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計量經濟模型及其相關數據分析了日本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模型中引入了財政分權水平、地區收入自主水平、地區相對富裕度、國庫支出金與全部財政支出的比值等因素作為重要的解釋變量，通過相關系數的計算、擬合誤差對比檢驗，來探究它們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財政支出分權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地區收入自主水平以及國庫支出金占全部財政支出的比值則阻礙了經濟的增長。

關鍵詞：財政分權；經濟增長；相關系數；回歸估計；收入自主權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日本是單一政體國家。20 世紀40 年代末，日本地方自主權得到戰后憲法的保證，60-70 年代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以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的現代財政調整制度。盡管迫于宏觀經濟壓力，日本多次改革政府間財政，但總體上來說，日本仍然是實行收支集權制的國家。20 世紀90 年代，地方分權已經成為日本政治經濟改革的主要議題。全球政治與財政分權趨勢的加強、地方自治需求的增加以及解除管制和結構改革的壓力，日本進入了二戰以來的第二個轉型階段：從公平獲得公共服務以及平均分擔公共成本轉型為提升地方財政責任、重視公民個人選擇的分權財政制度。在這種情況下，評價現行的分權財政體制及其績效對于政府間財政改革和地方財政責任的重建，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日本經濟的增長速度雖遠不如從前，但其仍以較慢的速度增長著。盡管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但是與日本政治經濟體制具有共生性的地方財政分權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近期內，有關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理論分權和實證研究，這為研究日本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了可能。在理論界，由于選取的衡量指標、對財政分權定義的不同理解以及選擇的時間跨度不同等原因，關于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存在著迥異的觀點。Oates 依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發現，財政分權作為一種制度安排能提高經濟的長期增長率。

Akai 和Sakata 利用美國50 個州1988-1996 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當財政分權采用支出指標、收入指標、支出收入指標時，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而采用自治權指標度量財政分權時，很難確定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效果。Olson（2000）運用“攫取之手”與“援助之手”理論研究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財政資源分配關系，強調財政分權能夠調節地方政府行為促進經濟增長。但喬寶云（2002）認為，對財政進行分權不能限制地方對資源的濫用，如果將地方政府當作理性的經濟人，則地方政府難免產生“免費搭便車”的動機，從而無法提供有效的公共產品，進而阻礙經濟增長。Oates（1972）、Bahl 和Linn（1992）、Panizza（1998）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與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正相關關系。在發達國家，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比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收入彈性高，財政分權成為經濟增長的一種需求；而在發展中國家，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不清晰，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更需要財政集權。日本學者對本國的財政分權的研究，多集中在財政分權與稅收的關系、與效率的提高等領域。關西學院大學經濟學部林宜嗣教授認為，財政分權可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節約生產成本，滿足帕累托最優。青山學院大學經濟學會堀場勇夫教授認為，地方分權對提高地區資源的配置效率有積極影響，但地方分權所產生的外部性既具有正面的影響，同時也具有負面的影響。日本經濟學家神野直彥認為，地方財政分權對地方稅收體系產生了影響，從而間接影響地區的經濟狀況。由于日本政府間的財政關系重要特征是垂直性財政不平衡現象，圍繞財政分權與均等問題的研究比較廣泛。目前，學術界關于日本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文獻并不多見，因此，從財政分權的角度研究在日本經濟增長過程中分權財政體制所起到的作用是一個較新穎的主題。當然，經濟增長是由諸多因素共同發揮作用所引起的，因而在對經濟增長進行實證研究時，不僅引入財政分，

還引入地區富裕度、私人資本投資增長率因素，通過實證研究得出：日本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確具有促進作用。

二、日本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關系模型

日本分權財政體制的主要特征是，稅收管理的集中性、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的分散性以及地方政府對政府間轉移支付的依賴性。在稅收方面，財政收入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級，中央政府征收占全部政府收入的2/3 左右的稅，與北美和北歐國家相比，稅收集中程度相當高。但是，地方實際收入有增長的趨勢（具體如表1 所示）。

表1：日本稅收收入分配結構 單位：億日元；%

年度 中央稅（國稅） 地方稅

金額 比重 比重 都道府縣稅 市町村稅

1950 7591 75.2 24.8 — —

1955 13178 71.1 28.9 11.2 17.7

1960 25457 70.8 29.2 — —

1965 48297 67.9 32.1 16.2 15.9

1970 115261 67.5 32.5 — —

1975 226591 64.0 36.0 17.1 18.9

1980 442669 64.1 35.9 — —

1985 624667 62.7 37.3 16.3 21.0

1990 962302 65.2 34.8 — —

1995 886380 62.0 38.0 15.7 22.3

1998 988203 61.1 38.9 17.6 21.3

2001 855172 58.5 41.5 18.2 22.3

2003 760291 57.0 43.0 17.7 25.3

注：由于資料所限，部分年度都道府與市町村沒有數據。

資料來源：（日）財務省主計局調查課編：《財政統計》，2004 年版。

在支出方面，地方政府支出占了非常大的部分，為全部政府支出的70%和公有資本構成的80%。這一比例大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地方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除了國防費的全部以及公債的還本付息大部分由中央負擔之外，其它項目支出都在地方，包括1/3 的純粹公共服務。因而日本的財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地方。由于地方政府收入與支出的不平衡，導致地方政府在財政方面出現入不敷出的局面。為了緩解這種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轉移支付制度，目的是通過轉移支付，促進各地區經濟及社會事業均衡發展。日本目前的轉移支付資金由地方讓與稅、地方交付稅和國庫支出金3 部分構成。這3 部分的用途各有不同：地方讓與稅主要是由于征稅的方便性等技術上的原因和為了消除稅源的地區偏差，將本來屬于地方的稅源作為國稅收入國庫后，再返還給地方政府的一種稅；地方交付稅是為調整各地區財源的不平衡，消除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差距，保證經濟水平較低的政府也能維持一定的行政服務水平，而向該地區提供一定的援助，是實現財政均衡的主要方式；國庫支出金是指國家規定用途，交給地方政府使用的各種補貼、交付金、委托費等。通過轉移支付制度，不僅緩解了地方政府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同時也使得日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配結構趨于穩定。

關于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少學者運用計量經濟學的知識建立了模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在zhang 和zou（1998）所建立的模型中，以人均省級政府支出與中央總支出的比值來衡量財政分權水平，并據此對中國的財政分權水平與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

本文借鑒zhang 和zou（1998）的模型，根據日本經濟增長及財政分權的實際情況，建立了符合日本現狀的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方程。眾所周知：經濟增長是由經濟生活中諸多因素共同發揮作用所引起的。本文研究的側重點為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兩者之間的關系，為此，在經濟增長方程中引入財政分權水平作為重要的解釋變量，同時我們不能忽視財政分權的效果往往存在著時滯，所以在經濟增長方程中還應當引入財政分權這一解釋變量的滯后期，以便更確切地反映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影響和決定財政分權水平的理論性因素中，我們以地方支出與總支出的比值、地方收入與總收入的比值、國庫支出金與總支出的比值等可度量變量綜合予以反映。在日本地方支出的計算中包含了轉移支付中的地方讓與稅和地方交付稅。國庫支出金作為日本轉移支付的一部分，是經濟增長方程不可缺少的解釋變量。為了反映收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配狀況，我們在經濟增長方程中引入地方收入與總收入的比值作為解釋變量，適度的收入權的下放（即收入分散水平）對經濟增長起著推動作用。在經濟增長方程中，我們還引入地區相對財富水平、私人資本投資增長率、國庫支出金與總支出的比值作為解釋變量，這是符合新古典主義增長理論的，同時兼顧了日本經濟的實際情況。富裕地區在自身經濟快速聚斂的同時，對相對貧窮地區產生了正外部性以及相應的激勵機制，帶動了貧窮地區經濟的增長，因而地區相對財富水平對經濟同樣起到了推動作用。

綜上，經濟增長的方程表達式為：

ggdp=a1fdi+a2fdi-1+a3frdi+a4rwi+a5kri+a6sdi+λi

其中ggdp（gdp rate of increment）表示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在此代表經濟的總體增長率；fd（fiscal decentralization）表示財政分權水平，即地方財政支出與全部財政支出的比值；fd-1 表示財政分權水平的滯后期； frd （ thefinancial revenue disburses）表示地方收入自主水平，即地方財政收入與全部財政收入的比值；rw（relative wealth）表示地區相對富裕度，即地區人均收入與全國人均收入的比值；kr（the rateof capital）表示資本投資增長率；sd（the shift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