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艾森豪威爾時期，幫助日本開拓國外市場以實現經濟復興是美國對日政策的核心。這既是美國以“遏制中國”為核心的東亞遏制戰略實施的必然結果，也與朝鮮戰爭臨近尾聲時日本爆發的嚴重經濟危機密切相關。這一政策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側重點。美國先把重點放在促使日本面向東南亞發展經濟關系之上，旋即改變戰略，面向西方市場，全力推動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這種雙管齊下的貿易政策既有效地幫助了日本的經濟復興，也成功地鞏固和發展了美日同盟，但其負面影響則是為其后美日嚴重的經濟摩擦埋下了導火索。

[關鍵詞]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日本；經濟復興 艾森豪威爾政府上臺后，幫助日本實現經濟復興成為美國對日經濟政策的核心。這取決于兩個方面因素：首先，隨著以對華遏制為中心的東亞遏制戰略的確立，美國新的東亞戰略優先秩序開始形成：扶植日本，與其結成密切的盟國關系上升為美國東亞政策中的最高優先者。然而，一個貧困和缺乏信心的日本不可能成為美國強有力的盟友，因此幫助日本經濟復興便成為美國對日政策的重中之重。其次，隨著朝鮮戰爭走向尾聲，日本經濟出現嚴重危機，這一形勢使得日本的經濟興衰影響到美國東亞遏制的整體戰略而顯得尤為關鍵。艾森豪威爾政府對日經濟政策的核心在于貿易政策，雖然在不同階段重點不同，但其核心都在于幫助日本在東南亞及西方開拓市場。這一政策的實施為日本經濟戰后的起飛創造了必要條件，并且也成功地鞏固和發展了美日同盟。但是，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濃厚冷戰色彩和以安全利益犧牲經濟利益的特點，這一時期美國對日經濟政策也直接為之后的美日經濟摩擦埋下了導火索。 一 朝鮮戰爭爆發后，日本被視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是美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中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是美國向亞洲其它反共國家提供經援的主要合作者。正如杜勒斯所說：“日本是遠東形勢中的心臟和靈魂。如果日本不站在我們一邊，整個遠東地區就將是不可防守的”。在美國已經確定了的東亞遏制戰略中，對日政策是決定遏制能否成功的關鍵性因素，其中，日本經濟復興又是美國對日政策的核心，因為日本是東亞地區唯一重要的工業化經濟和技術性勞動力資源，被認為應該對東亞經濟發展負主要責任。 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都充分認識到日本經濟安全對美國自身軍事安全的重要性，認為日本是遠東“未來政治局面的關鍵”。艾森豪威爾甚至認為美國對日本貿易政策將“決定哪些國家留在自由世界，而哪些國家掉進共產主義的軌道”[2](Boxl)。然而，作為一個資源匱乏，戰后喪失所有海外領土和殖民地且對外經濟關系完全陷于癱瘓狀態的國家，毋庸置疑，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的保證是日本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前提條件。有關這一點，道奇早在1949年就已有過詳細論證。問題是，往什么方向去尋求和開拓市場? 早在杜魯門政府時期，通過日美經濟合作及舊金山和約中戰爭賠償條款的規定，通過對中日貿易關系的限制，就已經將東南亞設計為日本在東亞發展經濟關系的唯一可行對象。 艾森豪威爾政府繼承了杜魯門政府的這一設想。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于1953年1月至6月接連發表NSC125/3號、NSC125/4號、NSCl25/5號、NSC125/6號文件，其中最重要、最詳細的部分是使日本如何避免依賴中國市場的問題。認為日本有兩個主要的貿易方向：一個是南亞與東南亞，另一個就是中國。要想從根本上切斷日本與中國的關系，就必須幫助日本從東南亞尋找新的資源產地和商品市場，替代中國的地位，建議采取“引導”和“阻截”并舉的政策：一方面極力促使日本改善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通過投資和貿易的方式，參與幫助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進而與這些國家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開辟東南亞的資源和市場；另一方面則利用日本在經濟和防衛等問題上仍十分依賴美國的現狀，要求日本對中國實施嚴格的禁運政策。同時鼓勵日本成為有效、負責任和積極合作的伙伴，保持美日聯盟關系，在經濟上使日本成為美國向亞洲自由世界國家提供援助的基地，在軍事上使日本對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有所貢獻。 在1953年3月召開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51次會議上，艾森豪威爾總統及其主要閣僚們明確肯定了東南亞第一的政策思想，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羅伯特·卡勒指出，為了克服日本糟糕的貿易赤字，“應當提供各種機會增加日本與東南亞的貿易”。對外合作署署長哈羅德·史塔生也說，“一個非常有利于日本發展的前景是，日本人至少應當成功地返回到英鎊區(主要是東南亞)”。艾森豪威爾總統同樣指出，為了解決日本的美元短缺問題，美國應當鼓勵日本與東南亞的貿易。 政策一經制定，行動隨之而來。在整個艾森豪威爾任期內，美國對日經濟政策的特點之一就是力促日本解決賠償問題以改善同東南亞的關系，面向東南亞發展經濟關系以實現地區經濟合作。 1953年，美國駐日大使館建議，共和黨政府應制訂“長期在日本采購的計劃”，并采取切實有利的措施，促使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由美國為這種合作提供經濟上的援助。 1955年2月14日，美國向日本政府發出了一份關于亞洲經濟開發的“勸告書”，其中寫道：“日本應通過物資及技術的供給，對亞洲后進國生活水平的提高發揮中心作用”，并且“日本不應謀求對東南亞產業的支配。東南亞生活水平的提高將會自然而然地對日本有益。但是，重要的是，日本應給予東南亞大量的援助。日本在地理上與東南亞接近，可以生產其容易接受的商品，提供比其他工業國的技術更加適合這一地區的技術。” 1955年3月18日，杜勒斯訪問日本。當時日本正準備利用戰爭賠償來打開東南亞市場，同緬甸的賠償協議已經簽署，同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的賠償談判正在進行中。但是日本擔心東南亞國家嚴重缺乏資本，有可能使日本的賠償設施和設備造成極大的浪費。再加上東南亞和南亞的一些國家本來就不愿意與日本發展經濟往來，如果日本利用賠償打開東南亞地區大門的企圖破產，那就等于失去了繼續與這些國家交往的機會。 因此，日本希望美國方面予以幫助，特別是通過世界銀行等組織機構，向東南亞提供經濟發展資金。這樣東南亞國家就可以生產除稻米以外的產品，可供向日本出口，也會有外匯來購買日本的產品。 對此，杜勒斯指出，美國的首要經濟政策是向南亞和東南亞地區提供直接的經濟援助，這將比世界銀行貸款的數額要大。他建議要認真研究美國經濟援助是否可與日本賠償項目聯合起來，以形成真正的生產規模和效益。此外，杜勒斯特別強調，幫助日本開發東南亞市場是美國對日的基本政策之一，這是確保日本不至于倒向或依賴中國和蘇聯的重要方法，故請日本方面放心。 在第二天，即3月19日的杜勒斯與鳩山首相會談中，鳩山表示，東南亞國家對于日本來說至關重要，日本正致力于發展與這些國家間的緊密聯系。日本已經犧牲性地向所有這些國家支付賠償，當然日本最感興趣的是這些戰爭賠償能得以很好地利用。一些由美國資助的發展組織應幫助這些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用好這些賠償。杜勒斯對此表示同意， 并稱：“如果戰爭賠償不能創造經濟繁榮，日本就沒有必要做出承諾去支付戰爭賠償”。 1955年4月9日，NSC5516號文件再次強調，美國應該將日本納入美國自由亞洲經濟發展項目，藉以拓寬日本的貿易范圍，利用日本作為美國向南亞和東南亞提供援助物品的供應源，并利用提供經濟與財政援助的方式使日本對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發展有所貢獻。應該努力發展日本與韓國、臺灣、菲律賓等國的利益共同體，不僅促進共同合作，且使這種合作得以鞏固。美國希望在原有的援助水平上，通過現有的經濟組織來促進亞洲的地區性經濟合作與發展。1955年，美國國會授權建立的“總統亞洲經濟發展基金”明顯地表現出這方面的意向。國會在授權時聲明：“在使用這筆基金時，總統應優先考慮那些明顯有助于提高亞洲自由地區整體實力的計劃，以及能促進這一地區經濟合作水平的計劃”。 二 很顯然，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最初設想中，是希望將東南亞作為日本的第一市場，然而這一政策很快就進行了調整。這一調整從兩個具有連續性的文件的表述中可以看得出來。在1953年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訂的NSC第125/5號文件中，提出了三個旨在解決日本海外市場缺失的問題的行動措施，首要的就是擴大東南亞和南亞的經濟規模，因為它們能夠提供日本必需的食品和天然資料，并且是日本工業制成品的一個巨大的市場。但是到了6月29日的NSC第125/6號文件，已經開始突出強調日本進入西方市場的重要性。該文件指出，“一旦得到《互惠貿易協定法》的許可，(美國就應當)努力推動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并與日本就關稅減讓問題而進行談判。與此同時，避免對日本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增加關稅或應用其他(關稅)壁壘。”政策上之所以有這樣的調整，主要基于兩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