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新“三駕馬車”：上坡或下坡？滑坡或爬坡？

在全球經濟幾近蕭條時，中國經濟能逆風飛揚嗎？環視周邊國家，其經濟成長頗多滄桑，亞洲危機爆發時跌入深淵，卻又隨美國新經濟的強勁而急劇反彈，其顛簸之劇烈如承冰火。在亞洲危機爆發后，中國曾在外貿零增長和人民幣不貶值的背景下創造了1998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奇跡。同樣，今年上半年我國7.9%的GDP增速盡管與去年同期進行縱向比較，應該說還有所不如，增幅約低0.3個百分點；但如果與世界上其它國家進行橫向比較，則用“一枝獨秀”來描述，也毫不為過！在不同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卻保持了與去年同期基本相等的增長速度，這表明經濟增長格局早潛移默化中發生著巨大變化。

1、更寬裕的小康誘致“自主性”經濟增長引擎隱現，這樣的亮點可望得以中期性維持。我們一度認為，我國經濟的戰略困局在于：拉動經濟增長的“自主性”經濟引擎已經從視野中消逝。但現在已出現了某種轉機，這就是更寬裕的小康所導致的一系列投資和消費，尤其是房地產投資的再度活躍引人注目。

2001年上半年我國外貿的失色大致為消費和投資的增色所抵銷，外需黯然失色，內需穩健爬升。甚至國家統計局得出了今年經濟增長93%靠內需，7%靠外需這樣令人咂舌的結論來！（1）、就消費而言，1-6月份消費品零售總額17915億元，同比增長10.3%，比上年同期加快0.2個百分點，其中，城市消費品零售總額11209億元，增長11.6%；消費品零售總額6706億元，增長 8.1%。可見我國居民的日常生活，并沒有感受到多少新經濟光環破裂后的寒意。（2）就投資而言，上半年全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1899億元，同比增長15.1%，比上年同期加快4.1個百分點。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8928億元， 同比增長17.9%，集體和個體投資增長7.5%；基本建設投資4685億元，增長11.8%，更新改造投資1776億元，增長26.9%，房地產開發投資2123億元，增長28.2%。和意料之中的國有經濟投資的異乎尋常的增長，和同樣并不奇怪的欲振乏力的民間投資相比，房地產投資的急速增長顯然是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馬”。

鑒于房地產投資升勢強勁，我們不能不細探究竟。在2001年5月間，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因住宅投資和更新改造投資的強力拉動而增長了17.6%，增速比去年同期平均加快了8.1個百分點。其中房地產投資的增長尤其引人注目，2000年我國完成房地產投資4902億元，增長19.5%，比基建、更改和其他投資增幅分別高13.4、6.3和12.5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20.2%。今年上半年，房地產業繼續保持著繁榮勢頭。2001年1-5月，全國房地產開發到位資金2300億元，增長幅度比去年同期高出20個百分點。1-5月份，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1535億元，增長幅度比去年同期提高3.7個百分點。其中，完成商品住宅投資1057億元，同比增長30.7%；商業營業用房投資164億元，同比增長38.5%；而辦公樓投資則繼續保持負增長，同比下降4.3%。可見此次房地產創1998年以來景氣的最高點，和1992年以后那一波的房地產狂熱有根本區別。區別一在于當年房地產泡沫的吹大和開發商獲得銀行大量融資有關，而此次則是最終消費者獲得銀行消費信貸扶持有關。更可貴的是：早在央行禁止“零首付”之前，各商業銀行的住房信貸部已警覺地將個人住房按揭從8成降至7成。二是當年房地產泡沫和寫字樓、樓堂館所的無序膨脹有關，而此次則是和住宅業的異軍突起有關。不僅85%的住宅為個人購買，中國人的消費習慣也決定了買了新房就意味著裝修，意味著家用電器等等的更新換代。回顧我國消費，不難發現明顯的輪次更迭性，20世紀80年代以后每個十年的“大三件”都有不同的內涵；回顧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國人曾經說“亞洲人的財富都掛在身上”，戴著勞力士，喝著XO，坐著奔馳，卻住得局促不安，這樣的炫耀性趕超性生活方式顯然面對經濟危機時將脆弱不堪。也許我國住宅業的崛起不僅僅是一個新經濟增長點的形成，而表明國民正形成新一輪的，和“后短缺經濟”的輕工制品消費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追求，此需求的啟動可望得到中期性維持。

2、國際亂局難以擾動我國公眾的樂觀預期心態，這樣的情緒因為申奧成功和入世在即也可得以中期性維持。在世界經濟增長失速時，我國政府、和居民對未來樂觀預期基本穩定，這對上半年經濟增長平穩也功不可沒。美國新經濟之所以突然褪色，和其消費和投資信心從季度樂觀到悲觀的突然逆轉有關。反觀我國，企業和居民預期不僅沒有逆轉，反而隨著即將到來的7年的“奧運經濟”和“入世振蕩”而得以強化。

外國人對我國公眾樂觀預期如是看：萬事達卡亞太區消費者信心指數的調查顯示出，大陸消費者對未來的信心處于持續增高的狀態，其79.1的信心指數成為自1997年萬事達卡在全球舉辦調查以來的最高記錄，列亞太區第一位。在亞太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日本等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低迷到低于50的焦灼不安的悲歌中，中國大陸消費者的信心指數卻繼續攀升并在亞太區獨占鰲頭。不僅如此，和2000年12月的那次條長相比，我國大多數大陸消費者對生活質量、經濟狀況和固定收入等項的反映尤其良好，這幾項的指數分別達到90.9、88.2和83.4，此外，就業情況方面的指數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61.1，而去年12月，這個數字是54.8。上述調查顯示出：我國經濟成長既和眾多小型開放經濟體高度依賴外部需求的軌跡并不雷同，也和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不完全同步，從從1997年來，我國已經悄然步入培育內需之路并漸收成效。

國家統計局對我國公眾樂觀預期如是看：2001年5月，我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在4月份97.5的基礎上，微降0.3點；同期全國企業家信心指數為120.7點，比一季度降低了1.3點。這使得我國內部需求中的投資在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費也保持相對平穩。6月份，上述兩個指數雙雙平穩攀升。不僅如此，中國宏觀經濟的穩健也鼓勵了境外投資者的信心，據美國全球商業政策委員會2001年4月的調查，外商直接投資中國的信心指數為1.69，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具投資吸引力的地區之一。我們的結論是：外部需求中，外資流入的增加，內部需求中，房地產投資的增加和公眾預期的平穩樂觀，構成了2001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的新“三駕馬車”。如果我們比照周邊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指標，我們很難說中國經濟在衰退中，因為7%以上的數字已經十分驕人；如果我們比照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的“井噴式”膨脹，則這種增長速率似乎低于公眾所預期的。加上中國經濟處于“過大關”的“尖峰時刻”，不能不依賴快速增長靠新成果化解舊。無論是上坡路還是下坡路，度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同一條路，中國經濟正拖曳著漸進體制改革的沉重包袱，艱難地爬坡，期待著擊水三千里的馳騁，但路雖清晰行進卻難，致使人們感覺到了“藍燈區”的寒意。

四、中國經濟何去何從？狹路相逢智者勝

預測之一：中國經濟體制處于微妙的深層變革時期，2001年下半年宏觀經濟將“微妙地”平穩。從根本上說，世界經濟陷入大亂局，使得我國面臨自1997年以來最為嚴峻的外部局勢，但應該看到，中國經濟的深層調整也從1997年開始就悄然展開。大國經濟的化，不可能完全沿襲小型開放經濟體高度依賴外部需求的舊巢穴。故世界經濟動蕩不休對中國經濟的直接損害程度還是相對有限的。（1）、“微妙”一詞，于外部局勢來說，是下半年世界經濟能夠多大程度上收拾亂局很微妙。據美國總統首席經濟顧問林賽預測，今年二季度美國經濟成長將趨近于零，三季度可能到達1%，四季度則有望進一步揚升至2%。另據聯合國、OECD等預測，美國今年GDP增長約在1.7%-2%之間，稍高于上半年。而近日歐盟財長會議上，各國財長們也對歐盟在下半年出現復蘇充滿信心，這也許是哀兵鼓勇之辭，但畢竟，世界經濟增長陡然失速后，可能于下半年有所回穩，舒緩我國的外需氛圍。（2）、“微妙”一詞，于內部局勢來說，是我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熱宏觀”上的“冷微觀”十分微妙。高通貨膨脹和雙位數的增長，和基本無通貨脹威脅的適度增長之間孰優孰劣還難下定論。總體，今年下半年對我國經濟不利因素的要略大于有利因素的影響，預計下半年我國GDP增長幅度約在7.3%左右，比上半年約低0.6個百分點，全年增幅約為7.6%。全年出口增長維持在約6%左右，外資流入約450億美元，國際儲備可能突破2000億美元！為什么公眾和企業卻普遍感覺中國經濟在藍燈區運行？甚至這種“冷”感覺讓政府決策部門也產生了寒意？這顯示出中國的改革開放處于關鍵性的階段，從中期角度看，我國經濟體制潛伏已久的戰略性問題幾乎已經開始要進行總決算了。

預測之二：和上半年的增長相比，下半年經濟增長的穩中滑落為體制改革提供了恰當背景。2001年下半年的經濟增長仍然會平穩但稍有滑落。理由如下：一是下半年國際經濟格局仍將基本維持舊觀或回穩，但此輪美國經濟的調整將是和10年來新經濟的超長景氣相對應的中期性調整，因此不能期望外部環境會出現一個意外的外部需求來刺激我國經濟。去年我國外貿快速增長對GDP的拉動作用為0.47個百分點，而2001年我國利用外資的急劇上升可能使GDP多增長0.3-0.5個百分點，因此資本內流的急增大致可以抵銷外貿滑坡的。二是經濟增長中，顯性的不穩定因素基本消除，甚至到2003年以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外部顯性不確定因素，例如加大對外開放，國有改制、階層穩定等，均已無大礙。而隱性的則又屬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三是公眾預期平穩依舊，而房地產的投資和消費盡管繁榮，但卻是市場自主性的內需啟動，中期內不會大起大落，就算十五計劃末，我國以住房消費貸款為龍頭的消費信貸達到2萬億，在整個貸款中的比重也不過10％。四是一些不確定性因素，例如全年糧食種植面積的減少，城鎮就業狀況的加速惡化和農民總體收入增長的持續下降等等，對GDP增長的負面擾動沖擊不大。因此，有理由相信，2001年下半年，甚至在中期角度，中國經濟都有可能在7%-8%的箱體內寬松運行，而不是緊運行。這恰恰是中國經濟體制進行重大變遷時比較恰當的戰略背景。

預測之三：和難以量化入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一樣，至今我們也并不確知所謂“奧運經濟”對我國經濟的拉動力度，對此宜冷靜不宜熱衷。這樣的否定式預測也許經典預測相去最為遙遠，但卻值得警惕。下半年的兩個外部提材，一是入世在即；二是申奧成功。入世沖擊之所以量化，就在于其不僅可能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體制提出了新范式，更在于也許政府不能不經歷痛苦的涅磐，形成以權力制衡為基礎的“政府內部治理結構”。同樣地，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國家統計統計局到經濟專家們對“奧運”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預測也是千奇百怪，從拉動GDP的0.3%-1.0%等各種說法都有，這提醒我們對“奧運經濟”需要保持清醒和理智。

我們不妨簡單剖析一下一則被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大小媒體，國內外眾多網站爭相傳抄洋洋灑灑三萬余言的所謂“奧運經濟”，看看這種“奧運經濟”類的研究東西是如何接近荒謬的。彼“專家”將“奧運經濟”之顯赫效果列項，我們也就不妨挑出若干顯示“奧運經濟”已有白熱化趨勢。（1）、所謂奧運會的“直接收入”，據說包括：電視轉播權；國際奧委會的合作伙伴計劃；中央和北京政府補貼；組委會贊助商等等。更據說國際奧委會與各大公司的簽約已經到了2008年，（PTO）計劃4年的合同金額為5～6 億美元，北京將得到10億美元左右的分成。按照1997－2000年奧林匹克運動各項收入比例一下北京舉辦奧運的收入，大約30億美元。直接收入竟然包括了中央政府的補貼，既如此，豈非政府補貼越多，“奧運經濟”就越富強？除了北京得到的10億美元之外，另外20億是天上掉下的餡餅？（2）、所謂奧運會的“間接收入”，據說漢城1988年奧運會收入比例，北京此項電視轉播權總收入為54億美元，450億人民幣。而此項“間接收入”豈非是所謂“直接收入”已經計算過？（3）所謂奧運會的“舉辦城市及全國的派生收入”，據說包括了食宿、特種服務（指如飯店的總統包間，特種參觀游覽等）、觀光等。據說估計在奧運會準備期7年當中，每年旅游者可以增加20％，旅游收入每年增加2 0億美元，7年140億美元左右，接近1300億人民幣。奧運會期間再增加100萬人，50億美元，相當于400億人民幣，僅僅由于奧運會增加的旅游需求為1 700億人民幣！且不說特種服務按此種估算已經被包括在食宿和旅游觀光中，也且不說對運動員和輔助人員的食宿是支出而不是收入，竟然“奧運會期間再增加100萬人旅游，50億美元”？一般奧運會的運動員加輔助人員加記者充其量也就4-5萬人，另外97萬從何而來？住在何處（北京奧申委承諾了2萬多個房間）？難道為其增設一次性賓館？這97萬又為什么將在北京化掉人均5000美元？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其結論是幾成經典的“奧運會在某些小國創造的收入可以超過國民生產總值，但在每年只能夠提高0.5～0.6個百分點。這是由于中國總量巨大。奧運會對于北京經濟的拉動非常大，但平均到全國就不大。”這樣狂熱的結論，其實是說北京將有1/4的就業人口在以后7年為奧運而服務，其實是說中國GDP增長可能跳躍到8。4%以上，而“奧運會在某些小國創造的收入可以超過國民生產總值”其實也就是說，我一頓飯吃得如此之多，以至于這頓飯超過了我的體重！不可否認，“奧運經濟”將極大地改觀北京的環境和基礎設施，也將極大地振奮民族精神，但“奧運經濟”的泡沫化，對我國經濟的平穩增長無疑只有損害，而對冷靜直面“入世”的沖擊則多少是喧賓奪主。

預測之四：行政性內需激勵手段將漸漸褪去光環，何去何從的中國經濟在“熱宏觀”、“冷微觀”的矛盾前面臨四大挑戰。挑戰之一：財政政策如何轉型？目前，如果考慮到連續增發國債所帶來的內外顯性債務負擔、地方和基層財政中日益積累的債務，以及系統中的不良資產和保障基金等龐大的隱性債務負擔，那么中央財政的負擔已經日漸沉重了！目前高達4500億的財政庫存資金也表露出：可供財政選擇的項目儲備正日漸稀少，那么財政政策如何轉型才能擺脫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的捉襟見肘？我們建議財政風險不能由中央財政一肩擔，必須盡快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負債和舉債制度。挑戰之二：金融風險如何釋放？目前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據稱已經步入下降通道，但資本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卻在逐漸積累之中，估計上市公司募集的資金中僅有約20%投入了實質經濟，其余則仍滯留在股市吹大泡沫，而被寄予厚望的國有股減持也正在危險的走味中。先為國有融資，再為社會保障體系體系融資的滬深股市能夠支撐多久？高處不勝寒的風險必須釋放。我們建議對待資本市場不能只融資不重組，要么滬深股市加速向規范的真資本市場轉變，要么以創業板為依托創立真資本市場。挑戰之三：國有企業“脫困”之后向何處去？國企在萬眾矚目中財務指標有了很大改觀，尤其是2000年利潤達2392億元，比上年猛增了140%！國企基本脫困的誓言如期兌現。但為國有企業“脫貧解困”攻堅戰政府已支付的成本大概相當于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期間實現的全部凈利潤的8倍，大概可按帳面資產買下其中約一半的國有企業，未來還必須付出的花費，恐怕更難以。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政府不生產，其財源除了收稅就是舉債，因此更令人擔憂的是：誰為中國國有企業的脫困的現實和未來買單？我們建議黨政和企業必須分離，國企改革須控有方略，退有尺度，企業應負擔的責任僅在于合法經營和合法納稅，舍此無它。挑戰之四：如何正視收入分配和有產階級？如以基尼系數來衡量收入分配，則世界銀行《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顯示，中國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數為0.28，到1995年為0.38。2001年“兩會”中有代表提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8，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如以五分法來衡量收入分配，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中國四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的調查，其中20%的高收入者擁有42.5%的國民財富。貧困的農民階層、城市失業待救濟階層、增長中的城市白領階層和極富裕權貴階層已漸成輪廓，目前50個中國富豪的資產，相當于5000萬中國農民的年純收入；而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則相當于9億中國農民2年的純收入！長期從事中國農民的溫鐵軍博士對此憂心忡忡并引用了一段警示語言：“在中國，農民做得成奴隸的時候便是順民，如果連奴隸都做不成了便是暴民”。我們建議宏觀經濟雖然“帶病”卻必須增長，只有在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增長中才能舒緩和化解盤根錯節、激烈沖突的舊矛盾，適度增長將是優先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