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經濟學學派林立，大師輩出；對西方經濟學流派與思潮，要胸懷客觀心，克服自卑心，常備必勝心；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學可以參照它們給我們的戰略思想性、策略性和技術性啟示，總結東西方實踐和理論經驗，開創出融合東西方、兼具中國特色和全球意義的中國經濟學派——“大綜合”經濟學，從而為世界文明做出貢獻。這也是中國經濟學唯一通往理想的道路。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流派與思潮 態度 啟示 “大綜合”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學兩種學說分支，其相互影響、相互斗爭、相互滲透的歷史，是共同沐浴于日月光華之下、共同植根于地球土壤之上的兩種植物、兩大片森林之間互相爭奪生存空間、展示活力魅力的競爭史。它們共同沐浴的日月光華，乃是人類共有的理性和理想，為普遍性；它們分別植根的土壤，乃是不同的經濟社會資源，為特殊性；兩種不同學說的生存空間和展示的不同活力魅力，乃是存在于它們載入史冊的種種流派與思潮，以及奉行者各自的經濟社會實踐和現實之中。在歷史的流轉中，在各自的發展中，在對方給自己的沖擊中，因為源于普遍性，立足特殊性，因而可以不斷借鑒對方，補充自己，完善和發展自己。

作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學，應該擁有寬廣的海納百川、慎終追遠、有容乃大的胸懷，始能洞察西方經濟學流派與思潮給我們的戰略思想性、策略性和技術性啟示，研究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的啟示的目的，是要在普遍性基礎上完成特殊性，完成對東西方實踐和理論的“大綜合”，最終以“中國經濟學派”——“大綜合”經濟學獨特的實踐和理論魅力，贏得全世界。

一、西方經濟學流派與思潮變遷

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學派很多，從重商主義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從庸俗經濟學到約翰·穆勒的綜合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到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到凱恩斯革命，最后到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等。從理論的發展演變過程來看，其主要理論派別及主要觀點有：

1.古典經濟學派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它把研究領域從重商主義的流通領域擴展到生產領域，初步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它運用抽象分析的研究方法，把研究對象局限于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

2.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適應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需要，通過研究生產要素在生產和分配中的作用，達到提高生產效率的目的。它運用一般平衡理論、供求平衡理論、邊際效用遞減理論和帕累托最適度理論，解決了古典經濟學沒有解決的價值的來源和分配問題、價值和價格問題。它運用邊際分析方法，把研究對象局限在以物為主的生產要素上。

3.制度經濟學適應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資產階級的需要，以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批評、批判和改良為內容，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進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批評，突出了技術在社會制度演進中的決定作用。它運用演進的整體分析方法，把研究對象從物擴展到由人構成的制度上。

4.凱恩斯經濟學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壟斷和過度競爭造成的經濟危機，主張通過加強宏觀控制和國家干預經濟生活，來創造有效需求，形成規范有序的市場秩序，保持經濟增長。它運用整體分析方法，把研究對象集中到以國家、政府為主的制度實體上。

5.公共選擇理論是為了解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經濟停滯、效率低下、政府失靈問題，把政治和經濟分析結合起來，為經濟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它試圖以政府集體決策、民眾公共選擇的辦法來解決政府的政治活動失敗和財政預算赤字問題。其理論和方法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它運用效用分析方法，但研究對象仍然以國家和政府的制度實體為主;與凱恩斯主義不同的是，它把研究領域從單純的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之中去。

6.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一樣，也是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需要而產生的。它運用交易費用理論分析企業的邊界，解決企業所有權的委托、代理以及有效控制問題，并把這種分析延伸到企業以外的其他社會機構，通過分析人的行為動機，滿足人們的現實需要，解決人的行為激勵問題。它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方法，把研究對象從有形制度進一步擴展到無形制度，把研究重點從重視實體制度轉移到重視人的因素，主要研究人、制度、經濟活動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新制度經濟學更多地向現代管理學滲透，是多學派多學科的綜合。

對西方經濟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進行分析，就可以看出，每一個學派、每一種理論的產生都是適應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是體現當時先進階級利益的產物；其研究的范圍、研究的對象、研究的方法都在不斷延伸；但是限于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每一個學派的每一種理論既有其進步性，也有其局限性。

二、借鑒西方經濟學應有的思想準備

正確的思想導向正確的結果。洞察西方經濟學流派與思潮給我們的啟示，博采眾長地建設中國經濟學，除了上述的辯證分析以外，還要把握應有的思想準備。

1.要胸懷客觀心。要澄清和明確一個常識。這是一個易于被紛繁復雜的理論和現實所遮蔽的常識，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理論也許是腐朽的、垂死的，但西方國家的人民，卻和中國人民一樣，是富有活力和生機的。否則就不能理解：難道上天對東方人民給予了特別的眷顧？明確這點，才能不帶偏見，相信西方人中的杰出分子正像馬克思一樣，也擁有造福人類的人生理想，亦能造就屬于全人類的高深學問，從而確信西方經濟學對我們具有借鑒意義，他們的學說亦為他山之石，可攻中國及世界之玉。

2.要克服自卑心。要自信，不要因為自己的國家走過彎路，并且現狀不太理想，而懷疑自己一直以來就是誤入迷途。若把現實的中國與外國的差距看成歷史的遺留，深入改革使差距縮小的趨勢彰顯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這個預言對中國的福音和善舉性質正一步步呈現。我們要相信先人選擇的智慧，就像相信今人的智慧，相信東方農耕民族也可以在這個星球上，借鑒西方，與西方游牧民族、海洋民族一道，開創屬于自己的獨特或一致的幸福，開創出中國特色和具有全球意義的“大綜合”經濟學。

3.要有必勝心。大可不必眈眈于西方的“和平演變”，因為事實也許是西方本身被和平演變至社會主義，而改革正使中國演變成愈見其強的社會主義，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目前的世界形勢，大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瑞典民主社會主義、美國式社會主義三足鼎立之勢。如羅素所言：“多姿多彩就是幸福”，也許這就是一個具備幸福框架的社會。只要我們在公平和效率間維持適度的微妙平衡，實現“帕累托最優”，使富者和相對貧者共榮、共容，引導利己建立于利他之上，認識到公有和私有可以辯證轉化，使中國經濟學的社會主義理念和西方經濟學的資本主義理念最終融合于社會主義的愿望完全可能成為現實。至于社會主義和中西方經濟學是否會統一于一種模式，歷史將給出它的答案，而作為中國人，應該早有預料，那就是：只要是有利于人民幸福，有利于整個社會繁榮、平等、福利極大化，則所有的謎底都可以接受，并且它正是正直善良的人們包括杰出的中國人和馬克思等杰出西方人一致的期待。而中國人揭示的“大綜合”經濟學謎底，會是對世界獨特的貢獻。

三、西方經濟學給我們的戰略思想性啟示

我們研究的第一點是：西方經濟學沐浴的普遍性的日月光華，即思想淵源是什么？如果是屬于全人類戰略思想的光華，它們在中國先賢后哲那里、在馬克思那里，應該有共同的表述。若此，它們可以是、也應該是“大綜合”的中國經濟學派的戰略思想淵源之一。 西方經濟學的思想淵源，若不帶偏見地究其根本，是與馬克思及中國先賢乃至中國共產黨的社會理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都是為了人類繁榮、平等與幸福。比如十八世紀西方經濟學之父斯密撰寫《國富論》的哲學觀是“最多數的人的幸福才是最大的幸福”①，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國人邊沁的思想“人具有追求幸福和避免不幸的天性”，深刻影響了西方經濟學。“大多數偉大的經濟學家之所以成為經濟學家，是因為他們旨在改善現代世界。”“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總的說來，偉大的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的不平等是持批判態度的。”②人的整個歷史，是一個為人類謀福利（繁榮、平等是福利的內容）的歷史，經濟學是為人類謀福利的學科。為人類謀福利、謀幸福應屬于人類共同的理想，是人作為類的相通的理性。這一點西方經濟學的理想與中國先哲和后賢的大同理想、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對現代社會所獻上的最具建設性的禮物——向人們描述了一幅沒有貧窮和痛苦的美麗的社會圖畫”（引自所羅門.B.弗里霍夫對馬克思的非常感性的評價），以及源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建設未來美好社會的初衷一樣，其作為人類理想是共同和相通的。盡管通往理想的道路，東西方各自堅持特殊性，各呈光彩，但正因為思想淵源的普遍性，所以又在各自的發展中、在對方給自己的沖擊中，有了不斷借鑒對方、補充自己、完善和發展自己的可能。這種思想淵源的普遍性，同時預示著東西方經濟學“大綜合”的可能，標示著東西方經濟學“大綜合”的大前景、大方向。 四、西方經濟學給我們的策略性啟示

對西方經濟學流派與思潮的總體研究給我們的策略性啟示有二：

1.不論東西方，“摸著石頭過河”都是英明而明智的策略。

從西方經濟學流派與思潮生成的歷史背景可以看出：對西方國家本身的經濟發展方向，對經濟病癥的診斷和療法，西方經濟學家有時本身也是十分沒有把握，并不比中國人面對經濟問題時好到哪里去。從西方歷次的經濟波動，到面對馬克思主義思潮時曾經的驚慌失措、談虎色變，到包括美國在內時不時也會面臨類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危機、七十年代的“滯脹”以及最近波及全球的次級債這樣的種種大風波、大矛盾。畢竟經濟社會運行軌跡絕不會是一成不變的，從大的歷史視角看，任何社會、任何國家都是走在不曾走過的路上。前路茫茫，迷障重重，對于任何國家及國家的精英、民眾來說是一致的。正是實踐的不確定性造就了西方經濟學的各種流派與思潮，每一次危機和矛盾的產生都是一種經濟學的終結，危機和矛盾的解決、經濟的興盛總是伴隨著另一種或幾種經濟學的創新和形成。

反觀諸己，中國也是走在一條未曾走過的路，假如西人能在眾多矛盾之上自信前行，中國人便沒有理由不自信。假如傳統的中國經濟學伴隨著中國經濟曾經經歷危機，隨著中國經濟的興盛，中國經濟學也必可實現創新，并用于指導中國經濟。

2.西方一個半世紀內影響重大的三次經濟學的“折衷綜合”歷史，告訴我們對經濟的“綜合”可以推動經濟理論發展的進程。

西方經濟學流派變遷的過程還表明，流派的“綜合”推動了經濟理論發展的進程。可以看到，西方經濟理論在最近一個半世紀內出版了影響重大的三次“折衷綜合”的名著，第一次是約翰·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應用》。該書在作者生前重版7次，成為19世紀后半葉英語世界中的必讀經濟學教科書。第二次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從1890年出版到20年代末期(1920年出第八版)，在西方經濟學界一直占據支配地位。第三次是薩繆爾森(后與諾德豪斯合作)1948年問世的空前暢銷的《經濟學》，至1998年，該書已出版第16版。③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人要自信綜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條獨特的經濟道路，融合東西方實踐，能創造出屬于自己的特殊的綜合的經濟學。

結合本文第三部分西方經濟學給我們的戰略思想性啟示，則可以看出，優秀的東西方經濟學人普遍的自信，是建立在相同的建設國家人民福利的目標之上。福利，猶如心香一瓣，香燈一盞，將作為普遍性和必然性一直指示著東西方人民和人民的代表在實踐和理論上摸索前行，并作為經濟學的底蘊，實現未來的“大綜合”。

五、西方經濟學給我們的技術性啟示

正如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的瑞典經濟學派及福利經濟學、制度學派與混合市場經濟理論、二戰后歐洲國家經濟國有化發展潮流等，不能說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影響，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觀點、政策主張和發達國家的經驗，也深刻影響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理論和實踐改進并被有意識地借鑒。

西方經濟學給我們的技術性啟示，不一而足。舉其大者，有如下幾項：

1.古典經濟學的市場自由理念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啟示良多。

斯密作為西方經濟學之父，其“看不見的手”的神奇理論二百年來深刻影響了西方世界，其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對經濟政策也影響深遠，或者說，中國的實踐與其思想不謀而合。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創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開端，十四大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開始形成，十四屆三中全會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基本形成，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市場競爭機制、建立微觀市場基礎——國有現代企業制度及法人治理結構和私營企業的興起等，市場因素被一步步引進到經濟體中，沖破僵化，極大激發了經濟的動力和活力。因為安居樂業是人民福利的具體體現，而市場自由競爭促進了經濟發展、私人投資則促進了就業，兩者都有利于人民的安居樂業，所以，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斯密所彪炳的市場，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目前，東西方經濟已兼具混合經濟的特征，只是在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的主導性上的差異彰顯兩種社會形態的差異，而這正是未來“大綜合”經濟學要研究解決的首要問題。

2.西方福利經濟學啟示中國經濟學進一步重視民生。

西方經濟學的一個理論結晶——“福利經濟學”明確認為：實現社會福利最優的途徑不外兩個：做大蛋糕，即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蛋糕一定大小時，分配公平。指出最有經濟效益的狀態，是“帕累托最優狀態”：“從社會產品的分配來看，如果產品的分配已經達到這樣一種狀態，即任何一種分配的變化都會至少降低一個人的滿足程度，那么這種狀態就是產品分配的帕累托最優狀態或最有效率的狀態。從社會生產要素或生產資源的配置來看，如果已經達到這樣一種狀態，即任何一種配置的改變，都會至少降低一個企業或一種產品的產量，那么這種生產要素或生產資源的配置就是帕累托最優狀態或最有效率的狀態。”④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沖擊資本主義一百多年的結果，是由追求所謂的自由、民主、議會、憲法、民營經濟等等，變成追求公平的“帕累托改進”，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由《微觀經濟學》的最后一章：“福利經濟學”表述），資本主義《微觀經濟學》竟然發展到和社會主義的思維如出一轍；同時實踐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歐洲，競相化解馬克思意欲由勞動者開始、并以極端化的暴力方式解決的勞資矛盾，與馬克思的思維路徑不同的是，他們選擇從資本家開始化解，并使資本主義世界福利化、社會主義化了⑤。這反過來又深刻影響了奉行馬克思主義、而在效率和公平上都還不夠理想的中國經濟，先是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發展是硬道理，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增加社會財富。但快速發展后，貧富分化較嚴重，顯然非“帕累托最優狀態”，于是及時提出“兼顧效率公平”，致力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到十七大則提出“學有所教、勞有所得、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病有所醫”等，都意在接近“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福利最大化。可以說，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世界共同趨向平等基礎上的繁榮，標示著世界共同趨向福利化和社會主義化，標示著“大綜合”經濟學誕生的實踐母體的趨于成熟。

3.公共選擇理論啟示中國經濟學重新定位政府的功能和設置。

公共選擇理論等對于撇清政府和企業、個人的關系，重新定位政府的功能和設置，促進政企分開，各自明確功能等，也有建設性啟示。它使人們逐漸認識到政府不過是公意的代表，當私人、企業自行執行公意時，私人、企業已越過政府機構執行了所謂政府的功能（如促進就業，慈善事業），“看不見的私人市場之手”和“看得見的政府公意之手”兩者并非水火不容。同時預示著東西方共同面臨政府和企業、個人的關系問題，這也是未來“大綜合”經濟學共同的研究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