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現行經濟體制的特點

日本是一個后發展國家，其經濟屬于后發展類型經濟。也就是說，與歐美工業化國家相比，現代經濟增長起步較晚。從1868年明治維新到20世紀60年代日本現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大體上用了100年的時間。其間經歷了諸多重大的歷史和社會變革，走過了一條非常曲折的道路。但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不管國際國內形勢如何變化，日本政府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戰略思想則是一脈相承的，即趕超歐美發達國家、實行對外擴張和強化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干預。由于時代不同，尤其是戰后日本所處的特殊歷史條件，上述戰略思想的若干方面，其表現形式或采用的政策手段均有所不同。戰后日本現行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確立，也直接受到了上述戰略思想的支配。因此，導致日本現行經濟體制具有如下三個特點:

“趕超型”:即通過非均衡發展戰略，突出重點，將經濟資源優先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產業部門和地區，利用其波及效應，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進而迅速趕超歐美發達國家。重視供給、生產至上、“經濟增長第一”是“趕超型”特點的核心內容。“外向型”:即通過以“貿易立國”為宗旨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不斷擴展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特別重視占領海外市場，以此來維持和加速資本的擴大再生產。

“政府主導型”:也可稱為“政官財一體型”，或稱“政官財鐵三角型”。即通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在宏觀上防止市場機制自發作用所引起的盲目性和破壞性，謀求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在微觀上采取一系列具體政策，對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特別是重點部門實行指導和監督（包括保護和扶植），誘導企業按政府政策意圖行事，以確保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

上述日本現行經濟體制三個特點的關系，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趕超”是目標，“外向”是手段，“政府主導”是保證。這三個特點在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表現十分明顯。一言以蔽之，日本的現行經濟體制實際上是政（國會議員等政治家）、官（政府官員）、財（財界、企業界）“鐵三角”式的“趕超型”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的“骨髓”里充滿著政、官、財為趕超歐美展開“總力戰”的思想。以至于歐美人將整個日本稱為“日本股份公司”，意即日本猶如一家官民合辦的股份公司。它將經濟增長提高到國民信仰即意識形態的高度，推行生產第一、經濟至上的路線和政策，動員全體國民象投入戰爭一樣投入到生產勞動和商業競爭中去。與此同時，政、官、財緊密結合，一方面盡力保護本國市場和幼稚產業，政府規制成了限制外國商品和外國資本進入日本國內市場不可逾越的無形壁壘。另一方面又大舉進攻海外市場，奮力奪取經濟競賽的冠軍。

二、日本經濟的現狀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歷經了從戰時經濟到和平經濟、從統制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封閉經濟到開放經濟的巨大歷史性轉變，以重化學工業化為核心的工業化進入成熟階段，實現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罕見的高速增長，在70年代初基本上實現了國民經濟現代化，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大國。”自1991年春日本因泡沫經濟破滅而陷入蕭條以來，日本經濟經歷了1992 - 1994年三個年度的零增長、1997和1998兩個年度的負增長。世人都對這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經濟現狀寄予了深切關注。1998年日本的經濟實績創下了戰后最糟記錄:第一至第四季度日本實際GDP增長率分別為- 112%、- 017%、- 013%和- 018% ， [3]全年的實際增長率為- 218% ，經濟規模比1997 年減少了1216 萬億日元，創下了1955年開展此項調查以來的最糟記錄。日本長期銀行旗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日本租賃公司于1998年破產，負債額達2118萬億日元，創下單個破產企業負債額的歷史最高記錄，失業率也居高不下。1998年是戰后“日本經濟最黑暗的時期”。在進入1999年后，特別是自2002年2月開始，日本經濟連續5年保持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勢頭，其中2006年增長率達到211%。雖然日本經濟出現了些亮點，保持一種溫和的復蘇狀態，但日本經濟總體來看，仍不容樂觀。目前日本經濟面臨五大難題。

（一）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

日本如今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老齡化國家。在衡量一個國家和社會老齡化的尺度中，主要有兩個指標:一是老年人口比例，二是老齡化指數（老年人口/年少人口3 100）。自90年代以來，日本的老年人口（65歲以上）比例急速上升， 1991 年就超過了美國，近兩年又超過了英國。日本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老年人口比例從7%到14%，瑞典經過了82年的時間，美國經過了69年的時間，而日本僅僅經過了24年。日本人1997年平均壽命男性為77119歲、女性為83182歲，均為世界第一。再從老齡化指數來看，盡管比較年份不盡一致，但世界上僅有五個國家該指數超過90，即日本、瑞典、德國、丹麥和意大利。1997年6月日本的該指數達到10013，成為世界上首次突破100的國家。與此同時，日本的出生率則呈下降態勢。據統計，日本的合計特殊出生率如果低于2107的話，就會導致將來人口逐漸減少。到1997年日本的合計特殊出生率就已經降到1139。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對日本經濟發展造成的難題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的社會保障成本日益上升，國家財政負擔日益加劇。1997 年度日本的社會保障支出達6914萬億日元，其中養老金3614萬億日元，醫療費2513萬億日元，福利支出等為717萬億日元。根據厚生省進行的推算，社會保障支出在2010年將達到137 - 154 萬億日元， 2025 年將達到216 - 274萬億日元。到2025年日本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將占國民收入的2915% - 3515%。如此巨額的社會保障支出必然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從而加重國民的稅收負擔。其次，出生率下降直接導致勞動力逐步減少，勞動成本日益上升。對此，一些日本學者寄希望于老年人和家庭主婦加入勞動隊伍，但由于日本的社會風俗和傳統，其效果有限。還有的學者主張接納外國移民以解決勞動力不足，但外國移民的增多會使日本失去種族和文化上的同質性，加大社會摩擦，故困難更大。人口問題將使日本社會和經濟發展背上沉重的負擔，成為日本經濟增長的桎梏。

（二）失業率上升

由于企業的倒閉和解雇等原因形成的“非自愿失業”的人數，超過了“自愿失業”人數。有跡象表明，今后日本的就業狀況還可能繼續惡化。1998年3月，日本的過剩人員占全部就業者的616% ，達43415萬人，如果將其與失業人員加在一起的話，日本的失業率將達到10%。日興調查中心也指出， 1998 年4- 6月，日本有255萬人屬于過剩人員。如果企業為確保收益將這些人員解雇的話，失業率就會上升到8%。也有人提出這樣的看法:到2007年日本的總人口開始轉為減少，那么勞動力人口也會減少，失業率就會下降。但大多數日本學者認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因為總人口如果減少的話，消費也將萎縮，企業收益將下降，失業率將達到16%。1998年初以來日立、東芝、日本鋼管、住宅設備TOTO（東陶）等著名企業，都紛紛提出了削減人員的計劃。日本的失業者中有70%是由于結構性因素造成的。所以，失業問題絕不是日本政府在短時間所能緩解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必然影響占GDP60%以上的個人消費，從而阻礙日本經濟的回升。

（三）企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

由于日本國內個人消費低迷，面向亞洲各國的出口銳減，導致國內企業設備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日本三和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島中雄二認為:日本目前供大于求的規模約達30 萬億日元，約占GDP的6%。具體來看，目前日本石油業設備生產能力過剩18% ，鋼鐵生產能力過剩39% ，汽車（包括輕型汽車）生產能力過剩26%等等。由于企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致使企業不得不削減設備投資。日本制造業廠房和設備的平均年齡已超過美國同行業水準。這是自日本經濟步入高速增長時代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1999年4月，日本企業的機械訂貨已處于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日本企業的過剩設備和過剩投資，造成嚴重供大于求的局面。這些過剩設備和過剩投資成了日本經濟的“贅肉”，日本企業今后面臨著消除贅肉、調整產品結構的巨大壓力。而且，日本制造業設備的陳舊化，無疑會阻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致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降低，成為制約日本經濟中長期增長的負面因素。

（四）金融機構背負巨額不良債權

日本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本來僅指貸款對象發生經營危機無法償還和延期6個月以上償還的債務，后來又包括減免利息等債權，自1997年度決算開始又包括了延期3個月以上償還的債權。1998年9月末，日本所有銀行對各自的不良債權進行了審核，總額達731027 萬億日元，比1998 年3 月末增加了11344萬億日元。其中17家大銀行的不良債權總額達441215萬億日元。至2000年3月末時，日本所有銀行的不良債權總額又比1999年增加了112萬億日元，高到8118萬億日元。如此巨額的不良債權成為日本經濟的主要“病灶”之一，使日本政府面臨兩難選擇:做手術將其徹底摘除，這將致使一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對日本經濟的復蘇不利；置之不理，這些金融機構又難以實現健全運營。據日本綜合研究所推算，如果徹底清理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就可能導致今后幾年日本的實際經濟增長率下降018到113個百分點。但如果不這樣做的話，銀行的融資機能和企業信用都難以恢復，國際信用評估機構對日本金融機構的信用評級將不斷下降。自1991年初日本經濟陷入衰退以來，日本的金融機構本來應該發揮為經濟復蘇“輸血”的作用，但是由于泡沫經濟破滅使金融機構本身背上了巨額不良債權的沉重包袱，它們不但不愿向企業貸款，還千方百計地將以前貸出去的款項盡快收回。這雖然有利于實現金融機構本身的健全經營，卻造成了企業尤其是廣大中小企業的資金籌措困難，致使許多企業破產，阻礙了日本經濟的復蘇。

為了促使日本金融機構積極向企業貸款，日本政府和金融當局實施了許多對策。1998年6月22日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