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勞動價值論；價值尺度；資本；時間；技術

論文摘要：我們從勞動、自然、資本生產三要素之間通約的角度，沿著經濟思想史的脈絡，將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進行比較，分析兩大經濟學范式之間的區別與聯系。排除自然對價值體系的影響，集中分析了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我們認為不同程度的復雜勞動是勞動的一般形態，復雜勞動之間的通約系數應該考慮它在再生產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產周期生產的產量來進行近似折算。人力資本和復雜勞動之間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們都含有時間和技術的因素。衡量價值的量綱應是時間與技術的復合單位。在技術變化的條件下，不能單純用勞動時間計量價值。

一、自然之物與勞動、資本的通約——尋找不變的價值尺度

分工和交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起點，是經濟學最基礎的分析層面。馬克思經濟學和以正統自居的新古典經濟學都是從這里著手開始經濟理論體系的搭建。兩者都遇到了同樣的技術性間題:為使交換成為現實，必須構造出相互交換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體系。除去兩者所被賦予的不同意識形態，其實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對同一問題的回答。其根本的區別在于，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決定財富的生產要素是土地、勞動、資本的三位一體;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資本從邏輯上講只能是自然和勞動的產物，所以在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勞動才是有關財富形成的終極要素。

認為價值是由土地和勞動共同創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慮價值量的決定時企圖把土地和勞動通約，他用土地的面積、自然年生產力和勞動者的谷物工資及勞動時間來進行勞動和土地之間的換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農學派的影響，沒有解釋作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與勞動之間的通約。為克服這一間題，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產出來的，即A商品的價格由生產A的勞動以及為生產A所耗用的B，C，D……Z商品來決定，這樣就得到一個方程;同理B商品的價格又由生產B的勞動以及為生產B所耗用的A，C，D……Z商品來決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從而構成一個龐大的物質生產的投人一產出方程組。加上勞動變量，消去一元，求解該方程，就得到了一種相對價格體系，川也就是李嘉圖苦苦追求的“不變的價值尺度”。這個理論完美地實現了勞動與物質的通約。斯拉法通過“標準生產體系”，用數學證明了利潤與工資分割經濟剩余的比例不會對價格體系產生影響。也就是說，通約后的價格體系可以換算成以勞動時間計量的單位，并且不再受資本構成的干擾。這就提高了勞動價值理論的純潔度，解決了李嘉圖面臨的難題。但是斯拉法的生產體系是線性的，意味著這種價格體系只是在固定不變的技術條件下才能夠成立。在一個動態的技術可以變化的社會里，價值尺度將會受到影響。

斯密面對這一難題，干脆拋棄了自然之物。而馬克思非常重視自然之物與價值之間的關系。他批駁了財富是由人類勞動唯一生產出來的觀點，認為自然之物構成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馬克思通過定義明確區分了財富與價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價格對勞動形成的價值量的影響。但是這樣就產生了一些問題，財富歸根到底都可以分解為自然與勞動，而不可能分解為單一的勞動。那么這個“終極之物”是如何定價的呢?

人類社會之初，假設自然資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陽光與空氣，必定沒有價值和價格，因為它們不是交換的對象。一旦出現了稀缺，就會有先占權或暴力創制的種種產權。馬克思寫道:“只有一個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隸屬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這些產權的取得，顯然是來自于先于生產和交換的非生產的制度因素，它賦予自然資源以壟斷價格，使“不具價格的東西也獲得了價格”。簡化掉開采成本的影響，它是權力對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決定是權力斗爭的結果，即維持資源產權的資本化費用參與剩余價值分配從而獲得地租的過程。所以諾思稱贊馬克思所強調的所有權在經濟組織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貢獻。

自然資源的資本定價理論是由當代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索羅較早提出的。他試圖深究三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他把資源視為資本，扣除開采成本和供求的影響后，當預期的資源市場價格上漲幅度高于利率時，業主就傾向于較早開采，反之亦然。這樣根據利潤最大化的假設所達到的均衡，按照現實的開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現存資源的價值，完成自然資源與資本的通約。然而資源存量的勘察開采和轉換替代取決于不確定的技術條件。一般來說，資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將直接影響價格體系和對未來價格的預期，使得情況更加錯綜復雜。

用現金流資本化的方法把資源與資本通約存在同樣的問題，不僅要假設利率不變，還必須假定現金流是永續和穩定的。自然資源所帶來的壟斷利潤和租金在長期中不可能保持穩定。不確定的技術和自然資源存量的變化將對現金流產生直接的影響。

兩大經濟學范式都試圖把自然之物通約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為了服務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經濟學把一切能夠帶來穩定的現金流的東西統統資本化，是為了論證給這種現金流帶來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馬克思要揭示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斷增殖的社會過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須把規模報酬遞增內生化。報酬遞增的規律只有在價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質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約，不可能產生報酬遞增，所以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價值對價值的影響。無論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約掉，可以使我們集中討論勞動和資本這個更為核心的問題。

二、不同勞動之間的通約—實踐尺度與理論尺度的背離

勞動價值論必須解決不同種類的具體勞動之間的計量及可加性的通約問題。馬克思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同質的抽象勞動，但對不同的具體勞動之間的換算通約卻沒有過多涉及。

馬克思排除了勞動者的察賦差異，認為人類抽象的勞動是同質的。斯密也是這樣。他認為:“人們天賦資質的差異實際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大。人們到了壯年，分別選擇不同的職業，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資，但在多數場合，天資的差異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然而在現實中，“由于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復雜，有的比較低級，有的比較高級，因此他們的器官，即各個勞動力需要極不同的教育程度，從而具有不同的價值。因此工廠手工業發展了勞動力的等級制度。與此相適應的是工資制度”。

馬克思用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換算來說明不同等級的具體勞動之間的通約，“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至于這種換算所必須的自乘系數又是什么決定的，馬克思認為，“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但是馬克思沒有詳細論證這種“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從而留下了廣闊的探討空間。

龐巴維克對此進行質疑:“依照什么比例復雜勞動產品的價值可以轉化為簡單勞動，這是不確定的，不可能預先根據復雜勞動所固有的任何性質加以確定。它只是實際交換關系所決定的實際結果。”這個批評可以說是切中要害。要把現實中不斷生成變化的“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在理論上用簡單倍乘系數固定地表達出來，無疑是極其困難的。對此，希法亭辯護說，龐巴維克把揭示價值規律的“固有性質”的“理論尺度”同作為“實際結果”的“實踐尺度”混同起來了。在希法亭看來，理論尺度似乎沒有必要和實踐尺度相吻合。希法亭為馬克思的辯護，如同麥克庫洛赫為李嘉圖的辯護，并沒有為勞動價值理論增添有分量的理論價值。這種價值尺度的兩分法實際上等于承認了兩種尺度之間的背離。要想取得理論上的進步，我們必須找到新的理論尺度，使之與實踐尺度相符合。

對于不同勞動之間的通約，新古典經濟學用供求理論來解釋，認為勞動力等級和工資體系，都是在勞動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均衡的結果。但是結構上的均衡無法解釋總體上的非均衡—失業。雖然凱恩斯極力反對勞動價值論，他卻站在西方經濟學立場上第一個從總量的角度上思考勞動就業量的決定的問題，用失業的現實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力的供求理論，從而與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凱恩斯寫道:“所以在討論就業理論時，我只想用兩種數量即幣值量及就業量。前者是絕對齊次性，后者可變為齊次性。因為只要各種勞工以及助理員之間之相對報酬相當穩定，則為計算就業量起見，我們可以取一小時普通勞工就業為單位，而一小時特種勞工之就業，則依其報酬之大小加權。在凱恩斯看來，構成總量的不同勞動之間是可以通約的，這個通約有兩層含義: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勞工”的勞動時間來作為勞動就業的基本計量單位;二是利用市場上形成的報酬體系作為加權來換算不同種類的勞動。以“新劍橋左派”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發展了凱恩斯的第一層含義，認為“工資率決定物價水平”，市場上的討價還價只是使得工資率圍繞一個基準上下波動，而工資率的決定力量只能在“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中尋找，從而把目光轉向習俗、歷史、法律等長期社會因素，以及勞資雙方階級力量的對比。他們不自覺地涉及了價值的“絕對尺度”，猛烈抨擊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雖然他們并不贊成勞動價值論，但是沿著這些觀點可以找到兩大經濟學范式之間關于價值理論的融通的線索。

而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囿于市場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層含義上，就連以研究勞動價值論著稱的米克也寫道:“(各種不同的勞動)在理論上必須換算，在實際上換算不是根據準確的尺度，而是根據在市場上的討價還價。米克認識到了不同勞動之間通約的理論困難，卻又試圖用理論和實踐兩種尺度進行調和。這個做法不過是對希法亭的回應。

三、勞動與資本的通約—價值尺度的兩維刻度

資本與勞動是兩大經濟學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奧復雜。資本在不同語義里歧義頗多，沒有統一的解釋。本文認為，資本定義要滿足下列條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體物質的內容，我們已討論過對“終極之物”的通約問題。第二，包含有時間因素，否則就無法解釋利息的時間性質。第三，包含有生產力的技術性因素。這是資本的傳統語義里的基本內容。

最傳統的觀點就是認為資本是實物資本，是機器設備、原材料、生產工具或是過去積累的物化的勞動。這顯然不滿足上述條件一。認為資本是生產條件和環境的總和等觀點，雖側重歷史的演化，但是內涵過于寬泛，無法做時間上的分析，不能說明利息的產生，不滿足條件二。西尼耳的“節欲論”是純心理的概念，節欲一年與一個月顯然是不一樣的，它包含了時間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質因素。但是單純的“節欲”什么也創造不出來，儲蓄不能夠自動地轉化為投資。所以，他的觀點不滿足條件三。龐巴維克的“遷回生產”是最接近滿意程度的資本概念。他的遷回生產過程又是和時差利息論密切相關，遷回生產在經歷一個較長的時間后能夠帶來更大的生產力，所以滿足上述三個條件。按照他的定義，資本是一種遷回的生產手段，所有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可以按照等級排序，處于遷回生產頂端的是高級資本。 雖然龐巴維克極力反對勞動價值理論，但是“遷回生產”與馬克思的資本定義也有相通的地方。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處于運動過程中的價值，從自身出發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資本在形式上表現為可變與不變資本，其實質功能卻是通過不斷的再生產的循環來實現自身不斷增殖的終極目的。馬克思和龐巴維克都繼承了歐陸哲學的思維傳統，在資本定義中徹底排除了實物概念，重視時間和技術的因素，強調再生產循環的社會過程，認為資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來的不確定的更大產量或價值，而不是對已知的過去的盤點。

于是，遷回生產和復雜勞動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勞動過程不是簡單的物質能量的轉換，最鱉腳的建筑師也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人類使用實物資本的生產過程是有意識的能動的復雜勞動，也是遷回生產的開始。復雜勞動與經驗、技能、知識、資本等因素密切相關。掌握的知識越多，操縱的資本越高級，勞動的復雜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對此有所認識，他把“社會上一切人民學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與實物等同的資本;而舒而茨發展的人力資本理論更加貼近了復雜勞動的概念。它們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訓”和經驗積累;其目的都是為了遞增的報酬或增殖的剩余價值。

隨著時間推移和社會進步，生產過程越來越“遷回”，社會的人力資本存量越來越大，“整體工人”的勞動程度也越來越趨于復雜，社會生產力也越來越大。馬克思認為在勞動中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緊密結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為他的活動器官……延長了他的自然的肢體”。這種延長了的肢體，或者說，由人類所掌握的經驗、技能和知識外在地轉化的能夠操縱的實物資本，就成為社會平均的復雜勞動程度的標志。不僅如此，個別勞動越是復雜，所能夠操縱的實物資本也越高級。這里的操縱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復雜程度較高的勞動處于遷回生產過程中的較高地位，掌控著所有下游的低級實物資本，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它在再生產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產出更多的產量和使用價值，另一方面還擔負著進一步技術創新的任務，使得遷回生產的鏈條繼續延伸。因此，復雜勞動通約為簡單勞動，應該按照它們在遷回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進行系數折算。

至于系數折算的具體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淺的嘗試。如果按照復雜勞動所掌控的實物資本量進行折算，存在著上文討論過的實物資本的加總悖論，使得這個方法并不可行。我們可以嘗試按照復雜勞動在下一個生產周期所帶來的產量和使用價值進行折算。產量和使用價值可以用貨幣量加總，同時在技術上也可以預期。通過技術上的統計，就能為實際折算提供現實資料。當然這只是近似地換算，是價值決定因素中的實踐尺度。這并不意味著使用價值量決定價值量，歸根到底，這個系數是在遷回生產的過程中復雜勞動的特性所決定的。誠然，產量和使用價值并不是再生產的唯一目標，理論尺度與實踐尺度仍然有偏離;但是通過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價值實踐尺度，比在市場中形成的尺度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擾，能夠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論尺度。

有人用復雜勞動所耗費的時間和培訓、教育等費用為基數來進行系數折算。這些時間和物質耗費是一種沉沒成本，只能說明過去而不能面向未來。只有通過對復雜勞動在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夠揭示動態的“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因為人類的學習、技術的進步是加速度的變遷過程，復雜勞動的折算不僅僅是簡單的倍乘，而是非線性累積的指數乘積。也只有在擴大再生產的循環中，依據未來的產量和使用價值，才能夠反映這種系數的指數特征。

復雜勞動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在勞動價值論中占據關鍵地位。在遷回的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級的復雜勞動，是勞動的一般形態，反映了資本(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相結合的特性和勞動對資本(生產資料)的利用程度，是勞動與資本通約的橋梁。所以，價值量是對復雜勞動的計量。對于同等程度的復雜勞動，可以用勞動時間計量;對于不同程度的復雜勞動，必須先折算它們的換算系數。從以上論述可知，這個系數必然也包含了技術的因素。所以說，時間與技術是價值尺度的兩維刻度。

四、通約的量綱——一種新的理論尺度

由此可見，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通約矛盾不能依靠單純的時間標準來解決。如果以勞動時間為單位，則人壽期百年，所有人創造的價值就大致等同，這與現實顯然不一致。馬克思認為價值量是由勞動時間決定，并且不受技術變動的影響，但是這樣就不能進行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之間的通約。如果要進行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之間的通約，就要折算它們之間的技術含量，承認技術對價值的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兩難問題，利用綜合時間和技術的復合單位來定義價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頓在自然哲學里對質量的定義表述為每單位加速度的力，價值的量綱應該表述為時間與技術的復合單位。

讓我們再次回顧一下龐巴維克的話:“馬克思從古代的亞里士多德那里發現了一種思想，即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換的場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權的變化為結束。這寧可表明存在某種導致變化的不均等和優勢。當某些復合體彼此密切接觸時，就會產生某種新的化學組合..…事實上，在現代政治經濟學家看來，古代經院學者關于被交換商品中存在某種等同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龐巴維克的原義是批評馬克思邏輯“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換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質。他的意思是說，商品的交換，就像是能量的流轉，總是由“不均等和優勢”肇始，并且終結于這種“不均等和優勢”的消洱。這個說法是有啟發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術和察賦差異，從而具有了李嘉圖式的“相對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不僅可以解釋國際貿易，同樣可以解釋國內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換。價值的流通，正是基于這種相對優勢，從而使得買賣雙方有利可圖。

這樣，價值的復合單位在現實生活中就能夠找到根據。在交換中，出于對相對優勢的衡量和比較，人們一方面需要計算由勞動時間來計量的實際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對相互之間的生產技術條件和機會成本進行估算對比。馬克思寫道:“不同部門的生產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較。我們不能因為生產一盎司金與生產一噸鐵需要同量勞動時間，就說金的生產力低于鐵。可見，時間與技術因素必須綜合地考慮在一起才能在交換中進行相對優勢的比較。當金與鐵交換時，生產鐵的工人會計算在自己現有掌握的技術下生產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同樣生產金的工人也會計算由自己來生產一噸鐵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當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較優勢時，交換就發生了。估算中依據的時間和技術，就產生了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

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會受到各種偶然因素的影響，比如供求的數量、討價還價的勢力等等。但是它的決定性的因素，是能夠保證再生產的順利進行。所以恩格斯說:“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價值首先是用來解決某種物品是否應該生產的問題，即這種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的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之后，才談得上運用價值來進行交換的問題。而生產費用，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顯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勞動時間和技術條件結合考慮，才能判斷出一宗交換“值不值得”，判斷出該商品的價值能否保證它的再生產。

馬克思定義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構造一種標準的社會平均技術條件。對于生產同一種商品的不同生產者來說，這是合理的，而對于資本構成不同的眾多品種商品的生產者來說，就不太現實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斯拉法的“標準生產體系”一樣，排除了技術變動的可能性，不能夠反映動態的社會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也需要綜合考慮時間和技術。

時間不僅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是哲學家思考的對象。伯格森區分了“真正的時間”和“科學的時間”，認為人類生命延綿的真正時間是不可衡量的。至少，這句話啟示了單純用鐘表的勞動時間來衡量價值的困難性和復雜性。過去一小時的勞動與現在一小時的勞動即使在生理上是無差別的，在社會意義上也會有極大的差別。時間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為社會進步和技術發展總是加速度的。如果說價值量是單純由勞動時間決定的，那么這個時間是過去生產該商品的時間還是現在再生產同種商品的時間呢?可見，時間和技術關系的理解是本文的關鍵所在。等量勞動時間創造等量價值，是在不變的技術條件下起作用的規律。當社會呈現整體的技術進步，或者個別勞動中所包含的技術因素起了變化，價值的衡量就要考慮重新計算。

從兩大經濟學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來理解價值理論，不僅解決了復雜勞動的通約問題，而且長期困擾勞動價值論的其他難題也都迎刃而解。同時，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兩大范式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它們各自堅持了價值尺度的時間維度和技術維度，“新的理論尺度”為它們的通融搭建了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