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云南橋頭堡戰略的確定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中國和東盟各國之間的貨物、服務貿易以及投資等各領域的發展都異常迅猛，這也對云南律師的法律服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云南律師在面對這一形勢時，應當加強自身的學習，構建信息交流平臺，更快更好地為橋頭堡戰略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

論文關鍵詞 云南律師 橋頭堡戰略 法律服務

一、云南橋頭堡戰略概述

“橋頭堡”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里的解釋為“為控制重要橋梁、渡口而設立的碉堡、地堡或據點”。從“橋頭堡”一詞的解釋中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戰略地位和作用。橋頭堡在戰爭中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當代社會弱化了戰爭的作用，但內涵更加豐富，從貿易、金融、文化交流等方面重新定義的橋頭堡，成為新時代雙邊溝通及多邊溝通的關鍵據點。 2009年7月，國家主席胡錦濤考察云南后，提出將云南建設成為中國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從國家層面的高度正式提出了“橋頭堡戰略”。“橋頭堡戰略”以云南為主體發展目標，與緬甸、老撾、越南、泰國、新加坡等周邊國家建立涉及經濟文化貿易等方方面面的橋梁，面向印度洋周邊區域開展大范圍的合作，建立國際運輸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為一體的國際商貿中心。“云南建設橋頭堡，就是要把云南建設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通道、平臺、基地和窗口，建通道是指中國經云南連接東南亞、南亞、直達印度洋的國際大通道，成為交通、電力、通信的門戶樞紐，這是橋頭堡建設最為迫切的戰略任務；建平臺是指通過構建一些官方和民間的合作制度，把云南建成中國向西南開放的重要平臺；建基地是指通過優化產業布局，把云南建成面向印度洋沿岸國家的外向型產業基地，以及進出口商品生產加工基地；建窗口就是要使云南成為充分展示中華文化，增進國際友誼的對外人文交流窗口。”橋頭堡戰略是推進我國向西南開放、實現睦鄰友好的戰略需要，也是云南推進“興邊富民”工程、實現邊疆少數民族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現實需要，對促進云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加快橋頭堡建設，把云南建成中國沿邊開放經濟區已成為云南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

二、云南律師在橋頭堡戰略發展服務中的機遇與挑戰

（一）云南律師在橋頭堡的建立與發展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東盟即東南亞國家聯盟，是一個集合了東南亞區域國家的國際組織，現有成員國為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合稱為東盟十國）。其中緬甸、老撾、越南直接與云南接壤，其他東盟各國在地理上也與云南更為接近。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云南多年來一直與周邊國家保持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橋頭堡戰略將這一往來交流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云南作為我國開放西南國門的排頭兵，成為面向東南亞、南亞的通信樞紐和區域信息匯集中心，有利于更好發揮毗鄰東南亞、南亞的區位優勢，跨境而居民族的文化優勢和源遠流長的世代友好交往優勢，不斷深化與東南亞、南亞各國的全方位開放合作。隨著云南企業在東南亞、南亞合作領域的日益拓展，雙方合作不斷增加，其法律服務需求也逐漸增多，這為云南的法律服務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因此，為橋頭堡建設服務，成為歷史賦予云南律師的神圣使命。給予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機遇，更是挑戰與機遇并存。 （二）云南律師對橋頭堡戰略了解不充分，面臨挑戰 自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已近十年，橋頭堡戰略提出已近三年，目前仍有很多律師尚不了解其相關政策，不了解橋頭堡戰略、自由貿易區的建設近況或市場有關基本情況。 橋頭堡戰略面對的是國際貿易，國際貿易與純粹的國內貿易有很大區別，特別是以自由貿易區形式存在的經濟體，其更多的國際合作是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確定的，而不是依據各國的法律。因此，如果對政策性文件不熟悉，例如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等協議規定不熟悉，就很難為當事人提供良好的法律咨詢服務。無法準確掌握什么時間點、去哪個國家、通過什么方式、進行什么投資或者貿易更有效率、更節約成本、風險更小，不能為當事人出具適當的可參考的意見。 （三）對東盟各國法律制度了解不足 云南橋頭堡針對的主要是南亞東南亞國家，其中重點是東盟各國，以湄公河區域為主。東盟各國，基本上都是小國，在我們受到的教育、書店出售的書籍、圖書館藏書等各種獲取信息的途徑中，都很難找到有關東盟這些國家的法律匯編或中譯文版本等，故云南律師缺乏對東盟各國法律制度的了解成為必然。加之，東盟很多國家對于國家的治理有時不僅僅依靠法律，還要靠各種傳統的民情風俗。所以，云南律師要為橋頭堡戰略做好法律服務，不僅僅要了解東盟各國的法律制度，還應當了解各國的民情風俗，這對云南律師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四）缺乏為國際貿易事務提供專業法律服務的執業經驗 法律服務離不開經濟基礎，一個區域的經濟基礎，決定其律師的存在及發展狀況。云南在全國范圍內并不屬于發達地區，服務業包括律師業落后于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浙江等接觸國際貿易事務更多更廣的發達省市。律師的業務狀況還是以辦理訴訟業務主，在非訴訟業務中，又是以房地產業務為主，相對較少涉足國際貿易事務，缺乏從事國際貿易的執業經驗，面臨諸多障礙。比如對國際貿易術語中船上交貨（FOB）、成車加保險費加運費（CIF）等的選用，如果律師對這些不夠了解，對當事人的投資貿易方案和貿易合同無法準確把關，就無法真正站到當事人的角度，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這對云南律師也是一種挑戰。

三、云南律師的應對策略

（一）在思想上提高認識，加強自身學習，提高業務素質

機遇是為有準備的人而準備的，但就法律服務而言，機遇不只是為有準備的人而準備的，更多的機會是為有能力的人而準備的。正如上文所說，云南的律師，因為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長期以來大部分律師僅從事傳統的訴訟業務，辦理非訴業務量較少，實踐經驗欠缺。隨著云南橋頭堡戰略的實施，律師必須從傳統的訴訟業務中分身出來，用部分精力研習新型法律事務知識。同時律師事務所也應當有計劃地而律師事務所內部本身也應當苦練“內功”，真正做到制度健全、規范管理、科學發展。同時加大硬件設施的投入，既要有外在形象，更要有內在質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為橋頭堡戰略的法律服務做好準備，最起碼不會被發展的大潮所淹沒。 （二）利用多種資源，構建完善的法律服務信息交流平臺，實現信息整合 從前文對橋頭堡戰略的概況以及機遇可以看出，橋頭堡戰略是一個國家戰略高度的重要決策，其對法律服務平臺、提供法律服務的人員、機構以及法律服務本身的質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于信息高速流通的社會，誰能把握住有效信息，誰就能抓住先機，取得成功。建立一個有效的法律服務信息交流平臺，是橋頭堡戰略對法律服務提出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前提。由于云南律師能從圖書館或者書店接觸到的有關東盟國家的書籍非常少，所以，云南律師應利用一切可以的資源來獲取信息，開闊視野。東盟國家的留學生資源，是律師了解東盟國家一個非常好的途徑。東盟各國的一些領導人，很愿意將子女送到云南學習，云南的各高校中有很多這樣的留學生，他們是文化傳播的使者，也是云南律師了解東盟的最好方式。其次是使領館，東盟各國駐西部的使領館，也是云南律師了解東盟國家的窗口。通過使領館，可以了解到該國的許多涉外政策、法律法規。云南律師應當構建一個完善的法律服務信息交流平臺，使各種有效信息在這個平臺得以整合，實現資源共享，縮小相互間的發展差距，在合作與互補中獲得整體均衡發展，才能為橋頭堡戰略的實施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 （三）與東盟國家律師事務所建立合作關系 為了更好地提供涉外法律服務，云南律師應該在東盟各國尋找合作伙伴，雙方律師事務所之間建立合作關系。這樣，一旦兩國之間的當事人發生糾紛，或同一國內當事人發生涉外糾紛，國內的律師，就可以通過雙方的合作，委托當地的律師代為處理在其國內的法務。國內的律師更懂其本國的法律和國情，更能在客觀上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以北京大成（昆明）律師事務所為例，2010年5月，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在昆明成立分所，成立半年就發展成為云南省規模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同年6月，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東盟專業委員會把秘書處設在大成昆明所，并定位為該所的東南亞、南亞業務中心。2012年7月，環宇中國東盟法律合作中心云南分中心掛牌，該中心由事務所負責運營，這使事務所的東南亞、南亞業務進入更高層次的國際法律交流合作平臺，標志著云南構筑法律服務大通道建設加速。

四、結語

機遇與挑戰同在。云南律師在為橋頭堡戰略的建設和發展提供法律服務方面，思想認識還有待加強和重視，業務水平還有待提高，業務合作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拓展，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