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一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會出現二元經濟結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二元結構將逐漸向一元過渡。現代的中國社會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性”。在實現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如何解決好農業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解決農業的根本出路無疑歸結到農民身上。本文試圖通過考察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多重二元結構，對農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一些探討性意見。

關鍵字：二元經濟、人力資本、農業剩余勞動力

一． “二元經濟”的提出與發展

“二元經濟”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對印度尼西亞社會經濟的研究中把該國經濟和社會劃分為傳統部門和現代化的荷蘭殖民主義者所經營的資本主義部門，他當時的研究僅僅限于對二元經濟的一種單純的描述。

1954年劉易斯發表了一篇題為《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刻畫了后起國家存在的二元經濟特征：在一定的條件下，傳統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成負數，勞動者在最低工資水平上提供勞動，因而存在無限勞動供給。城市工業部門工資比農業部門工資稍高，并假定這一工資水平不變。由于兩部門工資差異，誘使農業剩余人口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資本家利潤即剩余的使用，當資本家進行投資，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量就增加了，從農業部門吸收的剩余勞動就更多了。當剩余勞動力消失，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提高了，與工業達到一致，這時經濟中的二元結構也消失了。劉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兩種含義：（1）認為現代城市部門的資本積累能帶來固定比例的勞動力就業的增長，意味著不存在勞動力節約型的技術進步，資本積累越快，創造的就業機會增長也越；（2）認為農業只是工業化中的一個消極部門，忽視了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忽視了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之間的關聯。這兩點大大地削弱了該模型的現實意義并且也是后人對其批判的主要依據。

拉尼斯、費景漢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改進，他們認為因農業生產率提高而出現農業剩余是農業勞動力流入工業部門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把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流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類似于劉易斯模型。第二階段工業部門吸收那些邊際勞動生產率低于農業部門平均產量的勞動力。此時，勞動力的邊際產量為正值，他們向工業部門的轉移導致農業部門的萎縮，從而農業向工業提供的剩余減少，農產品供給短缺，使工農業產品間的貿易條件轉而有利于農業，工業部門工資開始上漲。第三階段是經濟完成了對二元經濟的改造，農業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農業和工業工資都由其邊際生產力決定，農業與工業間的勞動力流動完全取決于邊際生產力的變動。經過改進后的模型更準確反映了二元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和自然演進過程。

二． 我國二元結構的演變以及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1． 建國以來我國二元結構的歷史演變

建國初期，受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的制約，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我國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特征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一個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建立起現代工業，并進而實現經濟的起飛與現代化，必須要有最初始的資本積累。而在建國初期我們經濟水平極其低下，主要是自然、半自然經濟為主體，資金嚴重匱乏。在這種經濟基礎上，唯有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用剝奪農業剩余的辦法來實現工業化。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統購統銷、人民公社、戶籍制度等在內的城鄉隔離的二元經濟體制。通過這種不等價交換的原始積累方式和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國從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間，從200多億元起步，迅速積累起了5000億元左右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保持了較高速的經濟增長率。然而，我們也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由于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是以犧牲農業的長遠發展為代價的，這不僅造成了農業生產長期低速增長，而且也使農業內部的剩余勞動力不斷積累，農村隱蔽性失業嚴重，從而使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結構強度一般用農業與非農業間的相對國民收入差距來衡量。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的統計分析表明，世界上發展中國家這一差距最大為4.09倍，而1979年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強度卻高達6.08倍。

2．現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效果并不顯著，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呈現出一定的剛性，農業經濟發展緩慢，城鎮化進程遲緩，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受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農業生產率低下，農業經濟發展緩慢。由于國家長期在資源配置上的傾斜政策，農村投資比重小，農業基礎設施不健全，造成長期以來我國的農業一直保持著家庭式的、自給自足的發展狀況，農業協作程度低、技術落后、生產率低下，從而農業經濟發展緩慢。另外，國家對農業的土地所有權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耕作積極性。比如國家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占用農民耕地，并未能給與足夠的賠償，這也在一定程度成挫傷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失。

第二，農村非農產業發展水平低，技術含量總體比較低，缺乏競爭力。我國農村人口多、比重大，是典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式經濟。僅有的可耕地不可能完全吸收農村勞動力。然而，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不高。鄉鎮企業一般是面向農村生產初級工業制品。由于缺乏相應的人力資源，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鄉鎮企業的生產效率有限，市場競爭力不強，企業并不穩定，刺激農村經濟效力不強。

第三，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受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在我國無非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農村工業，有上邊分析，農村工業吸引農業剩余勞動力有限。另外就是通過進城打工。由于農民身上所蘊含的人力資本不高造成農民進城打工的就業渠道非常有限。其次，我國城鄉戶籍制度對剩余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有一定限制。再則，隨著我國城市工業化的發展，出現了“資本深化”的局面，資本對勞動力產生了替代。

第四，城市化進程緩慢。一般來說，工業化伴隨著城市化.但是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嚴重滯后與工業化水平。1998年我國城市人口為37924萬人，城市化率為30.4%，世界平均水平為45%發達國家為75%，可見我國城市化水平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能實現生產要素在城市的聚集，不能發揮規模經濟效益和聚集經濟效益特別是制約第三產業的發展。2000年世界第三產業占CDP的比重約50%，而我國只有32%第三產業發展落后。第三產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吸收勞動能力強，并且第三產業中的大量服務業的增長對刺激經濟增長起到較強作用，其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彈性達到1.78。我國城市化水平低下既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又進一步加固了二元結構的剛性。 三． 農業經濟發展與擺脫二元結構

農民問題，曾經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現在又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問題。盡管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和發動，并且20多年來農村改革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令人困惑的是，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問題卻越來越突出。城鄉二元結構呈現出剛性。人們已經認識到，農民問題解決不好，將會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整個現代化進程。立足于我國國情，要解決農村經濟的發展問題，個人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

第一， 制度變遷。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的。在市場機制的運行過程中，價格標準是市場的唯一指標，然而價格指標要想發揮其配置資源的作用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規則之上的。這種規則我們一般稱之為制度安排。價格機制的順利運行是離不開相應的制度安排的。二元結構的消除并不能像劉易斯所設想的那樣通過工業化、城市化，把農村剩余勞動力排空。從上邊的分析我們看出，我國二元結構具有一定的剛性，在我國要想實現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關鍵的一環就是培植農村經濟。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一系列與之配套的制度產權安排。只有在合理制度安排下，才會產生相應的激勵。首先，在土地產權安排上，應給予農民更大的空間，切實考慮農民的利益。其次，可以激勵農民建立一定的經濟組織。經濟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是各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共同需要。通過農業經濟合作組織的建立可以更方便地獲取市場信息，更有計劃地協作生產。

第二， 農村人力資本的培植。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歸根到底還是人的問題。農村人力資本的匱乏是農村經濟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人力資本的培育上，首先，通過農村教育投資。當前農村教育普遍落后，農村教育資金匱乏，政府在農村教育體制以及教育服務保障上應該有所作為。通過教育促使農民掌握足夠的信息，更好地融入社會。農村經濟落后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信息化水平低。信息鴻溝導致城鄉信息知曉權差異，強化了農民收入的貧困。信息的貧困造就了農民就業的貧困。因為農民無論種什么、種多少、如何種、如何賣以及是否外出打工、打什么工都離不開信息。農村信息化建設滯后，一方面使農民無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準確的市場信息，另一方面農民自身的信息資源無法及時有效地傳輸給社會。這就必然使得農業的結構調整、農產品的銷售、農民外出就業均受到嚴重影響，從而阻礙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其次，通過建立并完善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國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下，城鄉之間不僅通過戶籍隔離制度造成身份上的不同，而且由于身份上的不同更產生了基本的生存權利上的差別。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