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問題狀況的整理

在日本，1990年代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其語氣好像中國人談"文革十年"，悔恨與無奈兼而有之。

由于泡沫現象從1991年起開始破滅，各大銀行均陷入不良資產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國內實體經濟也從此一蹶不振，至今日本似乎已經失去了稱雄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夢想，也失去了"日本經營模式"優越性的神話，甚至還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恢復元氣的自信。盡管日本國民總生產（GNP）或國民總收入（GNI）在這段時期內仍然維持在大約3兆7000億至5兆美圓的規模(比較：中國為1兆多美圓，美國為10兆美圓)，占世界經濟份額的13-18%（比較：中國占6%，美國占30%），并且每年產生600-1000億美圓的貿易順差，在2000年對外純資產達到1兆美圓以上 1，但是，根據《讀賣新聞》最近進行的輿論調查，62%的成年人和75%的青少年還是對日本的前景持悲觀態度 2。

泡沫的破滅導致了長期蕭條。但是，在此之前，日本的經濟曾經出現過持續四十年高速成長的奇跡。許多學者曾經認為，這樣偉大的成就不能僅僅歸功于技術水平、企業的效率以及國際經濟的環境，與國家權力結構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傅高義和約翰遜都強調"準政治性制度"、"獨特的組織力、政策以及計劃"乃至社會制度對于日本輝煌時代的重要性 3。青木昌彥更是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日美制度模式的比較分析方面 4。然而，如果說經濟的成功與某種制度存在著因果關系，那么，在遭受慘敗之后就很容易會出現對有關制度條件的重新認識、反思甚至否定。實際上，把泡沫現象導致的經濟失敗理解為日本制度模式失敗的大有人在，與此相應，徹底改造產業結構和國家權力結構也的確成為1993年以來日本社會的基調。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對日本的制度模式存在著截然相反的評價，這種矛盾甚至反映在同一研究者身上，表現為結論的前后不相吻合 5。正因為對日本制度的得失眾說紛紜，而經濟的泡沫現象又成為褒貶的主要分水嶺，所以有必要對泡沫與制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一番特別認真的考察。

日本社會結構的本質特征不妨簡化為在明治、大正時代的古典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戰時計劃經濟、以及戰后民主化改革的基礎上形成的1955年政治體制和1975年經濟體制這兩大方面 6。1955年政治體制的支柱是1947年憲法以及1952年日美安保條約，在制度安排上表現為一黨優勢和科層制多元主義協商國家類型，政府與民間形成了圍繞民主化利益分配的復雜的關系網絡。而1975年經濟體制的軸心則是在勞資和解的基礎上形成的準計劃經濟方式以及企業的內部者經營控制，通過主銀行（而不是股東大會或政府部門）監控方式來保障資本運用的效率。與此相聯系，在大公司股份的構成中個人大股東所占的份額不過10%，表現出資本家法人化（奧村宏稱之為"法人資本主義"7）的傾向。應該承認，這樣的模式比較適合趕超型社會的需要。

但是，以國內生產為中心、靠出口創匯而致富的積累型企業活動發展到頭之后，必須及時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促進創造性的風險投資、增加服務行業以及知識產權的比重，并把經濟的中心工作從擴大出口轉向振興內需。日圓迅速地翻倍升值大幅度加快了產業結構轉型的步伐，導致放松行政管制、開放市場、致力于國際協調。在這樣的背景下，原有的經濟模式開始失靈，企業經營、雇傭關系以及行政指導等各種制度都受到挑戰和改正。泡沫現象的破滅以及隨之而來的景氣低迷進一步推動了產業結構改造，迄今為止，日本進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這個過程尚未完成。

眾所周知，任何國家的經濟都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出現股票、土地等資產價格異常上漲（尤其是在基礎價格、錯誤預期價格之外的非理性投機價格的飚升）的泡沫現象。問題是在日本為什么泡沫會達到其他國家前所未見的程度？為什么由此產生的巨額不良資產和呆帳不能得到及時處理？造成這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重創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政策的一時失誤，還是制度安排上的根本性缺陷？研討這些問題不僅有利于更好地認識日本，也有利于正確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箭在弦上的現階段，考慮到美國為了維護美圓作為"石油通貨"的地位而發動戰爭的深層動機有可能開辟出另一條"貨幣戰爭"（美圓對歐元、日圓對人民元）前線的較大概率，如何防止IT精密制導炸彈與金融炸彈先后落下的問題更具有非常迫切的意義。基于上述考慮，本文試圖對日本經濟遭受挫折的前因后果進行初步的考察，進而分析相關的政策失誤和制度缺陷，并介紹一些主要的改革舉措。

由于泡沫造成的經濟失敗事關重大，無論學界還是實際部門都非常重視從中吸取教訓，日本在這方面的文獻資料是很豐富的 8。尤其是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的"二十一世紀綜合研究項目"對1980年以來二十年間日本經濟和政治所進行的深入考察和分析 9，提供了詳實的素材和精辟的論述，筆者從中獲益匪淺，有必要特此說明。

Ⅱ. 兩個起點：國際貿易的巨額順差和日圓匯率的急劇升值

日本經濟泡沫現象的遠因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初期。

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使維持多年的1美圓對360日圓的外匯兌換率出現浮動。為了避免日圓升值，大藏省和日本中央銀行聯手拋售日圓收購美圓，造成巨額貨幣被投放到市場之中，形成連續兩年的資金過剩流動性累積。再加上1972年8月，田中角榮在就任首相前后宣布列島改造計劃，把每年經濟增長率高估到10%。這就無意之間在物價、地價機制中種下了醞釀泡沫的病根。

接著在1973年后期爆發了石油危機，導致原油價格猛漲四倍，這對嚴重依賴進口原油的日本經濟打擊極大，一時出現負增長（-1%--2%）以及高通貨膨脹率（26%）的危局。受石油漲價影響的企業只好采取解雇工人的方式來降低經營成本，而無法向產品價格轉嫁壓力的企業則紛紛倒閉，其結果在1974年出現了破產失業的高潮，勞資糾紛因此激化。當年度日本全國出現的罷工事件達一萬數千件，參加人數多至一千四百余萬人。為了維護經濟基礎和社會安定，經過交涉協調，企業、工會以及政府在1975年達成妥協性解決的協議：企業保障工人的就業權，工會降低加薪要求甚至同意減少勞動報酬，政府則通過大量發行赤字國債、建立就業資助制度、投入政府資金等方式來提供雇傭后援。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日本逐漸形成了財界、工會、行政主管部門以及自民黨議員集團共同組成的利益協調機制，這就是所謂的"1975年體制"。正是這種準社會主義的結構性特征妨礙了對泡沫破滅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的解決 10。

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后，日本進一步采取大規模擴張財政的政策，以便刺激經濟景氣。到1982年，日本發行的國債占GDP的35%。與此同時，為了提高經濟的效率和競爭力，"1975年體制"也得到加強和改進。不僅以政府保護產業為宗旨的"特定蕭條產業安定臨時措施法"（1978年生效）得到進一步貫徹，而且還通過了"特定產業結構改造臨時措施法"（1983年）。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組織出現了"終身雇傭制"、"年功薪金制"以及"企業內部工會"等三種有特色的制度安排，政治和社會系統也形成了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的各種節能高效的機制。其結果制造業和貿易業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在石油價格猛漲和日圓升值的不利條件下，日本的國際競爭力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倒日益增強，并且在發達國家中最先擺脫世界性滯脹和經濟危機的陰影。

由于國際競爭力的強化，日本在國際貿易中獲得巨額利潤，而美國一直為通貨膨脹所困擾，不得不采取嚴格緊縮銀根的政策，導致銀行高利率和美圓升值（日圓相對貶值），不利于美國企業出口創匯，于是形成了日本民間和政府積累了大規模的收支順差、美國民間和政府都赤字累累的局面，日美經濟摩擦日益激化。根據美國商務部發表的統計數據，1983年美國對日貿易赤字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200億美圓大關，高達216.65億美圓，1984年又飚升到368億美圓，而同年美國貿易逆差則達到創記錄的1233億美圓。為了改變貿易不均衡的狀態，美國和歐洲主要發達國家聯合起來強烈要求日本增加進口、擴大內需、緩和行政限制措施 11。

面臨咄咄逼人的國際壓力，當時的中曾根內閣只好大張旗鼓地緩和對房地產的限制、積極投資興建大規模的公共事業、在不動產開發等土木工程中引進民間競爭機制、提出遷都設想等等，并通過立法和行政命令對不動產投資采取各種優惠政策。另一方面，通過修改證券交易法、放寬企業上市資格標準等舉措把民間資金吸引到股票交易市場。這一系列動作導致日本的地價和股價從1984年左右開始上升。特別是日本銀行在放貸時片面強調土地擔保這一前提條件，而地價暴漲又使得銀行貸款抵押物被過高估價，土地擔保實際上已經喪失了預防風險的作用。這是促使日本經濟泡沫化的直接原因，是泡沫現象形成和發展的第一個起點。

從1985年初開始，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解除對外匯市場的各種限制措施。到這一年9月22日，發達國家五國財政部長會議在紐約達成通過協調行動促使美圓貶值的廣場協定，僅過兩天日本中央銀行就大舉拋售美圓、收購日圓，導致日圓匯兌行情出現空前的漲幅。特別是10月24日日本中央銀行進行短期利息走高誘導之后，日圓升值傾向終于變得不可逆轉。從1985年9月到86年8月美圓兌換日圓的比值從1：240下滑到1：152。特別是在1986年7月提議擴大內需的前川報告（正式名稱為"為了國際協調的經濟結構調整研究會報告書"12）送交首相之后，日圓更是急劇升值。與此同時，日本中央銀行放松銀根，不斷施行低利息政策，連續五次調低法定貼現率使之從5%下降到當時的歷史最低點2.5%。這是泡沫經濟的另一個起點。

總之，在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央行再三采取低息政策導致大量資金流向市場，政府的制度性舉措以及鼓勵"能掙會花"、"以錢生錢"的大眾傳媒又為人們利用這些資金購買資產（特別是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