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評論》編者按：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對企業理論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有著深厚的研究。199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李向陽博士對張教授進行了一次內容廣泛的學術采訪。張維迎教授從80年代以來全球微觀經濟機制的調整，談到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和企業發展戰略。張維迎教授在談話中意味深長地說到，國際競爭的核心是制度競爭，中國的經濟改革正是在國際競爭的大背景下展開的，只有透徹地認識全球微觀經濟機制調整的大趨勢，并從理論上認清其內在邏輯，才能在推進改革時高瞻遠矚，避免因環境封閉而引起的某些政策不當。

李向陽（以下簡稱李）：目前，在全球范圍內，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轉軌經濟國家都在進行微觀經濟結構的調整。例如，在美國，自1980年代以來，以企業兼并與收購浪潮為代表，公司治理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同時，從政界、商界及學術界都在重新反思美國現行的金融法、公司法（破產法）。在日本，伴隨著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浪潮以及泡沫經濟的崩潰，企業的融資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此導致了企業脫離其主體銀行的傾向，長期以來支撐日本經濟發展的微觀經濟體制面臨著嚴重的挑戰。至于轉軌經濟所做的更多地屬于微觀經濟體制的重建。我國正在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希望你能向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這種全球性的微觀經濟結構調整的特征，背后的原因，并談談中國應該從中獲得哪些借鑒。 全球微觀經濟體制調整的4個特征化事實

張維迎（以下簡稱張）：在我看來，八十年代以來全球微觀經濟結構調整可以概況為4個特征化事實：產權私有化，經營專業化，公司治理結構趨同化，公用事業競爭化。 首先是全球性的私有化運動。無論是前蘇聯東歐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及發達國家，都在放棄由國家擁有并控制企業的做法，盡管它們原有的經濟體制分屬于不同的類型，私有化的方式也不盡相同。這可以說是二戰后國有化運動的逆轉。 其次是公司經營業務的專業化。這種專業化是伴隨企業兼并浪潮發生的。比如說，在美國，八十年代發生了一次大的企業兼并浪潮，在九十年代初經歷短暫的降溫后，最近幾年又迅速升溫，被稱為是美國歷史上的第四次兼并浪潮。與1960年代的企業兼并浪潮相比，這兩次兼并浪潮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兼并之后通常把與公司主營業務不相關的業務分離出去。有人把60年代的兼并稱為“conglomeration”（不同行業的混合兼并，或康采恩化），80年代和90年代的兼并稱為“de-conglomeration”（反混合兼并，或非康采恩化）。具體地說，60年代兼并的特征是跨行業的兼并，企業熱衷于把一些不相關的業務放在相同的所有制下經營。80年代和90年代的兼并與1960年代的兼并不同，企業不再單純追求多樣化經營和經營規模的擴大，而是相反，通過拆離、重組，將不相關的業務出賣，或變成獨立的公司，甚至縮小企業的規模 (down-size)，使之經營專業化。統計顯示，盛行于1960年代的跨行業的兼并和多樣化經營是一種“價值泡沫”，并不成功；多樣化經營企業的效率一般要低于專業化經營的效率，企業的生產率隨經營業務范圍的增加而顯著下降。人們越來越發現，許多多樣化企業的市場價值遠遠小于每一部分拆開出賣的價值之和。所以，到80年代，企業開始逆轉多樣化經營，集中于主業(re-focus core business)。這種逆轉部分是通過現任的經理班子自己干的，但更多的是通過兼并－拆離來完成的。例如，美國通用電器公司通過兼并，經營范圍曾橫跨多達幾十個行業。80年代新的總裁上任后，認識到：盡管我們在每個部門都有贏利，但卻無法進入各部門的前三名；僅有贏利并不能保證企業生存，我們必須進入所在部門的前列。為此，該公司先后大規模地進行分離、重組，縮小經營范圍，提高專業化經營的程度。結果證明這是成功的。同樣，象可口可樂等諸多大公司也都有相似的發展歷程。美國學者Frank Lichtenberg的研究表明，80年代后半期大部分消失的企業原來經營的業務范圍多于平均數，而同期新出現的企業的經營業務更為集中?？傮w上看，在他的樣本中，一個企業平均經營的行業數量下降了14％，而高度多樣化企業的比例下降了37％，專營于一業的企業比例上升了54％。 最近幾年的兼并基本上都是同行業的兼并，如波音兼并麥道，美國世界通信公司對MCI的兼并，銀行之間的兼并。當然，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如1989年，日本索尼公司用34億美元收購美國哥侖比亞影業公司，三菱地所收購洛克菲勒中心，1990年，松下兼并好來塢MCA公司。這些都是失敗的例子。有意思的是，日本公司在美國的兼并活動除了汽車和家電比較成功外，其他領域均敗多勝少。 80年代兼并浪潮的第二個突出特征是經營者收購（Management Buyout）。企業的經營者通過杠桿收購（LBO）的方式使企業的股權更為集中；某些情況下還會使公眾公司（或稱上市公司）變為私人公司。 第三個特征化事實是公司治理結構的全球趨同化 (Globalization of governance)。經濟學家一般將發達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英美模式，一類是德日模式。英美模式強調資本市場上的兼并對公司經理的監督作用（“用腳投票”），相對不重視內部的直接控制機制的作用（“用手投票”）；重視企業股東的作用，相對忽略企業債權人（如銀行）在治理結構中的作用。當然，這和美國的銀行法禁止銀行持有公司股票的做法有關。德日模式更多的強調的是銀行對企業的直接控制，相對忽視其他股東的作用，也不強調資本市場上兼并的功能。此外， 企業的高負債經營也是德日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但80年代以來，這兩種模式呈現出趨同之勢，突出表現為：一方面，英美模式開始重視銀行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作用，諸如放松銀行對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制，尤其是投資銀行正在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越來越大。另一方面，日本模式中原有的企業與銀行之間關系走到了極端化，帶來了聯鎖性倒閉等一系列副作用，于是，日本開始弱化銀行對企業的控制，強調個人股東的利益，改變以往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此外，從企業資本結構的角度來看，80年代以來，美國公司的負債率呈上升趨勢，而日本公司的負債率則呈現下降趨勢。比如說，80年代初，日本主要大公司的平均債務－股本比為2.75:1，其中64％的外部融資來自銀行貸款，但到1990年，總的債務－股本比大致為1:1。 第四個特征化事實是，原來由政府直接經營或特許私人公司經營的公用事業，如電力，電信，煤氣，航空運輸等，由壟斷行業變為競爭行業。這些行業過去被認為是“自然壟斷行業”，受到政府的管制（包括價格管制和進入管制），但現在也不再被認為是自然壟斷行業，政府開始放松管制，引入競爭機制。這一特征化事實是與私有化相伴隨的，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公用事業。比如說，在英國，80年代之前，電信是由國有的郵電公司獨家壟斷經營的，1980年將郵政和電信分開，成立了英國電信公司（BT），1981年，首先放開增值電信業務，1983年允許私營的Mercury進入電信業與BT競爭，1984年，政府出售51％的股票，將BT私有化。在美國，很長時期。電信業由AT&T壟斷經營，1984年，AT&T被分解為幾個獨立的公司，其他的競爭者也進入電信業。最近，美國政府宣布，電信業向所有的外國企業開放。其他國家的電信業經歷了或正在經歷類似的競爭化過程。 全球競爭的核心是制度的競爭 李：你談到這四個特征化事實確實很重要。問題是，全球微觀經濟結構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張：一個原因在于技術進步。比如說，電信業由自然壟斷變成非自然壟斷，就是電信技術革命帶來的。有了光纖、通信衛星、計算機等這些新產品，電信業的固定成本已變得很低，不同的通話可以分開計價，獨家壟斷就沒有了成本優勢，自然要允許競爭。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經濟的全球化，競爭的國際化。當然，這也與技術進步有關系。國際競爭的核心是制度競爭。伴隨國際經濟競爭的加劇，經濟全球化日趨明顯，國與國、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演變為制度的競爭，公司治理結構的競爭。國有企業生存的前提是壟斷。沒有競爭，國有企業或許可以生存，可以賺錢。但一旦有其他更有效率的企業制度與其競爭，國有企業就撐不住了。前蘇聯模式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國際競爭的結果。如果沒有來自美國的競爭，蘇聯模式繼續維持三五十年也是有可能的。但由于有美國的競爭，蘇聯模式就夸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也一樣。比如，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之所以實行民營化是因為它在世界航空市場上面臨著愈來愈大的壓力，如果不民營化，就無法生存。在我國，民營化的進程同樣也和市場競爭密切相關，只不過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上不同企業、不同地區之間的競爭。80年代實行地方分權之后，地區之間的競爭加劇。競爭的結果是，效率決定生存。哪個地區的所有制問題解決得好，建立了有效的激勵機制，哪個地區的效率就高。結果是民營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就能夠占有更高的市場份額，而民營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就被迫加快民營化的進程。由此推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的民營化的進程。當然，由開放政策導致的外資企業的競爭，也是中國經濟民營化的重要因素。 為什么國有企業競爭不過民營企業？ 李：你提到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是競爭的結果，這里隱含的假設是，國有企業競爭不過民營企業。那么，什么理論可以支持你的假設？ 張：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國有企業競爭不過民營企業不是假設，而是事實。只要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國有企業就難以生存，世界各國的經驗都如此。 至于理論上講，我認為，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在于它沒有辦法選擇出好的經營者，沒有好的辦法激勵經營者。這方面，我過去談的很多，這里就不多談了。我只想強調這樣一個觀點：一個有效的產權制度雖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最根本的是使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后果（好的或壞）承擔責任。讓我以自行車為例說明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