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金融危機;過度消費;收入平等 摘要: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成了影響美國金融危機的導火索。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是自由市場經濟中過分自由化、產業布局過分掠奪，固定資產投資結構、規模不合理，信貸風險加大，追逐利潤最大化等做多因素的結果［1］，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常態，只是不同時期略有區別而已［2］。我們針對金融危機的成因及其爆發過程闡述了危機爆發的政治根源，金融自由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危機形成。隨著金融產品的創新，危機積累，還貸違約率的上升，實際收入缺乏支撐，危機最終一夜爆發;平衡收入分配、提高社會保障力度、使經濟增長的成功惠及廣大中低收入階層。 中圖分類號:F832．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4755(2010)04－0026－03 一、美國現代金融危機的回顧 美國金融危機在2007年伊始初現端倪。2007年4月，新世紀金融公司被迫回購數十億美元的呆賬貨款后，根據美國《聯邦破產法》第11章的規定申請破產保護。2007年8月，危機變得驚恐萬狀，美國最大的住房抵押貸款公司康特里懷特金融公司出現資金周轉困難，并且瀕臨破產，美國次貸危機突然爆發。美國金融市場“從流動性過剩”跌入“流動性不足”。危機從低級別次級按揭開始蔓延到債務擔保債券。2008年9月美國最大兩家住宅抵押貸款融資機構—房利美與房地美被政府接管，次貸危機全面升級。 美國金融危機破壞規模巨大，涉及范圍廣泛，已發展成為全球性的危機。魯比尼指出由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可能給美國造成近3萬億的損失，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20%。面對如此嚴峻局勢，探究危機更深層次原因尋求對策成為當務之急。 從當前的研究情況看，針對美國金融危機成因的研究大體分為兩個層面。第一類層面是從金融領域層面入手，強調過度的金融自由化所導致的信貸標準下降和道德風險積累等負面影響。第一類觀點是，隨著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迅速推進，證券化將貸款轉化為流動性證券，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是證券化走到極端的必然結果。第二類觀點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創造使銀行等住房金融機構可以將風險轉移到世界各個角落，這就極大地促成了信貸供應的擴張(余永定，2008)［7］。 此外，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特別是低利率政策，資金太便宜，催生住房價格泡沫，助長杠桿并購熱潮以及其他過熱問題，如:流動性過熱，導致整個金融體系風險不斷累積(余永定，2008)［7］。第三種觀點是，市場上道德風險的上升導致了次貸危機。抵押貸款供給的增加導致房產需求和房產溢價的快速上升，這就進一步提高了消費者的風險偏好。然而風險偏好的上升是建立在房產價格不斷上升的基礎上的，當房價下跌，必然導致高的違約率，最終引發金融危機(Mian and Sufi，2008)［12］。 第二類層面是從實體經濟層面入手，過度消費需求或低儲蓄率是危機根源(余永定，2008;李石凱，2007)其中萊因哈特與羅高夫(Reinhart和Rogoff，2008)注意到此次危機與經常賬戶之間的聯系［7］，［11］，［13］。盧鋒(2008)通過考察中美經濟外部不平衡的“鏡像關系”得出美國過度依賴外部儲蓄的消費驅動增長模式，這就是美國危機根源所在［9］。 王學鴻認為，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是自由市場經濟中過分自由化、產業布局過分掠奪，固定資產投資結構、規模不合理，信貸風險加大，追逐利潤最大化等諸多因素的結果，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常態，只是不同時期略有區別而已［3］。 以上觀點分別從不同視角考察了此次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無論從金融層面還有實體經濟層面，均基于經濟學角度，呈現一種互補理論。然而，人類歷史告訴我們，經濟與政治之間往往是互相關聯的，我們將以資本論角度進一步推測此次危機的根源。 二、危機蔓延的傳導鏈條分析 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及其衍生品的迅速膨脹，催生了美國房地產乃至整個資本市場的泡沫。1994－2006年，美國的房貸市場與次級房貸均呈現高速發展態勢，房貸市場的總發放額年均增長15%，次級房貸發放額年均增長27%，12年增長了近20倍，其中2000－2005年次級房貸的發放量幾乎翻了3倍(劉克崮，2007)次貸膨脹［10］，形成泡沫。次貸證券的過程轉移甚至積累了進一步的風險。2007年，次貸推遲償還與違約現象加劇，使得此次金融危機一觸即發，泡沫最終破裂。美聯儲不斷升息導致住房貸款市場利息率的上升和房價下跌，致使再融資者無力償還新貸款，出現“短供”(余永定，2008)，流動性出現短缺［7］。為了避免債券價格進一步下跌，危機很快從流動性危機發展為信貸緊縮，進入第二階段。對實體經濟造成重要影響，實體經濟的收縮是繼流動性短缺，信貸緊縮之后，次貸危機的第三個階段。實體經濟的萎縮必然導致住宅價格的進一步下降和與次貸相關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降(余永定，2008)［7］，縱觀危機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繪制下圖1來表示危機傳導鏈條的各個環節:圖1金融危機傳導鏈條圖解針對金融危機傳導鏈條不難發現解釋金融危機成因的兩個基本問題，即:一是危機何以形成，而是危機何以爆發。我們針對危機爆發的過程進一步闡述危機形成的原因。 三、金融危機的爆發 正如許多學者所言，利率、自由化是誘發危機的導火索。從2004－2006年，美聯儲連續17次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美聯儲的不斷升息導致住房貸款市場利息率的上升和房價的下跌，致使再融資者無力償還新貸款，于是出現“斷供”(余永定，2008;劉克崮，2007)［7］，［10］。 然而，就實體經濟而言危機根源在于美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嚴重超過居民收入。針對這一說法有兩種解釋。 即，一側重于消費需求的“過度”，如所謂的超前消費等。二側重于民眾收入的下降或停滯。這兩種解釋哪種更具說服力呢?美國經濟學家魯比尼早就指出:60%—70%的美國人實際工資下降，靠借錢維持過去的生活水平;20%的美國人靠借款維持超過其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余永定，2008)［7］，另外，沃倫和塔吉亞(Warren和Tyagi，2005)的研究反駁了“美國居民不顧支付能力，借款用于購買奢侈品”的觀點。他們指出，與1970年代相比，現今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奢侈品開銷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通過借債來維持高水平的生活并非危機爆發的原因。即問題不在于過度消費而在于收入過低。次貸推遲償還和違約現象加劇，致使金融危機一觸即發。然而，眾所周知在美國違約成本是很高的，在金融機構擁有不良記錄對貸款人的負面影響尤其巨大。按理說不到萬不得已美國的貸款人是不會違約的。問題的根源在于貸款人的還貸能力下降。 借款人實際收入失去支撐，正為金融危機爆發埋下了禍根。 至2005年，美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連續3年上升，2005年基尼系數達到0．469，創下40年來的新高，2006年也達到0．41，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數據表明，美國收入不平等正在加劇。克魯格曼(2008)指出，自1970年代以來，右派勢力接管共和黨，此后加劇了不平等狀況，工會遭到壓制，工人議價能力被削弱，高收入階層的所得稅率得到大幅度削減。如今收入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里［6］。2005年美國收入最高的1%群體獲得了總收入的17．4%，收入最高的10%群體獲得總收入的44．3%。毫無疑問，中低階層收入下降是引起消費需求大于居民收入的重要原因。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是由于世界經濟產業結構布局唯利是圖，超級經濟大國美國對其他發展經濟體的蔑視和對金融規制、次貸等過于自由、自信。同時，現代技術進步、技術創新步伐加快，經濟周期凸顯很多新的特點。美國經濟周期的爆發再次說明馬克思經濟學的周期理論和經濟危機理論遠為過時。只要投資不斷加大，尤其是固定資產，經濟周期就毫無例外的起作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4］。

四、國際金融危機的形成 緬恩和薩非(Mian and Sufi，2008)提出這樣的問題［12］:2001－2005年間美國高風險的次貸增長之快有兩個原因，其一從供給角度出發，貸款者愿意承擔更高的風險，從而降低了風險溢價，使次貸上升;其二是從需求角度出發，認為生產率提升和經濟增長帶來了持久收入效應，從而推動了次貸需求。他們的研究結果說明了供給角度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次貸的需求量。 馬克思指出“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 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了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對高額利潤的追求必然導致對風險的低估和無視，硬要把次貸塞給ninjna，就是住房金融機構的貪婪所致。美國政府難辭其咎，針對支付能力低的收入群體而言，住房問題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方式，政府應當從根本上解決實際收入不足的問題。 此外，2001年IT泡沫破滅，美國經濟出現衰退。 為了刺激經濟，美聯儲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問題在于避免經濟衰退的手段并非降息一種，提高轉移支付力度，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等同樣可以成為備選方案。 正如雷達、趙勇(2009)所言，之一時期積累起來的只有“虛擬經濟”，而次恰恰成為危機的根源［8］。 無論是住房政策演變還是貨幣政策的影響，都反應出美國在平等與效率問題當中的側重點。克魯格曼(2008)指出，共和黨的大步右轉，政策轉向避免向富人征稅和反對對窮人和中產階級支付福利無疑使社會兩極分化嚴重［6］。 阿瑟·奧肯(Arthur M．OKum)所言，美國社會的雙重價值標準:一方面，信奉和追求平等的政治與社會系統;另一方面，在經濟福利上同時造成著不斷加大的差距［5］。這樣的既平等又不平等體現了一種困難的折中。奧肯還特別強調，最迫切的事情是幫助那些在收入等級上處于最低的20%的人們，幫助他們走到我們豐裕社會的主流里去［5］，遺憾的是斯人言猶在耳，美國經濟現實似乎離他所樂見的越來越遠。 金融危機真正的成因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與產業規模、布局、技術進步、技術創新不適應，是泡沫房地產經濟與次級貸款不相匹配造成的，而這一切都是經濟周期的根源，因而這樣的金融危機必然到來;而大規模的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間接投資，遠遠超過了經濟發展的可能限度，對發展中東道國造成了極大傷害，勢必放大、傳導、傳染，演變為國際金融危機，乃至世界金融危機。 五、美國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們的啟示 (一)美國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的某些啟示:對其他學者的借鑒探究 危機的成因及其發展過程后，余下的任務是尋找解決之道。劉克崮(2007)提出要完善和整合監管體系，嚴格控制和識別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監控中介金融機構等［10］。余永定(2008)認為必須設計機制以限制離譜的高額利潤和高收入，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收入保證，積累儲蓄［7］。毫無疑問，這些對策是很有價值的。從我們所關注的視角來看解決這一問題任重而道遠。正如克魯格曼(2008)所言，高度的不平等已經給美國造成了重重問題，不論是從經濟還是現實政治角度，縮小貧富差距，再度把美國塑造成為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國家，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正當其時［6］。 美國政府要切實負起責任，解決支付能力較低的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不能完全依靠市場化模式，應給予一定的財稅政策支持，增加對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補貼。 (二)美國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們的啟示 我們認為，美國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們有許多啟示，主要是以下幾方面:第一，經濟發展的步伐與投資規模要相互適應。 投資規模過大，經濟發展水平低，或步伐慢，產業基礎差，財政主要靠房地產業，那么過分的投資和泡沫的房地產業，必然導致脆弱的信貸基礎和過大的信貸風險。 所以，要切實促使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真正轉變發展方式，應該確定與其相適應的投資規模，同時也要盡可能發展潛在前途大的產業，催生新的投資方式，擴大投資規模。 第二，引進和利用外資，必須有特定的產業(行業)范圍，不是所有產業都要改讓外資染足。外來直接投資時后發國家奮起直追，快速發展經濟的主要手段，甚至是新型發達國家經濟成功，國家崛起的法寶，是很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借助外力發展的工具。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資源不足，發展資金困難，引進外來直接投資和技術，是我們快速發展的唯一抉擇。歷史和實踐證明這一抉擇是正確的。我們一方面要加大引進和利用外資的力度，另一面必須提高利用外資的水平和技術層次。不過，不是所有外資技術含量都高，也不是所有領域和行業都要外資參與，讓外國跨國公司入駐，否則外資良莠不分，遍地開花，勢必造成投資規模與經濟發展步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相適應，勢必導致極大風險。所以，應該科學構建外資企業格局，催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第三，信貸規模(Credit Scale)、信貸制度(Credit In-stitution)應該預防泡沫經濟(Bubble Economy)。容易引發泡沫經濟的領域，要控制信貸制度，嚴格壓縮信貸額度。貨幣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心臟，金融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自由市場經濟最大的風險在于信貸，在于金融體系;因此，只有健全信貸規范制度，健全金融體系，才能防范于未然。 第四，盡可能在國民收入再分配過程中縮小收入的差距。收入水平參差不齊，差距過大，少數人占據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還要進一步將收入少的人的資源據為己有，必須放寬信貸，發放次級信貸，放大房地產泡沫，進而引發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所以，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必須下大力氣，增加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營造好民生，切實做好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提升弱勢群體自我造血能力，最大限度保障群體公民的保障水平，盡可能讓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利得惠及99．99%的中國大眾，從極微觀層面防范或杜絕各類與經濟有關的危機發生。 第五，外貿依存度應該適度控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區域經濟合作、競爭異常激烈，開放經濟是最佳策略，在國內經濟發展不夠，國內市場發育程度低，內需難以急速擴大的情況下，國外市場、國際貿易、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企業跨國經營是必然之路［2］。但是，過分依賴國外市場，過于依賴國際貿易，國內經濟容易被外部危機影響和沖擊。所以，經濟必須開放，但是需要有一定的度。 最后，要注意經濟周期(Business Circle)問題。投資有一個周期，固定資產投資有相對長的周期，在經濟發展、信貸規模設定、金融體系健全等方面，應該避免與經濟周期的某些階段重合，或局部重合，引發共振，放大周期的階段性負面影響，甚至會引發危機，或導入、放大外來危機［1］。所以，重溫馬克思、熊彼特、康德拉捷夫等經濟學家的經濟周期理論，對于防范金融危機應該有一定效用。 我們僅僅從美國國內層面展開分析，而忽略了全球層面，還存在局限性，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