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國家的任何政策都是國家意愿的體現。體育經濟政策也不例外，是對我國國家意愿的體現與執行。在我國體育經濟政策的演變過程中，國家意愿是影響我國體育經濟政策變化的一種核心力量。本文將論述我國從建國到現在，國家意愿的變化與體育經濟政策的演變，并從中分析出國家意愿與體育經濟政策的形成之間的關系。

1強國戰略下的體育經濟政策

1949年前，國弱民窮的中國，被世界列強譏諷為“東亞病夫”。中華民族為了摘掉“東亞病夫”這頂帽子，前赴后繼地奮斗了半個多世紀。但由于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體育發展緩慢。

為了摘掉“東亞病夫”這頂帽子，在新中國誕生不久，政府就把發展體育事業擺上了議事日程，提出了建設“新體育”的要求。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中規定，國家“提倡國民體育”。1952年榮高棠同志在1952年6月24日全國體育總會第二屆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為國民體育運動的普及和經常化而奮斗》的報告中，明確地提出了今后體育的方針。這就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從實際出發并與實際相結合，使體育運動普及化和經常化，積極地“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為加強生產建設與國防建設服務。這樣就形成了“使體育運動普及化和經常化”的體育指導方針。

不過，隨著國際體育交往活動的增多，“提高運動技術水平”的任務也逐漸提上議事日程。1959年，周恩來向二屆全國人代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才明確、完整地提出了新的體育方針：“在體育工作中，應當貫徹執行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方針，廣泛開展群眾性的體育運動，逐步提高我國的體育水平。”這就是我國體育“普及與提高相結合”方針的正式出臺。

在“普及與提高相結合”基本方針的指導下，20世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在經濟、文化落后和體育基礎較為薄弱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一方面廣泛地開展群眾體育活動，一方面又集中了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保證競技體育的發展，因而出現了我國體育的全面發展的好勢頭。不但群眾性體育活動蓬勃地向前發展，競技體育的成績也出現了空前的飛躍，不少項目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在上述強國戰略方針的指導下，我國對體育事業實行了統包統管的供給型經濟政策。即根據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強化計劃手段，以供給的方式，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提供資金。其主要特征是，國家給予體育事業單位全額撥款（當然這要受國家財政能力的限制），體育事業單位作為事業單位，由政府對其實行直接的行政管理，體育場館的建設以及所有需要的事業費和基建費，均納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計劃，國家決定體育事業基本建設的投資方向和布局，預算安排基本建設投資資金，其經濟政策也就比較單一，主要是國家對體育的財政政策和投資政策。

不可否認，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我國統包統管的供給型體育經濟政策對于在舊體育的廢墟上重建我國體育事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我國體育迅速崛起，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并且，由于我國體育的基本指導方針由建國之初的“使體育運動普及化和經常化”逐漸演變為“普及與提高相結合”，我國的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獲得了比較平衡的發展。但這種統包統管的供給型經濟政策，也存在弊端，不利于調動和發揮體育職能部門和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并且，由于對體育的政治功能與政治價值給予了特別的關注，這就必然會限制體育的經濟功能與娛樂功能的發揮與拓展，影響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2社會化發展戰略下的體育經濟政策

在上述強國戰略指導下，我國體育迅速崛起，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獲得了快速的發展。中國下一步體育發展戰略應當如何制定？中國體育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與發展？怎樣才能保持中國體育高速發展的勢頭，滿足廣大群眾對體育日益高漲的期望和要求？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為此，國家體委于1984年11月和1986年4月先后下發了《關于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通知〉的意見》、《關于體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兩個文件。以這兩個文件為核心，確立了以社會化為突破口、以競賽和訓練改革為重點的新的改革思路與“以革命化為靈魂，以社會化和科學化為兩翼，實現體育騰飛”的新的戰略指導思想。

在社會化發展戰略指導下，體育改革的重點放在克服過分集中于國家辦體育，特別是集中于政府體育行政部門辦體育的弊端，以社會化為導向，深化競爭機制改革，重點抓運動技術水平的提高，重新強調了體育工作的社會分工，旨在重新恢復由政府體育行政部門統一領導下，國家辦、部門辦、單位辦三結合的體育發展模式。其基本運作方式是：群眾體育逐步轉向以社會辦為主，各行業、各部門承擔起主管本行業和本部門體育工作的任務，政府體育行政部門積極扶持、協調、指導和依法管理；競技體育以國家投資、直接管理為主，以社會參與為補充。進一步強化和完善20世紀60年代形成的競技體育發展模式，堅持全國一盤棋的“舉國體制”，改革國家隊組隊方式，鼓勵社會（城市、行業、企業、學校）建設高水平運動隊，建立科學的訓練體制，形成多形式、多渠道、多層次人才選拔、培養體系。將國內比賽與國際比賽相銜接，專業比賽與業余比賽相銜接，建立科學的競賽體系，層層落實奧運戰略，并逐步實現賽事社會化、多樣化和制度化。

在上述改革與發展戰略的指導下，為了改變國家包辦一切的舊模式，對我國體育事業的經濟政策進行了改革，這就是社會化經濟政策的初步提出。為了緩解體育經費不足的矛盾，促進體育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一方面繼續增加對體育事業的投入，另一方面積極鼓勵和扶持體育事業單位充分利用業務優勢，廣開財源，集資創收，增強自身的造血功能。

（1）體育事業單位預算包干的財務管理體制。1987年財政部和國家體委協商制定了《國家體委直屬事業單位“預算包干”暫行辦法》，對純事業單位實行了“核定基數，比例遞增”的管理辦法；對自收自支單位實行“經費自給，收大于支，結余部分上繳”的管理辦法。

（2）鼓勵體育事業單位實行“以體為主，多種經營”的管理制度。為了緩解體育資金的矛盾，積極鼓勵和扶持體育事業單位充分利用業務優勢廣開門路，籌集資金，財政部和國家體委協商發布了《國家體委直屬事業單位留成試行辦法》，在考核事業單位完成計劃的前提下，對單位得到的經濟收入，實行按經費自給率核定事業發展基金和集體福利基金、獎勵基金的辦法。

（3）體育場館由行政管理型向經營管理型過渡。在優先保證發展體育事業的前提下，鼓勵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實行多種經營，積極創收，逐步實現半企業化、企業化。

在上述經濟政策的引導下，體育部門開始涉足市場，有條件的單位通過開展多種經營，擴大服務范圍，增加服務項目，積極創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體育事業發展資金不足的矛盾。但這一時期對體育經濟功能的認識還比較膚淺，尚處于探索和起步階段。

3產業化發展戰略下的體育經濟政策

為克服我國體育過分集中于國家辦的弊端，20世紀80年代以訓練、競賽體制為重點，以體育社會化和科學化為突破口的體育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尤其是在競技體育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但是，與國家整個改革的發展相比，80年代的體育改革基本上還是屬于淺層次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決，特別是原有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舉國體制和運行機制，還沒有得到根本轉變。這種體育體制不適應時代要求（主要是關系不順、機制不活、經費不足、效益不好、人才流動不暢、體育事業發展的活力和后勁不足等）的問題暴露得越來越突出。90年代的體育改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要改掉原有體育體制中阻礙體育發展的弊端，使之能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體育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