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2002年下半年以來的增長僅僅看成是宏觀經濟指標的回升，那就大大低估了經濟正在經歷的變化。對一個依然處在快速增長期的經濟來說，結構變化往往比總量變化更重要。結構變化的引人矚目之處，是出現了一批新的高增長的主導產業。理解這些產業的特征和增長機制，對理解某些新的宏觀經濟現象有著特殊意義。本文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新的重化階段，這個階段表現出與以往不同的增長特征，對此不宜簡單套用經驗來解釋。相應地，政府在產業和宏觀經濟方面的政策也應有必要調整。

一、進入新的重化工業階段的依據和特征

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主要依賴于一批新的高增長產業的帶動。其中處在“龍頭”位置上的是住宅、汽車、通訊和基礎設施建設等行業；這些行業拉動了一批中間投資品性質的行業，主要是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建材、化工等；以上兩個方面又拉動了電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業的增長。在由這種邏輯關系構成的增長格局中，快速增長的行業大多數屬于重化工業。以重化工業為主的這批新的主導產業的快速增長，對2004年以來宏觀經濟取得好成績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我們對產業和宏觀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中，觀察到一個很有意義的結果。2003年1—8月，產業增長景氣指數居前的機械、汽車、鋼鐵、電子四個行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8%，占工業銷售收入的比重達到38%，而這兩個比率在2000年只是33%和32%.假定維持在2000年的比率，或者說，沒有這幾個產業的更快增長，2003年1—8月的工業增長率將至少降低2.5個百分點，并相應降低GDP 增長率1至1.3個百分點。

以上現象表明，中國經濟正在進入重化工業發揮特殊重要作用的階段，這樣的特征并不是隨機和短期的，而具有中長期意義。從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看，做出進入新的重化工業階段的判斷也是合乎邏輯的。同國際經驗顯示的一樣，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經濟結構的劇烈變動密切相關，典型形態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導產業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上世紀80年代起主導作用的是輕工、紡織等行業，90年代初中期，高增長行業轉為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新一代的家電（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和房地產（當時泡沫較大）等。1997年以后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實際上就是90年代初期起來的高增長行業開始乏力，而新的主導行業又沒有出現，形成了主導產業的“斷檔期”。這種局面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新的重化工業階段并不僅僅表現為重工業比重的上升，增長機制的變化有著更深刻的意義。

第一，作為高增長產業群龍頭產業的住宅和汽車產業，近年來其產品的80%～90%由居民個人購買。也就是說，居民個人已經成為這一批高增長行業的最終消費主體。由此引出了幾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結果：增長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具有較為可靠的市場導向基礎；大眾消費使相關產業能夠形成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從而成為具有現實意義的主導產業，例如汽車產業作為主導產業已經講了許多年，但從2003年才真正開始發揮主導作用；以居民大眾消費做支撐，不排除局部和短期的泡沫，但出現大范圍、長時間的泡沫的可能性較小。

第二，這批高增長產業中基本上形成了國有和國有控股、中外合資或外商獨資、民營企業三足鼎立的格局。盡管不同行業存在差異，如汽車行業合資企業為主，鋼鐵行業國有控股企業為主，但資料表明，在2004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中，增長最快的是“三資”企業，較快的是民營企業，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相當于平均水平，而集體企業則低于平均水平。總的趨勢是，非國有企業和混合經濟企業成為增長的主要力量。以機械行業為例，民營和三資企業在行業銷售收入中占到8成，利潤則占到9成。民營企業已在微小型軸承、低壓電器、摩托車、中低壓泵閥、汽車配件、民用儀表（水表、電度表、煤氣表）等日益增多的行業占有優勢。企業的投資和生產行為與過去相比已有較大變化。

第三，以若干龍頭產業為先導，按照投入產出的關聯關系，相應形成了幾個高增長產業群。如汽車高增長產業群，包括合成材料工業、輪胎制造業、鋼鐵工業（以薄鋼板和鋼帶等汽車用鋼為主）、機床工業（特別是數控機床）；房地產高增長產業群，包括鋼鐵工業（據測算，2002年我國鋼鐵產品的新增部分中，65%以上是用于房地產行業）、建材工業、裝飾裝修行業及物業管理、社區服務等相關服務業。此外，還有機械制造高增長產業群、消費品高增長產業群等。

第四，按照可借鑒的國際經驗，一個大國在進入汽車大眾消費階段后，汽車產業將會保持20～30年的快速增長；據有關方面的研究，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將會使我國的住宅產業保持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長。住宅、汽車是國民經濟中帶動力最強的行業，這兩個產業在經濟增長中龍頭或主導地位的確立，將為我國在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10～20年）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比如7%～8%）搭建基礎平臺。盡管其他短中期因素會使經濟有一定波動，但基本的增長力量比較確定。這與國際上的大國經驗也是可比較的，例如，美國經濟曾經在上世紀初開始的幾十年的時間內，以鋼鐵、汽車和建筑為三大主導產業。

以上幾點表明，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一些以往不存在或不突出的特征，遇到的不少是新現象，僅靠過去的經驗難以解釋，需要在研究的基礎上做出新的概括。一個可供討論的判斷是：我國開始進入一個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需要、以市場為基礎、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逐步提高、可持續性較強的新的重化工業發展階段。之所以強調“新”的重化工業階段，是因為上個世紀50年代曾有過重工業優先發展時期。顯然，目前的重化工業快速增長與那個時期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有實質性區別。那個時期沒有搞市場經濟，重工業發展基本上沒有居民消費基礎。目前的重化工業主導的快速增長與上世紀90年代的初中期的高增長也不同，那時的房地產增長與居民的住宅消費關系不大，市場起作用的程度也明顯地低。既然是新階段，就應當關注可能出現的新的和特點，在觀察和分析的思路上有必要調整，既要重視歷史經驗，也要防止被歷史經驗所欺騙。

二、重化的另一些特點及其對宏觀變量的

一個時期以來，就業、投資、能源消耗、價格等方面出現的某些新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與重化工業自身的一些特點有關。

1.重化工業資本有機構成較高，同樣的投資吸收的勞動力相對較少。一個可供的數據是，在輕工業為主的階段，GDP 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安置300萬人就業，而在重化工業階段，則降為70萬人。這可以部分地解釋近一兩年來增長較快，但就業壓力仍然很大的現象。

2.重工業主要生產投資品，同時也產生對投資品的需求。例如，鋼增加需要電，而電增加需要發電設備，發電設備增加又需要鋼。這樣一種增長格局在宏觀上就表現為消費增長變化不大，而投資增長很快。工業化國家的經驗也顯示，當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后，投資品占工業產品的比重顯著上升。

3.重工業能源消耗較大，特別是近年來鋼鐵和有色金屬的快速增長。對電力消耗增長很快，前幾年電力增長與經濟總量增長之間的比例關系被打破。2000年以前，電力彈性系數一直以1作為依據。2002年達到1.31，2004年上半年則高達1.86.電力和其他能源緊張，既有來自經濟增速加快的壓力，也有來自工業結構重型化的壓力。

4.與輕工業相比，重工業產品供給不足時，新增供給所需的投資較大，形成新生產能力的時間較長。反映重工業產品供給不足的信號，如價格上升（如鋼材價格）和數量不足（如電價管制情況下的拉閘）持續時間相對較長。

5.當經濟處在上升期的時候，容易出現對未來需求預期過高，因而投資過度的。而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后，產業鏈條加長，中間需求環節（鋼鐵、機械等）、基礎需求環節（能源等）對最終需求環節（汽車、住宅等）容易產業過高估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預期過高、投資過度的問題。

我們并不認為上述幾種因素可以完全解釋相關的經濟現象，但在這些現象時，至少不能忽略上述因素的影響。一個現象可能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忽略其中的若干因素，特別是以往未曾出現的因素，對該現象的解釋就可能出現嚴重偏差，甚至導致錯誤結論。

三、如何認識新形勢下的經濟“過熱”問題

當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一個較高位勢后，風險也在積累，應當防止過熱，以保持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這本來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與某些經濟現象背后的復雜性相比，過熱與否其實是一個相當表層化的問題。我們需要了解過熱與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力充分發揮之間的界限是什么，新形勢下的經濟過熱是如何表現的；如果出現過熱，其原因是什么，與以前過熱的原因有何區別；如何治理已經出現和潛在的過熱，市場本身的調節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政府又應當采取何種手段，等等。下面就幾個近來議論較多的問題做一簡要分析。

貨幣供應量較快增長后是否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首先對這一輪經濟增長的背景要有正確的把握。需求約束下的高增長和過熱確實是“新現象”，值得認真。一個可能的判斷是，在需求約束下，經濟“熱起來”不易，“涼下來”不難。對拉動快速增長的需求能量不宜估計過高。一個時期以來，鋼材、有色金屬、水泥等原材料漲價，部分農產品漲價，電力緊缺，總體上說是經濟周期進入上升階段后的正常現象，由于不存在難以克服的供給障礙，經過一個適當長的調整周期，是可以緩解和消除的。從國際環境看，全球性的生產過剩格局沒有改變，通過對外貿易調節國內供求的空間也很大。從大多數工業品看，供給過剩、價格低迷的狀態并沒有實質性變化，在有些產品上還有所加劇。不可再生、不可貿易的資源，如土地，價格會呈上升趨勢，但這種價格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與管理體制的弊端，如權錢交易相關聯，通過改革和政策調整抑制這類價格過快上升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總體上看，在可預期的將來，出現全局性、大幅度、長時間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很小。

如何看待一些行業的“低水平重復建設”？首先需要指出，“重復建設”這個概念是從計劃經濟時期沿用下來的，在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容易產生某些誤解。市場經濟要求競爭，而競爭要有一個以上的生產者，一個以上就是重復，不重復則成了壟斷。講“重復建設”，本意是說投資多了，用“過度投資”的概念可能更確切一些。投資多了，生產能力過剩，只要不過剩得太多，積極作用是大于消極作用的。新的生產能力往往帶來新的技術和產品，或者成本更低，更有效率，通過一定程度的生產能力過剩，新的生產能力擠出舊的生產能力，實現技術進步、產品更新和效率改進。特別是我國正處在體制轉軌的時期，一定程度的生產能力過剩為高效率替代低效率企業提供了更多機會。實際經驗也表明，一些經常被指責為生產能力過剩的行業，正是技術進步、結構調整最為迅速和成功的行業。當然，投資多超過了一定的“度”，消極作用就會成為主要方面。在現有的體制條件下，如果一定要用“重復建設”這個概念的話，就要區分“市場性的重復建設”和“行政性的重復建設”。前者的投資者是負責任的，但也可能出現預期過高、投資過度的問題，不過，經驗表明，這些投資者由于產權和預算約束是硬的，發現問題后糾正的速度也較快。后者往往由地方政府所推動，盡管也可能出現預期過高的問題，但主要還是行為短期化，不對投資后果承擔最終責任的問題。所以，對“重復建設”或“過度投資”現象，要把市場經濟環境中生產能力過剩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加以權衡，把兩種不同性質的“重復建設”加以區分。對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復雜性的現象不能簡單化。

如何看待經濟快速增長中的風險？經濟存在著一些人所共知的深層問題，如“三農”問題、國企改革問題、風險問題、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問題、收入差距問題等。需要討論的是，究竟哪種經濟增長狀態更有利于諸多深層問題的解決？總體上看，應當說增長潛力得到較好發揮、可持續的較高增長速度更有利于問題的根本性解決。以金融風險問題為例，雖然高增長可能帶來壞賬增加的風險，但對一個速度效益型的經濟來說，可持續的較高增長速度將有助于改善大多數企業的財務狀況。2004年以來上市公司財務狀況的變化也說明了這一點。這里有一個觀察分析現階段中國經濟的論問題。誠然，理想的狀況是經濟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中有效率地增長，但現實與這種理想狀況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我們不可能把諸多深層問題全部解決以后再增長，只有在權衡利弊的基礎上爭取盡可能有利的狀態，在發展中逐步緩解并最終解決問題。高增長中的風險無疑要關注和化解，但更大的風險來自不增長和慢增長。

總之，對當前產業和經濟增長中的諸多問題要有足夠重視，但更為重要的是在變化了的經濟環境中，以市場經濟觀點、發展的觀點來觀察和分析問題。

四、繼續保持產業增長良好態勢的政策思路和若干措施

2004年多數產業增長景氣較好，一批高增長行業增幅較大，已經處在一個較高的平臺。2005年經濟將會進入這一輪增長周期快速上升后的穩定增長期。在產業發展上，可供考慮的政策思路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保持高增長行業好的發展勢頭，冷靜觀察，適時適度調節，避免和減弱可能出現的大的波動，加強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改進政府的產業管制方式，加強信息指導和服務。按照這一思路，可研究和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

2005年宏觀經濟能否在較高的水平上保持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批起主導作用的高增長行業能否保持穩定。同時，高增長行業也是問題較為集中、突出的行業。保持高增長行業好的發展勢頭，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要使增長潛力繼續釋放，保持合理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要防止出現過熱，大起而導致大落。總的來說，對這批高增長行業要重視、善待，指出問題是為了使其更好發展。

其次，要留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讓市場起作用。產業增長中的一些問題，如出現供求缺口導致的價格上漲問題，只要放開進入，有一個調整周期，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優勝劣汰、結構調整和優化等問題也是如此。我們講“冷靜觀察”，一個重要含義就是當出現問題時，首先要給市場留下足夠的解決問題的時間和空間。

第三，改進政府的產業管制方式。舊的行政性審批方式與新形勢下的產業發展之間的矛盾日漸突出。政府產業管制的改進方向應當是放寬經濟性管制，加強性管制，即加強環保、安全、節能、技術標準等方面的管制，而這方面恰恰管得不夠。

第四，加強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信息指導和服務。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企業在生產和投資決策上是存在一定盲目性的，典型的表現是：當看到某種產品供不應求、有利可圖，開始投資建設時，并不清楚在其他地方還有什么人在建設相同項目；當項目建成時，才發現產品太多了。政府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過建設主管部門把審批和備案的項目情況，通過統計等部門把其他在建項目的情況，一齊匯集起來，再做一定的分析，把這些信息發布出去，讓投資者自己去判斷，對地方政府決策也會形成一定約束。在我們目前的體制條件下，把相關資源動員起來，這件事情還是可以做起來并做得較好的。如果確實做好了，將會成為中國特色宏觀調節體系中的一項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