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創新是外在性變化促成了潛在利潤的形成，外部性、規模經濟、風險和交易費用引起收入的潛在增加不能內在化時就會引發新制度的創新。這里以制度經濟為理論基礎，通過分析我國農戶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市場環境與交易成本，提出農業產業化經營是我國農業制度變遷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制度創新;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業制度變遷 Abstract: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s the change in external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potential profits.When externalities， economies of scale，risk and transaction costs can′t internalizedthe potential increase in income ，the innovation of new system occur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agricultural system change by analyzing market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transaction cost of dispersed small-scale farmers based o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Key words: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management;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systems 制度經濟學認為在現有的制度結構下，由外部性、規模經濟、風險和交易費用所引起收入的潛在增加不能內在化時，一種新制度的創新可能獲取這些潛在收入的增加。所以，制度創新是由于外在性的變化促成了“潛在利潤”的形成，但是對于規模經濟的要求，外部性、風險和交易費用等使這些“潛在利潤”無法在現有的制度安排內實現，原有制度安排下的組織或利益群體要克服這些障礙，就會尋找新的制度創新，以帶來潛在的收益或減少成本。這里試圖以制度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分析我國農戶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市場環境與交易成本，提出農業產業化經營是我國農業制度變遷的必然選擇。 一、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業制度改革的必然選擇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搞起了土地“大包干”，由此拉開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序幕?！敖粔驀业?，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一制度變遷的最大功績在于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激勵機制。農村改革發展30年實踐證明，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為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 外部利潤的產生是由于現有的制度安排不能將外部性、規模經濟、不確定性等因素所帶來的收入潛在增加內部化。因此，制度變遷就是“外部利潤”內部化的過程，促進制度變遷的誘因是主體期望獲得最大的潛在利潤。從全國整體上看，今日中國的農業既不是完全的傳統農業，也夠不上完全的現代化農業，而是處于向現代化農業向的邁進之中。農戶的商品量小，搜尋信息的手段落后，信息搜尋的機會成本變得更高，農戶決策的趨同性和分散性造成難以滿足市場均衡供給的需要。作為農村經濟組織的獨立生產經營者，農戶不僅要承擔自然風險、政策風險和技術風險，還要面臨更大的市場風險。由于農產品的流通主要集中于分散的城鄉集市貿易，客觀上造成了市場分割。農民對市場信息的滯后使農產品的短缺和過剩交替出現。在這一特定的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戶的剩余產品少、商品率低、外生交易費用大。因此，農業生產與農產品供給的分散性，決定了農資的壟斷性定價與農產品競爭性定價的差額，只能由處于不利地位的農戶承擔。 眾所周知，農村改革的突破是從調整土地政策入手的，并逐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是作為一項制度創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賦予其出租、抵押、轉讓和繼承的權利。第一，家庭聯產承包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農戶在滿足自家生活的需要、完成國家任務之后，只有少量的剩余產品進入市場交換，資本積累能力較弱;第二，受宏觀制度條件的制約，農戶無法通過兼并擴張實現規模經營，不僅阻礙了農業現代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推廣使用，而且原有的農業生產制度在降低轉化成本的能力上已達到該制度所允許的邊界:由于受土地不可流轉和資金、技術等方面的限制，大量的農村經濟依然是農戶經濟，農業土地規模經濟小，農戶人均耕地日益減少，邊際生產力遞減。由于規模經濟程度非常低，制約了土地集中使用。 經過30年的改革，我國農村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和發展，農村經濟社會實現了歷史性巨變，建立了適應發展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新經濟體制框架。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土地承包權長期化，并賦予其出租、抵押、轉讓和繼承的權利，明確要求在堅持集體土地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確立農民作為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的主體地位，使土地承包權更趨近于成為一項清晰完整的現代產權。我們要深刻認識和把握《決定》的內在實質，堅決貫徹“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基本政策，積極探索農村制度創新，加快農業經營方式轉變，加快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的體制機制，以制度建設和創新推動農村改革發展不斷深化。 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制度潛力在于:第一，實現農業規模效應。通過合理組織、分工協作和專業化的生產，帶來了農業和其共同體內部的規模經濟;通過行業聯合帶來行業規模效益;通過區域集聚帶來區域規模經濟。第二，緩解市場風險。通過產業化經營組織中的“龍頭”或內部市場組織(中介組織)，化解市場風險，引導農戶有序地進入市場。這些組織能夠有效地應付市場的不完全性、信息非對稱性和信息偏差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這種解決方法也叫做“市場機制的內部化”。第三，降低交易費用。農業產業化經營通過生產、加工、銷售的結合，減少了中間環節和利益流失，相應的組織管理費用有所下降，而且農戶從對市場交易變為對公司交易，交易效率提高，節約了交易費用。所以，農業產業化經營不是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否定，而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之上的深化和發展，是通過發揮農業的外部規模經濟優勢，彌補家庭經營內部規模不經濟的缺陷。