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國際貿易的發展與全球環境問題聯系極為密切，這一問題也成為當今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之一。本文對國內外關于國際貿易的環境效應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和梳理，分析表明，在有關學者對這一問題做出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的同時，未來在環境指標的選定和統一、實證分析方法上仍需加以改進。

[關鍵詞] 國際貿易 環境效應

在經濟全球化和環境全球化的趨勢下，國際貿易、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影響可持續發展的主要議題之一，環境問題已成為構成未來世界格局以及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要影響因素，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關注。雖然貿易自由化和環境保護的終極目標都是實現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在具體實現過程中卻產生了很多沖突。由環境保護引發的貿易爭端已成為雙邊或多邊貿易摩擦的焦點，綠色壁壘成為貿易變化的新形式。

一、國際貿易的環境效應研究概述

長期以來，斯密的絕對優勢論、李嘉圖的相對優勢論，以及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論是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和核心，為國際貿易研究提供了經典的理論框架，但這些理論都沒有把環境資源作為獨立的要素考慮在內。以這些理論為依據進行國際貿易時，國家只考慮通過國際貿易獲得比較利益，卻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特別是在跨國資本流動頻繁的現代經濟中，發達國家通過投資將“三高”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貿易與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學術界開始將環境納入到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框架下，對傳統的貿易理論進行擴展。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大眾經歷了三個階段:環境本位階段、貿易本位階段和新環境本位階段。第一階段環境本位階段以探討最優環境保護政策為核心。20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興起了綠色運動并很快波及到全球，貿易與環境問題引起了廣泛重視，經濟學界開始關注經濟增長、國際貿易與環境的關系。這一階段的研究著重于環境問題，側重研究環境標準和政策、通過稅、費、許可證制度解決環境外部化問題，對于環境政策和標準如何對國際貿易、社會福利和比較優勢的影響是這一時期主要爭論的內容。

第二階段即貿易保護階段，研究以促進貿易自由化為核心。這一階段的研究焦點是貿易自由化對福利和環境、對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競爭力的影響，以及不同環境標準所引發的污染轉移。

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新環境階段的研究重點又回到了環境保護上，圍繞跨國界的污染和國際環境問題的探討比第一階段更為深入和廣泛。這一時期的研究側重于研究解決國際環境的外部性、探討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等國際環境問題的貿易政策、制度以及對貿易自由化的問題。

在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問題上主要有兩種觀點，即貿易有害論和貿易有益論。有害論認為，國際貿易是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貿易規模的擴大加速了環境破壞，促進了有害物質和生產過程向環境管制寬松的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加速了全球環境的惡化。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有Cropper和 Grifiths等。貿易有益論則認為，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可以優化資源配置，而通過貿易限制措施來解決環境問題只能造成進一步的扭曲。貿易通過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了環境保護技術，促進更有效的環境管理，加強了環境變化的國際合作。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Keynes.J.M.， Ayres， Grubel， Koo 和Stevens等。

二、國際貿易環境效應的理論研究

1.國際貿易環境效應的機制

Grossman & Krueger建立了國際貿易的環境效應分析模式，將貿易對環境的影響歸結為三個效應: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規模效應(scale effect)指貿易和經濟擴張對環境的影響。一方面，貿易擴大了經濟規模，對環境和資源造成更大的壓力，如果生產結構和技術水平不變、又缺乏有效的環境政策法規的監管，經濟規模擴大的結果會引起了資源的過度利用和污染排放量的增加，產生環境惡化的負效應;另一方面，經濟規模的擴大提高了國民收入，消費者更偏好于標準高的環境質量，人們更有興趣和能力進行環境保護的投資和技術創新，產生環境治理改善的正效應。研究表明，一國在經濟發展初期，規模的環境負效應影響可能更大，污染會上升，但當經濟水平達到一定的繁榮程度后，環境污染就會趨于下降。

結構效應(composition effect)是指貿易所導致的生產結構的變化對環境的影響。開放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會隨價格的變動在各部門間重新配置，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部門的生產擴張而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下降。一般而言，一國在經濟發展早期，貿易會導致經濟結構向污染更為嚴重的部門轉移;在經濟發展后期，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貿易促進經濟結構向低污染部門調整。即在經濟規模和技術水平不變的前提下，貿易的結構效應是使環境污染水平先提高、后下降，環境質量呈現先惡化、后改善的趨勢。 技術效應(technique effect)指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可能改變生產過程的技術應用從而改變單位產出的環境損害水平。技術效應取決于傳統技術和外來技術的經濟效益的比較。如果有利于環境改善的外來技術更具有經濟效益，就會替代傳統的惡化環境技術，環境質量得以提高;否則，如果導致環境惡化的外來技術更具有效益，傳統的改善環境的技術就會退出生產領域，惡化環境質量。

2.污染天堂說

Pua & Esty1997年提出的“污染天堂學說”指出，貿易自由化的結果之一就是，各國為了維持或增強本國競爭力，紛紛降低各自的環境標準，出現“向底線賽跑”的情形。如果各國發展水平不同從而在環境保護政策和法規也存在差異，隨著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的不斷擴大，污染產業會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成為“污染避難所”。在經濟發展早期，出于經濟或其他考慮，發展中國家往往降低環境管制的標準，更多地生產資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產品，而環境管制嚴格的發達國家也會通過貿易和投資的方式將這些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貿易將環境成本從進口國轉移到出口國，貿易自由化加重了這一問題:發展中國家專業生產并出口資源和污染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通過“合理”的貿易形式將污染“賣”給發展中國家，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環境的惡化。

三、國際貿易環境效應的實證研究

在對國際貿易的環境效應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大量的學者也進行實證的研究檢驗理論，分析貿易對環境影響的程度和范圍。

1.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uts Curve， EKC)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貿易與環境問題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Grossman & Krueger通過對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研究發現，人均收入和環境惡化之間存在一個倒U型關系，即，盡管短期內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是消極的，但長期將改善環境的質量。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均收入較低時，環境質量隨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收入水平超過臨界值時，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環境質量趨于改善。由于各國污染源和類型不同，這個拐點也不相同。這意味著環境問題的解決取決于收入水平的提高，社會可以通過經濟增長解決環境問題，而低收入國家沒有必要實現環境保護措施，這使得發展中國家陷入了EKC的陷阱。這一研究結果很快引起了廣泛的爭論。

自Grossman & Krueger，包括Rock ， Hannes， Seldon， Song 及張曉、范金和胡漢輝、陳文華和劉康兵等學者也進行了實證研究。這些成果表明，主要大氣污染物與收入呈倒U型關系。學者對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揭示的環境質量的運行軌跡是認同的，但運用不同類型的變量和數據實證的結果并不完全相同。

2.“污染天堂說”的檢驗

雖然有較為嚴密的理論邏輯，但對“污染天堂說”的實證研究結果卻相對混亂。支持這一假說的有Robinson， Low & Yeats， Mani &Wheeler等，他們的實證結論表明，發達國家的貿易活動趨于更多地進口污染密集型產品;富裕國家嚴格的環境標準和政策迫使其污染產業向環境管制寬松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然而，Tobey， Lucas， Birdsall & Wheeler，Grossman & Krueger等人的研究結果卻持相反的結論，認為環境標準和政策對貿易模式不存在顯著的影響;緩慢發展的封閉經濟體的有害污染強度的增長更快，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的有害污染排放增長緩慢。

四、結論

國內外關于貿易、經濟增長和環境問題的研究，理論性研究和是實證性研究并重，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成果。第一，貿易自由化不是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貿易保護手段只能進一步加強市場扭曲;第二，收入與環境質量之間倒U型的關系說明，貿易提高了人們對環境保護的需求，同時也改變了產出的結構和生產技術;第三，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難以制定統一的環境標準和政策，而這一差異導致可能通過貿易和資本流動轉移污染產業，但在其影響程度和范圍領域里尚無定論;第四，反映環境質量的指標很多，難以建立反映整體環境狀況的綜合標準，因此污染標準的選擇影響了實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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