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國內的經濟學教學和經濟研究工作中，學習和使用西方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已經成為風氣。這為我們研究實際經濟問題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分析工具，對于提高我國經濟學界的學術水平也很有好處。但是在這樣一股持續性的學習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潮流中，也夾雜著一種有害的偏向，那就是把主流微觀經濟理論中的各種理論原理都當成了可以簡單地使用于一切環境之下的信條，許多人已經把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視為不容質疑的新正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有必要清楚地認識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缺陷，以免受誤導而錯誤地濫用這些理論。

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性質和用途

談到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缺陷，實際上就是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究竟能從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中學到什么。

要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不能教給我們什么，還要明白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在什么范圍內可以是正確的。搞清了這些問題，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性質和用途。

中國的經濟學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許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中找到有關最好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結論。由于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都是外國人闡發的，這樣一種追求等于認定，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教給了我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是最優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可是在實際上，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不能告訴我們這樣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我在《混亂的經濟學》一書中已經詳盡地說明，這樣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別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大師們自己也清楚，他們的理論絕不能論證諸如“在任何地方都應當實行自由交易的市場經濟”之類的“政策指南”的正確性，因為微觀經濟學的標準教科書都承認，在存在著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場經濟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也不能告訴我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普遍適用的“經濟規律”。恰恰是當代主流微觀經濟理論本身的分析說明了它的每一條理論原理的局限性，說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理論，因為當代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每一條原理都是在一系列嚴格界定的前提下論證出來的。誰都知道，“價格上升供給就會增加”之類的規律，只有在競爭性的市場經濟中才能成立。薩繆爾遜曾經說，經濟學中真正到處都成立的是比較優勢規律。可是英國在18世紀的棉布貿易問題上就沒有遵循比較優勢規律——按照這個規律，英國本來不應當生產棉布，而應當從印度進口棉布。違反了這個規律的英國不但發動了產業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到底在什么范圍內還可以是正確的？回答是：到處都正確，又到處都不正確。

這里的關鍵在于，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向我們提供的任何可靠的東西，都只不過是一些“模型”，是在這些模型內部存在的必然的條件聯系。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用這些模型告訴我們，在哪一套假設的前提（“條件”）下，會出現什么樣的經濟后果，這些經濟后果都是人的經濟行為的產物。條件與經濟后果之間的聯系有著邏輯上的必然性，這種邏輯必然性產生于從假設條件出發所作的演繹推理。

自經濟學這門學科在西方產生以來，經濟學家們就對這門學科的性質和研究方法進行了無盡無休的討論。這種討論伴隨著經濟理論本身的研究進程，導致了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越來越走上依據給定前提進行演繹推理的道路。20世紀30年代的一些經濟學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羅賓斯等人，恰當地總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性質，強調經濟學的重要原理都是從假設中演繹出來的。只不過這一代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者還充滿了自信，堅持說作為演繹前提的那些假設都是不可質疑的公理，它們來自于人們內心的自省。根據這種康德先驗論式的觀點，米塞斯甚至稱經濟學的理論原理為“先驗的理論”或“先驗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羅賓斯那一代人所討論的“經濟理論原理”，其實就是當代的主流微觀經濟理論。

對于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在方法論上的演變和發展，國內學者如胡樂明等人近年來也曾作過系統的論述（程恩富、胡樂明，2002，中篇）。

當代的主流微觀經濟理論家已經沒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們雖然將從前提中進行演繹推理的分析方法發揮到極致，使其更加嚴格和系統化，卻不再堅持演繹的前提是內省而來的不證自明的公理。當代的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性質更象米塞斯的同時代人、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歐肯所定義的“理論”：它包含著對可能的條件狀況之間的必然聯系的一般適用的陳述。在歐肯看來，理論就象力學上的自由落體定律那樣，必須是必然的、假設性的；所謂假設性，是指理論只包括假言判斷，具有“如果……，那么……”的陳述形式：“如果某物體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為V = g·t”（Eucken，1954，S. 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這種性質，我們就可以斷定它在哪里正確，在哪里不正確：在實際情況正好合乎假定的條件的地方，相應的經濟理論必定是正確的；在實際情況不合乎假定條件的地方，從這種前提條件推導出來的理論常常是不“正確”的——更嚴格地說，是不適用的、沒有現實意義的。

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致命弱點，主要還不在于它的理論結論受預設的假設條件（演繹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這些演繹前提往往是極其脫離現實實際的。用前邊歐肯所說的自由落體定律為例：只有當一個物體真是在“自由降落”時，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 = g·t。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物體完全自由下降的情況是很難見到的——空氣的阻力就會降低物體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體是在水中下降，則自由落體定律對說明它的降落速度幾乎就沒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觀經濟理論所預設的假定條件，比自由落體定律的假設前提離現實要遠得多。

當今的主流微觀經濟理論一直有一個非常統一的研究范式，這就是分析個體最優化決策下的供求均衡。為了在其分析中貫徹這一研究范式，它必須在對每一個理論原理的論證中、在每一個“模型”中都假設完全的理性、給定的企業可使用技術、給定的個人偏好，甚至假定每個人都知道并愿意實施那唯一的均衡行為。在至今為止最受偏愛的理論模型中，還附加了諸如完全信息、未來確定、不同企業有完全相同的技術和潛能等假設。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描述的其實是在這樣一組給定的抽象條件下的理想狀態，這是它的一切弱點的主要來源。

認真的觀察和思考會告訴我們，上述那些假設條件幾乎處處都不合乎實際情況，這就使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到處都喪失解釋力。正是由于意識到了這些不合實際的假設妨礙了自己的解釋能力，主流的微觀經濟學家們近年來自己在作出種種努力以放棄某些脫離實際的假設。這就出現了有關不完全信息和不確定條件下的理性經濟行為的研究。甚至對完全理性這樣的假設前提，也出現了修改它的努力。這就導致了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這種研究最近還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盡管如此，微觀經濟學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們前邊所說的那一套不合乎實際的假設中，它的理論原理幾乎全都是根據這一套假設前提推導出來的。

多年以來，筆者都是主流微觀經濟學的一個誠實的研究者。我承認主流的微觀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承認主流微觀經濟學對真理的要求權，只不過我總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設的那些條件的范圍內，也就是在一個脫離實際的幻想的范圍內，是確鑿無誤的真理；而在現實世界中，濫用它的理論原理往往會導致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的大蕭條和90年代東歐國家的貧困化那樣的經濟災難。

脫離實際的假設前提

既然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實際的，從這樣的前提推導出來的理論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確地解釋實際的經濟生活。我在研究許多實際經濟問題時都碰到了這樣的問題：為了恰當地說明實際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現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與主流微觀經濟學不同的假定前提條件，這些前提條件更合乎實際，而根據它們得出的結論卻與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原理相沖突。根據這樣的分析，我們會看到一個與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所描繪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這樣作，不是為了出語驚人，而是這樣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個更接近實際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擁護者卻對他們的不合乎實際的理論分析前提泰然處之。在他們看來，分析前提的脫離實際并不是一種理論的重大缺點。早在20世紀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論文中以一種工具主義的說法來為不合乎現實的假設前提辯護。在他看來，經濟學的假設從來就不現實，理論的有效性與假設的現實性無關；理論的有效性應由其對所解釋的現象的預測能力來判斷。

  我們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贏得了聲譽的有關菲利普斯曲線的爭論來解釋弗里德曼的論點：在弗里德曼看來，一個理論是否有效，取決于它能否根據現在的信息正確地預測菲利普斯曲線未來的行為（諸如在多高的名義工資增長率下會出現多高的失業率），而不取決于它的假設是否合乎現實的實際。按照這種說法，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假設前提不合乎實際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產生了為主流微觀經濟理論辯護的種種說法。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關于個體的最優化行為的。為了在給定的環境下實現這種最優化，需要進行復雜而困難的計算。現實當中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