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DP 增長很快，但就業彈性偏低，就業的增長跟不上GDP 的增長，構成GDP 增長和就業增長的矛盾。

根據奧肯定理，我們知道，的增長會帶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和就業機會的擴張，其帶動強度的大小可借助就業的GDP 彈性來反映。圖2提供了1991—2003年全國就業GDP 彈性的變動示意圖。從圖2看，全國的就業GDP 彈性在1992—2001年間有平緩的上升趨勢，但從此開始出現較大幅度下降，并且從整體來看，就業的GDP 彈性數值偏小，平均僅有0.12，說明經濟的增長對就業的帶動能力薄弱。

注：2003年系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3年國民經濟和統計公報》提供的數據。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年份《統計年鑒》所提供的數據，經由作者自己而得。

就業是民生之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反映了人民的經濟福利的提高。從上述兩點我們發現，GDP 的高速增長并沒有轉化為人民經濟福利的同步增長。

3.由于就業的增長有限，居民可支配收入有限，推動GDP 增長的總需求增長中，就只能以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為主，消費需求的增長相對緩慢，構成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的矛盾。同時，由于對未來預期的不穩定，導致本國居民的儲蓄不斷增長，但這些儲蓄卻難以轉化為有效的投資，居民投資渠道單一，投資回報低，構成儲蓄增長和投資增長的矛盾。

自2001年以來，出口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開始迅速上升，但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卻繼續低迷，甚至有微幅下降。這說明，即使是在2003年經濟增長勢頭比較好的情形下，投資增長和消費增長的矛盾仍然存在。

居民消費持續低迷的另一面是儲蓄的不斷高漲，但居民的儲蓄卻難以轉化為有效的投資，使居民的資本收益下降。在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可兌換的情況下，考察國內儲蓄是否能順利轉化為投資的一個最直接的就是比較國內投資和儲蓄的規模。而全部機構的貸款余額和存款余額無疑是衡量國內投資的儲蓄規模的理想指標（袁志剛、宋錚，2000）。從90年代以來中國金融機構歷年的存款余額、貸款余額和存貸差額來看，在1994年以前，中國的貸款余額一直大于存款余額。但從1994年開始，隨著存款余額的迅速上升，存貸差額變成了正數，且一直在增加。此外，在一個開放經濟中，當國內投資小于儲蓄時，行為人會選擇對外投資。人民幣資本項目雖然不可兌換，但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宋文兵，1999；李慶云、田曉霞，2000）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內投資需求不足的事實。因此，綜合以上情況，可以判斷出當前的儲蓄并不能有效地轉化為資本，儲蓄增長和投資增長的矛盾確實存在。

4.由于國內消費需求的不足，國內儲蓄難以轉化為有效的投資。對已經從資源約束型轉向需求約束型的中國宏觀經濟來講，出口需求的增長和FDI 的進入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一個經濟過多地依賴外部經濟，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分配將更加復雜，構成內外經濟利益的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出口占GDP 的比重一路上升，從1978年的9.8%飆升到2003年的60.4%，已占到GDP 總額的近三分之二。作為一個大國，如此大的外貿依存度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隨著外貿出超的積累，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截至2003年已高達4032.5億美元。高額外匯儲備背后蘊藏著如下兩個事實：第一，外匯儲備背后對應的是貿易順差，而貿易順差背后反映的是中國每年有大量的剩余資源借給其他國家使用；第二，如果我們把外匯儲備投資到國外，比如購買美國的國債，其投資收益率一般較低。但是相反，外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增長很快，并且收益率較高，外國在中國直接投資的回報大大高于中國外匯儲備在國外的投資回報，導致利益的流出。這種情況的出現說明我們在內外儲蓄資源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需求來講是不足的，因此引進外資是合理的。但是，當前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儲蓄過度，導致經濟的動態無效（袁志剛、何樟勇，2003），我們為什么還需要大量的FDI ，而且是越多越好？原因是FDI 對當前中國經濟來講，不僅帶來資金，而且帶來具體的項目，帶來創新，帶來先進的管理，帶來知識產權與品牌，帶來國際市場。一句話，FDI 的生產函數曲線大大高于國內資本的生產函數曲線，也就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收益率高于國內投資的收益率。

5.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引入，中國經濟的微觀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社會公平機制建設一定程度的滯后，導致不同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構成社會貧富矛盾，最終將中國經濟的宏觀效率。

綜上所述，在這一輪經濟增長背后，各類矛盾也在進一步發展，需要我們重視，當前中國經濟的波動已經不是簡單一句過熱或者過冷所能夠概括的。

如何當前的增長與矛盾

從上述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增長背后的矛盾展開來看，這一輪中國經濟增長和波動確實有別于中國以前的經濟增長軌跡，也有別于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增長和波動的軌跡。

首先，從短期經濟周期波動的角度來看，這一輪經濟增長是在1997年我國經濟由資源約束型轉向需求約束型之后出現的，除少數中間產品之外，整個經濟處于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狀態。因此，這一輪的經濟增長只是將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推回到潛在經濟增長的位置上，增長是可持續的。但是，從長期的角度來看，由于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土地減少加劇、能源消耗加大，環境污染嚴重，中國最終還沒有擺脫資源約束的困境，承受不了過快的增長速度。其次，由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完成，投資主體中的地方政府投資和國有投資還帶有明顯的非理性色彩；民營經濟的投資由于信息的非充分性而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投機性。這樣的投資行為就可能導致生產能力的重復建設，如不加以調控可能會出現進一步因總供給能力過剩而產生的通貨緊縮。

除了上述對當前宏觀經濟波動做出的一般性回答之外，我們認為，中國這一輪經濟增長的根源在于上面給出的深刻的內在矛盾。

中國這一輪經濟增長是在國內我們已經過二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國際上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的條件下實現的，因此中國在21世紀融化和城市化于一爐的發展要求和全球經濟資源在比較優勢原則下進行合理配置要求之下的產業大轉移是我們理解中國這一輪經濟波動的關鍵所在。但是，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其背后的潛臺詞是以全體勞動要素的低收入為代價，尤其是大量的轉移勞動力，由于缺乏社會保障和其他福利，雖然其競爭優勢明顯，但其收入增長有限所帶來的后果（比如影響全體居民收入的增長和消費的增長）最后必然會導致宏觀經濟上的矛盾現象。

在推動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作用的各地政府在追求政績的動機下，以更低的商務成本吸引外資，扭曲要素價格信號，尤其是勞動要素的價格信號，重復建設、產業同構，過度競爭，其結果一方面是居民收入提高有限，另一方面是居民最終消費品的供給過剩，后續的經濟增長只能靠進一步的投資來推動。沒有本地或本國居民消費作為支撐點的經濟增長，其結果必然要導致通貨緊縮壓力的發展。

在消費增長緩慢，通貨緊縮持續的情況下，為刺激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宏觀金融方面的政策又是不斷地降息，尤其是居民的存款利率，但是居民的存款利率的不斷下降，加之證券市場的疲軟，居民在財富收入方面損失十分巨大。我們的另外一項表明，1997年以來中國居民財富收入的增長為負數，進一步加劇經濟增長和消費增長之間的矛盾。過低的利率（尤其是通貨緊縮結束之后利率變成負利率）和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到位的銀行非理性行為一起導致了2002年以來貸款的波動，構成投資的進一步擴張，使宏觀經濟中消費增長和投資增長的比例進一步嚴重失調。

自中國加入WTO 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發展，資源配置在更大的范圍內優化，這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勁動力之一，是必須肯定的。從當前的發展階段來看，我們必須擴大開放，充分利用我國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加速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但是，如果我國經濟一直依靠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我們就會將大量的經濟利益轉移到國外，隨著對世界經濟依賴度的提高，我們沒有辦法充分享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福利。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為什么這一輪經濟增長和波動以工業增長為主，以投資拉動為主，以城市建設為主，以中間產品價格上漲為主，最終產品需求的增長跟不上投資的增長和對中間產品需求的增長，第三產業的增長跟不上制造業的增長。

因此，我們必須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不能完全依賴于外部世界，而應該立足于本國。從短期看，就是要進一步加大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完善市場經濟體系，改變政府職能，有效實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盡量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同時建立較完備的社會公平機制，如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并擴大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完善個人所得稅和轉移支付機制，減少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不相協調的矛盾。從長期看，就是要堅持科教興國戰略，尤其是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戰略。只有當中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含量大幅度提高，我們才有可能在全球經濟競爭中放棄勞動力低價優勢，我們的產品才有可能提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我們才有可能形成一個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居民的收入提高才能與GDP 的增長保持一致，在全球經濟競爭中我們才有可能立足于有利的地位，從而保證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