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列寧新經濟政策思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落后國家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論文摘要:列寧新經濟政策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夾肚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其主要內容是:用糧食稅取代余旅收集。這一政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社會主義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青、足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公社會主義要不斷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提是正確的認識國情，社會主義要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

關于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鄧小平曾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許多年，也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在這里，鄧小平認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對于認識和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比較好的思路。之所以是一個比較好的思路，是因為新經濟政策探索出一條像俄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因而，“研究和探討‘新經濟政策’，不僅是全面完整準確理解列寧社會主義建設思想，列寧主義的理論需要，而且是目前社會主義國家尋求發展路向和改革出路的時代需要，是指導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需要。

一、新經濟政策思想的提出

列寧新經濟政策思想提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戰爭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所導致的國內出現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從鞏固蘇維埃政權的高度要求蘇俄與德國談判，締結和約，退出戰爭。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全國代表人會通過了與德國簽訂利約決議案.英德之間不列斯特和約的簽訂，使蘇俄退出了戰爭。蘇維埃政權得以鞏固。“正是在這以后，蘇維埃政權獲得了一個和平喘息時機，黨和國家政權適時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管理俄國和發展生產上，展開了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途徑的最初嘗試’心但是，這種“嘗試’，很快就被1918年夏季開始的十四個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所中斷。在蘇俄國內戰爭時期，黨和蘇維埃政權迫于戰爭形勢，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即實行余糧收集制實行國有化.消滅資本主義，實行計劃調撥制和分配制，取消商品、貨幣和市場。實行這一政策，有力地支持革命戰爭，使蘇俄粉碎了外國的武裝千涉，戰勝了國內的白匪叛亂。但是這一政策對社會生產力，尤其是農業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利文化建設則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最終導致1921年春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對于“新經濟政策”，列寧曾作出這樣的評價，他說:“我們當時不這樣就不能在這經濟破壞的小農國家內戰勝地主和資本家。我們取得了勝利……應當說我們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勞。但同樣必須知道這個功勞的真正限度。‘戰時共產主義’是戰爭和經濟破壞;迫使我們實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它是一種臨時的方法，這里，列寧指出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必要性以及不足，正是這種政策的不足造成了1921年春的嚴峻的局面。

“戰時共產主義”所引起的政治危機表現為蘇俄國內政局不穩定。這種不穩定表現為:一是農村的許多地方，如烏克蘭、頓河流域、西伯利亞的農村，一部分農民進行騷動和暴動，殺害農村的蘇維埃工作人員，毀壞農村生產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燒毀國家的糧食倉庫，二是在大中城市，工人階級隊伍不穩定，一部分工人離開城市和脫離工人階級隊伍，到農村去尋找生路，使城市工人的數量銳減，另一部分工人則在工廠里舉行罷工和示威活動，以表達他們對國家政策的不滿意和不理解，三是1921年3月初發生了喀瑯施塔得叛亂，即蘇維埃俄國的海軍基地喀瑯施塔得城，一部分水兵發起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要求建立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上述情況說明，蘇俄國內戰爭結束后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將對蘇維埃政權構成直接威脅.國內戰爭結束后，蘇俄不僅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而且還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由于戰爭及在這一背景下推行的“戰時共產主義”影響，蘇俄生產力水平倒退了幾十年。有資料顯示:1920年煤炭開采量為870萬噸，只比1899年稍多一點，生鐵冶煉量為11. 6萬噸，比186。年減少1/2，棉織品產量只相當于1857年水平。1920年國內的工業生產比1913年減少6/7。許多鐵路和橋梁被破壞，大部分機車和約占1/4的車廂不能使用，導致運輸業陷于困境.1920年的農業總產量，只等于戰前到2/3，僅如此，金屬、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和面包、肉類、鞋類、衣服等日用品也極為曦乏。這種情況要求蘇俄采取新的政策加以改變.

俄國的國情是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蘇俄當時的國情是，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生產力十分落后.俄國的文化程度低，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這些均比西歐最落后的國家還要落后。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列寧指出，這種國情決定了“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事情.他還說，“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因為“我們計劃用無產階級直接下命令的方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分配。由此不難看出，正確認識國情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正是俄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俄國向社會主義過度必須采取遷回的方式。通過戰時共產主義實踐，列寧和俄共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正是基于對“戰時共產主義”的深刻反思和對蘇俄國情的正確把握，列寧和俄共提出有別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新經濟政策。”即改變了國家的糧食政策，由余糧收集制改為糧食稅制，改變了禁止買賣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的政策，允許自由貿易，改變了所有制的政策，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工商企業發展，并且實行租讓制，即一部分國有企業租給外國資本家，讓他們到俄國來經營等等。

二、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

列寧在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采取新的途徑來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已經絕對必要了……我們現在還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真正途徑，而探尋這一途徑的唯一方法，就是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由當時蘇俄所面臨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以及其國情所決定的唯一可以采用的正確可行的舉措。其實質不僅僅在于允許資本主義的存在和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一政策探尋了在落后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如何利用市場、商品貨幣關系發展生產力，如何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子。正如列寧所說，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途徑的唯一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科學社會主義史一次偉大的探索、實驗和實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改革的第一次偉大嘗試。

(一)糧食稅制取代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余糧收集制

蘇俄由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轉變是以用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為標志的，這一政策的轉變開始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列寧作出了《關于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報告》。分析了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原因。

列寧認為這“首先而且主要是一個政治間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本質在于工人階級對農民的態度。”大家知道，在蘇俄國內戰爭時期，國家采取余糧收集制，本打算以工業品交換農民的余糧，但由于戰爭的需要，國家拿不出那么多工業品來交換農民的余糧，于是就無償地從農民手中將其全部余糧拿了過來用于戰爭所需.不僅僅是余糧，有時甚至拿來了農民生活必需的一部分糧食，從而導致農民生活極端困苦，這樣還破壞了個體農民經濟賴以存在的條件—生產者占有自己的產品并且以商品交換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勞動價值由此，蘇維埃政權同農民的關系極為緊張，能否改善農民生活狀況不僅是一個經濟間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間題.如同列寧所說，“好多事件，特別是戰爭、經濟破壞、軍隊復員以及極端嚴重的歉收造成的極度貧困引起的事件，……使得農民處境特別困難、特別緊張，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劇了農民的動搖，使他們從無產階級方面倒向資產階級方面。面對農民政治上的動搖，列寧認為必須增加糧食的生產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購和運輸，改善農民生活。而解決這些間題關鍵在于“采取那種能夠立刻提高農民經濟生產力的方法.nClz〕針對俄國是個小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列寧指出，小農只要還是小農，他們就必須擁有同他們的經濟基礎即個體經濟相適應的刺激、動力、動因.而糧食稅可以起到這種作用。所以，俄共(布)決定改余糧收集制為糧食稅制.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決議，標志著糧食稅制開始取代余糧收集制.實行糧食稅制，農民在耕種時就可以知道自己承擔的納稅數額.農民在納稅后剩余的一切糧食、原料和飼料，可以自己全權處理，即可以用來改善和鞏固自己的經濟，用來提高個人的費，用來交換工業品、手工業品和農產品，還可以通過合作社或自由貿易的途徑進行商品交換.糧食稅的實行，國家所收取的糧食數額人人少于余糧收集制所收取的糧食數額。1921---1922年度，國家通過實物稅收取的糧食數額為2. 4億普特，比以往余糧收集制收取的糧食數額少2億普特.這樣，農民的負擔大大減輕，他們的生活狀況迅速得到了改善。同時，由于實行糧食稅，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到1925年，俄國農業的規模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水平。因此，蘇維埃政權同農民的緊張關系得以緩和改善.

(二)利用市場、商品貨幣關系發展商業和自由貿易

按照傳統的社會主義觀點，即馬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貨幣和市場都不復存在。戰時共產主義就是對這一思想的實踐，不允許商品交換，取消貨幣、商品和市場，禁止自由貿易，利用蘇維埃政權通過行政命令實行計劃經濟，試圖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戰時共產主義的失敗，使列寧認識到在一個小農占優勢的國家里取消商品、市場和貨幣是不現實的。他認為這種政策在經濟上行不通，而實行這類政策的政黨，必然會遭到失敗。正如列寧所說:“到1921年春天已經很清楚了:我們用‘沖擊’的辦法，即用簡捷、迅速、直接的辦法實行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的原則的嘗試已經失敗了。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勢向我們表明，在許多經濟問題上，必須退到國家資本主義陣地上去，從‘沖擊’轉到‘圍攻’的方法上去”新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利用商品、貨幣和市場來發展商業和自由貿易.也就是從戰時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退卻”到新經濟政策中的商品交換，而不僅僅是“退卻”到國家資本主義。列寧提出，“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所作的退卻是不夠的，必須再退卻，再向后退，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國家調節商業和貨幣流通.他還說，新經濟政策的全部意義就在于“要找到我們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來的那種新經濟同農民經濟的結合點。這個“結合點”就是，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無產階級國家必須通過商品經濟、貨幣關系，利用市場，同農民經濟建立聯系。通過對戰時共產主義的反思，列寧認識到了自由貿易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自由貿易當時又叫流轉自由。自由貿易對農民和國家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是聯系兩者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對小農來說，實行流轉自由，可以改善小農生活條件和生產條件從而發展小農經濟。小農作為小生產者，需要有自由貿易。只有通過自由貿易，他們才能用自己的勞動產品換回自己生活所需的其他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即工業產品.可見，實行自由貿易，有利于提高小農的生活和生產水平。因此，列寧在談到必須實行自由流轉時說:“這種流轉對于農民來說是一種刺激，動因和動力’}G57而國家則可以通過貿易，用工業品換取所稿的糧食和其他工業原料，從而加強了工農業之間的經濟聯系。新經濟政策伊始，商品交換必須在地方范圍內進行，主要是通過消費合作社來進行交換.這種交換還只是物物交換，貨幣不參與商品流通。但是，實踐的發展使列寧認識到這種交換的不足與缺點。于是，就打破了商品交換受地方流轉范圍限制的作法，改用貨幣交換的形式，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由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列寧還主張發展商業，認為發展商業是黨和國家面臨的特殊任務。國內戰爭結束后，蘇俄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在這種情況下，蘇俄要真正有效地恢復和發展經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不發揮商業。他指出:“我們看到，調節商業和貨幣流通的問題己提上日程.不管我怎樣覺得商業領域距離共產主義很遙遠，但正是在這個領域我們面臨著一項特殊任務。列寧之所以說發展商業是一項特殊任務，是因為在傳統社會主義觀點來看，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存在商品和市場，不存在商業。但是，當時的蘇俄必須解決發展商業這一任務。因為只有發展商業，才能滿足工農業生產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才能促進經濟建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為此，他提出，國家政權機關的活動要緊緊圍繞發展商業的任務進行，特別是那些領導經濟工作的機關應該參與組織商業活動.他還提出蘇維埃國家要善于同外國人做生意，并且要求共產黨員和黨的干部要認真地學習經商。

(三)利用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大生產的中間環節。

戰時共產主義的失敗，使列寧認識到在小生產在社會生產中占優勢的俄國過渡到社會主義必須采取遷回措施。也就是把資本主義特別是國家資本主義作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列寧在《論糧食稅》這一著作中提出.“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范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這里，列寧指出了利用資本主義必然性。因為當時的俄國存在大量的小生產、存在商品交換，在這種經濟條件下，資本主義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企圖人為地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列寧認為”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殺，因為這種政策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是必然會遭到失敗的”.同時，列寧還提出，資本主義是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正如列寧說:“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和中世紀制度、和小生產、和小生產者散漫性聯系著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因此，列寧甚至認為私人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幫手。 所以，新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在經濟上極力利用、加緊利用和迅速利用資本主義西方。”列寧認為，當時蘇俄經濟結構中存在自然經濟、小商品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5種經濟成分。這5種經濟成份可分為兩種類型，既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和非社會主義性質的。在非社會主義化的經濟中，列寧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是“我們的救星”。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是集中的，有計劃的和監督的，社會化的，而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所播要的.列寧提出，“任何一個沒有喪失理智、沒有被書本上的只言片語塞滿頭腦的人一定會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的救星.就是說，作為人生產的國家資本主義，具有小生產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只有它才能使俄國擺脫生產極為落后的面貌。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俄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條正確途徑。在他看來，如果俄國有了國家資本主義，那么過渡到完全的社會主義就會容易，就會有把握.正如他說:“只有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我們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否則，就不會有社會主義。

所以，列寧認為，應當提倡國家資本主義，把私人資本主義和小生產資本主義改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他提出:“全部問題，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的問題，在于找出正確的方法，即應當這樣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內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

就是說，國家資本主義是俄國由小生產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中間環節。列寧還探索了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式問題.總的來說，有四種形式，即租讓制、合作社、代銷制和租賃制.列寧認為，租讓制是重要的形式。所謂租讓制，就是國家根據一定的條件，同外國資本家簽定合同，將自己暫時無力經營的一些企業租讓給外國資本家，讓他們到俄國來經營。實行租讓制會使蘇俄付出一定的代價，即要把生產的一大批產品交給外國資本家.但對蘇俄來說，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是有意義的.經濟上，蘇俄既可以引進大量資金，最新的技術裝備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使一部分企業迅速恢復生產，從而帶動態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義可以在增加蘇俄產品的數量，提高產品質量，這就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政治上，由于實行租讓制，可以制約國際資本主義對蘇維埃政權進行封鎖、侵略的陰謀。所以，列寧反復強調要大力培植與發展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認為它在蘇維埃政權下已經是3/4的社會主義，因為這是“由一種大生產形式向另一種大生產形式的過渡.

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二種形式是合作社.就是小生產者在自愿的基礎上，以商品交換為目的而成立的社會組織.列寧認為，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合作社，從國家利益來看有許多好處。一是便于國家對商業進行統計、監督和管理，便子國家同商人訂立合同。而是便于把千千萬萬的小生產者組織起來.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三種形式是代銷制。所謂代銷制，就是指“國家把作為商人的資本家吸引過來，付給他們一定的傭金，由他們來銷售國家的產品和收購小生產者的產品。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既有利于城鄉商品流轉，又有利于國家對商業的管理和監督。國家資本主義的第四種形式是租貨制。即“國家把國有的企業或油田、林區、十地等租給企業資本家，而且租借合同和租讓合同極為相似.”這種形式同租讓制的區別僅在于合作對象不同.租貨制的對象是國內資本家，而租讓制的對象是外國資本家。

上述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密切了蘇維埃政權同人民的關系.有資料顯示，1924年農民消費的糧食、肉類和油脂數最大大超過戰前1913年的水平1926年第四季度，工人的實際工資比1922年第一季度增長了3倍，工人的物質生活也大大優于戰前的水平。

三、新經濟政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意義

新經濟政策的成功實施，使列寧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發生了根本改變，同時也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之所以發生這種改變，是因為列寧和俄共能夠弘揚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發現新間題、研究新情況、解決新間題。從而創造性地提出適合蘇俄國情的新經濟政策.這種政策突破了馬恩對未來社會主義的設想，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開創了一條嶄新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啟迪和借鑒意義是多方面的。

—社會主義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戰時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就在于這一政策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利益。余糧收集制要求將農民的全部余糧無償地收歸蘇維埃政權，致使農民生活十分困苦，乃至出現農民騷亂和暴動。新經濟政策改余糧收集制為糧食稅制，農民交稅后的余糧可以自由支配，既可以用于個人消費，與可以用于交換.這極大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得蘇維埃政權同人民群眾的緊張關系得到了極大地完善，使得蘇維埃政權更加鞏固。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其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實現及實現程度的大小直接關系到其參與社會建設的積極性的高低，影響到其創造性的發揮。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強調，政策的制定應放在人民答應不答應、滿意不滿意、同意不同意的基點上。在新世紀，江澤民強調，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要不斷實現好、維護好和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因為“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最緊要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始終關系黨的執政的全局，關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全局，關系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全局。所以，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制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基本著眼點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我們國家的改革又進入了攻堅階段，各種深層次的矛盾逐漸凸現出來，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同時，我們還肩負信息化和現代化的雙重任務，面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科技和文化上的竟爭壓力.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建設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多方面需要，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顯得更好實現。

—社會主義要不斷進行改革.從十月革命勝利到列寧逝世這段時間里，列寧領導蘇俄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兩次實踐。第一次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由于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使蘇俄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第二次是新經濟政策時期，由于實行了新經濟政策，使蘇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政治局面穩定。出現這前后不同的兩種結果告訴人們，社會主義也要不斷進行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謂‘社會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其他任何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濟改革的社會.這是說，社會主義也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進行改革和完善.我國20多年改革實踐說明社會主義要不斷進行改革.由于改革，我國人民的生活實現了由溫飽達到小康進向全面小康邁進，由于改革，我國實現了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保持了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向前發展的良好勢頭油于改革，我國政治的、文化的等方面的體制更加完善。

—正確認識國情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這是新經濟政策給我們的一個重大啟迪。列寧領導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正是基于對當時國情的正確認識.當時的蘇俄小農占人口的大多數，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正如列寧所說，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的分配是錯誤的。在對國情的認識上，我國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屆三全會前的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我們對國情都沒有認識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其結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貧窮。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對國情的認識逐漸清晰。十三大作出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正確判斷，十五大概括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對國情的認識更加深刻。我國的國情就是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于這種認識，我國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對外關系中強調“有所為”“有所不為。

—社會主義要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新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利用資本主義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這就給人們一個啟示，社會主義要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關于如何對待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問題，列寧提出，“蘇維埃的歷史使命是充當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以及整個資產階級民主的掘墓人、后繼人和繼承人。”既然蘇維埃的使命是充當資產階級的“繼承人”，那么蘇維埃就應該繼承、借鑒和利用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正如他所認為的那樣，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于蘇維埃政權和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不利用大資本主義所達到的技術上和文化上的成就，社會主義便不可能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須充分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應該大膽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而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關于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問題，也應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和作法。比如資本主義的選舉制、任期制，就不應該是資本主義一家獨有，社會主義也可以而且應該加以利用，因為這相對于世襲制和終身制來說畢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總之，只要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體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資本主義文明成果都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