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長期以來，的宏觀調控模式呈現出以調控國內均衡為主的特點。但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傳統的調控模式將受到外部經濟的強烈沖擊。本文在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關于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各種之后，提出了中國應該選擇“內外兼重，雙重平衡”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觀點，同時認為在具體模式構建上，應積極發揮人民幣浮動匯率穩定國際收支的作用，同時重點采用浮動匯率條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較優勢的貨幣政策實現國內均衡，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遵循WTO的有關規則，強化政府在供給政策中的作用，構建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積極參與國際間的經濟政策協調。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調控 外部均衡 內部均衡

經過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在經濟全球化和機通信以及技術的強力推動下，各國市場進一步融合，國際競爭不斷加劇，世界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其次，從國內情況看，總供求關系出現了根本性轉變，經濟開始由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由通貨膨脹走向通貨緊縮。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選擇將日益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一、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

（一）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進程與趨勢

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在市場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方面采取循序漸進的改革措施，在擴大進出口貿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擴大沿海地區開放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據《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鑒》顯示，20年里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2656億美元，特別是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左右。據專家估計，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對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5%，照此推算，外資投入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在6%左右。顯然，國際間要素流動極大地提高了國內生產率。據有關統計表明，90年代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通過擴大投資和提高要素生產率，對GDP平均增長10.7%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構成上都有很大變化。在收支規模上，1979—2000年累計進出口總額約為3萬億美元，是建國以后前29年的15倍多。我國貿易占世界貿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隨著國際收支規模的擴大，國家外匯儲備總水平不斷上升，2000年底達1513億美元。近20年來，除進出口和僑匯兩個傳統項目以外，其它如、運輸、服務承包和資本項目收支急劇增長，其中資本項目收支增長尤其明顯。

隨著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斷加深，涉外經濟活動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為例，1988年為25.6%，2000年則上升到約40%。參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的國民收入得到了飛速的增長，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逐漸縮小。

（二）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始于1992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方案出臺以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社會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國家采用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和引導，這種調控區別于以往的計劃手段的特點就在于它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國內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使得其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對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面對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經濟，中國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側重于對國內均衡的追求，顯然這是由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仍處于逐步完善的階段以及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所決定的，并且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也確實發揮了較為積極的作用，較有成效地實現了國內經濟的增長。從總體上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長的同時，又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現的市場震蕩和1989年供給缺口的拉大導致了1989—1991年的經濟急速滑坡。1991年經濟步入低谷并緩慢回升，1992年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勢頭特別猛烈，但1994年發生了中國改革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了21.7%，消費價格上漲了24.1%。1993年中期以后，中央政府開始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的口號，實施了抑制經濟過熱的經濟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有效地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使整個國民經濟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長的勢頭。97年以后，中國的經濟雖然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但增長的速度卻有所放慢，維持在7%左右，同時國內有效需求逐漸轉向不足，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狀態，物價出現了負增長，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現今，但已開始表現出反彈的跡象。1988年和1989年高達20%以上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全國范圍內的搶購風潮，針對該種狀況，中央政府于1989年下半年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即在全面緊縮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又大力緊縮信貸。在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下，實現經濟“硬性著陸”，這使得經濟由“過熱”陷入“過冷”之中。1992年以后，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漲期，但同時又引發了“過熱”，針對這一次的投資過熱和高通貨膨脹，國務院實施了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并不是全面的緊縮。此次財政緊縮不是針對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緊縮，而只針對引發投資沖動的房地產和開發區投資的緊縮，貨幣政策并非全面的信貸緊縮，而只是針對亂集資，亂拆借的信貸緊縮，正常的生產和建設的資金供給沒有受到影響，有效地實現了宏觀經濟的“軟著陸”。97年以后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跡象，對此國務院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增發國債，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進國內有效需求的增長和物價的回升，目前已經顯現出積極的效果。

在國內宏觀經濟呈現高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的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卻一直處于順差的有利不均衡狀態。國內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家對出口與外商投資的政策傾斜，引發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額年年遞增。同時，雖然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于順差的不均衡狀態，但是順差并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反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因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呈現出貶值的狀況而促進了出口的增加，事實證明順差對于國內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有利的。人民幣的匯率之所以表現出上述特點，這是由中國國內市場體系與國際市場體系接軌所產生的效應決定的，以往人民幣一直處于名義匯率高估狀況，人民幣匯率體系在1996年被改革為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銀行結售匯制，加速了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一直高估的名義匯率不斷貶值向實際匯率接軌，使得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于有利的順差狀態，同時順差并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對外經濟呈現出順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并沒有必要急于改變這種狀態，而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經濟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之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踐明顯地表現出側重于對國內經濟周期的調控之上，并且這一策略的選擇有效地平抑了國內的經濟周期，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挑戰

對于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與外部經濟的聯系對該國經濟的運行有著重大影響。這些影響表現為在經濟全球化為該國經濟提供了許多封閉條件下不具備的有利條件的同時，也對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帶來了沖擊。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政府對經濟調控不但要實現國內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而且要確定經濟開放的合理的程度，這樣就必然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協調上的矛盾。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原先只側重于解決國內宏觀經濟均衡問題的宏觀調控模式必然受到開放經濟下經濟運行方式的沖擊，帶來內外均衡的沖突，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都可以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

首先，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接軌，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于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是極其不利的，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并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要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其次，隨著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美國經濟繼續減速，2001年美國第一季度的GDP增長率為0%。市場信心不足，投資和消費不振。日本經濟，歐元區經濟，我國的周邊國家和亞洲地區經濟受美國經濟大幅滑坡的影響，都明顯表現出經濟衰退的跡象。近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調低了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4%，低于IMF原先預計的3.5%。聯合國則預測全球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4%降為2001年的2.4%，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將從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將造成我國出口的巨大壓力，貿易順差將大幅減少。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其需求緊縮勢必對我國出口造成較大影響，同時亞洲周邊國家貨幣貶值也非常不利于我國出口的增長，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視。如果出現逆差的話，采用緊縮需求的方式進行逆差的調節必然加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由于中國近年來一直處于順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對逆差調節的政策經驗，因而對國際收支逆差的調節將是中國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第三，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在國際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的量、準確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條件下，家庭和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更強，他們更能準確地對事物做出判斷和預測。因而，經濟全球化下信息技術的擴散，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模式發生了改變，雖然這種改變不致于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成為完全理性，但預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遞進必然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而完全歸于無效。另外在出現巨額逆差的情況下，在脆弱的國內體系的條件下，預期的自我持續可能釀成國際儲備大量流失，資本嚴重外逃的貨幣危機。在貨幣危機中，市場投機者的貶值預期因名義利率機制的作用表現出一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政府干預的成本變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放棄對外匯市場與匯率的干預而爆發貨幣危機。從這一投機者與政府的動態博奕過程，我們不難看出預期模式對政府干預政策的沖擊與影響。因而在以上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受預期影響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

第四：中國即將加入WTO，然而WTO的多邊規則對各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首先，WTO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采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的規則。另外WTO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環保、人力資源開發，地區和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后，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將受到WTO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因而在加入WTO后，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五：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機制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征是，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的、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要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形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人力資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政府應在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等方面創造出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制度基礎，從各個不同層面塑造出與開發，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運作機制。由此可見，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政府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二、全球化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面臨著對本國經濟內在穩定性和合理開放性之間的協調，也就是說，如何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一致將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調控目標。此時，當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實現某一均衡目標時，這一措施可能會同時造成另一均衡目標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對另一均衡目標的干擾或破壞，這樣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形。

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與，同樣也會促使政府對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理論不斷地完善與發展。關于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則”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等理論的出現發展了開放經濟下的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理論。開放經濟的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均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蒙代爾是以預算作為財政政策的代表，以貨幣供給作為貨幣政策的代表來論述其搭配的。蒙代爾認為由于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的分析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的實際匯率的升貶值可以明顯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斯旺認為應采用支出增減型政策對付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應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雖然蒙代爾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對實際經濟作了相當簡化處理的基礎之上，但其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對于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模式的選擇是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和作用的。

實現國際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對外部均衡調控的主要目標。最早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可追溯到18世紀休謨的物價一現金流動機制學說，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研究不斷深化的基礎上，出現了眾多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國際收支調節的彈性分析法是瓊?羅賓遜在馬歇爾微觀經濟學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著重考慮貨幣貶值取得成功的條件及其對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的影響。國際收支調節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方程式入手，著重考察總收入與總支出對國際收支的影響。該理論分析認為，當國民收入大于國內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順差；當國民收入小于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逆差。相應，政府對順差和逆差的調節應著手于對國內吸收水平的調節上，以擴張性的政策調節順差，以緊縮型的政策調節逆差。國際收支調節的貨幣分析法由哈里?約翰遜和雅各布?弗蘭柯在貨幣主義學說的基礎上提出。該理論認為國際收支是一種貨幣現象，國際收支逆差實際上是一國國內的名義貨幣供應量超出了名義貨幣的需求量，因而對逆差的調節主要在于實行緊縮的貨幣供應政策。貨幣論的政策主張的核心是，在國際收支發生逆差時，政府應當緊縮國內信貸。國際收支分析結構論認為國際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給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長期性的供給不足往往是由經濟結構問題引起的，如經濟結構老化，經濟結構單一和經濟結構落后等。如果國際收支失衡是由經濟結構導致的話，那么調節政策的重點就應在改善經濟結構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供給政策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調節國際收支以實現外部均衡時應靈活運用上述各種理論分析具體問題，吸收上述各理論正確的部分，摒棄不合理的成份，靈活地加以綜合運用，力爭使政府的決策與分析切合現實。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對經濟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與封閉條件下的情況相比均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分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它是以標準的IS--LM模型為基礎，針對開放的小國，假定總需求不足，對國際資金流動采用了流量分析法。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一般都比較有效，一國可以自主控制貨幣供給，貨幣政策會通過對匯率的影響而加強其效果。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為例，它會帶來產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這兩者都會帶來國際收支的惡化從而使本國貨幣匯率貶值，這就又加強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同時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下，財政政策是相對無效的，雖然在不存在國際資金流動時，財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變動會引起匯率的調整，從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財政擴張政策為例，它會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帶來國際收支的改善，順差會帶來本國貨幣匯率升水從而削弱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論證了開放經濟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比較優勢，對于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該模型還在很多方面被進一步改進，但主要理論結論并沒有太大變化。由該理論，我們可以看出，在浮動匯率制下，一國可以更為主動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標，這一分析結果對于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的匯率制度的選擇也是有著重要的價值的。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向理性預期的遞進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預期的條件下，政府相機訣擇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會完全被微觀經濟主體基于理性預期下的行為所抵消，這就構成了宏觀經濟問題中政府與大眾之間的動態不一致。在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中解決動態不一致的關鍵在于政府要建立和保持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對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大眾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奕。關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譽又具體有委托模式，契約模式和模式等理論。所有的模式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設計出激勵機制促使政府有維持其政策信譽的動機。在這些旨在尋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譽以改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的激勵機制的設計之中，對策論的引進起了關鍵的作用。對策論方法強調預期的關鍵作用，以及理性預期概念的不完備性。信譽博奕存在著多種可能的情形，因此對于政府來說，其制定政策必須要從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實踐中能夠產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夠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話，將會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從而能達到防范貨幣危機的目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不但要在總需求方面進行經濟調控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而且還要有效地運用供給政策對開放經濟的總供給方面進行調控。關于供給政策的理論重點主要體現在對政府的政策，產業政策和制度創新政策的討論之上。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國際競爭也主要表現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競爭，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僅應該要做到能夠推動科技進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政府的產業政策的核心，在于優化產業結構，政府實施產業政策應著重于克服資源在各產業部門間流動的障礙，因此政府要在宏觀上予以調控，建立解決結構性失業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業制度。如果開放經濟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么政府就有必要進行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政策主要體現在制度上，包括企業創立時的投資制度的改革、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對開放經濟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目前還重點體現在對國際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研究之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參與國的經濟存在著深刻的相互依存性，僅僅通過一國的政策搭配還不足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各參與國應該在經濟政策上進行國際協調。特別是在浮動匯率制下，國際間政策協調已受到廣泛的重視。凡是在國際范圍內能夠對各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產生一定程度制約的行為均可視為國際間經濟政策協調。研究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學者們設計了很多具有特定規則的國際間政策協調方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最為著名的方案包括：托賓提出的各國對外匯交易征收交易稅的托賓稅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匯率目標區方案、麥金農提出的恢復固定匯率制方案等，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論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對實現內外均衡的各國協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國際間政策協調因各國的主權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礙，而且參與國際政策協調本身也有成本收益問題，這些都影響到了國際間政策協調的實踐。三、面對挑戰，宏觀調控模式的選擇

面對經濟全球化將給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帶來的種種挑戰，中國有必要對以往側重于國內均衡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進行調整，并在合理借鑒界對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理論成果和各國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選擇適合于中國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運行特點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任務應該是妥善應對市場開放和在更高層次上參與經濟全球化，防范各種沖擊，維持經濟穩定。因而此種情況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應確定“內外兼重，雙重平衡”的指導思想。首先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要保持一定的穩健性，防止內部經濟的過冷與過熱，這是應對外部經濟沖擊的基礎條件。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要能靈活針對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宏觀經濟沖擊進行瞬時調節，防止由于小的失衡引發大的，經濟穩定。其次，隨著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國要進一步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運行的機制，積極穩妥地推進利率，匯率和其它經濟參數的市場化，形成以市場調節機制為基礎的開放型宏觀經濟調控運行機制，增強其防范和應變風險的能力。在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具體構建上，我們認為：

第一，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國的國際收支調節將變得更為復雜和重要，應按照市場開放的步驟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實現外部經濟的均衡。中國應該發揮浮動匯率制在調節國際收支上的重要作用，使人民幣匯率成為調節國際收支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堅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經常項目有條件的自由兌換的基礎上，逐步放寬匯率浮動的范圍。根據國際市場狀況以及中國主要經貿伙伴的經濟、外匯收支狀況形成以市場為基礎，比照一攬子貨幣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充分發揮人民幣匯率調節外部均衡的作用，完善中國的目標收支調節，防范國際金融的波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要使人民幣匯率真正浮動起來，積極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我們必須進一步放松外匯管制，增加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完善人民幣的利率市場化進程，建立遠期外匯市場。匯率制度的改革由于牽涉面廣，涉及金融安全問題，我國應實行漸進改革的方案，短期內可以從減少臨時性外匯管制措施入手，改變因強化管制而造成的外匯市場供求信號失真現象。擴大銀行的人民幣遠期結售匯業務，爭取先建立貿易項目下的遠期外匯交易市場。

第二，應合理借鑒在浮動匯率條件下，貨幣政策較財政政策更能影響宏觀經濟運行效果的比較優勢的理論結論，在以匯率政策實現外部均衡的同時，搭配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實現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同時適當地發揮財政政策的特殊作用。中國實行貨幣政策應保持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提高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信譽，改善國內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政策穩健性的預期，防范居民預期對貨幣政策效果的抵消作用，力爭實現中央銀行與公眾在貨幣政策上的動態一致。因此，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要加以鞏固和加強，可以考慮進行由人民銀行向國務院負責的組織結構向人民銀行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的組織結構轉變的改革，保持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其次，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上應加強立法監督，通過監督的形式改善社會大眾對貨幣政策的信心，防止貨幣政策的效果被預期所抵消。此外面對更加頻繁的資本流動和與國際金融市場更緊密的聯系，必須改善金融調控，加強金融監管，強化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和大規模資本流動風險的管理，防范經濟，金融全球化風險，避免感染國際金融危機。

第三，由于加入WTO以后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某些約束，中國應該在經濟，法律等政策上向WTO的規則靠攏。建立健全符合WTO規則的經濟法律體系，盡快建立參與WTO多邊貿易體系活動的協調機制和對各國經濟貿易法律政策的評審機制。要按WTO規則要求規范產業政策手段，選擇具有非偏向的政策手段如放寬市場準入、加強人力資源開放、基礎研究、競爭政策、加強政府規劃指導和市場信任服務等，來促進重點產業的。在采用宏觀經濟政策時避免帶有偏向性，即這些政策措施都不能只針對部分地區，部分產業，部分產品和部分，而必須按照一定的客觀標準統一無差別地實施。在加入WTO之后，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的運用應該更多地考慮到WTO規則直接或間接的約束。

第四，發揮政府在促進技術進步和發展事業方面的積極作用，努力構建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力爭在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的激勵競爭之中立于不敗之地。政府應通過改革和制度創新營造一個有利于技術進步的體制環境。除此之外，通過有選擇和適當的參與，以及通過政策引導和激勵社會的技術進步活動，發揮促進技術進步的作用。政府要重視教育，重視“人”的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極其重要的作用。應通過對教育事業的支持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中國人力資本積累的水平。教育應該是中國政府最基本的發展政策。過去長期以來，由于缺乏對教育的足夠重視，加上教育的投入產出率低下，這已使我國遠遠不能適應社會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短期行為和中國的教育體制的改革遠遠落后于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因此，要徹底改變中國教育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狀況，首先要推動相應的改革，加強對教育事業的資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此外，政府的作用還應該體現在促進市場環境改善方面。通過這些供給方面的政策選擇，我國才有可能構建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

第五，積極參與國際間經濟政策協調，創建穩定的國際經濟運行體系。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間經濟政策協調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國分散決策的國際經濟運行的低效率。在中國采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情況下，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間匯率政策的協調，可以有效地發揮匯率政策實現外部均衡的作用。在國際游資流動規模日益膨脹造成匯率不穩定的情況下，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間經濟政策的協調可以有效地防預國際間貨幣危機的傳遞。在參與貨幣、金融的國際合作之外，政府還應該積極參與國際間其它宏觀經濟政策合作，以促進經濟增長，避免外部經濟失衡，力爭獲取開放給經濟帶來的多方面利益，同時又保留最大限度的追求合理經濟目標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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