術革新而享有競爭優勢的高價值產品。 在這期間美國經濟完成了第二次轉型。第一次轉型是從以農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由歐洲的資本催生了美國19世紀的經濟擴張。第二次轉型則指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美國開始應對金融貿易領域史無前例的全球性競爭，將資本從大規模制造業向金融、商業服務、零售、專項制造、高科技產品和醫療保健等領域的轉移。 美國經濟結構向服務業傾斜，導致制造業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值比重逐漸減少。高工資的制造業工作隨之不斷減少，并逐漸被低收入的零售業工作所取代。 2006年，制造業占美國國內產品和服務產出的12％，而1980年這一比例為20％。也是在那一年，金融和房地產貸款行業超過制造業，占美國經濟產出的21％。而包括律師、咨詢人員在內的專業服務人員就創造了等同于制造業的價值，占國內經濟產出的12％，而該比例在1980年僅為7％。 在伯恩斯坦的眼中，美國的制造業確實不像人們想的那樣大衰退，由于技術水平的提高，制造業產出也在大大提高，衰退的是制造業部門的就業率——如今，美國的勞動大軍中只有10％是制造業工人，而1980年這一占比在20％以上。 馬頓對比危機前后的狀況說，制造業的衰落在經濟危機之前就已發生，那是因為全球需求減弱；但經濟危機之后，情況已然發生了改變。制造業復蘇的勢頭比美國總體經濟復蘇要快得多，有些是因為出口的提振，有些是因為經濟環境的壓力使企業提高了生產力。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蕾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10月25日在國會聽證會上說，自200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61％，增幅幾乎為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出口的2倍。 獨立風險分析師克里斯·維倫（Christopher Whalen）對《財經》記者說，美國的再實業化過程已然發生，隨著美元的進一步貶值，美國會日漸回到工業強國的位置。 扎迪發現，隨著美國企業資產負債表的逐漸修復，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已有顯著的提高，在過去一年差不多提高了1％，而就業市場目前的問題，更多的是因為需求和產量的疲弱增加，而較少是由于生產力提高所導致。 但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產能過剩。 在金融危機前美國的產能利用率也只有70％，隨著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和新興市場的經濟迅速發展，大量投資轉向新興經濟體。十年前，新興國家政府的儲備一年總計增加1000億美元。2009年，這個數額達到1.6萬億美元。如今主權財富基金控制了全球投資的12％。 維倫說，我們的系統面臨著1920年所面對的問題：高技術、創新，以及生產率提高導致的產能過剩。 全球經濟的變化形成了新的經濟財富和影響力中心，而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白宮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成員、哈斯商學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勞拉·泰森(Laura Tyson)聲稱，“我們美國還沒有丟掉創新能力，但或許已喪失了生產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