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諸多難題，特別是對外貿易和匯率、外匯儲備過多等問題。眾多影響因素之下，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受到威脅，形成了所謂的“中國制造”難題。本文通過分析新古典貿易理論，認為主流經濟學的貿易理論不適合解釋當前對外貿易中出現的問題；一個存在技術進步的中美貿易虛構的模型可以看出中美貿易導致中國貿易條件惡化的可能性。本文認為，要保持中國對外經濟的健康發展，實現“中國制造”的順利升級，必須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提高名義經濟增長率，唯此才能獲得人民幣升值牢固的基礎和對外貿易的主動權。

關鍵詞：中國制造；人民幣匯率；名義經濟增長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有了深遠發展——制造業企業的數量在中國所有企業當中占91%，收入占86%，利潤占73%［1］。與此同時，中國的出口貿易政策一直是走了一條過度外向型的發展道路，當具備了出口大幅增加的能力時，又面臨著一個過度競爭的國際市場環境。然而，大量廉價的中國制造產品的出口，使西方消費者在享受中國制造的同時充滿了抱怨和責難，形成了當前備受關注的“中國制造”問題，即中國出口的產品以低端為主、勞動生產率低、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的未來與發展的因素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本文主要是對宏觀層面進行分析。

一、“中國制造”問題及宏觀經濟環境

中國制造是依靠隱形的優惠政策發展起來的。所謂隱形的優惠政策指的就是資源要素價值的扭曲，包括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的價格。因此在這樣一個價格扭曲的環境下，中國實際上是把大量補貼給了外國的商人和消費者，自己辛辛苦苦只掙了一點微薄的利潤。2008年對中國經濟來說是艱難的一年，對已經是世界工廠的中國制造業來說更是如此。原材料上漲、勞動力成本提升、物流費用增加，令原本價格低廉、產量巨大的中國制造優勢不再明顯。隨著成本的提升，本處在微笑曲線低端的中國制造業形式更加嚴峻。因此，中國制造這樣的發展模式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

宏觀層面上面臨人民幣不斷升值等巨大考驗，導致企業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與“中國制造”問題相關的是開放條件的宏觀經濟難題：第一，是出口。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例從2004年的3.6%升至2007年的11.3%。2008年上半年，海關總署宣布貿易順差規模已明顯縮小，6月份出口增速從5月份的28.1%放緩至年同比17.6%，7月份回升至26.9％；中國對美國出口增速7年來首次降至個位數［2］。出口增速放緩的原因，包括人民幣升值、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漲、土地和環境保護以及出口優惠政策的取消等。第二，是外匯儲備。1998年至今外匯儲備上漲了11倍，達到18088億美元。2004-2007年，外匯儲備對美國債券的持有從3410億美元翻了近3倍至9220億美元。受美國房利美、房地美的財務危機的影響，中國持有其債券達3，760億美元可能會受其影響而對外匯儲備資產造成較大損失。巨額貿易盈余投資美國國債，實際上是促進了美國居民生活水準。第三，是人民幣匯率。匯率改革三年多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幅度已經超過21%；僅2008年上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先后54次創出新高，年內累計升值幅度已超過7%。人民幣升值將對出口產生負面影響，使“中國制造”更為艱難。因此，人民幣是否繼續快速升值疑慮重重。

“中國制造”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一是要靠企業自身發展，二是要靠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在全球經濟復雜多變和經濟滯漲威脅的情況下，中國對外經濟政策面臨艱難選擇。

二、新古典貿易理論的缺陷：一個并非虛構的例子

目前，“要素稟賦論”作為開放經濟研究基礎的主流經濟學的貿易理論只是新古典均衡理論的擴展，在一般均衡理論中加入各國間生產要素不流動的假設（注：關于“生產要素不流動”的假設是不合理的。在現實中，勞動要素是受到“移民法”的限制，但是資本要素（如貨幣資本）在國際間是可以流動的，因此這種假設缺乏現實性。）

，然后通過根據各國要素比例決定的專業化生產和產品流動來代替要素流動，從而達到與要素流動相同的最優配置。按照這一理論，如果各國要素稟賦實行專業化并采用自由貿易，則可以實現要素價格均等化，且各國的工資率將趨于均等。按照“要素稟賦理論”，戰后發展中國家采用新古典的貿易理論實行分工和自由貿易政策，所得到的結果并不是要素價格均等化，而是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惡化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擴大。中國對外貿易按照這種“要素稟賦論”實踐的結果是，出口低附加值的基本消費品和原材料造成了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調和有效需求不足；在美元不斷疲軟的情況下，過多的外匯儲備遭受貿易損失。

造成這種新古典貿易理論嚴重問題是微觀與宏

觀的脫節。因此，資源配置的自由貿易信條無法與宏觀經濟政策銜接。新古典貿易理論存在兩個根本缺陷：第一，國民收入核算的統計變量不是實物，并不能用生產函數進行解釋。例如，國際資本的流動顯然是貨幣的流動而非機器或土地的流動；國際貿易也不是物物交換而是以貨幣為媒介直接聯系資本的流動，如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直接相關；我國的外匯儲備非實物而是與美國的利率、匯率以及名義GDP增長率相關的。因此，在開放經濟模型中所有的變量都聯系到貨幣，不同于主流經濟學中貨幣是面紗；第二，新古典貿易理論中沒有主權國家，或者就要素不流動的假設來講并不聯系到主權國家的性質。它設計的是一個沒有關稅的最優貿易模型，而且這種關稅并不是開放經濟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定是依賴于主權國家的重要特征，如對技術輸出的限制、教育等政策。然而，主權國家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和貨幣政策［3］。主權國家可以通過獨立的貨幣政策在維護國家利益而不惜損害他國利益。國際經濟研究的核心命題，實際上是當存在著各國間不同的和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的條件下，通過貿易的經常賬戶的貨幣流動和資本賬戶的資本流動，各國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將產生相互影響。

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美國與中國貿易的例子來進行說明。正如“要素稟賦理論”所講的，中國有龐大的勞動力，應該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服裝，而美國則應該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比如飛機，之后通過貿易使兩國得到互惠。假設中國和美國在服裝生產上的勞動生產率相同，如生產一件服裝需要1單位的勞動；美國生產一架飛機需要 100單位的勞動，中國則需要 1000 單位的勞動。因此，美國把勞動都用于生產飛機，中國的全部勞動力則生產服裝。顯然，在 1 架飛機交換 100 ～ 1000 件服裝之間的交換比率是兩個國家都得利的。但是不同的交換比例或者貿易條件對兩國的利益不同。因此，要確定交換比例還要確定服裝與飛機的供求。然而，和需求相關的是收入水平或名義GDP。新古典貿易理論把收入水平作為外生變量，或者不能確定收入水平和匯率時是無法討論供求的。我們可以假設隨著交換的進行，收入水平也會發生變動，最終飛機和服裝會隨著專業化分工和自由貿易的進行導致兩國工資率趨近。這是新古典貿易理論能夠說明的，但前提必須是兩國有相同的相對價格。現在，我們加入新的技術和產品的出現對消費需求的影響。假設，美國除了生產飛機還發明了新的技術如計算機。美國將把從服裝行業轉移出來的勞動用于生產計算機，同時把用飛機與服裝交換來的高收入用于購買計算機，即計算機比服裝有更高的收入彈性。對中國來說，飛機比服裝有更大的收入彈性，因此當中國從貿易中獲得更高收入時將對飛機產生更大的需求，這樣就會使中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和兩國的收入與消費水平逐漸拉大。這個例子并不是虛構的。由于技術水平的差距，20世紀50-70年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差距擴大，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如果按照新古典貿易理論，美國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并無法提高技術水平，則將遭受嚴重的貿易損失。在人民幣匯率保持較低水平的時期，中國出口了低附加值產品，甚至是礦產原料，雖然賺取了一定數額的外匯，但是當前資源日益受發達國家控制的資源以比之前高出數倍的價格再出口到中國。因此，支配國際貿易的不是新古典貿易理論的資源稟賦而是技術上的競爭；要在國際貿易中獲得有利地位，必須使本國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 三、中國的貿易政策及存在的問題

改善技術落后狀況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從戰后到7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采用進口替代的方式引進技術，但是卻沒有成功的案例。這是因為，這種進口替代雖然可以提高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但無法改變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進口替代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之前引進技術的主要方法，如從日本大量進口鋼鐵和化工設備。這使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大幅度下降，國家對出口不僅進行補貼，而且出口產品的價格遠低于國內已經極低的價格。這種進口替代使我國付出了巨大代價；日本則把中國作為轉移夕陽產業的地方，而且日元升值使中國的進口替代越來越困難。

提高技術水平的另一個手段是直接引進外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技術水平的變動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在于成功地引進了國外直接投資。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我國投資環境的改善，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外資開始不斷流入中國。引進外資、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技術進步的關系引進外資、對外直接投資與推動技術進步是相互聯系、互相促進，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發揮著重要作用。按照英國經濟學家鄧寧（Dunning）和坎特維爾（Cantwell）的觀點［4］，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還不具備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這時通過引進外資，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隨著技術的累積，一國對外投資的內部化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提高，從而為今后的對外直接投資準備堅實的基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技術的累積，縮小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差距，為擴大引進外資和在引進外資中更好的吸收先進技術創造了條件，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技術的發展。在這樣的循環中，發展中國家利用引進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了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

近年來，中國對美國出口增加實際上是由于我國的低工資率和技術水平不斷提高之后對東南亞國家原有美國市場的占領；巨額順差為人民幣升值奠定了基礎。

上述問題聯系到當前備受關注的“中國制造”問題。本國人民節衣縮食，大量消耗了本國的資源，將產品出口到國外，反而換回了一個壞名聲。我們用上述理論不難解釋，新古典貿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發展貿易來說無疑是一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陷阱。按照美國3%、中國10%的經濟增長率，以及1：6.7的匯率，美國收入增長的部分將越來越多的購買中國的產品，這將使美國的實際收入水平提高。美國可以利用這種高收入來吸引和開發更多、更先進的技術，從而進一步拉大與中國的收入差距并惡化貿易條件。這種供求的變動也會使人民幣不斷貶值，而即使中國的就業可以隨著出口的增加而增加，也只會增產不增收，因為美國對服裝的需求在一定時間是給定的。同時，這種兩國收入的差距對于中國引進外資是不利的。因為，美國比中國對高新技術產品有更大的需求，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的產品只是美國市場淘汰的低技術產品或者“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是對著名的“里昂剔夫之謎”的一個合理解釋。

我們還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的進出口額在GDP中的比重只有20%，遠低于中國的90%。是美國的開放程度低于中國嗎？顯然不是。美國的GDP是中國的四倍（注：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246619億元人民幣，按照1：7的匯率相當于35231億美元；美國2007年140808億美元，是中國的四倍。），其四分之一的GDP可以購買中國所有的產品。如果中國按照主流貿易理論的原理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同時開放資本市場和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那么中國將不僅受到剝削，而且還會失去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經濟也將嚴重下滑。在整個中美貿易中，最有利于美國的貿易戰略是鼓吹自由貿易和全面削減關稅。戰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通過對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控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自由貿易并獲得巨大利益，然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逐步惡化。顯然，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取決于技術進步，但是發達國家倡導的自由貿易并沒有考慮技術進步，而且是在沒有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的假設下推論出來的。國家主權的存在使資本主義經濟成為富國對窮國的支配和剝削。一個最好的例證就是剛剛以失敗告終的歷時七年之久的多哈談判。談判中僵局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要求歐盟和美國進一步削減農業補貼和農產品關稅，而歐盟表示削減60%農產品進口關稅已是能夠做出的最大讓步，美國則表示只能將其目前每年170億美元的農業補貼削減20億美元。歐美等發達國家同時指出，按照“對等原則”，發展中國家必須削減工業品進口關稅，以及開放金融等服務業領域市場。顯然，主流經濟學的貿易理論早已經不能解釋這些事實了。

四、現階段對外經濟政策取向

在我國對外經濟開放的1985-1996年間，名義GDP的增長率超過20%，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到1996年只有20%。之后，名義經濟增長率始終低于出口對GDP比重，且差距越來越大。這種1996年之后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和占GDP40 %多的出口和1996年之前是完全不同的。1997年以來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性越來越大，直接造成中國經濟受國外經濟周期和沖擊影響較大。“中國制造”難題的出現代表著中國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變動。為了克服全球經濟周期和金融沖擊的影響，對外經濟政策必須做出相應調整。

第一，提高名義經濟增長率和穩定匯率。國外投資與名義GDP增長率是緊密相關的。國際資本投資的目的是要獲得更高的利潤率，而名義經濟增長率直接聯系到利潤率；

市場潛力是以貨幣值表示的名義GDP增長率決定市場需求。當把經濟增長率作為國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時，必須考慮匯率——只有匯率不變，名義經濟增長率對于國外投資來說才有意義。盡管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非常有利，但問題是技術水平。就目前我國的技術水平來講，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制約因素是國內需求和就業，突出體現在農村的貨幣化和城市化進程減緩。考慮到引進外資與在出口上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競爭，保持較低的人民幣匯率是重要的。我們需要通過本國的貨幣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促進國外直接投資、提高本國的技術水平，增加出口和保持匯率的穩定。這種通過提高經濟增長率來替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方式對于我國引進直接投資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人民幣升值，受益的只是已經進入我國的外國投資，卻提高了外資的進入成本。如果提高經濟增長率，那么可以在外資進入成本不變的條件下擴大國內市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就是外國投資的利潤率。1992-1996年來自于中央銀行的擴張政策的經濟快速增長，促進了國外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和進出口貿易的增長；國外直接投資增長率遠高于經濟增長率，三資企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快速提高，1998年到2006年上升了近10%。國外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進步使出口大幅度增加，技術進步抵消了成本增加對出口的限制，這是保持匯率穩定的重要條件。可以說，中國經濟所取得的快速名義經濟增長率得益于上述模型的良性循環［5］。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速經濟增長必須保持貨幣金融體系的獨立性。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為3%左右的條件下，我國的經濟增長率要達到20%時，利率水平的提高必然帶來國際資本的流入。如果資本項目放開，國際資本必然會沖擊我國的資本市場，受“支配國家”貨幣金融體系的影響。目前，我國GDP總量和貨幣供應量按照匯率計算只有美國的不足四分之一，對比所有發達國家的貨幣總量就更小了。這決定了我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絕對弱勢地位。一旦完全放開資本市場和實行人民幣的國際化，我國的貨幣政策將不能保持獨立性。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何保持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和貨幣政策是當前我國所面臨的非常尖銳的問題； 我國對匯率的控制是不能放棄的——不能控制匯率就不能控制經濟增長率和貨幣供應量。

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條件下，中央銀行外匯儲備政策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了。保持較多外匯儲備是必要的，但是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則主要取決于資本項目的對外開放程度，進出口水平則是次要的。對于我國開放程度而言，如此之多的外匯儲備完全不必要。只有資本項目的對外開放和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斷加深，才需要重新考慮適當的比例。與之相聯系是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不能影響到中央銀行對利率的控制。這不僅是由于我國高速經濟增長的特殊的貨幣政策，而且直接涉及到資本項目領域的對外開放。中央銀行對匯率和利率的絕對控制對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對外貿易政策要聯系到國內有效需求。1990 年之前，我國實行的是進口替代政策，之后實行的是受重商主義思想影響的 “重出口而輕進口”的出口導向戰略。通過擴大制成品出口來帶動經濟發展，而低附加值的出口嚴重損害貿易利益。通過增加出口擴大就業的政策，實際上惡化了我國的有效需求不足。我國的出口占世界貿易比重從2000年的3.9%到2006年的8.2%，擴大了一倍多，進口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從2000年的3.4%到2006年增長到6.7%，也擴大近一倍［6］。曾經過分依賴出口的東南亞模式已經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破產了，中國持續這樣的模式將來也會有危險，因此必須主動改變發展模式。在眾多復雜因素的作用下，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必須以調節國內有效需求為核心，尤其是要加快農村的貨幣化和城市化進程，發展制造業以創造更多的就業，使得我們現在仍然在農業當中的35%的勞動力的一大部分能夠繼續轉移出來，完成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當前，以深圳為主要城市的產業升級開始向生物制藥等高科技產業轉變，以解決對“中國制造”的沖擊。雖然高科技可以大大增加產品附加值，減少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從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來看，這些是不夠的。對宏觀經濟而言，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高經濟增長率從而加快城市化和農村貨幣化。提高名義經濟增長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國內的需求，通過提高投資增長率增加對原材料的進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工資率、減少貿易損失。

由于人民幣匯率不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對進口產品的結構要通過關稅和非關稅手段進行調節。對農產品的進口要進行必要限制，保證農業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是重要的。要通過各種手段減少高檔消費品的進口。由于目前外匯儲備非常豐富，對于加強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是有利的。

第四，在資本項目開放的過程中，需要通過國內貨幣金融體系的總體設計使資本市場和銀行主體在相當程度上分離。目的在于，使作為我國貨幣金融體系的商業銀行免受資本市場的波動的影響，從而通過把國際資本流動限制在資本市場領域而保持商業銀行體系的獨立性，防止資本市場的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而使我國的貨幣金融體系被國際貨幣體系內生化。嚴格限制國外資本進入商業銀行領域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考慮到一旦我國啟動高速經濟增長將遇到的問題。要保持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和貨幣政策將是十分困難的。因此，調整目前我國引進國外商業銀行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在金融市場，包括證券、保險等市場的對外開放中，必須保持我國資本在這些領域中的絕對比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也要適當放慢。

［1］ 晨曦.從“中國制造”中解套［J］．創新科技，2007(05):8-11.

［2］ 馮科．宏觀經濟存在滯漲風險［J］．新經濟雜志，2008(5):11-13.

［3］ 柳欣，郭金興．總量增長、結構調整與就業問題［J］．經濟學動態，2005(3):21-25.

［4］ 吳漢嵩.我國對外貿易結構性失衡的原因與對策［J］.經濟問題探索，2007(11):85-87.

［5］ 柳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韓秀申.國際貿易形勢及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J］.國際經濟合作，2007(12):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